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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和市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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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前面六章，我们专注于讨论制度化的国家级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重要议题。就当代政治学的基本框架而言，本书已经讨论了发展的逻辑、国家的建构、政体的规则、政府的构成。在下面三章，我们将展现当代政治学的另一领域——社会。社会既是政权存续的环境，又是政府治理的对象，更是政治学的基本研究场域。今天，世界很多政治学家都致力于研究发生在“社会”层面的政治问题，我们不妨将他们的理论称为“政治学中的社会理论”；而政治学中的社会理论的重点即在于国家与社会在政权和治理这两个基本问题上的互动。接下来，本书将扼要介绍政治学在社会层面所探讨的三个主要话题：市民社会、对抗性政治，以及身份认同的政治。本章将首先讨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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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我们熟悉的社会及政治生活中，活跃着各式各样的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这些团体和组织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市民社会。不同市民社会组织的结构、目的、功用和规模都大不一样：有的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然壮大，成为国际性或跨国界的组织，有的则局限在很小的社区范围之内。通常，我们可以按功能将市民社会社会组织划分为服务型组织、权益型组织、信仰型组织和理念型组织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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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下简称“红十字会”）成立于1919年，拥有近 9700万成员。在其早期历史上，红十字会的宗旨是拯救在战场上受伤的战士和平民；然而今天，它的功能早已超越了战场救护。国际红十字会在自然灾害援救、公共卫生普及、抗击流行性疾病、提高人口素质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并且还在更加广泛的情境下救死扶伤，让人们享受到更高的安全和健康水准，维护人类共同的和平与尊严。由此可见，红十字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提供某种政府不能或不便提供，以及政府虽提供但供给不足的那一部分公共服务，我们通常称这类社会组织为“服务型组织”。服务型组织也是民间组织中最常见的一类，经注册成立的各种慈善组织、致力于医疗卫生事业、教育事业或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非政府发展组织，往往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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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型组织，顾名思义，是为了保护组织成员所公有的某种权益。比如，不论是在中国香港还是中国内地，住宅社区都有大大小小的“业主会”“业主协会”或“业主委员会”。像“业主会”这样的社会组织也会提供一些服务，比如在中秋节给会员馈赠月饼、春节期间组织联欢活动，或者雇用物业管理公司来管理社区等；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给会员提供服务并非业主会的主要职能。业主会存在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保护业主们对于自己不动产的合法权益，以集体的形式防止业主利益以任何形式受到伤害，并在此原则下负责监管公共服务。像“业主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显然以保护特定人群的特定权益为主要职责，所以被称为“权益型组织”。以职业或行业划分的行会、工会、商会等往往也可以划归权益型组织。这是市民社会中很重要的一类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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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民间组织的历史更加悠久，它们可以统称为“信仰型组织”。不论走到世界哪里，我们都能看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不计其数的、服务于各种宗教信仰的民间组织。在这些组织里，人们由于共同崇拜的神灵抑或共同信守的宗教信条而组织起来。在中国香港，不同信仰和谐共存的图景非常普遍：罗马天主教、基督新教或者东正教的教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佛教寺庙，道教寺庙，还有犹太教、锡克教等各种信仰的寺庙林林总总，和平共处。这些宗教组织所拥有的宗教建筑（寺、庙、堂、观等）、宗教慈善机构、宗教教育机构，连同劝人行善或者皈依的传教标语无处不在，每天都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宗教信仰型组织的功能非常广泛。除崇拜活动外，它们也为信众甚至普通大众提供许多公共服务（譬如救济、医疗、教育、安老等），有时也会出面维护所属信众的人身、财产和宗教权益；然而，信仰型组织最重要的职能毫无疑问还是为了让信众得以实践其宗教信仰，以及提供集体的信仰生活。信仰型社会组织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又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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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古老和传统悠久的信仰型组织，那些由自称“生态战士”（eco-warrior）的环保主义者们组成的民间组织是较年轻的社会组织。生态战士们为自己的环保诉求大声呼吁，有时不惜诉诸对抗性的行动策略甚至使用暴力，以图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一类民间组织的活动与宗教信仰不甚相关，亦并不特别着眼于提供公共服务；它们的诉求或许与某种“权利”有关，但是与我们说的第二类“权益型组织”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它们的利益诉求不再是具体而微的个人或团体权益，而是关于人类社会全体的普遍性利益和正义。这一类社会组织所秉持的核心理念可以是“绿色和平”，可以是支持同性婚姻，可以是吁求外来移民的平等地位，也可以是保护太空。我们把这一类组织称为“理念型组织”。“理念型组织”的特征即是它们往往为特定的社会、政治话题发声、呼吁、呐喊乃至行动。理念型组织对其所宣扬和践行的理念有非常清晰的理论陈述，观察者可以非常直接清晰地得知这些组织支持什么、活动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理念型的民间组织既可以让持有相似观点的民众聚集到一起、形成团队进而合作行动；也能起到思想交流平台的作用，促进社会大众对特定重要议题的深入讨论，并使得更多人开始关注、思考该问题。