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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智能够克服隔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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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性是毫无疑问的：强有力的肯定。确实，古老的以色列——西方文化的两个主要根源之一，相对来说不重视理智，而是认为我们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服从上帝的旨意。但是，上帝和人有时进行理智的争论，希伯来人的上帝（Hebraic God）就是聆听和述说的上帝。在古希腊——我们文化的另一个来源，最有力量和最普遍的政治思考主题大概是一个观念，就是人能够通过理智来解决冲突。希腊的观点胜利了，就连基督教在中世纪都显然变得有理性了。近代世界因此继承了一个强有力的理性传统，它在科学和技术中的发挥是最惊人的。虽然对占优势的理性主义有过一些强烈的反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功过。西方社会也许仍然会把圣经的训诫作为它的座右铭：“来吧，我们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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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一致性取决于一种假定，即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或者至少他们的利益在某一点上是一致的。如果他们本质上是受到隔阂的，而且他们所有的利益都相互冲突，那么，理智就几乎没有用，它根本无法将人们聚合在一起，反而将使最狡猾、最无情的人胜过其他人。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即便是马基雅维里赞成这样运用理智。但是据柏拉图说，至少两个与他同时代的著名智者，特拉西马库斯（Thrasymachus）和卡里克勒斯（Callicles）就这样运用理智。柏拉图说，对于这两个人来说，理智能够克服非理性的习俗和没有基础的顾忌，它们有时会诱惑强者将自己的利益服从于他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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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某一点上，所有人的利益一致，即便人在本质上受到隔阂，并且除了作为达到个人满足的手段之外对他人漠不关心，理智仍然会通过揭示他们利益的一致而使他们走到一起。有一种观念是西方政治思想最持久的观念之一，这就是，政府是建立在一个“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之上的。这个概念由霍布斯的观点阐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霍布斯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受到隔阂的。但是，他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和平因而希望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他认为，理智能够使个人利益的一致变得无可置疑地清晰，因此，能够避免人们进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否则，他们会参与进去，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是受到隔阂的。对于霍布斯来说，每一个人只关心个人的安全，但是，理智告诉他们，为了每一个人的安全必须服从一个能够保证所有人安全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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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理智的信仰通过否定本质上的隔阂达到了顶峰。我们传统中最古老、最持久的信条之一，就是认为通过理智我们能够辨别我们共有的本质，并且，从中能够得出联合我们的法则。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这是贵族政治哲学的首要原则，这一哲学是建立在城邦制的基础上的。在斯多噶哲学（Stoicism）中，它成为一种平等主义（egalitarian） 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t）观点的基础。在中世纪，它和正统基督教的原则结合，获得了权威性。在近代，它已经是国际法（限制国家权力在境外的应用）和立宪政府（限制国家权力在国内的应用）的理论基础。根据这个观点，通过使用我们的理智，我们会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这个共同体不会被国家之间和阶级之间的冲突所摧毁。有了我们在这个理智的普遍社会中共有的会员资格，即便权力有不停地变得野蛮和无限扩张的趋势，我们也能使它服从于理性上肯定、道德上无可挑剔的标准。这些标准构成了通常说的“自然法”。如果说在我们的过去有过一个必不可少的观念，那么就是这个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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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几个思想家对这个观念或是有保留意见，或是怀有敌意。但是，表现出自然法观念的力量之迹象可能是还没有任何伟大的思想家否定过它。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年）几乎要这样做，因此，他很自然地成为了反理性主义的典型。他是一位在爱尔兰出生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French Revolution）一书是现代保守主义的宣言。伯克坦率地为偏见辩护，而不是为理智。他的著作显现出的对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这种信仰，如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一样断然和绝对。但是伯克不相信理智可以揭示人的本质。他认为，已建立起来的习俗和传统远比抽象的理智的结论更能准确地反映人性。这些习俗和传统在人的头脑中占有最高地位，他称之为“偏见（prejud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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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伯克的说法，我们不仅过于深奥和复杂，因此不能够充分地受到理智的引导，而且我们也非常危险。伯克与奥古斯丁对人性的看法相同。秩序需要习惯和情感的支持，因此，要依靠体制和传统，这些都是古老的、神圣的，而且无可置疑的。偏见不仅比理智明智，而且更有力量。对于伯克来说，只有忠诚于历史悠久和令人敬畏的体制，隔阂才能消失。要求理解人性会危害到相互理解和尊重，而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只能建立在谦卑地服从于传统、习俗和从过去继承过来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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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标是指出政治思考的主要通道，不是所有的通道。我不是要说只有少数可供选择的道路能使一个思考的人符合逻辑地追随下去。思考是（也应该是）独创性地寻找没有人走过的路。