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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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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丰富的色彩和层次的组合空间。以上我们所讨论过的林林总总的民间组织，都属于市民社会的不同部分。就现代政治学而言，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亦已经成为学科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事实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分立，常常和国家与宗教的分离一起被视为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两个关键节点。如美国学者吉安弗兰克·波基（Gianfranco Poggi）指出的那样，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意味着“国家开始承认受其权力规约的个人亦具有非政治性的能力和兴趣”。[1]那么，到底什么是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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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其系列纪录片“什么是市民社会”（What is Civil Society）中曾经给出过一个非常直观的定义：市民社会是一个处在国家、市场及家庭之间的公共领域，人们可以在此公共领域进行辩论以及采取行动。这个定义虽然简单，但却揭示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要素。第一，市民社会不是国家、市场或家庭的一部分。因此，任何国家和政府官方机构都不是属于市民社会中的公共组织。同时，市民社会组织亦不应从属于某个商业组织，市民社会并不追求经济利润，其一切活动都不应当以营利为最终目的。并且，市民社会也不是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的一部分：一个已婚者与他（她）的配偶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市民社会的范畴；如果有某个公共组织的顶层领导全被某个家族以家庭关系来占据，那么这个组织也很可能并不属于市民社会，而仅仅是家庭或者家族关系的一种组织化延伸。第二，市民社会必然是一个公共领域和开放的空间。人们可以自愿进入或离开这个空间，市民社会不可以是封闭的、排他的或具独占性的。一般来讲，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共空间和场域（注意：具体的市民社会组织有权选择自己的成员）并不能拒绝民众的自愿进入，同样也不能拒绝向民众共同体公开自己的准入途径和标准。第三，人们可以在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公共领域和空间内公开辩论、表达自己对公共议题的看法，并以此讨论为基础发起公开行动来传达自己的意见，甚至以合力来实现共同支持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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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的市民社会研究中心用更加复杂的描述方式定义“市民社会”的三个核心特征。第一个特征，即由市民社会中生发出的集体行动并非出自胁迫；相反，市民社会组织和活动的参与者往往是在他们共有的利益、目标及价值观的基础上得以组织起来，并发动集体行动。这一特征超越了政治学过往对市民社会的观察，而深入触及它的一些基础的核心价值——即不论是直接利益、笃信的价值，还是其他更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投身于市民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必然拥有某些共同的观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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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征，在理论上，市民社会是不属于国家、市场以及家庭的特殊的公共空间。也就是说，市民社会应该具有独特的结构特征，并与国家、市场和家庭组织有明显的组织边界和区隔；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市民社会与国家、市场和家庭之间的界限又往往复杂而模糊。在一些较为复杂的个案里，有时很难判断某个特定的组织结构究竟是否属于市民社会。国家、家庭、市场与市民社会之间“一刀切”式的清晰界限恐怕只存在于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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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特征，市民社会的组织样态一般来讲是相当多元的。这种组织样态上的多元性体现在市民社会组织往往在活动空间、参与者构成、自主程度、权力地位以及组织形式上林林总总，各不相同。市民社会组织的多元性，意味着我们很难拿出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模型去描绘市民社会组织“应该”具有的样子。譬如，就活动方式而言，有的市民社会组织可能非常激进，有的则相对温和；有的习惯于采取戏剧性的方式来表达诉求、开展活动，而有的却只通过常规的、体制内的管道开展活动，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就组织结构而言，有的市民社会的组织结构相当正规（如各国各地区的红十字会都有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有的不为所在国家当局所接纳的组织则显得非正式一些，有些取向较为极端和激进的市民社会组织恐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地下组织，处于非法状态。