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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财产，公共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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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人士政治想象中的城市既是动词又是形象：既是剧烈的公共活动的表现，又是心中的图画。弗里德里克·豪威多年后仍然记得他“想象中的城市构造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一个单元，一个有思想的东西，有清晰的目的，眼光远远超越当前状况，预先采取措施适应将来的变化”。他写到，从第一次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接触阿尔伯特·萧的课程起，“我研究城市就像别人研究艺术一样，我对街道路沿、下水道、空中轮廓线特别感兴趣”。[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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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和下水道：人们对这种并列可能感到困惑和怀疑，在已被时间分开的类别中费力寻找自己的方位。但是进步人士的核心性格特征在于既从形式角度也从功能角度来看待社会政治。社会的核心价值应该体现在街道设计、公共建筑、居民区和城市风光上，这是大西洋两岸进步文化的坚定信念。进步人士心中的城市既表现在公共水厂和公交车上，也同样充分地表现在市民活动中心、城市分区地图上。豪威记得他们渴望的是“美丽”。但是激起他们热情的不是“美丽”本身，而是有意识设计的可能性：把公共选择的秩序添加在城市土地、地区选择和建筑风格的巨大而混乱的市场上。从城市规划想法的最初萌动到“新政”和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社区建筑计划，进步社会政治一直强调的理想是：社区不仅拥有自己的基础设施而且体现自己的设计。给其中一面带来能量的大西洋纽带也激发了另一面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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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进步人士在城市形式上的专注是旅行的产物。参观者很少有浪费的时间，眼睛总在阅读着形式和表面现象。就像在他们之前到欧洲考察艺术的大旅行朝圣者一样，试图在艺术外在形式上分析其内部文化内涵，进步人士都是形式的热心学习者。在欧洲参观的美国进步人士很少不陶醉在临街建筑和城市风光上的，就好像每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秘密都可以从这些内容中揭开。柏林街道的异常宽阔和城市当局在维持街道整洁方面的一丝不苟，以夸张的形式向美国人讲述着德国人的效率和公民意识。维也纳就是壮观的环城大道，巴黎就是林荫大道，纽约就是怪异的、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人们在每个城市都可以阅读其独特的建筑模式：一直延伸到柏林边缘的四到五层廉价公寓的坚固方阵：数英里长的狭窄街道和投机商建造的英格兰房屋，与卫生地方法规框架紧密结合：苏格兰城市高大的石头公寓：波士顿挤到邻居家占空间的三层木板房：纽约一幢幢廉价公寓形成的幽暗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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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阅读美国城市的愿望也同样强烈。H.G.威尔斯认为曼哈顿的摩天大楼就是城市被“没有灵魂的强大力量”控制的标志。相反，查尔斯·布思认为这些高楼诉说着新大陆无限的能量。随着大西洋经济体进步人士越来越积极寻找相互的经验和革新，到处都是迫切阅读城市形式以便发现背后社会意义的参观者。[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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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结果可能相互矛盾，但这些努力决不是愚蠢的。表面现象有时候会误导人，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柏林了，其他地方的贫民窟都是公开展示出来的，而在这里都被藏在城市街区内部拥挤的棚户区。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城市的形式和建筑、街景和轮廓线、公园和住宅区，暴露了城市土地和住宅背后力量的轮廓，眼睛是不会骗你的。伯明翰工人阶级家庭的成排房屋十二英尺宽，后面有狭窄的一块地，高高的篱笆，阴暗得不适宜生物生长。这和芝加哥的独立小木板房完全不同，后者散落在泥泞的街道上，还散发着未干燥处理的便宜木头的强烈味道。