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79290
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讲授经济学
1703279291
1703279292
在德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在1880年代开始自己的教授生涯后，第一个行为就是急忙重新确立当初在海外接触的学术生活方式。他们把德国大学学习的确定性特征纳入课程大纲内：讲课、讨论、研究论文、专著、学术刊物、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学位等。他们还带回了内容上可以清楚显示德国标记的东西。他们开始为课程表上添加一些新课程，如社会政治学、社会经济学、公共金融学（瓦格纳的专长）、劳工和资本问题，用新阅读材料为教材教学打开通风的渠道。伊利在入门性课程中要求学生阅读瓦格纳、拉维勒耶，对经济学高年级学生（他警告说德国研究是不可缺少的）推荐瓦格纳、施穆勒、克尼斯、罗塞尔，以及古斯塔夫·勋伯格新出版的合著《政治经济学手册》（伊利称之为“最好的经济学专著之一，如果不是写得最好的话）。亨利·亚当斯在教书的头些年带领学生回顾经济学的历史，从重商主义者到英国古典经济学，从“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反叛”到“最新的德国经济学”。[174]
1703279293
1703279294
1880年代初听过伊利讲课的富兰克林·詹姆森尖刻地抱怨说，伊利“一再攻击他的稻草人——假定的经济学家，像往常一样猛烈批驳他”。詹姆森认为伊利“心胸狭隘、内心充斥德国偏见”，但这后一个指控没有说到点子上。在对德国表现出这么多复杂感情的情况下，伊利那批人中没有一个回国后成为亲德派。只有少数人保持着与德国朋友长期的联系或者对德国政治发展维持着严肃的兴趣。实际上，他们回来满怀理想（偶尔以简略的方式被他们与德国混合在一起），更多的是一种在国际思想运动中的参与意识。伊利要求学生汇报刊物上最新的争论焦点，除了德国的《普鲁士年鉴》和《康拉德国民经济杂志》外，还有伦敦的《经济学家》、巴黎的《经济学家学报》。伊利那批人在学术刊物的书评栏目中也展现出同样的国际化色彩。在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教授学术阵地的《政治学季刊》中，从1886年创刊到1890年期间书评的一半都是外文标题，德国和法国的书籍大致平分秋色，当然还有一些意大利著作。无论如何，在德国大学的经历大大扩展了美国人的思想文化。[175]
1703279295
1703279296
但是，课程或者课堂上的影响显然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德国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家中这些思想领袖希望建立自己的社会政治学。德国人对自由放任的攻击让美国学生感到吃惊，其中受触动最大的那批人在1870年代后期或者1880年代早期回国后不仅对自由放任感到怀疑，而且还怀有宏大的、仍不成熟的激进变革设想。阿尔比恩·斯莫尔给学生讲授他对“自由放任的憎恶”。伊利在1884年写道：“这个年轻的政治经济学不再允许[经济学]被当作贪婪者手中压制或者压迫劳工阶级的工具。它不承认自由放任可以作为在人们挨饿时无所作为的借口，也不允许让竞争效率作为掠夺穷人的幌子。”不过，困难在于发现一个项目和公共纲领。[176]
1703279297
1703279298
至于这个首批团队多么渴望获得在海外老师身上看到的公共影响力和权威地位，是怎么夸大也不过分的。他们积极投身大学新开设的课程中，讲授热点问题，如劳工问题、亨利·乔治的理论、劳工立法、垄断、社会主义等。他们为公共刊物投稿，有些人还与工会组织接触。到了这个十年的中间，同代人中胆子最大的伊利已经深入研究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发表了充满同情的研究成果，在批评家们看来同情程度令人吃惊。他在劳工骑士团风起云涌成为巨大社会运动的1886年敦促有良心的美国人阅读一篇劳工论文、参加一个工会组织，“为他们分担一点痛苦，助他们一臂之力”。不到一年，平常情况下远比伊利更谨慎的埃德蒙德·詹姆斯签约成为约瑟夫·库克激进的、短命的社会福音杂志《我们的时代》的“劳工改革”编辑。当乔治·麦克尼尔的《劳工运动：今天的问题》（由劳工骑士团资助）在1887年出版的时候，开头三章关于工业革命的社会动荡和劳工组织功效的历史是詹姆斯写的，是劳工和激进意见大合唱中唯一的学术界声音。亚当斯也和劳工组织接触过。这些行动虽然与阿道夫·瓦格纳投身柏林工人阶级政治不完全一样，但是在道德经济学热情和政治上的不谨慎方面，他们确实非常接近。[177]