就自主程度而言，有的市民社会组织自治程度非常高，有独立的资金来源、人员管道，完全可以自主决策而不必受其他组织或个人的影响；然而有些组织就做不到完全的独立自主。同时，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市民社会中所存在的、不同的市民社会组织就所拥有能力大小而言更是天差地别，对国家、对民众以及其他组织的影响力亦很不一样。然而这些千差万别的民间组织和团体，都可以被政治学中所谈的“市民社会”这个大概念所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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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学术界对市民社会的其他定义还有很多。但纵观不同的观点，学界普遍认为归于市民社会的各种民间组织和团体均具有以下特性。第一，自愿性。市民社会基于民众的自愿参与。在这一点上，市民社会与建基于政治强制性的现代国家机器形成了鲜明对比。现代国家建立的秩序、发出的政令都以国家所垄断的合法暴力为后盾；但是市民社会的参与、组织与行动都是基于完全自愿的原则。第二，独特性。市民社会是处于现代国家之外、市场之外和家庭组织之外的特殊的公共空间和场域。第三，一致性。各市民社会组织的成员们往往具有某种相同的价值观、利益诉求或是其他共同的经济、社会或政治目标。这种组织成员内部基于理念或利益的一致性是市民社会组织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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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党不同，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公共组织形态，其存在并非为了控制政权。如我们在第四讲中所讨论的：一个政党不论其当前力量和规模多么弱小，它的最终目标都是控制政府、获得政权，然而市民社会组织则不同。市民社会组织的存在只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发出利益诉求、实践宗教信仰或维护权利利益，而非控制政府。值得注意的是，市民社会中的某些组织的确具有潜力转型成为高度政治化的组织甚至政党。当一个市民社会组织决定从社会层面进入政治层面，从提供服务、发出呼吁、实践信仰、维护权益等目标转向以获取政治权力、影响甚至控制政府为目标时，那么该组织已经在事实上逐渐脱离市民社会这个独特的公共空间，而转型为新政党的雏形，并进入国家公共政治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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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能使民主运转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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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的成熟与活跃程度和现代民主制度的运作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而市民社会到底会对现代民主的运转发挥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这个问题在政治学界长期存在争论。不少学者认为，市民社会是现代民主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它是民主的基础，亦是民主的驱动力，更是现代民主社会最重要的组织结构之一。那么，到底为什么人们如此笃信市民社会对于现代民主制度的神奇作用呢？政治学界往往会引用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的理论来尝试解答这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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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特南1991年出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一书中，他对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共和国所进行的一场政府行政改革的效果做了考察。他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意大利南部和北部的地方政府拥有着完全相同的民主制度结构，但北部政府的治理效能却比南部要高许多。不管是在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服务还是其他方面，意大利北部的地方政府都运转得非常有效，但同样的政府结构在南部地区的表现就不尽如人意。[2]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意大利南北部区域之间如此不同的政府治理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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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南以对意大利地方政府改革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完善和发展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一概念在政治学范围内的使用，并指出社会资本是民主制度得以维持和运转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所独具的一系列特质，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通过促进合作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效益，最终保障民主制度的运行和稳定。