两者都不同于华盛顿的后街陋巷、曼哈顿廉价公寓里合住的通风井：也不同于柏林那拥挤在一起的、一厅一厨的两室公寓。曼哈顿、芝加哥以及一千个比较小的美国城市的连绵不断、没有尽头的笔直街道，与巴黎的豪华林荫道或者德国城市内部曲里拐弯的棚户区不同。所有这些区别都反映了财产、法律和政治的不同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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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因素都深刻影响着城市的外观。土地财产和建筑资本背后的所有权可能是分散的，也可能是紧密集中的。都市土地市场的法律基础可能适应迅速方便的财产交易，也可能适应错综复杂的、大盒套小盒式的租赁关系。城市空间发展的公共利益可能被有意识地展现，也可能让位给市场价格和优惠等多种决定因素。比建筑学的作用更大，市场的这些因素或者（用M.J.唐顿更精确的术语）“占据支配地位的‘财产文化’”，也给予城市基本的形式。[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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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西洋经济体的城市不管还能是别的什么，至少都是巨大的、剧烈搅动的、靠法律维持的土地和住房市场。在想象中，不动产或许强调稳定性，可实际上没有任何地方比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城市不动产转手更快，或者表现出更深刻的商品化过程。由于流动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大城市是房地产投机的最成功的发动机。由于土地分割标价出售、出租，或者握在手里等待空想的使用方式迅速转变导致其价值暴涨，所以土地成为可以倒卖的商品。因为同样的原因，住房也成为商品。从建筑的普遍高度、密度到城市街道的模式、工薪家庭典型的居住空间，或者让美国城市具有独特的“豁牙”外观的空地（投机者寻找大机会而握着不开发），让人们从城市形式中阅读到财产的权利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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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想象一下私人力量的这种合流是可以“规划”的，在当时听起来也会是大胆的政治宣言。相当数量的进步人士聚集在这种抱负上。纽约市公交车战斗的核心人物米罗·莫尔特比担任的第一个城市管理职务，就是一个调查欧洲城市设计的委员会的秘书。豪威一辈子都对城市规划热情不减。他的好朋友林肯·斯蒂芬斯1909年也在琢磨“我尝试的最大一项工作”——创立“城市经理或者城市设计师的新职业”。弗洛伦斯·凯利的全国消费者联盟是为劳动妇女争取更好工作条件的先驱，她帮助组织了美国第一个城市规划展览。搜集了那么多社会政治理想的杂志《调查》从一开始就开放篇幅发表城市规划方面的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要资金支柱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几乎花费了一半资产，在长岛上建立模仿英国的模范郊区“森林山花园”。[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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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城市空间、住房、设计的关心在北大西洋经济体的每个国家都激起讨论。从1889年巴黎博览会上关于工人住房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起，住房国际会议就成为固定的活动项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城市规划的示范地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众多社会改革者：英格兰的（日光港、伯恩维尔、莱奇沃思、汉普斯特德）：德国的（法兰克福、乌尔姆、海勒洛、埃森的克虏伯居住区）。最有气魄的国际城市规划展览和会议也一样，最大的一次1910年在维也纳举行，吸引了两千多名与会者。通过这些论坛，社会的和立法的手段得以异常迅速地传播，包括模范住房设计、模范住房立法、街道规划和城市分区模式、控制土地投机的机制、影响郊外土地发展的措施等等。[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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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进入时，这个网络已经基本形成，他们再次成为迟到者。部分因为此种原因，部分因为从来不能真正摆脱审美大旅行留在心中的欧洲那种和谐完美风景，美国人在跨越大西洋的背景下再次看到自己城市的杂乱无章后往往感到非常尴尬。豪威把典型的美国城市称为商业“事故”，这个进步派的比喻有许多变体：人们发现城市“没有统一感，没有永恒性，没有整个社区的权利意识”。