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87528
3 两种外部性：天然的和被建构的
1703287529
1703287530
政治的逻辑是由政治秩序及其思维模式所决定的，而政治秩序和思维模式最终是由权力的政治单位所决定的。从现代之始直到今日，政治的逻辑是由“个人”和“国家”这两个有着关键作用的政治单位决定的。由于缺少“天下”这个政治单位，因此，政治逻辑的最大有效范围就仅限于国家，世界被遗弃了。正如已经讨论过的，国际政治是附属于国家政治的对外延伸，只是服务于国家，并不服务于世界，因此，现代政治注定不可能违背自身的逻辑而发展出世界政治。严格地说，我们期待世界政治的理由并不是出于一种追求“最好可能世界”的理想，也无法断言世界政治必然是一种更好的政治（一种政治是否更好，是一个取决于语境的问题，并无普遍标准），而是因为人类的生活已经发展到了必需世界政治的地步，否则将难以保证人类普遍需要的安全、共在与合作。就是说，世界政治是一种客观需要，而不是一种价值观。在这里，我们只讨论政治逻辑的有效性。
1703287531
1703287532
从根本上说，政治是为了解决人类生活的安全与合作问题，也就是为了解决负面“外部性”的问题，因此，政治试图建构一种秩序去平定外部性导致的冲突，以秩序去化解外部性的负面作用而形成合作。作为自然事实，在每个人之外，或者在一个“自己人”群体之外，都必然存在着互相限制自由行为的具有天然外部性的他人。这是荀子、霍布斯理论以及大多数的初始状态理论所承认的客观事实。具有天然外部性的他人导致了生存竞争问题，正如霍布斯所描述的，生存竞争必定残酷激烈。不过，生存竞争虽然惨烈，其冲突却并非不可化解，这是天然外部性的一个重要特征。理论和事实都说明，尽管有过许多毁灭性的零和博弈事例，但生存竞争仍然有希望止于某种理性的博弈均衡，无论是合作的均衡还是非合作的均衡，都是某种被承认的或默认的利益瓜分。这意味着，生死存亡的竞争并不必然追求生死存亡的决战，而更可能追求某种可以接受的利益分配。
1703287533
1703287534
按照初始状态的自然逻辑，至少存在两种政治演化的可能性，因此发展出两种政治逻辑：（1）荀子模式：以合作的利益为诱惑而将外人化为内部成员，因此得以建立稳定合作的秩序。这是内部化的逻辑。（2）霍布斯模式：强者建立强权统治而使外人服从霸权秩序。这是外部征服的逻辑。事实上，这两种政治逻辑总是同时存在于任何地区的政治发展中。从历史事实去看，内部化的逻辑更具中国思维风格，而征服的逻辑更具有欧洲思维风格——这只是经验事实，并非必然原理。如果从历史的长时段去看，特别是把未来考虑在内，可以看出存在着“制度趋同”的现象和趋势。随着各地各国的政治经验和制度设置逐渐成为可以互相参照的可分享知识，各国政治都通过取长补短而逐步变成混合多种因素的制度。今天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就已经有了明显的混合因素，以至于难以简单地命名为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或者别的什么，比如说，欧洲、中国和美国的制度都有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因素，尽管比例和配方有所不同。制度趋同的深层原因是，利益分配并非不共戴天的斗争，没有必要成为你死我活的决战，因此一个社会总会逐步调整到“合理的”的分配方式上，而合理的制度总是部分相似的。这意味着，在最严重的生存问题上，人的选择反而最可能是理性的，也更有希望建立合作关系或达成和解。相反，在一些无关生死存亡的事情上，人类反而拒绝合作。
1703287535
1703287536
最难以和解甚至不共戴天的冲突往往就来自与生存竞争并无直接关系甚至毫无关系的文化冲突。这让人想起亨廷顿的见解。他者文化或文明的外部性，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并不是一种对自身生存的致命威胁。文化差异意味着不同的精神世界，而精神世界的差异并非零和博弈，即使互相完全不感兴趣，至少也可以“各美其美”（费孝通的说法），甚至也可以不相往来而不影响生存。显然，忍无可忍的他者文化的外部性是被人为建构出来的，就是说，他者文化并没有天然的负面外部性，只有被建构出来的负面外部性。历史早期，一些文化由于地理间隔而没有交往，但一旦有机会交往，文化之间的有益互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或互相影响，或互相融合。可以说，早期的文化基本上不设文化边界，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和演变性。文化之间如何演变成互相敌对的关系，这是个需要解释的问题。
1703287537
1703287538