1703279299
1703279300
人们很难准确说明年轻留德经济学家主张用来替代自由放任思想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可以清楚看出他们的强烈愤怒和尽可能获得广泛影响力的渴望。无论如何，他们不会成为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论者，他们在德国和美国的经历都强化了这一点。毋宁说，在整个1880年代中期，他们中的突出人物努力推动价值观的转型，要使其深刻和彻底到足以从道德根源处掏空竞争性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体系。伊利、亚当斯、塞利格曼都接受了合作的思想，不是作为自我帮助，而是作为劳工商品化的替代品。塞利格曼与富裕的德国犹太人家族的联系让他成为团体中最有世界背景的人。他从中世纪同业公会的研究转向对英国基督教合作社会主义预言家们赞赏有加的研究。伊利投身于和主要英国合作者的联系，让他的学生调查合作社传统和在美国开展活动的可能性。他发表于1883年的著作《现代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在结尾不是写到讲坛社会主义，而是像塞利格曼的著作一样讨论金斯利和莫里斯的基督教社会主义项目。[178]
1703279301
1703279302
亚当斯对现存工资制度的替代手段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到了1884年他认为已经发现了一个答案，就是企业给予工人“财产权”——要么通过某种可以强制保障的长期工作岗位，要么通过共同管理或者分享利润等手段的结合。不管细节如何，它将是“我有时候希望的财产和社会权利改革的先驱，它们将不允许这旧世界认出自己”。[179]
1703279303
1703279304
叛逆的经济学家开始称1880年代普遍的价值观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用法是由英国人借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尤其是在社会基督教与牛津理想主义结合相交的地方，“社会主义”一词在那个十年中可以在英国的各种角落听到。人们可以发现穆勒1879年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萨缪尔·巴内特在1883年提出的社会改革一揽子计划号称“可实行的社会主义”，约瑟夫·张伯伦喜欢把“任何一种友好法案”都称作“社会主义”。据说（从来没有被明确否认）最著名的是格莱斯顿1880年代末期在下院的主要代理人承认的：“现在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180]
1703279305
1703279306
一种故意的模糊出现在所有这些进步思想对“社会主义”一词的使用上，这种模糊定义从错位的宗教心态中汲取内涵，具有叛逆思想的年轻美国经济学家对此都非常熟悉。他们的社会主义不是以阶级或者国家为中心的，其核心是道德层面上的含义。社会主义成为激烈竞争的个人主义的反义词，是令身居海外的他们印象深刻的“社会”观点的延伸。伊利解释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对经济学“各人顾各人”原则的反叛。塞利格曼写到，它意味着让那些“倾向于把社会融合起来、使自我思想服从于追求共同利益”的力量有更大的作用范围。[181]
1703279307
1703279308
