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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例外主义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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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弗里奇计划”并非在大西洋跨越中沉没的第一个未来蓝图。大西洋进步纽带一直存在失败、挫折、错过的时机、中断的交流等所有问题，但是进步刊物的敏锐的读者不会看不出起作用的更大模式。不仅仅是《贝弗里奇报告》对美国人来说无关紧要了。作为社会政治试验，英国本身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在这点上，西欧的民主也是如此。1930年代被用滥的海外模式在1940年代分崩离析。这次再也没有按原来模式恢复的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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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带解体的讽刺色彩在于，它结束时美国人恰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深地卷入欧洲事务。1945年美国军队进入元气大伤的欧洲，紧随其后的又是大批的平民专家来维持、管理和美国化。在西德，美国占领军政府就像在白板上一样写出了18世纪权力监督和制衡的结构：联邦政府架构、独立的司法系统、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两院制中央政府、一部成文宪法。在社会立法方面，美国当局除了设置路障防止经济国有化，帮助恢复和合理化德国社会保险结构外，没有多大兴趣。与英国、法国在德国军事占领区的同行不同，美国人让德国人自己重新规划德国城市。但是即便美国管理者行动克制，战前关系的颠倒还是不可忽略的。[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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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对欧洲的经济和文化的入侵更加让人印象深刻，这是很早就在外国预告过的。“马歇尔计划”不仅给欧洲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而且带来大量的经济学家、文化专员、美国情报机构管理者、中央情报局官员来监督他们的投资。“马歇尔计划”官员支持成千上万的法国企业界和劳工界人士到美国访问，通过访问日程安排影响他们，旨在推广美国处理劳工关系、消费市场和生产的方法。美国消费品的巡回展览到了法国偏远乡镇，美国资助的电台把美国汽车生产的细节带给奥地利家庭。口香糖、电影、广告、可口可乐，美国商品渗透到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哈罗德·拉斯基总结战后秩序时说：“美国像个巨人一样控制了整个世界。”不管从大的方面还是从小的方面，欧洲突然变成美国人的了。[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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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几乎成为美国人的了。随着热战被冷战替代，把世界重新塑造为美国苏联激烈对抗的战场，美国在经济上、军事上和外交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亲密地和欧洲历史交织在一起。欧洲政治的每个变化突然之间都具备了地缘政治意义。西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这么多美国人仔细研究。不过他们不再是寻求教训，如保罗·凯洛格曾经说过的从旧大陆的经验中寻求“前进的号令”。美国人在1940年代后期把欧洲的民主社会置于美国经济和军事保护之下，从而重新塑造了欧洲的重要性。在冷战两极对立状态下，巴黎、伦敦和柏林不再是美国人想象力的核心。欧洲成为被争夺的场所，是客户的大洲，是美国与苏联的中间地带。即使美国进步人士在海外也很难看到他们自己和二元对立面苏联人之外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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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战争和战后危机的持久影响不仅是力量的移位，而且是思想的移位。美国进步人士不再是眼睛紧盯着西欧竞争者向未来前进，他们不再想象自己是在与世界其他“文明国家”进行竞赛——更少担心落在别人后面。现在这些比喻本身已经成为无比遥远的天真时代的一部分。20世纪后半叶的用词更加不客气，美国在其势力范围内的特殊地位是非常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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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相隔五十年的两次政治大旅行说明了这样的对比。像1905年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一样，1953年艾德莱·史蒂文森是被打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望通过海外旅行休息一下以便在政治上东山再起。