[3]在对比研究中，帕特南发现在意大利治理绩效比较理想的北部地方，往往存在广泛的社会组织，例如合唱团、足球队甚至观鸟社。通过对每个地区公民共同体和社会组织的具体分析，帕特南认为，市民社会越活跃的地区，政府的治理绩效则越高。帕特南进一步指出，在市民社会活跃度较低的地区更容易出现所谓“庇护—附庸网络”（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他亦发现，市民社会活跃的地区更注重政治平等，其政治领导人也更愿意妥协。同时，在这些地区，市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是横向的——人民关心公共事务，遵纪守法；政治领袖较为诚实，政治制度也较为平等。在治理绩效较差的地区，人们则较少参与市民社会生活，社会依照垂直的等级制度组织和展开，政治参与更多是源于私欲而非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政治权力分配很不平等，人们大多认为公共事务是精英和“他人”的义务。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都觉得无力和受到剥削。帕特南认为，市民社会活跃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政府治理绩效的良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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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帕特南更试图回答影响市民社会活跃程度高低的一些因素。通过回顾历史，他发现在意大利市民社会活动比较发达的北部地方大多在19世纪就已经拥有众多合作社、文化团体和互助会。甚至早在公元12世纪的城邦共和国时期，这些地区的宗教组织、同业公会和邻里组织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相对来讲，意大利南方的诺曼底专制制度就未能在历史上发展出类似的市民社会组织。帕特南在这里着重强调历史的延续性和历史的力量：历史上延续不断的市民社会传统，正是某些地区社会和社区组织活动程度较其他地区为高的重要原因。同时，他对市民社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探讨，认为互惠互利和普遍参与的市民关系网络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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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意大利地方政府治理绩效区域性差异的对比研究，帕特南得出了三个重要结论。第一，社会环境和历史深刻地影响着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有效性，“一个地区的历史土壤肥沃，那里的人们从传统中汲取的营养就越多”。[4]而活跃的市民社会——正如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所言——会帮助民主政治的健康运作。第二，改变政治的规则体系（制度）可以改变政治实践。无论在意大利南方还是北方，地方行政改革都带来了更开放、更包容的政府和治理，改变了旧有的权力模式。虽然新制度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倘若没有这样的改革，意大利南部的情况只可能会更糟。第三，政治制度的历史发展大多进行得十分缓慢。就制度建构而言，时间单位应当是以十年计算，而发展互惠互利的市民社会网络可能需要更长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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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通过分析意大利政府改革的实例，结合历史与现实中市民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分析并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并展现了市民社会的活跃程度如何正面影响民主制度的稳定和运转。他所揭示的市民社会活动与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无疑对制度研究和民主发展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帕特南之前，学者们一般会着眼于制度安排方面来解释治理绩效的差异。正如我们在第四讲中讨论的那样，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制度设计和制度能力的差异可以用来解释广泛的政治现象。基于这个根本观点，制度主义者往往会用政府组织结构上的差别来解释政府管治效果的差异。但在意大利这个案例中，显然用制度安排作为决定性因素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意大利南部和北部地方政府的制度结构是大体相同的。制度主义无法使用对于两个地区来说完全相同的自变量（政府组织结构）来解释它们各自大相径庭的因变量——治理绩效。这个疑问迫使帕特南的研究团队把目光投向政府结构和制度安排之外，以更深入的社会面调查去寻找制度之外的影响因素。最终帕特南发现，恰恰是意大利北部和南部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的不同形态，导致了治理效能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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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成熟和活跃的市民社会可以导致较为优质的治理绩效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有一天你去著名的赌城去赌博，来到一座神奇的赌场。在那里没有任何法例或规则的约束，也没有赌场工作人员和摄像探头的监视，只有赌徒自治。又假设我们以在赌桌上发生的舞弊情况之多少来衡量该赌桌治理的质素。第一种场景是，在某一赌桌上，你不认识赌桌上的任何一个人，你与他们从来没有过任何往来，你很确定你将来也不会与这群人中的任何一位再次相遇。此时，你发现了一个“出老千”（作弊）的机会，在赌桌上作弊可以让你赢一大笔钱。