刚刚从英格兰新花园城市参观回来的沃尔特·韦尔赞同这个观点，美国城市除了“自私的利益冲突乱象外”还有什么？简直就是一个“过分膨胀的、无法无天的”巴比伦。列奥·罗韦抱怨说：“城市不应该是狭窄和压抑的大街的单调重复：不应该让每个可用的空间都覆盖闪耀的招牌，让每个街道拐角都有一酒馆，让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建房。”[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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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世纪之交的伦敦像纽约一样闪耀着众多广告。帝国时代柏林的街道门面过分体现装饰和资产阶级的自豪，在盛气凌人方面并不比芝加哥的大烟囱逊色多少。资本主义城市在任何方面都表现出家族相似性，但是美国人认为商业化力量在美国城市中特别强大和不受约束，这也确实没错。在与私有化城市争吵的背景下，看看巴黎甚至伦敦，美国进步人士不可能不注意到明显的差别。他们把欧洲人在城市规划方面的实验当作某种社会设计的证据，即朝着公共需要的方向调整和规范市场。1930年代社会政治的关键词“计划”通过欧洲、通过城市规划的思想成为美国的政治词汇。Städtebau（德语，字面意思是“城市建筑”）是最初的名称。在英国它被重新命名为“城镇规划”（town planning），用来表示土地和建筑的控制系统，在价格和市场交易“看不见的手”之外添加了看得见的公众之手。它许诺对城市设计和前途加以新的集体控制，许诺房屋质量的新标准，许诺把砖头和灰浆添加在公民改革者的“城市意识”上。豪威写道：“我们开始看到城市是有意识、有生命的有机体，建筑师、工程师……管理者、梦想者能够为了人民的舒适、方便、幸福而建造和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城市规划是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的统一性。”[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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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有这些设想和抱负，美国进步人士成为积极传播欧洲集体城市设计观念的渠道。通过大西洋纽带，他们一个又一个为美国带回了整套规划工具，有些束之高阁从来没有使用过，有些被迫切拿来推行，有些做了修改。这些引进观念的标志至今仍然清晰地出现在美国都市风景上，如借来的古典主义，体现在190年代中期及以后带着巨大公民热情建立的公共建筑中：如费城的菲尔芒特（现在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大街的城市风景区干道，是根据巴黎的奥斯曼男爵模式建造的：还有从德国引进的分区规划，它像八哥一样以变更的形式迅速在新土地上繁衍起来。如果认真寻找，你可以发现一些木板房仍然矗立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它们是美国第一批公共资助住房运动的成果，是英国花园城市设计元素、新西兰先例和本土劳工政治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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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人士的抱负变得更加深远了，它们被储存起来等到战争和大萧条给予施展的机会。北大西洋经济体中没有哪个规划师比美国人在190年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制订的城市蓝图更大胆，也没有哪个地方在城市规划方面像美国这么热情真挚地推动。拥有自我意识的城市、市营公共服务业、对都市土地市场力量的约束、对于居民住房需求的关注、体现在市政建筑和公共空间的自豪感等等——一时间，这一切在大西洋两岸进步人士看来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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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测绘和不动产登记的秩序管理包括在内的话，每个现代大城市都包含一定程度的规划。在统一的土地所有权和政治广告欲望汇合的地方，如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朗方（L’Enfant）规划的哥伦比亚特区，或现代欧洲初期作为王室权力橱窗的任何城市地区，设计规划确实非常详细。但是在19世纪中期前的美国，让所有这些都相形见绌的规划是坐标方格。111年纽约市的直线街道计划沿着东河的湿地一直推进到曼哈顿尽头，有意表现出对地形状况的冷漠，这成为一种模式。沿着这个开放性的坐标方格，让私人投资者、投机建筑商、买家、改造者去建设希望未来可能批准或者市场能够认可的任何东西。规划委员会和分区条例都还没有出现，在10年代以前，甚至没有建筑标准去限制个人在填补坐标方格中空白区域时的特权。在勘测员办公室里用尺子画出，坐标方格规划最大限度方便了土地销售的速度和效率。正如英国城镇规划师雷蒙德·昂温注意到的，坐标方格适合土地使用永远在变动的城市，比如今天是居民区，明天可能成为商业中心或者仓库区。