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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进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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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的新大西洋经济将鼓励大西洋范围的新政治。从1890年代的第一次萌动，新社会政治作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在1910年代登上舞台，在北大西洋世界的每一个首都都出现了它们的代表。即使远离政策和思想革新的主要中心的美国也被卷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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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组成一代新社会政治力量的人从未拥有共同的名字。他们中的有些人从来没有找到用来称呼自己的一致用语。威廉·贝弗里奇把自己称作“托利民主党”、“工人帝国主义者”、（“非常接近”）社会主义者、自由派。美国城市改革者弗里德里克·豪威自称单一税制派、“自由派”、“改革者”、“激进分子”。在国家的政治文化中，术语的混淆就更加明显。在法国，社会政治的先驱者把自己称为激进分子、社会连带主义者、经济上的干预主义者，或者干脆叫做社会改革（la réforme sociale）支持者。在英国，他们的名字有“新自由派”、“新激进派”、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费边社成员，或“集体主义者”。在德国，十多个竞争的社会政治党派和压力团体围绕一个核心词汇“社会”（sozial）构成。[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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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个词已经非常接近共同的标准或特征：“进步”。作为政治称号，它先出现在英国，诞生于1890年代伦敦激烈的城市政治辩论中，后来才在新世纪的前十年跨越大洋来到美国。到了1910年，在弗里德里克·瑙曼、 路约·布伦坦诺和其他年轻改革派知识分子的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中，“进步”这个词在德国也获得了社会政治的色彩。[79]这对于社会政治支持者的自我定位是最重要的，认为自己不是献身于抽象的原则，而是处于历史进步前沿的独特地位，那里生产和交换的革命性影响体现得最清晰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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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之前的激进分子和改革者也想象自己在历史的前沿工作，但是却没有把经济作为改变的主要因素。自从伟大的18世纪革命后，他们的核心工程一直限制的不是商品化过程，而是君主国家的中央权力。政治权威机制是他们的天才构想：绑住潜在专制君主之手的成文宪法、自我限制的政府、议会自主性、大众特权、扩大了的选举权、更直接的代表性、更广泛的公民豁免权、清晰的人权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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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末叶，这些工程仍然是党派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框架。1870年在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帝国仓促地和普鲁士军事较量失败后垮台，刚刚开始第三次共和国的尝试，局面仍然非常不稳定。现代德国，就是由把拿破仑三世赶下台的普鲁士军队打造的，在1871年刚刚出炉，正在忙于制订宪法和国家建设。在1890年的英国，威廉·格莱斯顿做首相的第二年，自由政治的议程已经稳定推进了四分之一世纪：政治民主化、自由贸易、爱尔兰权利、宗教异议者的自由等。1870年的美国，激进分子和改革者仍然处于内战和分裂的余悸中，国家的政治重建和如何为前奴隶提供自由的议题让任何别的政治考虑相形见绌。[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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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对这些问题不是冷漠无情的。在议会多数控制原则还没有确立的国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瑞典），或选举权受特别严格的财产标准限制的地方（如德国的某些邦和市），或地主贵族仍然对平民多数拥有正式否决权的地方（如英格兰，直到劳合·乔治为解决1909—1911年预算危机强迫上院屈服之前），很少能够清理区分新老改革政治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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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新社会政治的塑造者是维持旧的民主激进主义还是（更常见的情况）从中选择性借用部分内容，通过反思或者修改来搁置其他内容，他们共同的观念是，围绕国家权力重新分配的政治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因为曾经是法庭、国王、地主贵族之特权的权威已经转移到了资本所有者和工业家手中，因为权力和痛苦的根源主要已变成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从前激进的法律—政治大拆除工程在反思社会和国家宗旨的需要面前逐渐消退。这就是威尔斯1906年在美国写的文章的意思，当时他坚持认为：在波士顿规划的野心勃勃的大城市公园体系中或者在尼亚加拉瀑布刚开始为安大略省供电的发电机中，可以发现比首都华盛顿特区更多的政治诺言。