每种文化都是一个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又是对万物万事的解释系统。不同的精神世界本来就有着解释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无关对错，只是不同的视野，视野的分歧并不至于导致羡慕或嫉妒，因为每种文化都自美其美，都满足于自己的文化，没有必要去仇视他者文化的解释，而是互相泰然处之。即使文化之间出现互不信任的情况，也不存在因文化差异而发动战争之必要。仇视他者文化至少需要出现两个排他性的因素：（1）独断论。即相信自己文化的精神世界是唯一真实的，而其他的精神世界是虚假的。这是一个知识论谬误（epistemological fallacy），它把真理的概念滥用于价值观领域。（2）独尊权力。即认为自己文化的精神世界既然是唯一正确的，就必须拥有价值裁判权力，并且有着取代其他精神世界的权力，或者有着使其他精神世界皈依改宗之使命。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
1703287539
1703287540
在诸种文化中，只有一神教才能产生文化独断和独尊的要求。不过，并非所有的一神教都兼备这两个因素，比如，犹太教虽是一神教，却是特殊主义的一神教，只限于“上帝的选民”而不及他人，因此只具有独断论的信念，却无独尊之普遍权力要求。真正的历史转折点是基督教的出现。基督教把犹太教的特殊主义一神教转变为普遍主义的一神教，终于兼备了独断与独尊的双重性质。基督教通过政治的“四大发明”而创造了精神政治学，“四大发明”即宣传、心灵管理、群众和精神敌人[268]。自此，其他文化就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异教，是不共戴天的精神敌人，必须被排斥或皈依。基督教既是西方自认“普世文明”的基础，也是导致文化敌对的真正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基督教是一个有着世界性影响的“绝地天通”事件[269]，即试图废除各地文化的通神权利，取消各地文化的神圣性，独占整个世界的通神权利。
1703287541
1703287542
基督教试图一统精神世界的大业并没有真正成功，结果导致了世界的精神战争，也就是亨廷顿想象的文明冲突，也形成了卡尔·施米特概括为“敌人识别”的政治模式。自从基督教征服了希腊文明之后，西方就形成了异教识别的斗争逻辑，从此把世界看作是互相对立的和战争性的，以征服世界的使命而毁灭了“世界”概念的先验完整性，世界本身失去了神性，变成一个用来普遍实现基督教的场所，或者说，世界本身不再具有主体性，而只是一个对象。因此，世界中的万物或者其他人民也失去了自己的历史，任何历史和文化在变成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之前，都是被抛弃的无意义存在过程。基督教的神学逻辑后来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俗世版本中，比如说，在被现代西方“普世文明”启蒙之前，其他地方就被认为一直是蒙昧的；在被共产主义解放之前，其他地方的历史就被认为一直是黑暗的；在实现民主之前的社会也一直都是苦难的，如此等等。如果世界只有一种精神，就会失去世界的世界性（the worldness of a world）。世界的本质不在空间大小，而在于丰富性。如果缺乏多样存在，就不是世界，无非一物而已。春秋时期关于同与和的争论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如果万物都是同样的，那么万物“同”于一物，相当于一个事物的复制；只有多样事物才能构成“和”，才有世界。假如世界统一为一种宗教、一种价值观、一个精神世界，世界在空间上虽然广大，在精神上却缩小为一种事物，就不成其为世界了。
1703287543
1703287544
以一神教的神学逻辑作为政治逻辑，从而建构出文化的外部性，与他者文化构成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这是政治的不成熟。只有建立在“和”（compatibility）的基础之上的政治才是真正的政治，而建立在“同”（universality）的基础上的政治只不过是统治，统而无政。政治的概念有着比统治和权力更深刻的含义，如果政治不能实现一种“配天”的秩序，即能够促进万物生长的“生生”秩序（let all beings be in becoming），或者说促进存在之丰富性的“富有”秩序（richest variety of beings），就不是真正的政治。政治虽然运用权力，其目的却不是权力，而在于创制具有兼容性的存在秩序而让万物得以生长。政治必须配天，而不是配神。
1703287545
1703287546
每种文化的精神世界都有其神圣性。每种文化中的神圣事物所解释的不是生存的利益，而是生存的意义。一个精神世界里具有神格的河山、大地、草木，还有历史故事和人物，构成了不可摧毁的超时间存在。正是这些具有神格的山河和历史使一个民族具有可分享的灵魂，也是一种文化的集体动员能力之所在。每一个精神世界的内在神圣性使之具有不可征服的超越性，但不同的精神世界之互为外在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敌对关系，唯有普世主义的一神教试图一统世界才会形成精神世界的敌对。与一神教的精神大一统世界观相反，天下概念的世界观能够容纳一切精神世界，让每一个精神世界各有安身之处而各不相害。在这个意义上，天下是一个可以容纳复数可能世界的世界（an inclusive world of possible worlds），不是精神的大一统世界观，而是存在的大一统世界观。
1703287547
1703287548
