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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好秩序为什么也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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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概念的故事已经接近尾声。春秋时期，周朝步步衰落而至最后崩溃，天下又成乱世，诸侯相伐，争为霸主，兼并成风，战争与权谋成为主流。以历史条件而论，周朝无疑是个好社会，2000多年来一直被当作模范王朝，可是周朝还是崩溃了，这意味着，良好秩序也难以长治久安。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文学化的传统解释往往以流俗套路把王朝的崩溃归于末代统治者的堕落腐败。周朝中后期虽有个别荒谬故事，但周朝始终都不是一个腐败王朝。周朝不是亡于腐败，而是亡于好秩序的高尚漏洞，这才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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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秩序是人为世界创造的一种非自然的存在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人的创世过程，人的存在论也是一种创世论——创造世界的创世论属于上帝，创造历史的创世论属于人。而人类所有难题都源于为世界创造历史的创世论困境：人类虽然有能力创造秩序，却没有能力设计完全无矛盾的秩序；有能力创造历史，却没有能力控制未来，因此，未来始终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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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周朝发明天下体系是为了能够在“以小治大”并且“以一治众”的条件下建构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这是一个历史上独一无二而至今再也没有出现的特殊局面，它迫使周朝不可能追求私利最大化，而只能将私利压缩到最低程度，以接近公正的秩序以及合理的利益分配去保证其政治权力，周朝因此成为模范王朝。古代社会通常只是专制统治，周朝的政治秩序却可能是一个例外，以专制去描述周朝政治多有不匹配的情况。虽然周朝政治具有某些专制性质，比如君主制和贵族世袭，然而周朝的天下体系却是一个分利分权的世界体系，明显放弃了对权力和利益的垄断。而且，周朝为了推行德治，宗主国为提供公共产品所承担的成本大过来自诸侯国的收入（贡赋），因此，周朝宗主国维持“世界和平”和“世界秩序”的费用主要来自宗主国本地。各国贡物主要是各地特产（从铁器、盐、宝剑之类实用物品到宝石、皮毛之类的奢侈品，还有大象骏马之类的动物），更接近表达敬意的礼物，而非定量税收。周朝宗主国的经济实力没有因为享有各地贡赋而越来越强，反而由于承担公共成本而使经济实力越来越弱，这一点说明了周朝宗主国主要享有政治权威而并没有享受专制的经济厚利。另外，周朝采用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圣王传统。所谓共治，就是天子不能专断，不仅必须尊重既定制度，而且必须与大臣们商议。共治不是民主，但具有商议政治性质。总的来说，根据周朝政治的特殊性质，更贴切的命名似乎应该是“监护制”（supervisorship），而不是专制。现代政治学常以专制和民主两个概念去描述所有政治制度，显然过于贫乏而不能覆盖政治的所有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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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周朝政治是一个足够好的政治秩序，好秩序的崩溃才成为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到底是哪些不利因素破坏了周朝的秩序？西周末年遭受西北游牧族群的打击而被迫迁都，从此变成东周，这个巨变似乎说明游牧族群对周朝体系的叛逆可能是导致衰落的一个原因，周朝迁都事件也通常被看作是周朝衰落的标志。但这种理解似乎颠倒了因果关系，应该先是因为周朝衰落，无力维护秩序，才会导致某些邦国的叛逆。周朝的天下包括众多族群，曾经成功地“协和万邦”，建立了普遍和平秩序，但周朝宗主国与游牧族群的合作有一个弱点，北方游牧族群与周朝宗主国主要只是政治关系，而缺乏实质性的经济合作。游牧族群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缺乏生活资料的积累，中原的物资始终是一种诱惑。假如中原能够与游牧族群建立公平稳定的贸易关系，抢劫的积极性就会大大降低，可是中原经济发达，物资丰富，对游牧族群并无所求，因此缺乏与游牧地区建立贸易制度的积极性，通常只是有限而不确定的交换。而且，周朝推崇朴实生活，反对看重远方的“奢侈品”，如《尚书》所载，周虽通于九夷八蛮，“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却反对玩物丧志，“不贵异物”“不宝远物”[147]，如此轻视远方物品，也就缺乏与游牧族群建立经济合作的积极性，当然就难以维系游牧族群的政治合作和忠诚。不过，游牧族群的反叛并非周朝衰落的根本原因，只是一个次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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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衰落很可能是由于无法兑现的高标准德治，可谓成也德治败也德治。德治虽好，可是周朝制度有其设计漏洞，以致德治难以长期持续。据许倬云及葛志毅研究：周朝的分封在西周中期就停止了，并非不愿意继续分封，而是再也没有土地可分了。[148]这是周朝始料未及的一个制度漏洞。且不说周朝控制的土地有限，即使控制了整个世界，土地也终究是有限的，分封迟早要停止，后世的王亲功臣没有机会得到“应得的”分封，激励消失了，也就很少有人愿意为天下公利去建功立业了，甚至滋生了不平之心；另一方面，按照周朝制度，封国是世袭的，除非有极其重大的错误，否则不能剥夺或改封，于是，诸侯们的最优策略就是守住基业而不为天下公利劳神费力。不犯错误比建功立业容易得多，经营家业的吸引力自然就大过天下公利，因此，那些既得利益者对天下公利也同样不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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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天下体系的制度优势在于网络式的互相依存、互惠共轭的合作关系，但天下体系对于古代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而言过于超前了，并不能充分发挥其制度优势。