在首都，“联邦政府被困于孤岛之上，各种关系纠缠成死结，受保障措施约束，完全搁浅了，根本动弹不得”。这就是各地进步人士说光是取消权力并不能解决问题时所表达的意思。政治的核心从宪政体制转向行政管理，从贵族特权的后果转向日常生活的背景。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早在1883年就指出“未来的政治是社会政治”。[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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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个人和集体持续不断的努力，社会政治的很多工作一点一点地完成了。煤矿和工厂工作条件上的公共限制，连同负责监督实施的拿工资的公共检察员（现代社会政治的重要发明之一），在英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英国财产所有者在出租和建造供人居住的房屋时自由权利有所限制，这是1840年公共卫生政治的杰作。俾斯麦体制赖以存在的地方性德国救济会（Kassen）在帝国成立前很早就有了；鼓励成立互助会（société mutuel）是拿破仑三世喜爱的工程。总而言之，进步政治的许多主要机构早就有了。但是直到这个世纪末，18世纪大革命确定的大政党和组建联盟的政治议题才开始转向新的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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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政治联盟的第一次主要分裂出于机会主义，是和理论无关的应付危机和抓住机会的努力。强烈反对国家干涉私人工资合同的俾斯麦小心翼翼地退入他1880年的社会保险项目——为了解除非法的社会主义者的武装，重新塑造德国工人阶级对国家和皇帝的忠诚，把工厂主人的经济“家庭”神圣性放到一边。格莱斯顿1881年的爱尔兰土地改革法案是类似的特例，它废除合同，把公平地租问题转交到特别的国家委员会，许诺国家资助从地主手中购买土地。这是临时破坏自由原则的行为，目的是安抚爱尔兰佃农沸腾的愤怒，最终把棘手的爱尔兰问题从政治上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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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890年，在北大西洋经济体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更广泛的、更持久的政治重新结盟的迹象，甚至在它的边远据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可以看到。那个十年的进步运动——威廉二世与“社会君主”概念的调情、法国社会激进主义的出现、新西兰自由主义者和劳工的同盟、英国和美国的都市进步同盟，最初的来源明显不同。在德国，1890年代早期的“新道路”是君主野心的成果。年轻的德国新皇帝要切断和年迈的俾斯麦的关系（后者此时已不再愿意进行下一步的社会政治实验），自上而下开始社会政治的道路：把大批改革派国家管理者吸收进普鲁士政府，要求德国国会讨论工业安全和管理的立法议程，鼓励在现有新教教会内组织社会福音运动，亲自干预1889年鲁尔区煤矿工人的罢工事件，组织第一次欧洲范围的政府间国际会议讨论统一的劳工标准。相反，在法国，1890年代的社会政治产生于中产阶级和共和派思想的先驱。莱昂·布尔热瓦是最突出的典型，他是激进政治领袖和内阁成员、社会连带主义哲学家、公共卫生联盟（Alliance d’Hygiène Sociale）的主要推动者、“社会博物馆”的荣誉主席。他的1895—1896年激进政府在反对教权和实行宪政这些传统共和思想外，第一次添加了野心勃勃的社会政治议程：工厂雇佣工人规范、进步的所得税政策、公众养老金补贴。[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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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1年到1906年的新西兰，自由派—劳工同盟吸收了其他成分。拥有大批羊群和土地的大地主与迫切渴望土地和工作的都市工人之间长期存在紧张关系，政府利用这种矛盾推动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包括土地累进税、小业主的公共土地租赁、全面的工厂管理规定、（道德上可敬的）穷人不带耻辱性质的养老金、成年女性的选举权，还有对于组织起来的劳工实行强制性仲裁法律，把工资纠纷的死结从市场提出来，放在经过特别挑选的法官手中（这是世界上第一例）。[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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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是1890年代进步政治的橱窗。在简·亚当斯的朋友和政治同盟者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看来，新西兰是“现代世界的政治头脑”，是世界先进立法的“实验室”，他曾经跨越半个世界到这里游览。1898年锡德尼·韦伯摆脱对陷入宪法死胡同的美国政治的沮丧之感，同样热情赞扬：“你在这里看到的是真正的民主，人们真正得到希望的东西，不是1789年名义上的英国宪法。”[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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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失望夸大了两者的对比，在劳埃德的美国和韦伯的英国，新的进步力量已经在城市政治中发挥作用。1889年到1907年的伦敦，由自由派、劳工组织、费边社等组成的进步人士联盟显著扩大了城市公共服务的范围。在1890年代的格拉斯哥、波士顿、底特律等地，类似的改革同盟与公交公司、公用事业垄断等争吵不休，可以说是在演练很快就流传到全国政治舞台上的协商技巧和政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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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世纪头十年，北大西洋经济体中没有哪个政党体制不受到新社会政治的强烈冲击。