以一神教的神学逻辑作为政治逻辑的西方文明挑动了现代的文明冲突。正如亨廷顿所承认的，西方对其他地区的文化挑战是“单方面的”，而且，“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势（其他文明中并没有多少人皈依西方文明），而是通过有组织地运用暴力的优势”，结果是，到1914年，西方人统治了84%的地球土地。[270]然而，正如天下理论所表明的，以征服去占有物理世界，也不可能占有精神世界，这一点决定了征服的逻辑总会走到其逆转点。历史上许多伟大帝国的兴衰似乎说明了兴衰有其不可避免的命运，但这只是一个神秘主义故事。我们这里所说的“逆转点”不是神话，而是反抗性的均衡的出现，或者说是对称的反制策略的产生。其中一个关键条件是，现代的博弈策略、技术、组织性以及社会动员方式逐渐变成为可分享的“共同知识”，这意味着有效的反作用力成为可能；或者说，被压迫者获得了有效的报复能力，从而有效地抵消或解构了帝国主义的优势。导致帝国主义政治逻辑的失效可能需要多个逆转点才能见效，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纷纷出现的主权国家，这意味着殖民主义的终结；其次是冷战形成的核武器均衡，所谓确保互相摧毁，这个均衡暗含极端的危险；再有，非国家组织的恐怖主义的出现，这是全球灾难的预言；也许，最重要的逆转点是以互联网为标志的全球化运动，这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而值得乐观的变化。这些逆转点意味着帝国主义将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政治。
1703287549
1703287551
4 边界与无外
1703287552
1703287553
现代政治的标志特征就是“边界”，或者说，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就是对一切事物进行可明确定义的“划分”，结果产生了各种法定的边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边界是个人权利和主权国家：个人权利定义了个人的边疆，主权定义了国家边界。当然，划分事物并非现代的发明，也并非欧洲文化所特有，所有文明都有不同程度的划分传统，但只有现代政治的划分方式才深刻地改变了生活和世界。
1703287554
1703287555
现代政治的边界划分至少有这样几个改变了生活的性质：（1）明确性。传统的划分往往不够明确，通常是默认的习惯划分，总是留出了许多可争议的空间；现代的各种边界则是通过法律认证的可以清晰定义的划分，从而明确了每种存在的权利和义务、权力和限度。（2）封闭性。既然传统社会的划分不够明确，就很少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边界，就是说，传统的划分足以明确一个事物的特征，却很难与另一个事物彻底划清界限。在逻辑上说，传统划分意味着“这个事物至少具有特性a、b、c”，但这个描述并不排除还有与a、b、c可能不一致的其他特性。现代的划分意味着“这个事物具有特性a、b、c、d，并且排除其他任何与之不一致的性质”。（3）主权。可以明确定义的封闭性边界建构了边界内部的全权，也就是主权。主权的最小政治单位是个人，最大的政治单位是国家。主权的哲学基础是主体性，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都具有主体性。不过，并非所有具有主体性的存在都拥有被承认的主权，比如，现代政治并没有确定文化主权。这是意味深长的问题。
1703287556
1703287557
边界建构了与其他存在划清界限的独立存在。如前所述，政治单位决定了政治思维和政治秩序，既然现代的政治单位（个人或国家）是与他者划清界限的独立存在，其思维模式就注定是优先谋求排他利益的最大化；或者说，排他利益必定优先于共享利益。按照这一逻辑，除了合作者，每个他者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外在性”，于是各个独立单位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利益最大化是个没有尽头的过程，因此冲突永远不可能消解。个人之间互为外部性的问题已经由国家解决了，国家建立了法律秩序所界定的社会，从而把个人之间的外部性化为内部问题。但是，对于所谓国际社会来说——这个概念其实不准确，国际空间根本就不是一个社会，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国际“社会”在表面上有着国际法以及其他各种国际协议和组织，但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潜在的霍布斯丛林状态。在国际问题上，边界是个悖论：一方面，边界明确了各自不可侵犯的主权，因此边界意味着互相承认的利益分配；另一方面，只有破坏他者的边界才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自身边界之外的所有地方又被默认为可以掠夺的公地。在主权国家体系中，如果一个主权国家足够强大，按照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它就会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这是现代的故事，请耐心，现代故事正在过去，更可怕的后现代文化正在以伪善去纵容罪行和恐怖活动。