布莱恩和史蒂文森都进行了从东京到伦敦的环球旅行。两人的活动都是公开报道的，布莱恩和赫斯特报业签订了合同，史蒂文森被来自《瞭望》杂志的随行摄影家和记者包围。两人都知道使命的语言：在布莱恩是西方基督教，在史蒂文森是西方自由。两者中间，史蒂文森的背景有更多国际化色彩。他在12岁时就开始了第一次大旅行，此后跨越大西洋很多次。但是在冷战时代进步政治的目光向内的全球主义影响下，史蒂文森报告的视野就狭隘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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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的世界是兼收并蓄的大橱柜，它的架子上堆满了有用的和有趣的东西。而史蒂文森的世界充满了危险和“折磨”、责任和“负担”，它的每一个侧面都把想象力压回美国的特殊命运上。史蒂文森的世界不是可以使用的社会政治经验的仓库，不是环绕世界的一连串“外国试验站”。从那里没有亨利·劳埃德曾经说过的进步思想“沙拉”等待制作。它是美国人不能回避的“领袖考验”，要准备肩负“伟大的最艰巨重担”的领域。在英国的布莱恩为1906年自由党的胜利而欢欣鼓舞，非常热切地渴望看到英国经验能够对“自然垄断”问题提供什么答案。而史蒂文森的英国没有让美国命运的特别重担得到暂时减轻。温斯顿·丘吉尔告诉史蒂文森，美国人“拯救了世界”，这个胜利让他们像阿特拉斯巨神一样肩负起世界的重担。在“这个世纪中叶的考验中”，所有的问题都汇集成一个：“我们[美国人]如何承担起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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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发现的雄辩力和紧迫性面前，沿着进步跑道一同比赛的说法让位给了例外主义的天赋、例外主义的责任、例外主义的“美国生活方式”，以及例外主义的美国独特历史等言论。1950年代初期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深深卷入弄清这些问题的研究中。[972]从前的政策对比问题似乎不值得再提出来，因为答案如此明显，上帝为世界成员提供的牌的差别是如此分明。对于美国多数进步人士来说不存在从海外学习社会政治经验的问题了，也没有需要克服的落后状态了。自我参照的百叶窗再次关闭，因为美国人重新把自己当作世界历史的例外。让美国人深深卷入欧洲事务的战争出乎意料地把美国完全孤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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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西洋经济体进步纽带的解体并没有让进步政治停下来。在1940年代美国已经启动的政治力量非常强大，足以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很长一段时间。罗斯福的反对者迫切渴望关闭新政残余，而劳工团体和进步思想的民主党人试图扩大其规模，在这种斗争中美国社会政治保持着足够的能量，人们不会马上注意到更广泛的、跨越国界的参照物正在消退。哈里·杜鲁门在1948年竞选时，不仅誓言在欧洲采取对苏联的强硬政策，而且提出了对新政承诺的新延续：社会保障的扩展、新政启发的全国健康保险项目、大规模住房建设项目、新的公共电力工程、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农业的长期性价格支持、农村电气化推广、劳工谈判权利的增加等。这些议题还进入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项目，并且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继续影响社会政治的辩论。[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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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多数情况下，美国进步人士不再公开谈论欧洲比喻和欧洲纽带。在1940年代后期国会关于住房立法的听证会上，指代欧洲的内容就缩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在1949年关于医疗保险的国会听证会上，进步人士支持者拒绝对国际间的对比表态。相反，在1939年《社会保障法案》修正案的听证会上，仍然充满了对欧洲经验的引述。政府的“社会保障顾问委员会”主席道格拉斯·布朗当时在众议院听证会上提供了世界社会保障条款的图表，还有一份英国保险印花簿，他希望很快将在美国实施。在1950年代的社会保障听证会上，唯一一个较多依赖大西洋背景的证人是抱怨连连的前社会保障管理局雇员马乔里·希伦，他声称有证据证明罗斯福—珀金斯在美国实施社会保障的阴谋最初起源于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的“社会主义者”小集团。[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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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伦只不过是拥有逼真想象力的新闻通讯作家。但是随着冷战进入美国国内政治，主张维护上帝赐予的、未受污染的美国方式的人获得了强大优势。当社会保障管理局1947年选择持同情态度的调查者汇报新西兰健康保险的经验时，国会保守派人士提出警告说，这是对医药社会化的“莫斯科政党路线”的认可。劳工进步人士的健康保险游说活动被攻击为共产主义者前线。