在英国，1906—1914年自由派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立法措施，它们的大胆、果敢在25年后仍然深深打动罗斯福的心。对上年纪的穷人，它从新西兰那里借用了养老金体制；对经济上陷入困境的病人，它从德国那里借用了强制性的工人健康保险；对受到严重剥削的工人，它授权澳大利亚风格的工资协调委员会建立法律上的最低工资标准；为了财政上的公平正义，它实行了累进制的土地税和所得税政策；对失业者，它实行德国风格的国家劳动就业网络；对于那些用工需求特别不平衡的行业的工人，它进行了一个空前的实验，由国家管理的保险均摊失业风险。1899年到1914年在法国执政的激进同盟虽然遭遇重大的失败，但提出的方案并不少：累进所得税、对上年纪穷人的公共医疗资助、法律规定的最高工作日标准、工会失业资助的税收补贴、劳资冲突的公共调解，还有德国模式的强制性养老保险——这一政策转变显示出国际上新社会政治变幻无常的特点。在时间上和内容上，战前美国政治中的进步运动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融入北大西洋这个大模式中。[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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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洋两岸，利用这些新议题登上权力舞台、获得大众支持的政治家有：英国的劳合·乔治和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法国的克里蒙梭、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政党和压力集团起草了包罗万象的社会改革计划。在20世纪以后的岁月里，尽管政党对有些新议题产生了分歧和两极观点，但没有任何政治能够脱离社会政治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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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这些活动的人知道他们的亲密关系。西奥多·罗斯福1911年在欧洲旅行时，和威廉二世谈论了外交、工业进步、国家养老和事故保险体系；在英国他迫切想和“新自由派”劳合·乔治以及伦敦进步人士中从前的劳工狂热分子约翰·伯恩斯交谈。一年后，试图从美国进步党的选举失望中争得一些胜利，米迪尔·麦考密克提议该党派他自己、罗斯福、吉福德·平肖、乔治·W.珀金斯等一帮人到英国、比利时、德国、瑞士考察，“为报纸写稿，会见白里安、劳合·乔治、温斯顿·丘吉尔以及社会主义者右派”。堪萨斯进步人士威廉·艾伦·怀特用更激进的语言描述了同样的心态：“我们美国和欧洲，都是彼此的一部分。有些东西把我们结合成为社会经济的整体，虽然各自有政治上的变化。堪萨斯的斯塔布斯、巴黎的饶勒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比利时的社会党，我敢说还有荷兰的全体人民，都是在为同一个事业而奋斗。”[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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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人士在重新确定政治议题方面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他们的解决方案流行开来。任何地方新政策的推进都是间歇性的，逮着机会就做，丧失机会就停下来。1890年威廉二世的新措施到1894年就停止了；德国第二波的社会政治立法在1905年开始，1911年又结束。英国的新自由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耗尽了大部分的政治资本。1895年的莱昂·布尔热瓦政府一年不到就倒台了；1906年克里蒙梭政府的改革野心很快就消耗在工人罢工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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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进步政治的脆弱性部分源于多个政党同时竞争同一个领域。在法国，社会政治本质上就是联盟政治，是脆弱的。在战前的美国，没有一个主要政党能够成功地垄断所有进步议题。在英国，到了1905年，韦伯等人仍然忙着向保守党“渗透”，相信这是实现自己集体主义抱负的更有前途的方式，比加入自由党更有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会仍然处于帝国合法性范围之外，受到严格控制，其成员被排斥到最次要的管理职位。社会政治在全国范围内是断断续续的，一条腿走路，因为改革者有时获得了皇帝的垂听，但随后机会又被别人夺走。任何地方的新政治都制造了类似的敌人。业主和纳税人协会、雇主利益团体、各地商会飞速发展。在1910年后，法院的挑战给法国养老保险法案打上了死结。在美国，司法体系成为社会政治倡议的坟墓是人所共知的。总而言之，新政治很难突破老传统。不过，1890年到1914年间，改革政治采用新基调和新语言进行了重新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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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不仅由时代的经济转型所构筑，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进步人士微妙地称作“劳工问题”因素的影响。大量工人阶级组织的兴起是当时的一个主要特征，就像资本的新形式一样，它的触觉也是国际性的。从“美国劳工骑士团”组织者1880年代到英格兰中部游说招募新成员，到英国和美国兄弟会代表团在各自的年度工会大会时交换位置，到马克思继承者的第二社会主义国际的工作等，劳工政治那明确有意识的国际性特征不容忽视。