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89244
对抗性政治
1703289245
1703289246
在日常生活中，政治活动往往是在一定的规则体系和制度结构中进行的。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行政机关运作，又或者是市民社会的活动，它们都是在法律或者既有制度的框架内发生，并通过一定的组织形态和管道来进行。这些循制度管道发生的政治行为、过程和形态，属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制度化政治”（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s）的范畴。然而，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民众也有可能因种种原因对制度化的政治途径丧失信任和信心，而把政治带入街头，发动抗议、抗命甚至革命运动。这些不同形式、强度和烈度的街头政治行动，政治学家们将其统称为“对抗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
1703289247
1703289248
对抗性政治不同于政治体制内发生的、一般性的竞争性政治活动。对抗性政治通常牵扯到对社会中某些人群来说极端重要的议题，使这些社会群体不满足于在既有制度结构内采取温和行动，而选择具有高度公共性、对抗性和象征性的集体行动来展示利益诉求。从各国、各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社会抗议，到20世纪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至21世纪的“颜色革命”，这些不同规模、强度和烈度的政治行动均是对抗性政治在不同面向和不同层次上的表现形态。
1703289249
1703289250
就现代社会而言，不同的对抗性政治活动可以被粗略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抗议（protest）、抗命（resistance），以及革命（revolution）。抗议是参与者针对某一个或几个特定政策或者政治议题的诉求展示和意愿表达；抗命则指属于某一个或几个社会群体的民众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系统性地拒绝服从政府发出的指令或订立的法律及规则；革命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系统所发生的迅速而暴力性的彻底改变。革命是政体的变革，就规模、强度和烈度而言都是最高等级的对抗性政治活动。但三种类型的对抗性政治活动，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特定时空条件下，往往构成互相交织、互为因果、交替发生的政治过程，有时可能难以进行明确区分。
1703289251
1703289252
社会抗议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对抗性政治行动。同抗命和革命相比，抗议活动的规模较小、议题单一，行动的强度、烈度都不高，波及的社会群体也比较有限。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抗议往往是部分民众针对一定的政策议题集体展示其意愿的一种行动。但如果对抗性政治行动不再限于特定群体表达意愿，而发展到社会上较大规模的人群系统性拒绝服从政令的程度时，街头政治就被提高到了另一个层次，进入“抗命”的范畴。抗命可能采取较为暴力的形式，但也不排斥和平及非暴力的方法。“非暴力抗命”的理念最早来自美国人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论文《论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在文中，梭罗写道：
1703289253
1703289254
难道一个公民永远应当在特定时刻，或在最低程度上迫使他的良心服从立法者吗？如果这样，人们的良心又有何用？我想，我们首先应该是人，其次才是臣民。仅仅为了公正而培养尊敬法律的习惯是不可取的。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
1703289255
1703289256
当然，一个人没有责任一定要致力于纠正某种错误，哪怕是最不公正的谬误。他仍可以适当地从事其他事情。但他起码有责任同这谬误一刀两断。既然他不再拿它当回正事，他就应该基本上终止对它的支持。要是我致力于其他追求和思索，我首先至少得保证我没有骑在别人肩上。
1703289257
1703289258
1703289259
1703289260
要是今年有一千人拒交税款，那还算不上是暴力流血的手段。我们若交了税，则使州政府有能力实行暴力，造成无辜流血。事实上这就是和平革命的定义，要是任何这种革命是可能的话。假如那位收税官或任何其他政府官员问我，正如有人已经问过的：“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的回答是：“假如你真要干点儿事，就请辞职吧。”当臣民拒绝效忠，官员辞去职务，那么这场革命就成功了。
1703289261
