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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 第三章 天下秩序的未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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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历史尚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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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是一个可疑的概念。人类尚未做到“以世界为世界”（套用管子的“以天下为天下”），因此，作为世界之世界（the world qua a world）尚未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史是一种误导性的虚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至今仍然只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世界，即地球，尚未成为一个能够以世界利益去定义并且为所有人所共享的世界，因此，我们所在的世界，除了物理性质，并无政治身份或政治的存在秩序，所以说，“世界”至今还是一个非世界（non-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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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非世界的世界上，至今还没有一种普遍共享的历史。在现代之前，各地各有自身的历史。现代的殖民运动、开拓海外市场运动以及帝国主义运动似乎把世界各地联系在一起，各地的多样历史（histories）被欧洲的历史组织到一起，成为交织的历史（a complex history of histories），然而，这并不是世界史，只不过是欧洲势力的扩张史，世界各地的历史在欧洲霸权故事中只是被动或附庸的情节。以欧洲扩张史冒充世界史，是至今流行的所谓世界史的基本模板。现代发展到了极致而产生的全球化运动确实把所有人卷入到一个无处不在而难解难分的游戏之中，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产生出能让所有人普遍接受的游戏规则。世界发生着一个无人能够脱身的博弈游戏，却没有成为一个共享的世界，因而只是一个失效世界（a failed world）。全球化看起来是现代性自身发展出来的掘墓人，至少使现代游戏陷入自身导致的混乱而失去前途，特别是，全球化使得现代帝国主义支配世界的种种策略遭遇到各种不可测的反作用，世界也因此陷于失序状态。这虽然是灾难性的，但也是创造游戏新规则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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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时出现的“历史的终结”（福山）的欢呼是一种傲慢而幼稚的想象，它通过黑格尔式的叙事结构而非法挪用了神学故事。假定弥赛亚终将来临，但上帝并没有说在冷战结束之后就来临。另外，上帝也没有说民主就是弥赛亚。按照先知所传达的上帝消息，上帝恐怕不会支持民主制，上帝的天意也不需要民主的同意。这并不是在支持宗教故事，而是说，先知的故事归先知，民主的故事归民主，这两个故事不能采用同一种叙事逻辑。民主的故事属于现代的进步论逻辑，可是进步就像进化一样应该没有终点（除非人类灭亡），如果把进步论嫁接到基督教的叙事逻辑上，就变成了一个现代迷信故事——两者之混合结果既不是科学也不是神学，而是意识形态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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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世界史必以世界秩序为开端去叙述人类共同生活。世界秩序不是某个霸权国家或列强联盟统治世界的秩序，而是以世界共同利益为准的世界主权秩序；不是一国为世界建立的游戏规则，而是世界为所有国家建立的游戏规则。周朝的天下体系只是覆盖有限地域的“世界性”政治秩序，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概念性实验，是世界历史的预告。世界至今尚未变成天下，真正的世界历史尚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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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所以尚未能够成为天下，既是因为世界至今一直持续着无政府状态，甚至时常陷入霍布斯的丛林状态，也因为至今尚无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世界制度，甚至没有被普遍接受的世界观，也就不可能形成作为政治主体的世界。人只在地理学意义上属于世界，在政治学意义上却只属于国家，于是，世界只是被滥用和掠夺的公共资源，是被争夺和被损害的生存空间。世界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所谓“无效国家”（failed states）[255]，而在于是一个“无效世界”（failed world）。如果世界作为一个无效世界长期存在下去，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大国，都将难以克服其负面外部性问题，难以在一个不协调并且不合作的世界中确保安全和发展。悖谬的是，所有国家都深知世界的安全与合作是存在与发展的条件，却一直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世界政治问题，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世界共同利益总是不如国家利益那么迫切，而且霸权国家总是试图维系其国际剥削体系。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世界各种危险因素的增加，我们必须像对待国家利益、个人权利和政府税收一样认真地对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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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除了周朝的天下体系这个特例，由自然状态发展出来的政治几乎必定是国家政治，而由国家政治派生出来的是国际政治，却无法进一步发展出世界政治。国家政治是对内政治，核心问题是权力和利益、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国际政治则是对外政治，即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核心问题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合作、竞争、斗争乃至战争。