理念型民间组织是市民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容易被国际化的一类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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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罗列了四种类型的市民社会组织，分别是以提供服务为主的服务型组织、以维护人们权益为主的权益型组织、以组织宗教和半宗教活动为主要目的的信仰型组织，以及关切特定公共议题并集中推进特定诉求和主张的理念型组织。近年来，不论是哪一类民间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即：社会组织正在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可以说绝大部分社会民间组织都局限于各自国家和地区的行政区域之内，它们的组织和活动往往只能涵盖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仅有极少数组织可以跨越国界；而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众多的民间组织已逐步迈向全球化的大道。社会民间组织所提供的服务、维护的权益、守护的信仰和宣传的理念都越来越全球化。国际“红十字会”即是最典型的跨越国界的社会组织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绿色和平”（Green peace）运动，其参与者在今天已经遍及全球，不论是哪个国家的绿色和平活动者都在使用相同或相似的话语体系来宣传自己的环保理念。而世界主要的宗教教派组织，其活动则早在千百年前就已超越了国界，罗马教廷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随着当今全球人口流动的加强、传教人员和传教手段的更新，各个宗教组织也在变得越发国际化。在21世纪，我们看到市民社会的人员、活动、理念和影响力都不再受国界的拘束，而是登上了全球舞台。市民社会的全球化趋势和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INGO）的兴起是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最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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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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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丰富的色彩和层次的组合空间。以上我们所讨论过的林林总总的民间组织，都属于市民社会的不同部分。就现代政治学而言，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亦已经成为学科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事实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分立，常常和国家与宗教的分离一起被视为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两个关键节点。如美国学者吉安弗兰克·波基（Gianfranco Poggi）指出的那样，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意味着“国家开始承认受其权力规约的个人亦具有非政治性的能力和兴趣”。[1]那么，到底什么是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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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其系列纪录片“什么是市民社会”（What is Civil Society）中曾经给出过一个非常直观的定义：市民社会是一个处在国家、市场及家庭之间的公共领域，人们可以在此公共领域进行辩论以及采取行动。这个定义虽然简单，但却揭示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要素。第一，市民社会不是国家、市场或家庭的一部分。因此，任何国家和政府官方机构都不是属于市民社会中的公共组织。同时，市民社会组织亦不应从属于某个商业组织，市民社会并不追求经济利润，其一切活动都不应当以营利为最终目的。并且，市民社会也不是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的一部分：一个已婚者与他（她）的配偶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市民社会的范畴；如果有某个公共组织的顶层领导全被某个家族以家庭关系来占据，那么这个组织也很可能并不属于市民社会，而仅仅是家庭或者家族关系的一种组织化延伸。第二，市民社会必然是一个公共领域和开放的空间。人们可以自愿进入或离开这个空间，市民社会不可以是封闭的、排他的或具独占性的。一般来讲，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共空间和场域（注意：具体的市民社会组织有权选择自己的成员）并不能拒绝民众的自愿进入，同样也不能拒绝向民众共同体公开自己的准入途径和标准。第三，人们可以在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公共领域和空间内公开辩论、表达自己对公共议题的看法，并以此讨论为基础发起公开行动来传达自己的意见，甚至以合力来实现共同支持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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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的市民社会研究中心用更加复杂的描述方式定义“市民社会”的三个核心特征。第一个特征，即由市民社会中生发出的集体行动并非出自胁迫；相反，市民社会组织和活动的参与者往往是在他们共有的利益、目标及价值观的基础上得以组织起来，并发动集体行动。这一特征超越了政治学过往对市民社会的观察，而深入触及它的一些基础的核心价值——即不论是直接利益、笃信的价值，还是其他更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投身于市民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必然拥有某些共同的观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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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征，在理论上，市民社会是不属于国家、市场以及家庭的特殊的公共空间。也就是说，市民社会应该具有独特的结构特征，并与国家、市场和家庭组织有明显的组织边界和区隔；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市民社会与国家、市场和家庭之间的界限又往往复杂而模糊。在一些较为复杂的个案里，有时很难判断某个特定的组织结构究竟是否属于市民社会。