本人也有相当社会政治野心的共和党人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指控说，1946年的《充分就业法案》是起草者直接从苏联宪法中挪用而来的。对那些担心国家的社会力量的人来说，冷战添加了特别迅猛有力的策略优势，让谈论落后和不足的言论承受更高昂的政治风险代价。[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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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所有的战后美国进步人士都变成例外主义者。从历史上看，劳工世界比中产阶级的改革世界更加国际化，在战后与国际社会政治纽带仍然保持着交错的关系。冷战地缘政治让美国工会人员和他们在政府的资助者深深卷入欧洲的劳工事务，不仅重新扮演1918年和1919年塞缪尔·冈珀斯的耀武扬威，而且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国内后果。鲁瑟兄弟是欧洲场面上的主要人物，他们抓住每个机会宣扬美国生产方式的福音。英国《每日先驱报》在沃尔特·鲁瑟的一次年度旅行时，称他是“希望的吹笛手”，是“美国梦和……空前富足时代到来的”福音传道者。1951年，作为“马歇尔计划”政治的比较有趣的转变之一，维克多·鲁瑟帮助为试验工厂输送工会基金，向满心狐疑的法国人展示美国的生产技术和劳工关系技能。但是鲁瑟兄弟也是欧洲风格的社会工团主义的主要宣传渠道，工团主义凭借与海外社会民主政治有意识的密切关系、国内消费者和信用合作社的坚实基础、体育和娱乐中心、教育项目、政治野心等，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产业工会联合会找到了家。[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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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在战后也重新建立起国际纽带。在新成立的联合国机构体系中，在学术交流活动中，在专家和政策专家的国际聚会中，各种观点仍然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而传播交流，明显的例子就是国际货币政策。1945年后的世界在思想上比伊利和布莱恩时代更小了，更亲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信息的获得更加快捷，相互往来更加方便。在对中欧社团主义工业计划、瑞典经济政策、欧洲大陆土地规划技术等不断变化的兴趣中，大西洋进步纽带的传统动力构成美国社会政治场景昙花一现的复兴。即使在例外主义政治的高潮时期，所维持的国际社会政治纽带也比政治舞台公开表现出来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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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美国控制世界而欧洲社会民主的财富大幅度减少，随着冷战政治中使用外国经验的危险增大，随着在历史和政治科学领域新的例外主义文献的迅速增多，随着市场产生物质极大丰富的奇迹（当时看来似乎是美国独有的），跨越大西洋的进步纽带确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已经不如从前了。北大西洋进步纽带的主要机构也随着时代的前进被取代。约翰·安德鲁斯的美国劳工立法协会、亚伯拉罕·艾普斯坦的美国社会保障协会到了战争结束时随着创始人的去世而关闭。凯洛格的《调查》在1952年停止出版。芒福德和鲍尔继续为他们的事业奔走呼号到1950年代初期。但是战后都市政治的主要语言是纽约市规划沙皇罗伯特·莫斯的，他把芒福德贬为“坦率的革命者”，蔑视“根本不属于这里”的外国观点。[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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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进步人士开始工作时根本就没有了前辈对欧洲那些强烈和反观性的感情。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的欧洲社会政治复兴产生了五六个可以输出的福利国家模式，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却比早期的社会政治试验小多了。当美国的战后社会政治开始沿着自己的道路向福利国家条款和妥协迈进时，已经不再有积极的、相互联系的游说人士提出那些来公开辩论，或者询问美国做法哪些与其他国家先例不同之处是聪明的，哪些是不聪明的等问题。有的只是例外主义者的、扩张的美国和“奄奄一息”（虽然从来没有死亡）的欧洲两极对立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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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北大西洋进步纽带本身也有不少过分扩张的极端言论——也有不少虚假幻觉。从1870年代开始，美国人在这个纽带中表达他们的信念和对外国的热情从来不是容易的事，除非使用近乎夸张的语言。他们的简单化常常是天真的，有时候（如1914年的德国崇拜者豪威和道森）简直让人尴尬。他们把他国的公式化形象走私进来，把这当作他们所了解的唯一修辞工具插入同胞的意识中间，让国人明白美国在市场和政治间的平衡方式不是不可避免的：在其他地方，人家采用了不同的办法，而且做得更好。他们在巴黎等地方的社会政治市场上捡到的物品并非完美无缺。他们的格拉斯哥公交车、爱尔兰乳品厂合作社、奥斯曼化的巴黎、莱奇沃思以及德国伦理经济学，决不是面向大西洋的进步人士一厢情愿看到的样子。