通过这个思想通道，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最终回到立法和国家管理的角色上来。他们吸收了太多的历史，所以难以想象国家能够和社会截然分离。早在1884年，伊利就运用瓦格纳的术语指出国家不过是合作社的另外一种形式，像家庭和教堂一样，是背后有伦理和精神力量的“强制性合作社”。对德国的同情，加上有赞成高关税的家庭传统，让詹姆斯很容易宣称国家“如果不是社会本身经济演化的最重要因素，至少是最重要因素之一”。甚至比其他人更多怀疑国家权力的亚当斯也写道：“不管是用‘国家’、‘国民’还是‘社会’，基本思想是一样的。让人看到的本质是有机增长，而不是机械安排。”国家不是社会之外的一种安排，也不是非自然的、外来的、干涉性的力量。伊利说得更直接：政府“是我们工作时必须使用的机构”。[182]
1703279309
1703279310
1885年和1886年，在德国产生、在美国加剧的异端观点和理想的喧闹达到高潮，在当时情况下，必然产生远远超出大学“茶壶涟漪”的影响。直接的事件就是劳工组织的惊人增长。1884年和1885年一系列非常成功的罢工极大鼓舞了士气，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持久的全国性工人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工人开始涌入劳工骑士团。在立法机构内，垄断权力的问题被提上日程。与此喧闹一起辉煌的还有亨利·乔治，他的影响力在1886年达到最高峰。所有年轻的经济学家都公开或私下里反对乔治对古典经济学简化和激进的阐释，即把经济苦难的全部责任都归咎于地租的罪恶，虽然他们羡慕乔治赢得群众皈依的能力。[183]
1703279311
1703279312
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设计的组织机构是“社会政策协会”的美国版本：美国经济学协会。该机构的最初推动力来自詹姆斯和帕滕。在学生时代，他们俩都听过约翰内斯·康拉德宣讲“社会政策协会”的工作，向美国听众宣传其模范作用。在1884年，詹姆斯第二次从德国回来后，就竭尽全力付诸实施。詹姆斯和帕滕散发的“国民经济研究协会”草案标题中对经济学概念的标准德语词汇Nationalökonomie加以明晰的英语表述：National Economy（国民经济），声明中对于当时主要问题提出协会的立场，以便使之有“像‘社会政策协会’一样确定的项目”。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是借用德国模式或抱负的痕迹。[184]
1703279313
1703279314
伊利和塞利格曼向所有刚从德国大学回来的经济学学生游说，招募他们加入。在1885年9月召开了组织机构会议，共同纲领问题得到热烈讨论。亚当斯、詹姆斯和伊利都担心协会给他们贴上“讲坛社会主义”的标签，或者看上去要求他们彻底抛弃英国经济学。不只是亚当斯一个人坚持否认自己认同“社会关系的德国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所有关系都集中在国家问题上。伊利的建议是把“自由放任主张在政治上不安全，在道德上不健康”这一共识作为记录保存下来。不过这个建议因为语言太过激烈，多数人还没有接受它的思想准备。[185]
1703279315
1703279316
但是从纲领的开场白“我们认为国家是个机构，其积极的帮助是人类进步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来看，没有人会怀疑该协会成为自由放任批评者俱乐部的决心。即使我们不了解伊利私下里说过的话“美国经济学协会的想法就是要在美国完成‘社会政策协会’在德国做的事”，或者伊利的开幕辞与施穆勒在埃森纳赫演说的呼应之处，也能够看出：协会竭力吸收有影响和有分量的外界人物为会员的热情、设定的调查研究议题、提出政策建议进行辩论的最初决心等，都显示了与德国人对贸易自由主义的异议有亲密联系。当这个协会在1887年招揽名誉会员的时候，拉维勒耶、瓦格纳、克尼斯、罗塞尔都成了第一批被拥抱的人。[186]
1703279317
1703279318
意识到风向的争议性，《科学》杂志的编辑让詹姆斯安排系列文章解释经济学中的反叛。塞利格曼写了第一篇，探讨经济学方法，文中他坚持所有经济学主张的历史相对性，“财产的绝对权利”也不例外。詹姆斯为国家的核心重要性辩护，指出它不是偶然性的、外来的经济因素，而是任何企业“伟大和沉默的合伙人”。伊利预告了经济学中新伦理因素的到来。（“打开你的穆勒、勋伯格、瓦格纳、经济学杂志，你就会很容易地了解到经济学的思路大部分，或者说主要都朝向应该的方向。”）亚当斯的文章探讨了法律和财产之间的关系。曾于1870年代中期在柏林和海德堡学习经济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里士满·梅奥·史密斯，则是为统计学和实证研究方法辩护。[187]