国家、家庭、市场与市民社会之间“一刀切”式的清晰界限恐怕只存在于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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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特征，市民社会的组织样态一般来讲是相当多元的。这种组织样态上的多元性体现在市民社会组织往往在活动空间、参与者构成、自主程度、权力地位以及组织形式上林林总总，各不相同。市民社会组织的多元性，意味着我们很难拿出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模型去描绘市民社会组织“应该”具有的样子。譬如，就活动方式而言，有的市民社会组织可能非常激进，有的则相对温和；有的习惯于采取戏剧性的方式来表达诉求、开展活动，而有的却只通过常规的、体制内的管道开展活动，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就组织结构而言，有的市民社会的组织结构相当正规（如各国各地区的红十字会都有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有的不为所在国家当局所接纳的组织则显得非正式一些，有些取向较为极端和激进的市民社会组织恐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地下组织，处于非法状态。就自主程度而言，有的市民社会组织自治程度非常高，有独立的资金来源、人员管道，完全可以自主决策而不必受其他组织或个人的影响；然而有些组织就做不到完全的独立自主。同时，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市民社会中所存在的、不同的市民社会组织就所拥有能力大小而言更是天差地别，对国家、对民众以及其他组织的影响力亦很不一样。然而这些千差万别的民间组织和团体，都可以被政治学中所谈的“市民社会”这个大概念所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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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学术界对市民社会的其他定义还有很多。但纵观不同的观点，学界普遍认为归于市民社会的各种民间组织和团体均具有以下特性。第一，自愿性。市民社会基于民众的自愿参与。在这一点上，市民社会与建基于政治强制性的现代国家机器形成了鲜明对比。现代国家建立的秩序、发出的政令都以国家所垄断的合法暴力为后盾；但是市民社会的参与、组织与行动都是基于完全自愿的原则。第二，独特性。市民社会是处于现代国家之外、市场之外和家庭组织之外的特殊的公共空间和场域。第三，一致性。各市民社会组织的成员们往往具有某种相同的价值观、利益诉求或是其他共同的经济、社会或政治目标。这种组织成员内部基于理念或利益的一致性是市民社会组织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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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党不同，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公共组织形态，其存在并非为了控制政权。如我们在第四讲中所讨论的：一个政党不论其当前力量和规模多么弱小，它的最终目标都是控制政府、获得政权，然而市民社会组织则不同。市民社会组织的存在只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发出利益诉求、实践宗教信仰或维护权利利益，而非控制政府。值得注意的是，市民社会中的某些组织的确具有潜力转型成为高度政治化的组织甚至政党。当一个市民社会组织决定从社会层面进入政治层面，从提供服务、发出呼吁、实践信仰、维护权益等目标转向以获取政治权力、影响甚至控制政府为目标时，那么该组织已经在事实上逐渐脱离市民社会这个独特的公共空间，而转型为新政党的雏形，并进入国家公共政治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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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能使民主运转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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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的成熟与活跃程度和现代民主制度的运作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而市民社会到底会对现代民主的运转发挥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这个问题在政治学界长期存在争论。不少学者认为，市民社会是现代民主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它是民主的基础，亦是民主的驱动力，更是现代民主社会最重要的组织结构之一。那么，到底为什么人们如此笃信市民社会对于现代民主制度的神奇作用呢？政治学界往往会引用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的理论来尝试解答这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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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特南1991年出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一书中，他对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共和国所进行的一场政府行政改革的效果做了考察。他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意大利南部和北部的地方政府拥有着完全相同的民主制度结构，但北部政府的治理效能却比南部要高许多。不管是在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服务还是其他方面，意大利北部的地方政府都运转得非常有效，但同样的政府结构在南部地区的表现就不尽如人意。[2]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意大利南北部区域之间如此不同的政府治理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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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南以对意大利地方政府改革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完善和发展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一概念在政治学范围内的使用，并指出社会资本是民主制度得以维持和运转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所独具的一系列特质，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通过促进合作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效益，最终保障民主制度的运行和稳定。[3]在对比研究中，帕特南发现在意大利治理绩效比较理想的北部地方，往往存在广泛的社会组织，例如合唱团、足球队甚至观鸟社。通过对每个地区公民共同体和社会组织的具体分析，帕特南认为，市民社会越活跃的地区，政府的治理绩效则越高。