你会作弊吗？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考虑道德问题，只把这当作一个纯粹的博弈场景。答案很显然：你会作弊，只要你是一个理性的人，在没有规则的赌桌上，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是仅有一面之缘、而将来也再找不着你的陌生人，你用不着担心自己因为作弊被发现、声誉受损，也不用考虑这些人以后会不会报复于你——总之，在这里作弊既没有风险（除了被当场发现离场外），又没有太大成本（即使作弊被发现也不会受罚），任何一个理性人都会选择作弊。结果就是这个赌桌必然是作弊丛生、互不信任，治理绩效极差。再考虑第二种场景。你仍然是玩赌博，但这回你选择的赌桌是和一群熟悉多年的朋友一起玩。这个赌桌上的每个人都与你相识多年、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你们过往曾在各种活动中有过无数次合作，相互信任很深，并且你很确信在今后的很多年里你还是会和他们交往。假设在完全同样的场景下，你会在这样的赌桌上作弊吗？这里仍然是没有法例管束、没有赌场的监督，仅仅是熟悉和相互信任的人在一起，显然一个理性的人在此作弊的动机会小很多。因为一旦作弊被发现，这个人预期所要付出的成本将极大，恐怕将完全超过其作弊的所得。而总体而言，这样一张赌桌的自治一定是秩序井然，治理质素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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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假设场景的根本区别在于赌局是否可以重复。如果赌博游戏只是一次性的，每个人之间都是陌生人，那么在没有外在规约的情况下，理性人都会为了赢钱作弊。但倘若赌博游戏会不断重复，每个赌徒就会相互认识，那么作为一个理性人，即便在没有其他外在规约的条件下，也会有很强的动机去克制自己不要作弊，因为这位赌客必须在这群熟人中间保持自己的声誉，使自己可以一直在赌局中玩下去而不至于被踢出局。因此，在一个不断重复的博弈情境下，即便没有外在的制度性规约，参与者之间可以产生较高的相互信任，亦有很大可能相互合作，自发遵循某些规则，以确保自己不至于被驱逐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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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这个原则应用到更加接近市民社会问题的情境中。假设某个居民社区没有雇请物业公司打扫；为了保持社区清洁，社区希望每个家庭最好都能贡献出一点时间来分担公共区域的清扫工作。但是作为理性的人，往往我们宁愿待在家里看电视，也不会想走出来参加打扫公共空间的劳动。这是为什么？如果大家都放弃一点点私人休息时间出来清扫社区街道，社区的卫生环境显然可以好很多，公共生活的品质也会相应提高，这不是利人利己的大好事么？这里的问题在于，在任何一个社区，以至在任何一个集体行动中，都存在“搭便车者问题”（free rider problem）。每个人当然都希望社区公共环境干净整洁；但作为一个理性人，你合乎逻辑的理性选择（即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恐怕是留在家里看电视，而不是奉献时间参加义务劳动。无论如何，你可能有几百户邻居，其中只要有那么几位出来清扫，社区就可以很干净，而你即使不付出劳动，也完全可以享受他人的劳动成果。那么作为一个理性人，为什么不等别人出来打扫呢？这就是典型的“搭便车者”情景，等着别人去为公共利益付出代价，而自己坐享其成。倘若社区里的这几百户人家全部采取“搭便车”的策略，那么结果就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打扫，这个社区的卫生将恶化，公共生活品质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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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一种解决方法是制定某种强制的规则，并且配上外在的监督机制，确保人们守规。或许这几百户人家可以开个会，共同制定一套轮班制度，像值日那样来确定每天总有人去打扫；或许他们可以选出几个长者，成立一个机构来监督人们每天按照值日表去打扫社区。但是，若这个社区里的人从来都没有什么社交生活，或者他们都是来来往往的租客，无人常住，随时可能搬走；那么，他们互相之间也就毫不相识，仅仅是陌生人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要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建立监督规则施行的机构、实现相互合作以克服“搭便车者”的困境将会十分困难——根本原因在于居民之间缺乏相互信任和联系纽带。设想如果居民都知道自己仅会在社区里暂住一段时期而已，那么偷懒、违反规则也不会为其招致太多惩罚或损失；若居民之间平时素无往来、毫无交情，也就更不会担心因为违反规矩而与邻居交恶，因为你本来就没有预期在未来和他们产生合作。同时，既然不是朋友，那么每一个居民对其他邻居都一无所知，相互信任欠缺，何以相信其他人也会自发地遵守规则出来打扫卫生呢？于是，每个人为了不吃亏，不让自己变成那个傻傻的“无私奉献者”，“搭便车”便会成为最简单、最理性也是最自然的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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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一假设的场景中，为了解决社区卫生的问题，仅仅有外在的、有强制力的规则是不够的，要达至社区的良好管理，还有另外一样东西不可或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与信任。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密切交往和社区关系，每个居民才有保持自己在社区中声誉的动机；有了人和人之间信任，才能使一套外在的规则制度得以落实，并运转得当。正如在赌场的例子中所示，在熟人圈里，人们选择合作策略的动机会比选择作弊大得多；而在人际网络比较薄弱的情境下，合作的动机就比较弱，坑蒙拐骗就会盛行无阻。