1703287558
1703287559
先继续现代故事。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把世界所有地方都理解为可以任意掠夺的公地，具体地说，欧洲和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亚洲、南美、非洲在内，都被默认为可以剥削的公地。这种以大英帝国为典型的帝国主义模式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理解为帝国主义政治逻辑的一个逆转点。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其他受压迫的传统国家变成了主权国家，并且模仿了欧洲国家的制度、技术和策略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击或报复能力，至少是不合作的能力，直接占用世界公地的现代帝国主义策略就不再是最佳策略了，因为世界已经充满了主权国家，不再有公地了。于是，继任世界领导的美国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进行了制度创新，把现代帝国主义转变为全球化帝国主义。
1703287560
1703287561
美帝国主义继承并且强化了现代帝国主义部分仍然有效的策略。现代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已经不可能了，但是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系仍然有效，这是大英帝国的一个遗产；另外，以英语作为载体的知识霸权和不平等传播体系也仍然有效，这是大英帝国另一个更重要的遗产。这个知识霸权体系通过占有传播方式和垄断话语规则而推广了关于一切事物、社会、历史、生活和价值的一神教叙事，切断了其他文化的知识和历史筋脉，将其他精神世界解构为无意义的碎片，使其他精神世界失去神圣性和完整性，以进步论的信仰（一神教的一种俗世版本）否定其他一切历史的历史性，把世界划分成中心和边缘，划分为“有历史的和进化的”世界和“没有历史的或停滞的”的世界，最终以这种不平等的叙事造成其他地方的知识和精神的退化，甚至使其他文化传统和精神作废。美帝国主义明显深化了现代帝国主义对其他国家的政治霸权、经济支配和知识霸权，从而形成世界全方位“依附”美国的格局，[271]按照美国自己喜欢的说法则是“美国领导”（American leadership）。这种“美国领导”被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生动地解释为“硬力量”和“软力量”的双重领导，[272]即由美国领导和操纵的全球政治权力体系、全球资本与市场体系和全球话语市场体系。
1703287562
1703287563
美帝国主义另有两项超越主权国家体系而具有“世界格局”的发明，一个是金融霸权，另一个是高于主权的人权策略。据乔良的分析，美国通过美元霸权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金融帝国”，这是一个全新的天才发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在全世界推广了一场堪称完美风暴的运动——全球化，在纸币美元基础上建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金融帝国。这一帝国的触须伸向地球各个角落，在每个地方都机械般上演同一个来复式动作：美元流向世界，财富流向美国”[273]。美元霸权不仅以控制世界交易和财富的结算方式而直接牟取暴利，同时确保了美国的资本来源和支配地位。其中有一个能够让财富无中生有的奇妙转换：无敌的军事力量转换为美元的信誉，美元的信誉保证了美元的出口，美元的出口换回了无数财富。美元霸权成为了一种纯粹而彻底的资本主义剥削，以虚拟的“资本”实现全球剥削。一旦遇到挑战，美国就以美元的资本优势发动金融战争，沉重打击其他货币或其他地区经济，甚至武力干涉。按照乔良的推断，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发动的几次战争都是维护美元霸权之战。
1703287564
1703287565
美帝国主义的另一项发明是人权霸权，其标志性口号是“人权高于主权”，于是，以人权为名就可以“合法地”干涉、遏制、操纵其他国家，甚至发动战争。在理论上说，人权的确是突破民族国家体系的一种普遍原则，但却被用于维护美国的特殊利益，其中的霸权技艺在于“化普遍为特殊”，即美国拥有对普遍价值的特殊解释权。这项“化普遍为特殊”的技艺之高明堪与当年基督教“化特殊为普遍”的技艺相比：圣保罗将基督教的特殊信念以及耶稣受难又复活的特殊故事解释为对世界的普遍拯救，从而使基督教获得普遍品格；今天美国依靠经济和军事的压倒地位而把普遍人权观念的解释权收归己有，使普遍观念的解释权私有化，也就是以“硬权力”作保而占有“软权力”。这相当于基督教一直未能完成的神权大一统梦想。从“化特殊为普遍”到“化普遍为特殊”的两次转换，这是实现一国统治世界的蛇吞象策略，高明之处实在令人赞叹。