虽然国际政治处理的是世界中的政治问题，却不是世界政治，因为国际政治不是为了世界利益，而是为了国家利益；不是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合作（尽管和平与合作是国际政治的流行口号），而是为了压倒对手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甚至可以说，国际政治很少能够公正地或正当地解决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相反，国际政治往往加深了国家之间的矛盾，使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复杂化。如果国际政治居然公正地解决了国家之间的冲突，必定是因为双方形成了实力均势或者双方存在着必须合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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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家政治的本质而言，国家政治试图建立尽可能公正的制度或游戏规则（不排除个别非理性的政府只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国际政治既没有制度，也不追求公正的游戏规则，只有损人利己的所谓“战略”（strategies）。一个是国家对内管理系统，另一个是国家对外斗争系统，两者实为一体。这意味着，国际政治并不是国家政治之外的另一种政治，而只是附属于国家政治的对外战略。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世界始终是无政府状态，一直都没有进入真正的政治。国际政治实质上是伪装为政治的敌对竞争（hostilities，包括战争），结果是把世界当成无政府状态的“公地”（the commons），世界也就成为最大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特别是，在霸权国家的意识里，自己国家之外的其他地方以及公海都是可支配的公地。尽管从未明言，但国际政治实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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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伐利亚和约》[256]是对世界公地悲剧问题的一个划时代的解决。在此和约模式基础上逐步产生了主权国家体系，以相互承认的国家主权划分了世界公地，明确了各自的“产权”。明确产权被认为是对公地悲剧的有效解决，这一点应为无疑，但同时也产生了新问题。主权国家体系使世界的分裂合法化，或者说，以国家主权否定了世界概念和世界利益。现代主权国家体系这个革命性的成就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的发展，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因此受益，技术和经济上率先得到发展的少数列强另有妙计而成为世界的支配者。对于现代初期的列强来说，仅仅是列强国家的主权是获得互相承认的，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仍然是未加划分的公地，是可以任意入侵、征服和占领的，可以开拓为殖民地。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性的解放和革命运动几乎使所有国家都变成了主权国家，主权国家体系基本上完成了对世界的饱和划分，再无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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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饱和的主权国家体系不是一个为了世界共同利益的世界体系，而是属于霸权国家的帝国主义体系。经济学认为，产权明确就会产生理性合作或至少能够以理性谈判去解决利益冲突问题。这个原理部分正确，准确地说，它在有着公正游戏规则的条件下才是有效的，而在帝国主义体系中则几乎无效。对主权的普遍承认虽然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领土兼并和瓜分（但并非绝不瓜分），兼并模式让位于竞争模式，但现代的竞争规则并不是让世界普遍受益的规则，而是先由欧洲、后由美国制定的专门有利于欧洲和美国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支配世界的帝国主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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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domination）是个奇妙的概念，它不是直接的侵略，而是无形的压迫、剥削和控制。马克思最早发现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剥削问题。受到马克思影响的现代激进思想家们不断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这个问题早已成为常识，无需多论。然而，激进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始终没有超越“阶级”的概念，试图横切世界的阶级概念反而掩盖了比国内剥削更严重的国际剥削，即欧美国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剥削。事实上，欧美国家内部被“剥削”的人民相对于世界上被剥削的人民来说也是国际剥削的受益者，因此，欧美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并不一致，虽然都是工人，却根本不属于同一个阶级。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进行了欧美所推荐的政治解放，也不会因此在经济上获得解放，仍然与欧美的人民不是同一个阶级。不把国际剥削考虑在内的阶级概念是非常可疑的，在国际剥削问题被解决之前，更准确地说，在消除帝国主义的支配规则之前，世界各地的“人民”并不属于同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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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想象，一直到近年来激进思想家的想象，比如皮凯蒂想象的全球统一高税收[257]，还有哈特和奈格里想象的“诸众”（multitude）联合起来反抗资本主义，或者，对公共资源（the commons）实行集体自治的民主管理的公众运动[258]，等等，虽然都颇具新意，但都无法回应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不平等问题。