1703279319
1703279320
所有作者都说他们的主张不是德国经济学的简单衍生物，但是没有人能够忽视他们的反叛中编织出来的新的世界性线索，如施穆勒的历史方法、克尼斯和瓦格纳的伦理原则、（通过詹姆斯传达的）瓦格纳关于不断增加的国家功能的规律、（通过亚当斯和塞利格曼暗示的）瓦格纳关于从最根本核心重新思考财产所有权传统观念的呼吁。
1703279321
1703279322
地位牢固的经济学教授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耶鲁大学的阿瑟·哈德利并非自由放任的简单鼓吹者，他承认在瓦格纳的讲座中学到了一点东西，但反驳说没有人能够一厢情愿地抛弃“经济学原理的严格要求”。“相信经济学原理可以由人类努力干预，这种观点比相信自由放任极端思想危险十倍。”他坚持说经济学的关键是发现人类意志无法超越的界限，如劣币驱逐良币，如草率的婚姻和太多的孩子意味着入不敷出、忍饥挨饿。政治经济学“对立法者说‘你只能走到这里，不能再往前走了’，它不说‘这样或者那样的立法可以产生最好结果’：但是它说‘超过了一定限度，所有立法都是徒劳的’”。[188]而反叛者提出的回应是：接受经济学是由不可阻挡的自然规律组成的体系就等于向宿命论和绝望投降。这成为他们回答所有其他问题的支点。
1703279323
1703279324
1886年《科学》杂志的交流把经济学新叛逆的多数元素汇集到一起，如针对古典经济学根本比喻的争论、年轻的经济学家渴望公共平台和公共关注的热情、他们的道德严肃性、他们针对自由放任思想的深刻和愤怒的争论，以及他们与德国老师紧张和复杂的关系。那年亚当斯在其他地方写文章探讨“工资体系的颠覆”——这是经济学关系中的巨大变化，造成的结果可能“等同于社会革命”：詹姆斯嘲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老调”：塞利格曼写到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是“当今政治经济的首要问题”。再看相对孤立于德国影响之外的1880年代中期英国经济学学术辩论，与这里的激烈争吵相比就简直是在开礼貌的茶话会。美国经济学协会的年轻叛逆者悬在经济学与道德告诫之间，对自然运行的市场的观念全力批判。[189]
1703279325
1703279326
在这个层次的反叛上，1880年代的美国大学还没有准备好成为温床。美国自由的边界并不比严格控制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德意志帝国时代的边界更狭窄，但是在美国，经济学主张的叛逆者如果触犯由企业家捐助者主导的大学财务和权威体系的话，可以自由运作的空间实际上就非常狭小了。在19世纪末的德国，拥有地位的势力划出一条最激烈捍卫的界线，那就是不能侮辱国家，但在美国更关键的界线就是不能侮辱财产权。当然，财产权在北大西洋经济体中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小事，例如1890年代攻击“讲坛社会主义”的领头者就有萨尔河流域的煤矿和铁矿巨头，这就是明显的证明。但是在国家结构虚弱得多的美国，资产阶级垄断大部分高级岗位，又没有来自大地主贵族的强烈竞争，所以批评自由放任的美国人就孤立得多、脆弱得多了。德国教授的地位对美国教授来说是望尘莫及的，虽然他们曾经非常卖力地戴上了研究和学术的华丽装饰。
1703279327
1703279328
像北大西洋经济体的许多对比一样，美国叛逆者环境的脆弱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机构时机选择的产物。在德国，国家和大学比工业资本主义更古老，它们的权威地位早已确定。在美国，什么都是新的——内战后国家的性质、阶级关系、资本组织、劳工组织等，而财产重新分配的问题更切近核心。在这样一个社会，公共生活的众多基础设施（图书馆、公园、教堂、大学等）都是有钱人捐助建造的，德国教授的权威地位很难转移到美国教授身上。这就是密歇根大学校长詹姆斯·安吉尔表达的意思，他提醒亨利·亚当斯在美国不可能期待像德国学术界那样的自由程度。美国和德国不仅思想模式不同，权力结构也不一样。[190]
1703279329
1703279330