1703287566
1703287567
在这个全球化帝国主义游戏中，美国不仅由于强大实力而成为游戏赢家，而且还成为了唯一有权选择游戏种类的主体，以及游戏规则的唯一制定者。于是，美国成功地成为世界游戏中唯一的法外主体，集参赛选手、游戏规则制定者和游戏类型指定者三个身份于一身。美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唯一超越主权国家体系而拥有双重边界的特殊国家。“双重边界”指的是，国际共同承认的主权有形边界以及美国单方面建立的权力无形边界，包括着美国实际控制或支配的覆盖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国际体系，特别是金融体系、传媒体系、互联网和话语生产体系，当然还有覆盖全球的军事力量，就是说，美国的无形边界纳入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美国霸权如此成功，以至于几乎有条件去创造一个接近于天下体系的世界体系，可是为什么“美国治下的和平”虽仍然属于盛期，却终究难以为继，反而开始缓慢地失去权威？尽管有大量关于美国可能衰落的分析，但基本上都属于传统的兴衰理论，主要都是关于策略性失误或者外部挑战的研究，而没有承认真正的原因是帝国主义本身的逻辑局限性。
1703287568
1703287569
帝国主义虽有统治世界的雄心，却没有一个以世界利益为准的世界观而只有国家观，只以国家为最高主体而把世界看作是统治对象。因此，无论帝国的支配力扩展到什么程度，其利益和价值观都仅限于国家尺度，这就是帝国主义逻辑的局限性。可以说，只要缺乏“天下无外”的世界观，就没有希望建立一种真正的普遍秩序。正因为缺乏“天下无外”的世界观，帝国主义就从根本上颠倒地理解了普遍秩序得以成立的条件，误以为普遍性（universality）来自于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这是一个致命的误解。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普遍性应该是普遍化的条件，而不是相反；就是说，只有普遍性才能够被普遍化，普遍性绝不可能来自普遍推广。这正是单边普遍主义与兼容普遍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是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与协和万邦之天下体系的根本区别所在。
1703287570
1703287571
天下概念的根本意义在于它说明了，一个“无外”的世界，即一个只有内部性而没有外部性的世界，才是普遍秩序得以成立的存在论条件。这意味着，如果一种世界秩序要成为普遍的，前提是世界的内部化，就是说，内部化是普遍性的存在论条件，只有实现了世界内部化才可能建立普遍秩序，才能够进而使普遍秩序得到普遍化；反过来说，只要存在政治的外部性，世界就不成其为世界，世界的普遍秩序就无从存在。在缺乏一个内部化世界的条件下，试图把自身的秩序推广为普遍秩序，必定遭遇到外部存在的反抗。因此，世界秩序的建构首先需要承认“天下无外”的先验概念，然后以世界内部化的政治逻辑去建立世界普遍秩序。
1703287572
1703287573
拒绝“无外”原则的任何政治逻辑必定追求排他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必定把世界分裂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分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正是对外部性的建构，是与“无外”的内部性正好相反的逻辑。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之所以不可能最后成功，就在于它必定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往往是悖论性的。其中至少会遇到这样几种困境：
1703287574
1703287575
（1）荀子悖论，也可以称作合作者悖论。合作能够产生在绝对量上的更大利益，所以人人需要合作，但是，假定人必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济人”假设），就必定产生分利不公的问题而导致冲突或合作破裂。这个困境只有在一个内部化的政治单位中才能够得到解决。现代理论和历史事实都说明了，一个内部化的政治单位，无论是国家还是共同体甚至黑帮，其分利不公的问题都有可能通过建立具有法律效力的分配和产权制度加以解决。这里的问题是，在世界成为一个内部化的政治存在之前，在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一种普遍承认的利益分配制度，因此，任何一种强加于人的霸权主义游戏规则必定被持续的抵抗、反抗或者不合作所解构，除非通过压倒性的暴力或技术优势加以维持，而暴力策略又将遇到更大的困难。
1703287576
[
上一页 ]
[ :1.70328752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