[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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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方格在所有这些方面是自由放任经济的物质表现：一种将交易机会最大化的法律和社会设计，很容易地变成了思想上认为“自然”的做法。坐标方格方便、快捷、没有限制，是资本主义城市的完美计划。与欧洲古老的、积淀的城市外形相比，它给予1世纪美国城市一种更确切、更透明反映出经济关系的形式。但它不是公共设计，除了最低级程度的含义外。除了像奥姆斯特德的纽约中央公园等罕见的例外，以这种方式建立的城市都是私人空间强、公共空间弱。不管是从实际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它都没有满足进步人士日益增强的、把城市看作人们共同的家园的集体主义观念。就像公民团结一体的冲动吸引美国进步人士关注格拉斯哥的公交车和伦敦的蒸汽轮渡一样，这种冲动也吸引别人关注欧洲大城市的都市设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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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第一站是巴黎。作为中央规划形成的现代大城市的模范，1世纪末期没有哪个城市比它更辉煌。刘易斯·亨利·摩根在1871年把巴黎称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它给予陌生人惊人奇妙的印象”。摩根心中的不是由拥挤混乱的街道组成的、经常被皇家活动场地所打断的老巴黎，而是在早期城市结构之上大胆建造的新巴黎。在1世纪中叶，在拿破仑三世的敦促和乔治·尤金·奥斯曼的指导下，巴黎的重建大胆、昂贵，充斥大量的公共象征，北大西洋经济体没有哪个地方可以与之媲美。[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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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巴黎重建实际工作的奥斯曼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规划师，在他看来，城市决不是街道模式那么简单。作为巴黎的行政长官，他负责监督很多英里新下水道的建设，要完成渡槽系统，最终解决城市依赖塞纳河供水的难题。但第二帝国巴黎的心脏在它的街道。从1853年到1869年，在奥斯曼监督下从老巴黎混乱拥挤的老街中开辟了十多条宽阔的新林荫路。实际上，西堤岛上除了圣母院外的几乎所有中世纪建筑都被拆除了，全部用庞大的政府大楼替代。星形广场有一条条对角线林荫大道交织，它们以几何学的痴迷会聚于拿破仑野心的象征——凯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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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以选择的地方，奥斯曼更喜欢开辟新街道而不是拓宽原有街道。购买内部地块的成本低于获得现有临街地段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在新绘制的林荫大道上，奥斯曼和拿破仑三世看到了一块白板，可以创造赋予第二帝国巴黎独特性格的新街道景观。为了确保新开发的临街地段投资商符合公共空间的要求，奥斯曼规定了统一的飞檐高度和共同的水平窗户线和阳台线。结果整条街的临街面吸引人们把目光投向景观的顶点——公共广场或者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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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用来努力把巴黎集中起来的豪华对角线林荫大道非常昂贵。国家贷款和津贴支付了工程的部分费用，但正如奥斯曼很快认识到的，更广泛的潜在资源是土地市场本身。通过购买便宜地块开辟新街道，再高价出售新建筑地块，他创造了类似于都市公共工程永动机的东西。如果说这个机制有方便合算的考虑，它也包含了某种公正性。如果有人突然发现自己拥有大片可以建设高档商店和豪华住宅的土地，还有谁比这些人更适合资助街道建设的公共开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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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规划下的巴黎地价飞涨是社会产生价格优势的经典例子，如果用亨利·乔治普及的术语就是“非劳动增值”。作为补偿，奥斯曼得到土地征用法案的帮助，法案允许城市当局征用的土地多于扩充街道本身所需的量。后来在美国被称为“土地超额征用”（Excess Condemnation），这个技巧授权巴黎当局征用和购买沿着新规划的街道的大片土地和建筑区，然后再以市场能够承受的价格出售给私人投标者（附有严格的建筑规范要求），当局用这些收益资助改造工程本身。