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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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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民主转型，是当代政治学要讨论的重要问题。虽然，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人类社会目前对于民主转型这个政治现象已经有所了解，但对于其发生的机理，在学术界则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释民主转型？为什么就世界范围来看，一些国家走上了民主转型道路，而另一些国家却完全未受到民主转型浪潮的影响？在这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上，政治学迄今给出了四种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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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文化解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个国家是否能够走上民主转型的道路，根本上而言取决于该国的政治文化。拥有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在这些学者看来，就更有可能启动和完成民主转型。文化论者认为，自由主义强调尊重个人权利、平等主义，以及鼓励自由竞争，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思想基石。具有这些文化要素的国家似乎更容易完成建立和发展现代民主政体的任务。但从另一方面讲，文化论解释显然过于僵化；按照文化解释，民主化似乎很难发生在天主教国家、儒家文化国家或者伊斯兰国家等不具有深厚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或者地区，而这显然不合乎20世纪人类的历史经验。按照文化解释的逻辑，我们似乎还可以推论出：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西化”必须先于民主化。因为没有这种“西化”的思想环境，就很难完成民主化过程。这显然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所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内涵和价值大为缩减。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决定论，是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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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现代化学派的解释。譬如，西缪·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认为，民主是否得以发生的关键解释因素仍然在于经济发展水准；民主化与高度的工业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现代化学者认为，没有能够成功启动和完成民主化的国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经济上的贫穷。当这些后发国家逐渐富裕之后，就自然会萌发出民主转型的要求和动力。经济发展会带来城市化、更高的教育水准、更便捷的交通通信，以及中产阶级的兴起。经济现代化还促进社会流动性及培养社会活力。所以就这些学者看来，经济现代化是政治民主化的基本动因，而社会经济指标可以帮助我们最准确地判断不同国家民主转型的前景。这一理论强调了经济因素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显然无法解释为何许多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可以顺利实现政治民主化（如印度），而一些非常富有的国家（如新加坡、沙特阿拉伯、文莱等）却没有采用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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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对民主转型动因的解释。马克思格外重视在民主转型进程中革命暴力的作用，并认为暴力的阶级斗争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必要前提。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去摧毁旧有的、基于封建土地权利的封建贵族权力阶层。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足以推翻封建王权的民主化运动在缺乏强大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国家，是很难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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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种解释路径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认为民主转型最重要的动因乃是一些不为人力在短期内所能改变的结构性条件。无论是文化传统、发展水准抑或阶级关系，它们显然都属于结构性的、人力影响之外的因素；对这些因素，单个个人或者政治家的主观能动性并不能对其发挥太多影响。我们通常把政治学中类似的解释理论统称为“结构论”（structuralism）。但是，注意观察现实政治的人们却很容易发觉，在政治过程中，虽然这些既定的和结构性的因素极为重要，但在特殊的历史事件中，或者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的政治领导人却也似乎在政治进程当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没有了这些关键性领导人的作用，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结构因素恐怕难以直接导致一定的政治结果出现。想象一下，如果南非没有曼德拉、菲律宾没有阿基诺夫人或者俄罗斯没有叶利钦，这三个国家的民主转型进程还会循同样的路径发生吗？对这个问题，不同的政治学家显然有不同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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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对于民主转型问题，一部分学者们给出了第四种解释：我们大略用中文将其称为“唯意志论”（voluntarism）。这是一种用政治领导阶层的价值观、策略、能力以及其他人类政治行为来解释民主化成果的重要理论。戴·帕尔马（Giuseppe Di Palma）在《塑造民主》（To Craft Democracies）一书中曾认真讨论过民主转型中的“塑形”（crafting）问题，包括政治契约以及制度设计在民主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而这种“塑形”过程是直接由政治领导阶层完成的，人的因素在其中起到非常核心的作用。唯意志论的解释似乎暗示，只要有合适的领导人，并运用正确的政治策略，民主制度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国家建立起来。纯粹的唯意志论理论的根本弱点在于：若民主化（或者任何政治过程）的胜负成败完全是个别领导人或者特定领袖集团的价值、能力和策略所决定，那么我们对民主化问题（或任何政治问题）都根本无从建立起一般性的理论解释。在构建一般理论方面的根本障碍，是形形色色的唯意志论理论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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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于民主转型这一社会政治现象的解释中，前三种解释路径（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与第四种解释路径（政治领导人因素）之间的分歧，反映的也正是整个政治学中结构论（structuralism）和唯意志论（voluntarism）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冲突。结构论者认为，在政治学中，结构性的、固定的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些因素——如社会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等——是解释由自变量导向因变量的因果链中最重要和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政治解释的不二法门；而唯意志论者则认为，在一般的政治活动、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中，与那些结构性的因素相比，政治领导人的价值、策略和能力，以及人的能动性和人的主动性，才是影响政治过程的最重要因素。但正是由于这种纯粹“结构论”与纯粹“唯意志论”之间的论争，才带来了政治学中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的逐步兴起；而制度主义被认为是居于纯粹“结构论”和纯粹“唯意志论”之间的中间道路，逐渐成为政治学家构建和发展理论的主要方法。