平等和民主能够改变国内的财富分配，却不足以改变弱势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被剥削的地位，这是同样重要却不能互相替代的两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实行皮凯蒂的平等策略，或者哈特和奈格里的社会平等运动和集体自治策略，对发展中国家是否真的有利，还是个难以预料的未知数。其结果也许有多种可能性，但其中一种可能性是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失去国家竞争力而落入未富先衰的陷阱。欧美激进左派的“全球”视野或许有助于改进欧美国家人民的利益，但是否有助于消除国际剥削和压迫，是否有助于改变国际游戏的不平等规则，恐怕还有待更多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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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国际支配体系或许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曾经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它意味着一种非常成熟的支配方式：军事干涉的强度减弱了，对生存命脉的控制却明显增强了，也就是对世界金融资本系统、高新技术和基本资源（能源和农业）的控制增强了，而对生存命脉的控制进一步保证了帝国主义对世界的深层支配，即对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以及对知识的解释权。对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知识的解释权的独裁就是彻底的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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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帝国主义支配和控制世界的逻辑虽然强大，却也有致命的弱点。我们已经分析过策略模仿和策略反制的问题。两者都是弱者对压迫的反抗，其中，弱者策略反制对帝国主义秩序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不足以颠覆帝国主义秩序，但策略模仿却是帝国主义难以对付的困难，因为它能够导致帝国主义策略失效，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正如“模仿测试”所表明的：任何敌对策略都经受不起模仿带来的对称性报复，必定形成囚徒困境的不利僵局，甚至共同灭亡；只有共同受益的策略才经得起普遍模仿，因此，能够保证和平与合作的游戏规则只能是共同受益的游戏规则。这几乎是自明的真理。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全球公正总是遥遥无期。原因既不神秘也不深刻，仅仅是霸权国家仍然拥有博弈优势，因此千方百计地维持优势。另一个同样令人失望的难题是，只有强者才有能力去建立普遍受益的世界制度，可是强者总是坚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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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解决不了问题，真正解决问题要等待历史的临界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周朝建立天下体系的特殊历史原因：幸运的胜利使周夺得众国盟主地位，周作为小国而必须解决“以一治众”并且“以小治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建立一个普遍受益的世界制度就几乎是唯一的理性选择。这样的历史时机不可重复，事实上机不再来，未来也恐怕无此机会。但是，全球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可能将创造另一个祸福未定的历史临界点：一方面，未来高度发达的技术很可能使小集团甚至个人的能力大到足以破坏任何国家的秩序，这意味着，被压迫的小群体或者有野心的小集团，将因为拥有高端技术而变得极其危险，将有能力给帝国主义体系造成致命的挑战；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技术系统在使社会和国家变得空前强大的同时也变得非常脆弱。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分析过现代社会很难避免的脆弱性，[259]以致难以承受各种非理性的反抗势力的破坏。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来临的破坏性挑战是一个“末日问题”。准确地说，技术的高度发展所蕴含的破坏能力并不是针对霸权的威胁，而是对整个世界的威胁，它将使得任何利益冲突或精神冲突的后果都变得非常危险。因此，这种危险不仅是霸权的末日问题，更可能是人类的末日问题。这个末日问题的危险性不在于最后审判或最后决战，而在于人类承受不起高技术的破坏性，因此更可能是个世界终结的问题。对此，唯一可能的拯救就是建立一个保证所有人和所有国家都能够受益的世界制度，创造一种改变竞争逻辑的新游戏，即一个具有普遍兼容性和共在性的世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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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天下体系的当代性，也许应该说是未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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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康德问题与亨廷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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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意识到战争对于人类社会的致命威胁，因此提出了“永久和平”问题。康德问题在他的时代是非常超前的，事实上当时的欧洲列强深陷于雄心勃勃的世界瓜分与竞争中，战争的诱惑超过和平的诱惑，一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平的诱惑才终于超过了战争的诱惑。其实我们很难断定，和平意识超过战争意识到底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还是因为核武器的毁灭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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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和平理论中既有一个理想主义幻想也有一个现实主义设想。