亚当斯是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因为还没有获得稳定的教授岗位，他的教学在1886年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在密歇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兼职。从接受康大聘书一开始，执行校长就担心亚当斯缺乏“与纽约一百位银行家中任何一位交谈而带来的现实态度”。1886年春天，密歇根大学安吉尔校长在答复亚当斯的长久聘用合同申请时，要求他正式说明自己对私有财产、继承权和国家社会主义等的观点。亚当斯大胆回答说：“控制所有生产机构的最终权力来自社会，业主应该永远被认为是管理资本的代理人。因此，至于说应该允许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生产中介，就好像他们对其有最终权力一样，那完全是权宜之计的问题，只能通过实验和常识来回答。”[191]
1703279331
1703279332
但是在八月份，亚当斯犯了错误，在康奈尔大学工程学院的公共集会上对财产“神圣性”作了同样的批判，（同时还对最近劳工骑士团的铁路罢工表示同情），当时该大学的主要捐款者之一就坐在大会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瑟斯顿起来反驳。他宣称，那些在诸如铁路公司一样范围广泛的企业高层主管“总是强壮、勇敢、聪明、谨慎、有远见、有开拓精神和精力充沛的人”，不可能容忍在竞争中被淘汰的罢工者或是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发号施令。抗议现行的工资水平是徒劳的，因为制定这些条件的不是人而是自然、贸易和上帝的“普遍强制性法则”。[192]
1703279333
1703279334
当时的所有经济学虔诚言论在瑟斯顿冗长和即兴的反驳中滔滔涌出。康奈尔董事会成员认为亚当斯的观点“危害社会秩序”，建议终止他的聘用合同。由于迫切希望保住密歇根大学的聘用合同，亚当斯给校长安吉尔去信，卑躬屈膝地收回他过去八年著作中的言论，承认他的思想由于在柏林遭遇社会主义观点而失去了平衡。在保持自我尊重的最后一个努力中，他还是忍不住建议校长本人看一看汤因比的《工业革命》。但是到了这时，羞辱已经成为事实，无法挽回了。[193]
1703279335
1703279336
在十九世纪末期美国经济辩论的特殊情况下，对于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来说，亚当斯的遭遇是让人痛苦的教训。1890年代充斥着类似的学术异端邪说案件，多数涉及经济学家，正如玛丽·福纳显示的，董事会成员很少失败。即使已经升到沃顿学院学界领袖和薪酬体系塔尖的詹姆斯也最终被新教务长排挤了出去，后者本身也是大学的主要捐款人。1880年代仍然在积极争取教授岗位，留学德国的年轻经济学家们竭力把社会政治研究重建在不那么敏感的区域内。美国经济学协会非常不情愿地放弃公开的政策规划企图。在詹姆斯的交通委员会和亚当斯的公共金融委员会都没有能在政策建议上达成一致意见后，该协会抛弃了关于公共问题的常设委员会。“社会政策协会”选择少数当时社会经济热点议题作为深入实证调查和辩论的切入点，而美国协会的会议很快退回到分散的个人投稿的大杂烩。到了1888年，为了渴望得到数量规模，该协会实际上悄悄放弃了宣言中的原则。[194]
1703279337
1703279338
从修辞上看，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开始从1880年代的先知性语言退却了，这种语言部分来自瓦格纳，部分来自罗斯金以及新教徒社会福音主义。1880年代初期亚当斯、伊利和塞利格曼都关注过的工资关系本质问题，被悄悄从专业经济学文献领域剔除掉了。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社会主义”语言的讨论就像早晨的雾一样消失了。由于有大众杂志的发表渠道和一帮忠实的学生，伊利比其他人坚持的时间更长些。1892年他提议美国经济学协会的年会在位于肖托夸的循道宗信徒野营大会举行后，虽然被迫离开了协会的秘书处，他还尝试了一系列替代美国经济学协会的社会福音选择。不过，在1894年遭受对自己学术异端邪说审判的烘烤后，就连伊利也退却了。
[
上一页 ]
[ :1.70327928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