周朝虽然建立了可共享的网络秩序，事实上“可共享”的利益并不多，首先，不存在与之相配的网络式的经济流动，也很难提供惠及整个体系的公共产品。由于物质条件跟不上天下概念，周朝天下体系的政治功能就远远超过经济功能，可以说周朝的天下只是一个政治天下，尚未形成经济天下。周朝时期的经济主要是各地自给自足，尽管也有贸易通商，但各国在经济上并没有形成足够活跃的互相依赖，以礼仪为核心的政治符号的运用远远超过了经济合作的意义——由此可以理解孔子为什么认为礼乐制度才是周朝制度的核心。结果，诸侯以及士大夫豪族逐渐发现天下只是个理想概念，各国的现实利益显然超过天下的共同利益，于是，各国纷纷着力发展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强的诸侯们也逐渐不再需要宗主国提供的安全庇护。另一方面，周朝宗主国由于承担着天下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费用以及不断封赏的费用而导致自身资源日渐耗竭，当能够分给各地的利益用尽了，德治就退化为空话而失去了影响力。周朝宗主国的军事力量在中期就已经失去威慑力，退化到不足以击败一个强大的叛逆邦国，更无力维持天下的整体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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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抵抗不住游牧族群的袭击，周朝向东迁都而丧失了宗主国的大部分直辖地，经济能力和政治威望都大大受损，实力甚至不如一个大诸侯，再也无力管制诸侯了。诸侯在名义上仍然尊重周王，但一旦涉及实质利益就寸利不让了。春秋早期，郑国率先破坏天下秩序，兼并了一个小国，周王却无力管制，尽管按照周制度，封国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任何兼并或转让都是违法的。进而，郑与周因争夺农作物而发生冲突，郑国军队射伤了周王，大败周师。这两个标志性的无礼行为宣告了游戏规则的变更，周朝宗主国的天下领导权退化成荣誉符号，尽管作为有名无实的权威又继续存在了数百年，但其政治影响力退化到甚至不如今天的联合国。周天子的意义只剩下充当政治正确性的借口，霸权国家都以代表天子维持天下秩序之名，而行入侵和兼并其他国家之实。名义上各国仍然属于天下体系，实际上天下的世界政治已经退化为霸主的国际政治。这个政治的演变故事可谓独特：政治开始于世界政治（周朝），然后退化为国际政治（春秋战国），最后演变为国家政治（秦朝至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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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建国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分界线：告别天下体系和世界政治，开始了以国家作为绝对权力的国家政治。周朝宗主国权力衰落之后，春秋战国的各个霸权诸侯所思考的是如何结束乱世而重建天下体系，试图成为天下之新主。在吞并最后六个强国之前，没有证据表明秦国已有新政治的规划，尽管商鞅、韩非、李斯等都认为政治需要创新，反对“先王之法”，但新政治仍然不是一个清楚的概念。一直到兼并六国，如何统治成为一统的广域，新政治才成为一个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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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了800年的周朝天下体系已经成为一个广受尊重的传统。秦始皇吞并各国，改变了一个甚至比周朝古老得多的传统：除了秦国王族，其他所有贵族因为失去国家和领地而不再是贵族了，贵族传统的断绝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天下的众多部族都是历史悠久的存在，大多数可以追溯到无考年代，部族的统治集团都是世代延续的贵族，贵族阶层一直是古代社会的组织基础，天下共主可以变换，但贵族永远都是部族的合法代表。经过春秋战国的数百年兼并，绝大多数的贵族不复存在，秦始皇打倒了最后一批贵族，秦国王族成了独此一家的贵族，贵族也就不再是一个社会系统了。秦吞并列国完全通过武力征服，征服者不需要与任何部族谈判协商，它拥有全权去建构统治。如何处理被征服的世界，与如何处理归顺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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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体系虽已不在，但天下观念仍然存在。秦统治集团激烈争辩是否需要新政治，李斯力倡制度创新，反对重建天下体系。如《史记》所载：“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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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149]李斯对周朝制度的弱点分析虽是片面的，却是深刻的：周朝天下体系虽然具有理论的合理性，但在实践上却无法阻止各国关系逐步疏远，无法永远维持合作关系，问题出在分权制度导致宗主国的实力不足以管制诸侯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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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建立了一个中央主权的郡县制国家。这就是天下体系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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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天下作为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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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终结并不是制度的失败——制度设计的漏洞本来可以调整——而是理想领先于时代。