其理想主义的幻想是由“世界公民”组成的“世界共和国”，这意味着把世界变成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康德自己否定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理由是，世界国家不可能成为每个国家的愿望，恐怕各国都不会同意被兼并为一个大国；而且，假如世界真的变成一个国家，也更可能演变成为专制国家。于是，康德推荐了一个在理性上更保险的和平方案，即一个由“自由国家”组成的和平联盟。[260]在当时，自由国家指的是区别于专制国家的共和国。自由国家联盟之所以被认为是和平的，关键在于自由国家具有非专制的相似制度、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康德理论的现实版本是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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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理论无疑是伟大的，但其和平条件的局限性却使之无法解释和解决世界规模的和平问题。首先，康德和平的实现条件是各个国家的制度和价值观的同质性。这个条件在世界范围内无法被满足，世界上众多国家具有不同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很难想象把所有国家都变成同样性质的国家，更不可能想象统一各种文化和宗教。因此，康德方案的最大适用范围是文化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地区，比如欧洲，却不可能用于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其次，政治和文化同质的国家在利益上未必是无冲突的，康德和平方案只是国家之间的国际协议，并不是超越了国家利益的共同利益体系，因此不能确保各国不会发生严重冲突或互相伤害。康德相信自由国家之间能够理性地解决分歧，这个信念在当代被重新叙述为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的故事。这个故事并非没有疑问，但这并不重要，问题在于，即使没有诉诸武力的战争，也可能有诉诸其他手段的变相战争，比如金融战争，或者其他严重损害别国利益的博弈。国家利益与生存密切相关，不可能因为政治文化的相似性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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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方案有可能促进地区合作，但很难解决国际冲突，尤其对付不了全球化以来的新冲突，特别是对付不了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问题，比如巴以冲突、西方与俄罗斯的对立、西方与中东的积怨、中美矛盾等等问题。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论述，比如对世界上主要文明的分类以及对各种主要文明性质的描述，虽多有可疑之处，但他提出的问题却是一个深刻的有效问题。政治制度的相似性显然不足以克服文明冲突，这意味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如文明冲突那么深刻，因此，冷战结束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新阶段。在这一点上亨廷顿确有远见，世界的冲突变化也已经证明“历史的终结”是一个过于急切而虚妄的断言。不过，文明的冲突是否就是最深层的冲突，这却仍然大有疑问。在出现了一些符合亨廷顿预见的文明冲突现象之后，一种变相的冷战却又重新出现，这次措辞变了，不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冷战，似乎称作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冷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冷战模式的回归，而更可能提示着，世界上所有种类的矛盾，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还是文明的冲突，无论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还是阶级的冲突，尤其是权力和利益的冲突，从来都没有消失，只不过每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有所不同。也许还需要考虑到，正如政治制度的相似性不足以克服矛盾和冲突，文明的相似性也同样不足以消除矛盾和冲突。事实上，具有相似文明的国家之间很少因为文明的相似性而在权力和利益问题上做出更多的让步。这一点没有否定文明冲突问题的重要性，但说明了文明冲突未必是最深刻的冲突。既然各种矛盾在不同条件下可以轮流成为主要矛盾，那么，真正的问题不是哪一种矛盾更为重要，而是什么样的秩序能够使任何一种矛盾都不至于发展为战争或致命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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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指望能够通过理性对话去解决分歧，并且发展了对话理论。按照想象，对话是成本最低的博弈，其本质是以讨价还价代替真刀真枪的较量。理论上说，假如理性对话足以解决冲突问题，那么，康德和平即使不能成为世界和平也至少能够成为地区性的“永久和平”。不过，语言博弈代替行为博弈的有效性一直都只是一个良好愿望。事实表明，语言无法替代行为的较量，对话只能解决一些无足轻重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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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话的有限性是因为通常的对话并非充分理性的。假如对话是充分理性的并且具有真正的善意，是否就能够有效地解决冲突问题？这里可以参考哈贝马斯想象的在理想言说条件下的理想对话，即具有充分理性的、充分平等的、充分真诚而坦诚的对话。哈贝马斯的理想对话近乎乌托邦，甚至过于天真而适得其反，比如，哈贝马斯要求对话必须“说真话”，但真话不仅未必能够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不过，乌托邦性质还不是根本困难之所在，哈贝马斯的理想对话的真正局限性在于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那些涉及生存根本利益的事情，无论对话多么理性，都仍然是不可让步的；还有那些涉及生存意义的事情，比如宗教、精神和价值观，也很难通过对话而达成互相接受。充分理性而有善意的对话所能够达到的理论极限是互相理解，或者互相同情，但绝不会因为互相理解或同情而达成否定自己生存利益和生存意义的让步，这个局限性可以概括为“互相理解不能保证互相接受”[261]。其中的困难在于，“思”（minds）的互相理解不能必然推出“心”（hearts）的互相接受，也不能推出“身”（bodies）的利益一致，所以不存在从互相理解到互相接受的必然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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