1703289262
1703289263
1703289264
那些不知真理有更纯洁的源泉的人，那些不再沿真理的小溪往高处追寻的人，他们很聪明地守在《圣经》和《宪法》旁边，毕恭毕敬地掬水解渴。而那些看到水是从哪儿汇入这些湖泊的人们却再次整装出发，继续他们探寻真理源头的历程。
1703289265
1703289266
1703289267
1703289268
梭罗本人于1846年因反对美国奴隶制和墨西哥战争而拒绝缴纳人头税，从而被捕入狱一夜。他后来曾在波士顿近郊的瓦尔登湖地区短期隐居，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并声称脱离美国政府的管治，拒绝遵守法律，被视为现代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始祖。但抗命不仅包括如梭罗那样个人层面的公民抗命，也包括大规模的、集体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比如20世纪上半叶，圣雄甘地以其强大的道义感召力在印度领导范围广泛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Satyagraha），将和平与非暴力理念贯彻到抗命行动的始终，极大地影响到印度在“二战”后的民族独立进程。
1703289269
1703289270
然而，抗命行动也可能充满暴力，甚至血腥。就在圣雄甘地领导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同时，印度人在对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也常常爆发大规模骚乱，期间掺杂着血腥的暴力冲突和仇杀。这使得甘地痛心疾首，也成为他坚持非暴力不合作原则的原因之一。19世纪上半叶，奴隶制下的美国黑奴被奴隶主当作生产工具驱使和奴役。为了反抗奴隶制度，黑奴在当时也常常群起暴动，将血腥暴力施加在白人奴隶主的身上，进行抗命。总之，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只要是以系统性拒绝遵守政府制定的规则、发出的指令来表达对政权的根本反对，就属于抗命运动的范畴。
1703289271
1703289273
社会革命
1703289274
1703289275
比抗议和抗命更加激烈、彻底的对抗性政治行动是革命。“革命”顾名思义指的是迅速的、剧烈的对旧有政体所施加的摧毁性变革。革命总是基于对暴力的集体运用或威胁运用。直接或暗含的高度暴力性是革命的题中之义。革命的对象是全部既有政治体制；在特定情况下，革命甚至会被用来刷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政治、经济、社会系统。“革故鼎新”，不仅革新政体，而且革新国家机器和社会经济结构。正因为社会革命的彻底变革性，它常常成为引领历史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
1703289276
1703289277
但，革命究竟是什么？哈佛大学的政治和社会学家西达·斯科奇波尔（Theda Skocpol）在其名著《国家与社会革 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一书中曾这样定义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一种急速而根本的转型。这一转型的主体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机器与阶级结构。社会革命总是伴随着以阶级划分的社会下层的反抗，或在一定程度上由此种反抗所推动。”[2]社会革命在人类政治史的重要性不可低估：革命造就了宏大的社会革新和进步，但也造成了惨烈的人间悲剧；革命高扬新的理念，把旧的意识形态踩在脚下；革命无情摧毁既有的制度体系和国家机器，但同时又刺激新的国家机器大大膨胀，以便凭借国家权力之手把革命理念施展到社会的每个角落。革命亦在不同时期重塑国际政治的基本格局。
1703289278
1703289279
从17世纪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不仅掀翻了旧的君主专制或者殖民主义政体，并且揭开了现代宪政民主的篇章。这些革命刷新了人类政治的旧有意识形态，提出或再造了权利、理性、尊严、独立等现代政治概念；它们创造新的政权形态，比如三权分立、人民主权、司法民主；它们创造新的政治精英，革命后由更适应新的意识形态和政体形态的新兴精英阶层代替原有的政治和神权贵族来控制新的国家机器。从英国、法国到美国这三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的面貌，开启了西方宪政民主的新时代。
1703289280
1703289281
