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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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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美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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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而言，现代政治学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它亦是一门不完美的科学。政治学不是化学，不是物理学——恐怕没有任何政治学理论可以普世地成立。到今天为止，人类所发展的每一种政治学理论总有其适用边界，亦永远存在它所无法解释的例外情形，有时甚至会有非常多的这种例外情形存在。那么，与自然科学相比，为什么政治学的解释及预见能力都相对比较有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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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因在于政治学家们没有实验室，无法采用控制某些给定变量的方法去设计和进行试验来研究因果联系——如医学中为了验证药品疗效所进行的标准而严密的“双盲比对”实验，在政治学的世界中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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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政治学家的“实验室”，就是这个你和我都每天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和现实政治过程往往是一团乱麻，总是发生出人意料的事件和产生人类合理预期以外的结果。政治学家所面对的正是这个纷繁复杂、充满意外的现实世界。比如笔者是在2001年8月进入哈佛大学政府系学习，当时即便在这样的学术集体里又有谁可以预料到短短一个月后，举世震惊的“9·11”事件就会发生呢？可正是这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9·11”事件非常深远地改变和塑造了其后美国和全球政治的总体图景。同样，又有谁能够预料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总理会在2007年12月27日的竞选集会上不幸被刺身亡呢？但这个意外发生的事件必然给其本国政治以及亚洲地区的大国关系带来深远的政治影响。在现实世界当中有太多的意外，而这些意外往往是既存的规范化政治学理论所难以给出完美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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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解释和预测能力比较有限的第二个原因则在于政治世界行为主体的特殊性。政治学所研究的政治过程并非发生在自然界或者真空当中；政治过程是由人作为主体来参与的，而人本身即是一种很难预料与控制的行为主体。人们可能突然死去、突然发疯，抑或非理性地犯错。由人类所主导的政治生活中也因此充满着各种错误——错误的理解、错误的概念、错误的沟通。而这些不确定性都为构建规范化、预测力强的政治学理论形成巨大挑战。实际上，在五彩缤纷的政治世界中，很多个人化的因素是很难被纳入规范化理论中的，更无法被一般化或普遍化。因而，人的参与及人类行为的难以预知性，给政治学的理论探索带来了显著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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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原因，当我们开始政治学之旅时，第一件需要记住的事情就是——所有政治学理论都是基于概率或可能性的（probabilistic）表述。当你看到政治学家说“社会不平等导致革命”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谈论绝对的因果关系；相反，政治学家只不过在说：与更加平等的社会相比，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有更大可能发生革命。又或者如果政治学教科书说“经济发展导致民主政体”，这论述实际上不过意味着：与贫困的国家相比，你更可能会在较为富裕的国家看到民主制度。所以本书中将要提到的一切因果关系和理论表述，都是基于可能性的表述，而非绝对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更应该了解，没有什么政治理论是如同平面几何公理那样百分之一百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在政治学里，我们通常把规范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异常、例外的情形称为“离群值”（outlier）。当代政治学要求所有严谨的理论表述都要明确界定其“不确定性”（uncertainty）的程度——这一要求对于我们衡量政治学理论的范畴、界限及内涵价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政治学家而言，只要我们的理论足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成立，学者们就会很高兴了；所以，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一两个例外情形或离群值的存在就拒绝接受某个政治学理论，那并非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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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istotle （1984），Politics，edited by Lord Carn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37（12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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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x Weber （2002），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London，UK：Pengui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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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社会科学文献中，“亚洲四小龙”（Asian Tigers）一般约定俗成指代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这四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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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2—6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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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ristotle，Politics，Politics，edited by Lord Carn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179-181（1316a-13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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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obert D.Putnam （1993），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Ital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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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heri Berman （1997），“Civil Socie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World Politics，49（3）：40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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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华社：温家宝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电视专访，2010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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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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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第二讲 发展理论：现代化之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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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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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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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development）这一重要现象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是现代政治学的起点。政治学所讨论的“发展”概念，涵盖了人类社会最基础及最具重要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过程。发展既包含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也意味着贫弱的国家变得富强、曾经困苦的人民享有更高水准的生活；发展更伴随着传统的政治权力组织方式让位给更有效的现代治理制度，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基础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还有全球化等更为宏观的历史进程的发生。过往的学者往往习惯于使用“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个内涵相当模糊的概念来指代所有这些发展现象和它们背后所隐藏的历史演进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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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时序而言，乃是一个相当晚近的现象。从图2.1中可以看到，若以全球各大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来衡量，公元1年到公元1500年，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在经济增长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进步，全世界GDP总量在这大约15个世纪的时间里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公元1500年左右，地理大发现把全球发展的进程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新世界，也带来了人类世界GDP总量的第一次有限突破。然而，接下来的四百年左右，又是一个人类社会经济总量在较低水准上相对稳定的时代；而发展方面的革命性突破直到1900年前后才终于到来，并在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保持了有史以来速度最快、水准最高的发展纪录。可以说，尽管全球发展的进程从公元1500年左右既已发端，但人类社会真正的高速和革命性发展还是从距今百余年前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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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国内生产总值（GDP）历史数据（公元1—2003年）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s，“World Population，GDP and Per Capita GDP，1-2003AD，”at the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http://www.ggd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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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为何在公元1500年以来的几个世纪中开始逐步繁荣起来，并在最近一百年内获得飞跃式的发展呢？社会科学家们——其中自然也包括政治学家——为此提供了诸多不同解释，但通常他们共同认为推动这一发展历程的最基本因素有三。其一，近代以来人类对科学的不懈探索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是发展的主要动力。直到近代，人们才从教会、巫术等宗教权威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挣脱了思想控制、精神束缚甚至是人身压迫，得到了探索知识和发展技术的自由。而唯有拥有这种探索知识的自由，具有创新才能的人士才有可能脱颖而出，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突破，也才有机会做出伟大的新发现，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总的来说，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对科学、技术和知识进行自由探索的空间空前增加，这使得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大大拓展，而先进技术亦得以应用和发展，全球经济因此开始高速增长，人民生活也因而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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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则可以归因于世界地理大发现。从公元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人在寻找新的交易伙伴、商品和市场的过程中，以大航海的方式发现了亚洲、美洲和非洲的“新世界”，打通了东西方交流的道路，并由此打开了全球生产、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融合的大门；从长远来看，尽管程度各异，无论是最发达还是欠发达地区的人们都从这个新的全球化世界经济体系中得到属于自身的发展机会。世界地理大发现被许多学者认为是1500年以后人类社会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