周朝的天下体系实验留下了作为政治方法论的遗产，这是其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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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概念创造了一个容量最大的政治分析框架，开拓了分析世界问题的政治尺度。无论是全球政治、国际政治还是国家政治，都可以在天下框架内统一分析。同时，天下把世界理解为政治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存在，世界因此具有了属于世界自身的政治意义。这意味着，世界有着不能还原为国家利益的世界利益，世界问题只能从世界观点去理解，而不能以国家观点去理解世界。这个政治方法论来自两个经典表述：管仲的表述“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150]，以及老子的表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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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概念还蕴含着一种政治存在论，可称为“共在存在论”（ontology of coexistence），是建构政治秩序的存在论根据。如果不能为世界建构一种普遍共享的共在秩序（order of coexistence），就不可能克服对立、冲突和战争，更不可能建立人类的共同生活。只要世界是分裂和互相对抗的，任何一个社会就有着负面的外部性，这正是政治的失败，而政治的失败必定全方位地影响人类生活。可以说，政治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决定人类生死存亡的存在论问题。在此可以意识到天下的“无外”先验概念的重要意义。“无外”概念把世界先验地理解为一个没有外部性而只有内部性的整体存在，先验地承认世界是所有人的公共利益和公共资源，先验地排除了不可兼容的异己概念，同时先验地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及其协和关系，拒绝了单边普遍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这正是《礼记》的“礼不往教”原则：“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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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世界的内部化就是世界政治的先验使命。对于实现世界内部化，合作性的关系理性明显优于竞争性的个人理性。关系理性并不拒绝个人理性，这两者并非“单选的”（alternative）对立选项，而是理性的两面。关系理性优先考虑互相伤害的最小化，首先排除了来自他人的报复行为，然后进一步发展相互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关系理性的使用优先于个人理性的使用，以关系理性作为个人理性的约束条件，就能够以协和限制竞争，以冲突最小化去保证合作最大化，从而保证最大的共同利益或可分享利益。关系理性的目标是创造一种社会秩序，使得合作的利益大于竞争的利益，试图达到“孔子改善”（Confucian Improvement），即一种利益改善必然使所有当事人的利益同时获得改善。孔子改善等价于每个人同时获得帕累托改进，因而能够成为稳定可信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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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体系是世界内部化的体系（an internalized world-system），完全不同于帝国主义的支配性世界体系（a dominating world-system）。华勒斯坦对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有个清楚的解释：“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自己时，又使这个世界体系分裂了。”[153]显然，在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列强的国家利益。与此不同，天下体系试图建构世界主权，以世界权力去创造有利于世界的共同利益，准确地说，天下体系的目标是世界的冲突最小化和合作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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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韬》中有一个关于天下观念的总结：“文王问太公曰：何如而可为天下？太公曰：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仁盖天下，然后能怀天下；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下；权盖天下，然后能不失天下。……故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处之。”[154]这番宣言式的论述虽然夸张，但大致表达了古人对天下政治的理想化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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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论语·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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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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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尚书·益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战国策·齐策》：“古大禹之时，天下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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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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