帕特南进一步指出，在市民社会活跃度较低的地区更容易出现所谓“庇护—附庸网络”（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他亦发现，市民社会活跃的地区更注重政治平等，其政治领导人也更愿意妥协。同时，在这些地区，市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是横向的——人民关心公共事务，遵纪守法；政治领袖较为诚实，政治制度也较为平等。在治理绩效较差的地区，人们则较少参与市民社会生活，社会依照垂直的等级制度组织和展开，政治参与更多是源于私欲而非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政治权力分配很不平等，人们大多认为公共事务是精英和“他人”的义务。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都觉得无力和受到剥削。帕特南认为，市民社会活跃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政府治理绩效的良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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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帕特南更试图回答影响市民社会活跃程度高低的一些因素。通过回顾历史，他发现在意大利市民社会活动比较发达的北部地方大多在19世纪就已经拥有众多合作社、文化团体和互助会。甚至早在公元12世纪的城邦共和国时期，这些地区的宗教组织、同业公会和邻里组织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相对来讲，意大利南方的诺曼底专制制度就未能在历史上发展出类似的市民社会组织。帕特南在这里着重强调历史的延续性和历史的力量：历史上延续不断的市民社会传统，正是某些地区社会和社区组织活动程度较其他地区为高的重要原因。同时，他对市民社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探讨，认为互惠互利和普遍参与的市民关系网络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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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意大利地方政府治理绩效区域性差异的对比研究，帕特南得出了三个重要结论。第一，社会环境和历史深刻地影响着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有效性，“一个地区的历史土壤肥沃，那里的人们从传统中汲取的营养就越多”。[4]而活跃的市民社会——正如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所言——会帮助民主政治的健康运作。第二，改变政治的规则体系（制度）可以改变政治实践。无论在意大利南方还是北方，地方行政改革都带来了更开放、更包容的政府和治理，改变了旧有的权力模式。虽然新制度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倘若没有这样的改革，意大利南部的情况只可能会更糟。第三，政治制度的历史发展大多进行得十分缓慢。就制度建构而言，时间单位应当是以十年计算，而发展互惠互利的市民社会网络可能需要更长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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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通过分析意大利政府改革的实例，结合历史与现实中市民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分析并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并展现了市民社会的活跃程度如何正面影响民主制度的稳定和运转。他所揭示的市民社会活动与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无疑对制度研究和民主发展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帕特南之前，学者们一般会着眼于制度安排方面来解释治理绩效的差异。正如我们在第四讲中讨论的那样，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制度设计和制度能力的差异可以用来解释广泛的政治现象。基于这个根本观点，制度主义者往往会用政府组织结构上的差别来解释政府管治效果的差异。但在意大利这个案例中，显然用制度安排作为决定性因素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意大利南部和北部地方政府的制度结构是大体相同的。制度主义无法使用对于两个地区来说完全相同的自变量（政府组织结构）来解释它们各自大相径庭的因变量——治理绩效。这个疑问迫使帕特南的研究团队把目光投向政府结构和制度安排之外，以更深入的社会面调查去寻找制度之外的影响因素。最终帕特南发现，恰恰是意大利北部和南部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的不同形态，导致了治理效能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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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成熟和活跃的市民社会可以导致较为优质的治理绩效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有一天你去著名的赌城去赌博，来到一座神奇的赌场。在那里没有任何法例或规则的约束，也没有赌场工作人员和摄像探头的监视，只有赌徒自治。又假设我们以在赌桌上发生的舞弊情况之多少来衡量该赌桌治理的质素。第一种场景是，在某一赌桌上，你不认识赌桌上的任何一个人，你与他们从来没有过任何往来，你很确定你将来也不会与这群人中的任何一位再次相遇。此时，你发现了一个“出老千”（作弊）的机会，在赌桌上作弊可以让你赢一大笔钱。你会作弊吗？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考虑道德问题，只把这当作一个纯粹的博弈场景。答案很显然：你会作弊，只要你是一个理性的人，在没有规则的赌桌上，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是仅有一面之缘、而将来也再找不着你的陌生人，你用不着担心自己因为作弊被发现、声誉受损，也不用考虑这些人以后会不会报复于你——总之，在这里作弊既没有风险（除了被当场发现离场外），又没有太大成本（即使作弊被发现也不会受罚），任何一个理性人都会选择作弊。结果就是这个赌桌必然是作弊丛生、互不信任，治理绩效极差。再考虑第二种场景。你仍然是玩赌博，但这回你选择的赌桌是和一群熟悉多年的朋友一起玩。这个赌桌上的每个人都与你相识多年、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你们过往曾在各种活动中有过无数次合作，相互信任很深，并且你很确信在今后的很多年里你还是会和他们交往。假设在完全同样的场景下，你会在这样的赌桌上作弊吗？这里仍然是没有法例管束、没有赌场的监督，仅仅是熟悉和相互信任的人在一起，显然一个理性的人在此作弊的动机会小很多。因为一旦作弊被发现，这个人预期所要付出的成本将极大，恐怕将完全超过其作弊的所得。而总体而言，这样一张赌桌的自治一定是秩序井然，治理质素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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