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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政治文化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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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理论主要关注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宗教因素。这方面的基本问题包括：是否某种特定的文化或宗教更有利于民主和民主转型？如果是，那么文化或宗教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民主转型的？如果不是，那么又如何解释世界范围内政体与不同类型的文化或宗教之间的相关性？尽管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但有很多学者认为，政治文化或宗教是解释民主转型和巩固的一个有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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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论述政治文化影响民主政体的重要政治思想家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认为：“美国之能维护民主制度，应归功于地理环境、法制和民情。”他把地理环境、法制与民情认定为美国能实现民主巩固的三大因素，但他又认为：“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我确信，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非常接近政治文化的概念。在谈到美国地方自治时，他还特别强调：“在美国，乡镇不仅有自己的制度，而且有支持和鼓励这种制度的乡镇精神。”乡镇精神可以被理解为19世纪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民众关心公共事务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对民主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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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60年代，首先对政治文化进行大型实证研究的阿尔蒙德及其合作者认为，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民主稳定有着密切的关系。阿尔蒙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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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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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哪种政治文化有利于民主呢？答案是公民文化——所谓“公民文化”是一种参与者取向、臣民取向和村民取向混合的文化。他们在1963年发表的这项研究认为，美国和英国是典型的公民文化，有利于民主政治和政体稳定，而意大利、墨西哥和联邦德国都不是典型的公民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对维持稳定的民主政体会产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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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很多重要的政治学者也认同政治文化与民主的关系。达尔认为，“信念指导行动”，“在一个特定的国家里，对多头政治体制合法性的信念越强，则实行多头政体的可能性越大”。在20世纪60—80年代理性选择范式大行其道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挺身而出对理性选择范式提出尖锐批评，重申政治文化的重要价值。他在《政治文化的复兴》一文中用四个指标衡量“公民文化”——个人生活满意度、政治满意度、人际信任和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支持度，并对数十个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经济因素固然在政治上是重要的，但不同的政治文化也有着重要的政治后果，特别是与民主制度生存的可能性密切相关，而且这种影响更为持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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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文化研究中最热门的概念恐怕是“社会资本”。罗伯特·帕特南在研究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意大利地方政府的民主试验时发现，不同的地方政府绩效差别很大。“为什么有些民主政府获得了成功而有些失败了呢？”他认为，原因主要不在于经济现代性的差异，而是因为意大利的北部比南部具有更好的公民共同体的传统。他把这种公民传统视为社会资本——“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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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转型能否成功以及民主政体能否巩固，取决于政治参与者的政治行为，而政治行为的背后则是政治文化。按照海伍德的说法，“政治多发生于我们的头脑之中。”一个社会的政治精英和普通公众对权力、政府、民主、政党、政治参与、合法性、政治竞争和暴力等重要问题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拥有什么样的政治。戴蒙德、林茨和李普塞特认为，对于一个稳定而有效的民主政体来说，有些特定的价值观和信念是特别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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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主合法性的信仰；对对立党派、对立信仰和对立立场的宽容；跟政治对手妥协的意愿，以及妥协意愿背后的实用主义和灵活性；对政治环境的信任，以及互相合作，尤其是在政治竞争者之间的合作；政治立场和党派立场的温和倾向；政治沟通的礼节；基于政治平等的政治效能和政治参与，而这种政治平等又混合了臣民和村民的角色。[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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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上述政治文化与民主稳定的关系十分密切。印度战后民主的稳定与其政治领导人——特别是甘地——对自由、宽容、非暴力、政治吸纳和包容价值观的倡导是有密切关系的。而20世纪中叶之后土耳其、尼日利亚等国民主政体的不稳定是与这些国家国内两种政治文化的冲突有很大关系——一种是新引入的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一种是传统的强调威权和服从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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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研究现在是一个热门学术产业，但还是有人给这种热情泼冷水。第一种疑问是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何为因何为果？比如，爱德华·穆勒和米切尔·塞列格逊在1994年的跨国研究中指出，大多数公民文化态度不会对民主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而人际信任——即公民文化中的一项态度，很明显是民主的结果而非原因。[34]此前，有人注意到民主国家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更高。有人说，信任导致民主。但是，有人反过来说，当一个国家长期实行民主制度后，人与人的信任程度就提高了。那么，何为因何为果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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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疑问是政治文化是否真的有很强的政治效应？两位政治学者杰克曼和米勒从1996年开始连续发表论文对政治文化的基本命题进行攻击。他们在《政治文化的复兴？》