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则在人类社会建立了西方民主宪政政体之外的另一个选择 —— 社会主义政体。俄国革命与英、法、美革命不同，它毫无保留地摧毁一切原属于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阶层的制度体系，创建了在人类历史上崭新的苏维埃体制。“苏维埃”（совéт，Soviet）的原意是“代表会议”，最初仅用作实现士兵和工人阶层直接民主的组织形式，但在革命之后很快扩展为国家制度。以苏维埃制度为基石的俄国社会主义体制基于全新的原则，如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等。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工人阶级对国家机器的领导与控制；民主集中制则既要求政治过程的广泛参与，又强调决策权力的相对集中，以及决策执行的高度服从和一致。这些政治原则都与过往政体形式所崇尚的原则截然不同。俄国的工兵苏维埃是在工人阶级革命中所创造出来的，有别于西方宪政民主政体的全新政体形式。
1703289282
1703289283
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社会革命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为什么“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首先，社会革命使得新的政治系统和政体得以创建、生存和发展。现代政治生活的特质是其独有的规则系统。政治生活中的每个参与者能够通过怎样的管道获得多大的权力、谁有资格参与政治权力与资源的竞逐、社会应使用怎样的规则决定政治竞争的结果，以及怎样的机构和制度可以用来保障和实施这些政治规则 —— 社会革命在这些方面都可以为社会摧毁旧有的游戏规则，并建立一整套新的规则体系。革命是政治规则的改变者，是旧的规则体系的破坏者和新的规则体系的创建者。
1703289284
1703289285
其次，社会革命往往造成政府的更迭，甚至国家机器的重建。社会革命前的政府领袖鲜有能熬过革命风暴而屹立不倒者 —— 社会革命成功的第一步往往就是政府的更迭。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甚至产生和重建新的国家机器。比如中国革命在1949年将旧有的国家机器从军队到法庭一扫而光，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机器。
1703289286
1703289287
再次，社会革命改变社会经济制度，调整阶级、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革命往往由社会经济原因诱发，最终亦通过更新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来改变社会经济制度；并且，社会革命推广新的意识形态。革命会以大规模社会动员和政治运动的形式把革命者所崇尚的意识形态向社会普及和宣传，并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新的价值观体系和政治文化。
1703289288
1703289289
更重要的是，社会革命作为一种充满政治激情的社会过程，往往可以激励民众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下，培养起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所必需的共有政治认同。政治精英、知识分子、普通人，都在革命的旗帜下被组织在一起，挑战原有的政治规则、制度和价值观。人们常说，自由派渴望改变，而保守派则维护现状 ——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者可以算是最激进的自由派改革者，因为他们不追求部分的、渐进的改良，而是追求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文化价值观完全的、彻底的颠覆与重建。社会革命象征着普通民众对于美好未来的渴求和对基本正义价值的坚守。
1703289290
1703289291
革命可以创造代表这种纯粹理想主义的象征。切·格瓦拉（Che Guevara）是阿根廷人，他在青年时曾骑行摩托车横穿南美洲，目睹了种种贫穷和不平等，形成了革命信念。他在墨西哥城结识了卡斯楚兄弟，并参与了他们的武装革命，成为1959年成立的古巴新政权的领导人。在古巴政权中，他历任国家银行总裁、工业部长等。后因与菲德尔·卡斯楚的政见分歧，以及不满于许多革命者在建政之后的腐化，他于1965年离开古巴，前往世界各地继续他的革命理想。离开古巴后，他先花了七个月的时间试图在刚果的丛林里依照古巴经验组织游击队，然而却以失败告终。1966年，他前往玻利维亚领导当地的革命游击队伍。然而他的存在不仅招致玻利维亚政府的强力围剿，并且引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干预。最终，切·格瓦拉在1967年10月受伤被俘，并迅速遭到秘密处决。切·格瓦拉死后被当作是理想主义的标志性人物：他拒绝了革命胜利的腐蚀，而选择继续留在革命者的反抗行列中。他被视为第三世界的英雄、左翼革命的象征、流行文化的标志。切·格瓦拉作为革命者的形象在当代社会已远远超越了他个人的政治经历，而成为标志性的理想主义形象，代表着反叛现状、追求纯粹正义甚至是“酷”；他的形象激励了太多的人，也被印在太多的商业产品上。切·格瓦拉和他的传奇正是在革命中被赋予永恒的意义和被创造为革命精神的图腾。
1703289292
[
上一页 ]
[ :1.70328924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