同样，在社区卫生这个假设情境下，如果这个社区里所有的居民都是长期居住、拥有产权的业主，他们明白自己会在这片社区里和同一群人比邻而居几十年；如果在这个社区，孩子们都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家长常常可以在学校的亲子活动中碰到；如果在这个社区里人们长期共处，相互认识成为朋友，每个周末都有组织社区聚会或是后院烧烤。那么，即便没有一套外在的、强制的规则，人们自发出去打扫社区的可能性也会大得多，而一旦有了规则，这套规则的执行效果也会比在一个充满陌生人的社区要好得多。因为在这样一个社区里，人们努力保持与其他人的关系与纽带，维护自己的声誉、信用和形象，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公共服务，遵守并维护规则体系，最终使得高品质的公共管理成为可能。这也就是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基本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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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南认为，要克服“搭便车问题”，须使得博弈长期重复；唯有在一个市民社会成熟和发达的地方，人际纽带比较紧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比较强，人们才更有可能克服自己“搭便车”的冲动。这种人际的纽带和互信，也就是帕特南所称的“社会资本”。我们知道，政府欲达致优良的治理效果，不仅需要精心设计的制度，也需要民众的信任与合作——而这种信任与合作需要高度的社会资本。在帕特南的理论里，一个发达的市民社会可以巩固人际网络，增加人们互相合作的动机，培育更多“社会资本”，因此，治理品质得以提高。在帕特南看来，社会资本越多，民主就越有可能成功；社会资本比较低，民主就倾向于失败。市民社会对民主的贡献，就在于它帮助增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连接市民社会与民主制度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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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去打保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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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社会资本有益于民主的健康运作，那么社会资本的衰微便自然有可能威胁到现代民主政治的存续。帕特南在其后续著作《独自去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一书中专门讨论了在20世纪的后工业化国家中社会资本的消退和衰微，以及这一状况对当代西方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潜在威胁。在这一著作中，帕特南特别提出了若干导致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资本消退的可能诱因。他认为，人们工作量的增加、郊区化现象（suburbanization，即中产阶级搬离城市中心），以及远端通信技术的进步，都严重挤压短距离的人际网络，降低人们参加集体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意愿及可能性。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的衰退可能导致两个政治结果：首先是随之而来的政治冷感——因为当人们不像往日一样频繁地参与公共事务，他们对政治话题的关注度就会逐渐减低，进而更不愿意加入到民主社会的政治活动中。其次是公民对政府信任度的减退——当人们纷纷撤退到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中时，社会面的人际纽带和人际互信相应衰减，人们更少有机会去培养自己对于公共领域和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的信任。所以，帕特南认为，市民社会的发达与活跃程度与“社会资本”的高低呈现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是使得民主成功的关键，其衰退则是对于民主制度良性运转的重大威胁。市民社会的发达与否，与民主制度的健康程度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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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去打保龄球》上承托克维尔，并延续了帕特南自己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曾表达的观点，认为民主品质的好坏或民主制度的绩效可以通过市民社会的发展程度得到解释。在该书中，帕特南描述了美国市民社会衰落的各个方面，并指出20世纪后半期是美国的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逐渐衰落的重要时期。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上个人之间的互相关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信赖的规范”。[5]社会资本决定了社会信任的范围、社会合作的品质以及公民参与的可能，并从而影响了民主治理的品质。帕特南在书中特别指出了当代工业化国家社会资本衰退的四个主要诱因，即：时间和财富的压力、人口流动性与扩张的加剧、科技和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以及代际更替造成的影响。他认为，代际更替（即热心公共事务的一代被不关心公共事务的新一代公民取代）则要为社会资本的衰退承担一半的责任。帕特南也讨论了这四大主要诱因之外的其他一些因素，包括家庭联系的松散化、宗教社区参与的衰落，以及经济发展及全球化进程对公民参与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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