但是土地超额征用在奥斯曼看来也还是一只不够肥的鹅。到了1870年，他的预算已经膨胀到失去控制的地步，成为拿破仑三世难以承担的巨大负债。不过到这时，在公共强制和私人投机性投资的结合下，经过规划、重新集中起来的城市在本世纪最有力的物质表现已经建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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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巴黎新街道上阅读到的信息一开始就具有多重含义。新城市显然比老城市效率更高，新的对角线林荫大道极大地方便了交通和货物分配。如果说新街道带来了贸易前景，它们也预示着平定。绝非巧合的是，许多拓宽的街道集中在巴黎激进的工人阶级旧居住区，从前那里常出现路障封锁：同样并非巧合的是，奥斯曼把兵营安置在最具战略性的地位上，让城市大军更好调动。刘易斯·芒福德显然不喜欢奥斯曼的巴黎，他说“马背上的人占据了这座城市”。[317]新街道把城市和游行场地联结起来，为行进的士兵、奔跑的马车创造了表演展示的环境。它们是庞大人口转移的发动机，尤其是对城市穷人而言。它们是庞大规模的公共建设工程，吸引大量建筑工人到首都来，以至于有些保守派担心这些人的存在将破坏国家的所有社会缓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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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深度混合的信息中，到巴黎来的游客竭力要辨别出城市的核心意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9世纪中期的美国游客常对奥斯曼的工程感到不寒而栗。但是对于1890年代中期的阿尔伯特·萧来说，巴黎是欧洲大陆最激动人心的城市，用来给“世界一个教训，让人们认识到秩序、系统、逻辑、解放、打破传统”。1912年被奥斯曼的工作深深打动的布兰德·维特洛克赞叹说，此人战胜了“可怕的无政府主义和偶然性”，而这些依然控制着多数美国城市。[318]奥斯曼的城市以公众利益的名义（不管是多么虚假和威重）进入都市土地市场深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看得见的。这个城市给所有喜爱它的人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创造出同样协调的设计、对土地和建筑市场的同等控制，同时又消除帝国的独裁和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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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奥斯曼工作的多种价值，北大西洋经济体的每个国家都从中汲取不同的营养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柏林当局抓住了纪念碑式建筑的可能性。从詹姆斯·霍布瑞希特1862年的扩张计划开始，能够和巴黎媲美的新巴洛克风格的首都就围绕着旧的内城建设起来了，有特别宽广的街道、纪念意义的广场、对角线林荫大道及其两边迅速由投机商建造起来的公寓等。在英国，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奥斯曼化，集中在贫民窟和卫生设施方面。按照伯明翰“公司街”的模式，英国城市当局拆除内部穷人和工人阶级居住区建造商业街，通过超额征用土地再按建筑用地重新出售来补偿开支。在1872年到1884年的伦敦，街道项目要求一个穷人聚居区拆迁（按加瑞斯·斯特德曼·琼斯的估计，那儿有两万多人）。就像奥斯曼的巴黎穷人一样，他们溢出来进入附近街区，很快超出其负荷能力后再往外迁，形成贫民窟水银似的流动。德国当局关注城市发展中移动的边缘的街道设计，而英国城市议会的注意力则集中在内城改造上。当奥斯曼的巴黎最终来到美国人视野中影响土地办公室坐标方格的时候，它又有了不同的意义。[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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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激发的城市美学的第一批元素在1880年代后期零零碎碎进入美国城市，比如柱子、塑像、凯旋门，以及大旅行之后带回家的其他东西。在1888年到1901年间，考虑到改造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位于布鲁克林的非规整园林“展望公园”的任务，由麦金、米德和怀特建筑公司重新建造，采用古典柱廊、中央集中的景观、凯旋门上面有马和带翅膀的骑士，这些都直接来自巴黎和柏林。1899年被《哈珀斯杂志》派遣到欧洲收集都市美化方法的查尔斯·马尔福德·罗宾逊回国后，推动投资建设欧洲风格的公共广场、街景、喷泉、公共雕塑、艺术品味的路灯柱、装饰精美的街道标牌。他以毫不掩饰的模仿美学成为美国最成功的城市规划顾问之一。[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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