我们转入下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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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ancis Fukuyama，“The Imperative of State-Building，”Journal of Democracy，15（2） （April2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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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K.Sinclair，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4.本章关于雅典民主制度的介绍，主要基于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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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bid.，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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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bid.，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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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bid.，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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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ristotle，Politics，edited by Lord Carn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128 （1293a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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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Thorley，Athenian Democracy，London，UK：Routledge，2005，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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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illiam Pitt，“Speech on the Excise Bill，House of Commons”（1763年3月），见 Lord Brougham，Historical Sketches of Statesmen Who Flourished in the Time of George Ⅲ （1855），I，p.42。这段著名的话曾经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Miller v.United States 一案（357U.S.301［1958］）以及英国英格兰及威尔士上诉法院 Southam v.Smou（t［1964］1QB308 at320）一案的判词中被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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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harles Tilly，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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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hilippe C.Schmitter and Terry L.Karl，“What Democracy Is…and Is Not，”Journal of Democracy，2（3） （1991）：7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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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书关于陶片放逐法的介绍，基于 S.Forsdyke，“Exile，Ostracism，and Democracy：The Politics of Expulsion in Ancient Gree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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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braham Lincoln，“The Perpetuation of Our Political Institutions，”in Great Speeches，Mineola，NY：Dover Publications，1991，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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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homas Paine，Collected Writings，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95，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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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柏林原本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在“二战”后被分区占领，虽然柏林全境都处在东德之内，但因其作为首都的特殊政治地位，它也和德国全国一样被分成四个占领区，由美、苏、英、法分别占领。1949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建立，西柏林就此成为东德境内的一座孤岛。两德分裂后的很长时间里，柏林市内并不存在隔离墙，市民可以自由来往。然而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原因，大量东德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人）逃往西德；1949—1961年间，约有250万东德人冒着被东德边防射杀的危险逃入西柏林。1961年8月12日，东德政府在没有任何事前咨询或警示的情况下，突然开始修筑柏林围墙，一夜之间将无数因生活、工作而穿越东西柏林的德国人分割开，妻离子散的故事不可胜数。在之后的近30年里，东德政府将所有尝试自行穿越柏林围墙的人视为罪犯或叛徒，予以制止或者惩处。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由于自身改革，逐渐减少对东德的支持，东德政府面临的政治、经济压力剧增。1989年11月9日，东德政府决定放松东德人民的旅游限制，其措施包括开放东西柏林间的自由往来。在记者会上宣布决定的东德政治局委员被问及此决定何时开始执行，他稍一犹豫后回答：“或许是立刻吧。”于是数以万计的市民立即走上街头，彻夜冲击柏林围墙，整个德国陷入极度兴奋状态。此历史事件也称为“柏林围墙倒塌”。11个月后，两德实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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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公会议是基督教中有普遍代表意义的世界性主教会议，对重要教务和教理争端进行咨审表决。前七次大公会议得到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共同认可；之后的大公会议由于东西教会大分裂，仅在天主教世界具有普遍约束力。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是第二十一次大公会议，也是距今最近的一次。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指出，此次大公会议的目标是“发扬圣道、整顿教化、革新纪律”。会议在1962年召开，1963年若望二十三世逝世，由继任的保禄六世主持第二期之后的会议。保禄六世指出大会的目标是：“认识教会本身，特别是有关主教的职务和主教与教宗的关系；教会的革新；各基督教会的合一；教会面对现代世界。”会议在1965年结束。大会开幕后，法国主教团代表全体教长起草《大会告全人类书》，表达了关怀全体人类和愿意为全体人类服务的诚意，并提出大会特别关心的两个问题：国际和平问题和社会正义问题。会议通过了《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其第一部分说明教会关怀并愿意服务于全人类，并且描述了世界各方面的进步和改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严重问题；第二部分则讨论现代的几个重要问题，包括婚姻、文化、经济、政治、和平及联合国组织。其中，大会对于正义战争和核武器等问题有过激烈争论。大会还通过了《信仰自由宣言》。在讨论中，教长们的共识是：“大会公认当有信仰自由，但不能陷入宗教上的不可知论或旁观主义，大会承认真理应为众人所接受，但同时尊重每人主观良心的指示，因为这是人善和恶行为的最近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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