一文中对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罗伯特·帕特南的研究提出了质疑，认为前者只考察了工业化国家，而后者在分析手段上存在偏差。首先，文化是什么往往难以界定；其次，政治文化研究常常是事后解释；最后，政治文化研究常常借助少数案例得出普适性的理论。他们的结论正好相反：“几乎没有证据能揭示在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系统性的关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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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疑问是政治文化是否是一成不变的？尽管几乎没有政治文化学者主张政治文化是一成不变的，但他们一般倾向于认为，与经济社会指标、与政治制度相比，政治文化是更稳定、更不易改变和更难以克服的。而以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经验来看，拉丁美洲就克服了早先被认为支持威权主义的文化传统，其政治精英和普通大众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政治心理和价值倾向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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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宗教。在有些学者的眼中，宗教可能是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实际上，汤因比和亨廷顿在划分不同的文明时，宗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准。韦伯认为欧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赖于新教伦理的观点更是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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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也认为宗教传统对民主化的成功具有重要的影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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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基督教与民主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近代民主首先且主要出现在基督教国家。到1988年，在基督教或新教是主要宗教的46个国家中有39个是民主国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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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认同肯尼思·博伦1979年对99个国家的一项研究：“新教徒的人口比例越大，民主的程度也就越高。”通常认为，基督教或新教强调个人尊严和宗教与国家的分离，都有利于民主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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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李普塞特在内的不少学者认为，天主教是一种容易“阻碍”民主化的宗教。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天主教的活动和信条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保守的力量变为变革的力量，从支持威权的力量变为支持民主的力量。所以，亨廷顿认为，天主教教廷的这种变化实际上使它自身成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重要推动因素。“从总体上看，在1974年到1989年间过渡到民主的国家中大约有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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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认为，其他宗教基本上都是民主转型的障碍因素。他笃定认为，流行于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儒教“要么不民主，要么反民主”，因为儒教“强调团体、团队胜于强调个人，强调权威胜于强调自由，强调责任胜于强调权利”，“儒教社会缺少抗衡国家之权利的传统”。[37]但福山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很多人高估了儒教对民主制度的不利影响。尽管缺少个人主义的传统，但儒教具有平等主义精神，特别是很早就用考试制度录用人才；儒教重视教育，通常人口中具有较高的识字率；儒教非常宽容，这一点远胜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与其说儒教是主张国家优先的，还不如说是主张家庭优先的。因此，福山认为，儒教并不构成对民主的障碍。相反，他主张现代化理论长期中是成立的，即经济发展最终会推动政治民主。[38]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成功民主转型案例，似乎也批驳了所谓“儒教不利于民主”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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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伊斯兰的教规含有既有利于又不利于民主的成分”，但“实际上，除了一个例外（土耳其），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长期维持过充分的民主政治体制”。亨廷顿不太看好民主政治在伊斯兰国家的前景。20世纪70年代以后，相当比例的伊斯兰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之间的隔阂似乎又加深了。而“9·11”事件更是强化了这种对抗。按照戴蒙德等人在2003年的计算，在穆斯林人口占主要比例的43个国家，仅有7个国家是民主国家，但这7个国家没有一个符合自由主义民主的标准。在伊斯兰教具有最强影响力的16个阿拉伯国家中，没有一个是民主国家。[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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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仍然有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弗瑞德·哈利代同意民主在伊斯兰国家阻力重重，但他认为这些国家的民主障碍与他们社会中其他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有关，而不是来自于伊斯兰教本身。因此，并不能得出伊斯兰教不利于民主的结论。阿卜杜·菲拉利-安萨里则认为，伊斯兰社会对西方现代世俗文明、西方式民主的某种敌意，不是来自于伊斯兰教的教义本身，而是来自于19世纪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现代世界的碰撞和冲突。19世纪后半叶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阿富汗尼（Jamal-Eddin Al-Afghani）的思想正好是这种碰撞和冲突的反应。阿富汗尼认为，欧洲人的信仰体系和社会秩序与伊斯兰世界的信仰体系和社会秩序是对立的，因此世俗化意味着放弃伊斯兰教，向欧洲人的价值和信仰屈服。而民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经被贴上了“西方世界”的标签。[40]这一观点强调的不是伊斯兰教教义本身，而是国际体系对伊斯兰世界国内政治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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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说，现在重视宗教因素对民主转型影响的观点并不是主流。胡安·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在分析东欧国家的转型经验时认为，即使不考虑宗教因素，民主转型照样会发生。他们认为，宗教以外的其他因素就足以解释该地区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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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影响转型的国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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