所有这些也存在于他们的工作中，更存在于其遭遇到的更深刻的地方性抵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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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步政治跨越大西洋阶段的历史重要性不在于它夸张的极端言论，而在于经验的纽带。它标志着资本世界越过民族国家的对抗力量而让许多人看到共性的时刻。尽管大西洋进步旅行者的工作遭遇“非美国”或者“普鲁士产”之类愤怒抗议，但他们让其他国家的社会政策成为报纸的头版新闻。他们不仅维持了引起高度关注的国际交流结构，而且维持了让美国社会政治选择与别国选择结合起来的公开辩论。从大西洋的一侧到另一侧，人们都能感受到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政治动力关系。在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努力要分开的地方，他们试图建立纽带（总是伴随着竞争和冲突，但是毕竟相互联系在一起）。即使在美国，这样的现象也能够清晰感受到，或许美国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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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的巴黎，在北大西洋进步人士纽带中的美国人还是欧洲中心辩论的迟到者——既渴望加入进来又为自己的差异感到自豪。半个世纪后，他们的努力极大地改变了美国进步政治的议程。他们试图跨越大西洋的桥梁虽然布满失败和意料之外的转变，但还是有很多东西成功跨越了。他们拓宽了的社会政治经验和解决方案领域让政治摆脱纯粹经济命运的束缚，也为进步改革提供了动力和确定了词汇。这贯穿了1930年代危机政治的全过程。但到了1940年代末期，这个进步时代结束了。在挽救了世界之后，很难再想象从它那里还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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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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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多年辛劳和多人帮助的结果。最慷慨的资助者是那些机构，它们的支持为我提供了免于课堂教学任务的研究和写作时间。在初期阶段，这个项目得到“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奖学金和研究基金。研究的后斯阶段得到全国人文科学基金会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资助。在法兰克福大学担任富布赖特高级讲师，使研究的欧洲阶段得以实现。本书的大部分手稿是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完成的，它不仅提供了研究员资助还提供了工作所需要的理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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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关键的是在研究过程中为该项目的顺利开展而提供的个人帮助。两位特别聪慧的本科生研究助手凯西·拉格尔（Cathy Lager）和乔舒亚·马歇尔（Joshua Marshall）在我之前开拓了研究尝试的许多内容，费迪南德·克雷默（Ferdinand Kramer）跟我分享了恩斯特·梅项目的许多记忆：厄内斯特·科尔纳（Ernst Konhner）带领我参观罗默斯塔特。弗莱德·福克斯（Fred Fox）接待我这个不速之客，在加州德尔亥慷慨地回答我的问题。两个大洲、太多的大学图书馆和档案馆回答了我的询问，为我提供非常有效的指导，帮助我发现研究所需的材料，我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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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人从头到尾倾听了这些想法，仔细阅读了原稿，或者提出争论，这种相互交流是学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普林斯顿、哈佛、斯坦福和耶鲁的教授论坛，伦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位于法兰克福的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大学和位于科隆的英美历史研究中心，都在很多方面帮助提升了该项目的敏锐性。朋友和同事艾伦·布林科列（Alan Brinkley）、丹·齐特罗姆（Dan Czitrom）、艾伦·道利（Alan Dawley）、詹姆斯·克罗潘伯格（James Kloppenberg）、阿诺·迈尔（Arno Mayer）、安迪·拉宾巴赫（Andy Rabinbach）、多罗西·罗斯（Dorothy Ross）、约翰·汤普森（John A. Thompson）都慷慨地给予时间阅读全部或者部分手稿并提出宝贵的意见。不用说其中的每个意见都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写这个历史，但是最终的结果因为他们的帮助而大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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