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人党、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二国际本身都是在1875年到1889年期间成立的。四分之一世纪后，社会主义政党成为北大西洋经济体各地的主要政治挑战。在美国，社会主义者在1912年几乎得到百万人的支持。在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次选举中，每六个选民中就有一个社会主义支持者，在德国，每三个中就有一个。即使在腹地也不能不受影响。在瑞典，社会主义者在大选中获得选票的比例从1900年几乎为零增至1914年的30%；在丹麦，这个比例从14%增长到29%。只有在英国及其澳洲殖民地，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从政治上被边缘化，很大一个原因是工党已经抢占了潜在的政治空间。“1880年代及其后在国际上突然兴起的群众性劳工和社会主义者运动，似乎让很多国家的政府和统治阶级陷入基本一样的困境中。”埃里克·霍布斯邦不无夸张地写道。但是当时人并非没有认识到这一点。[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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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组织成长的背后，存在着更普遍、组织性不强的不满，因其萌芽状态和变幻无常而更令中产阶级进步人士担心。劳资双方激烈对抗式罢工和关闭工厂是他们显示实力的最明显方式。从1880年代往后，这些活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1886年劳工骑士团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全国范围大罢工、伦敦码头工人和鲁尔煤矿工人1889年的罢工，都预示着更大冲突的到来。1890年代初期，罢工浪潮席卷法国和美国；1903年到1906年，美国、法国、德国都爆发了大罢工；1910年到1913年罢工撼动了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88]反过来这也刺激了工会招募新成员。德国工会成员从1890年初期的不足30万人猛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250万人；英国从160万人增加到410万人；法国从14万人增加到100万人以上；美国从1897年（可靠估计开始日期）的40万人增加到260万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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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挑战面前，各国政府摇摆于军事镇压和社会政治让步的“柔软拥抱”之间。意料之中的是，虽然进步人士渴望“社会和平”，他们同样在矛盾中摇摆。劳资协调的机构吸引了很多进步人士的注意力，如新西兰形式的强制性仲裁，如罗斯福和劳合·乔治亲自干预劳资纠纷，又如1890年后在德国缓慢发展起来的工业法庭、调解机构、法定劳资委员会的网络。但是一旦调解失败后，进步政府（正如威尔逊、劳合·乔治、克里蒙梭都显示出来的）会像保守政府一样采取严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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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所有这些新力量领域——包括市场关系的迅速加剧、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低层工人阶级愤怒的日益高涨——新社会政治开始成型。工业资本主义的共同社会风景促使各国的股线交织到一起，深刻的共同的焦虑也把他们团结起来。资本和劳工的国际化是前提条件，但是北大西洋经济体的进步政治包含自己的国际机构和动力学，在国际框架下重新改造社会政治的过程中，这些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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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内部，新跨国社会政治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一个国家通过的法律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有时候甚至传播到相互充满怀疑和竞争的国家。早期的例子是英国模式的工厂立法在1870年代开始出现在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几十年后，这种形式的借用形成了国家间相互影响和挪用的杂乱图景。丹麦养老金制度（通过荷兰）引进到英国，英国的工业债务标准引进到法国，法国的补贴制度引进到了丹麦、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更加激进的法国进步人士甚至借鉴德国的强制国家保险制度。这些挪用中影响最大的是1911年英国《国家保险法案》，战争开始前不足三年，劳合·乔治称赞它超过了德国自己的社会政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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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现象背后并促使其得以实现的，还有一些不那么明显的联系纽带。其中一个是志同道合的改革者举行的国际会议，有专家也有业余爱好者。由于巴黎世博会的推动，举办国际会议成为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定期举行的国际会议名目包括劳工立法、福利和儿童保护、社会保险、失业、住房、花园城市、城市规划、公共澡堂、监狱、公共和私人贫困救济，而且还定期举行工厂监督员、消费者联盟组织者、城市官员、工会领袖、女性主义者参加的国际会议。每个会议都有持续的管理机构，它们厚厚的、一丝不苟的会议记录成为设备良好的社会图书馆不可缺少的重要文件。[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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