但是，在思想的领域，基于相同原则进行思考的人确实易于形成共同的思想倾向。从而，理性主义者和伯克派的立场将哲学家分为两个大派别，这些派别尽管在他们内部有分歧，却反映了看待社会和政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法。以下的不同思想倾向以它们典型的形式衍生于这种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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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德绝对主义（moral absolutism）与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道德绝对主义是一种认为道德标准独立于个人和社会的利益，也独立于碰巧在某一特定时期和地方盛行的标准的理论。西方历史中，道德绝对主义的主要形式是自然法的观念，这是一种建立在人的本质基础之上，可以通过理智来辨识的普遍与永恒的法。简单地说，这个观念确信，理智能够聚合人类。道德相对主义有不同的形式，形式的变化是根据用什么来决定道德观，因而道德是相对于什么来决定的。主要的形式之一是认为善良和邪恶是由每一个社会给下定义的。伯克不是极端的相对主义者，因为他相信有些标准是依附于人性的标准的，而不管在他们的社会普遍流行的标准是什么。但是他对习俗和传统的看法很自然地致使他接受道德在不同时代和地点的变化，而这一点会遭到理性主义者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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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均质性（uniformity）与有机统一（organic unity）。理智仅仅可以发现普遍性——就是许多特殊性的相同点，其结果是，理性主义轻易地引出统一的概念，这个概念与均质性难以区分。相反，像伯克这样的思想家会特别开放，不仅愿意接受得到道德相对主义认可的社会差异，而且愿意接受在群体的有机统一中得到协调的个人的差异——譬如，性格、才干和职业的差异。这种思想倾向在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抗议中就清楚地表述出来了。他认为柏拉图为了使人类统一，抹杀了他们之间关键的差异。亚里士多德抱怨说，“这就像是，将和谐变得只剩下一致了，或者是，将一个主旋律削减到只剩下一个节拍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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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激进主义（radicalism）与保守主义（conservatism）。相信我们能够理性地了解人性会导致一种看法，认为我们能够也应该摧毁所有仅仅建立在偏见上的旧体制，并且按照理性的设计重新将它们建造起来。这样一来，理性主义就引发了激进主义。这种在威严的、高深莫测的过去面前显示出的自豪感，激怒了伯克。他用保守主义与之相对立，保守主义遵照人的本质只能通过习俗和传统来揭示这一原则。伯克认为，这种通过一代又一代地谨慎的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和自发的生活所建立起来的秩序，不可能按照理智的计划深思熟虑地、迅速地建立起来。如果你有足够的运气生活在这种秩序中，你所能做的——这是你压倒一切的责任——就是尊重和保护这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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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了不过于简单化，似乎有必要注意一下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人的思想在寻找道路时具有独创性。现代的女权主义者，趋向于既避开贯穿于西方政治传统的理性主义，也避开拒绝对已建立的习俗和古老的传统进行批评性的评价中所固有的非理性主义。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女权主义者不倾向于后者，不倾向于崇敬旧习俗和传统。这些习俗和传统如果不是赞成对妇女彻底的压迫，至少在实际上总是赞成妇女的从属地位。对过去和现在社会的秩序运用批判性的评价，对女权主义者寻求的社会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批判性的评价是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上的。那么，有人会问，既然女权主义者也注重理性，为什么他们要避开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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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似乎很明显。这种才能——理智，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今天，似乎都很乐意去界定和辩护那些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是极端不公正的事情，因而几乎必定受到质问。男性的概括和准则所声称的普遍性，在许多情况下让女权主义者感到似是而非。传统的理性主义显露出它的片面性，在其片面性中存在着非人性和非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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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女权主义者将用什么来代替理性主义呢？一般来说，不会是非理性主义。并不是理智本身受到女权主义作家们的摒弃，而是他们认为过于依赖于理智的东西。对理智的过度依赖是一种不平衡，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这种不平衡是男性主导文化的特征，因此，他们设想采取一种更广阔的洞察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对许多情形共有的特点——用理智的功能去抓住的特点——敏感，而且对独特的、因而超越了理智范畴的特点也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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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评得到了心理学研究的支持。这一研究指出，女性对现实的感知与男性的有非常大的差异。任何年龄的女性都趋于和各种情境中内在的可能性协调，而不管那些情境与其他情境有什么共同点，而男性则倾向于诉诸常规。面对一个道德问题，女性典型地会对问题的独特的、具体的特性做出反应，而男性则寻求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的普遍标准。女性显现出同情，男性显现出逻辑性；女性尽力寻找和谐，男性则要寻求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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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没有一个单一的词汇足以指明女权主义者要为理智补充的特性，但是像“直觉”、“敏感性”这样的词汇似乎暗示了她们想到的特性。无论如何，关键是女权主义者通常认为，女性能够洞察到时间、地点和人的性格上的特殊性，有能力富于想象力地进入情境，抱有同情心地进入个人的生活。而男性则或者没有这些能力，或者已经放任这些能力衰退了。他们相信，这种洞察力一旦全部地用于公共领域，可能会帮助我们纠正传统理性主义中的不平衡。那么，要回答我们面前的问题——理智能够战胜隔阂吗？——女权主义者通常回答，仅有理智是不可能的，它必须与其他方法融合，或用其他方法补充，也就是另一种辨别方法，一种在妇女中而不是在男性中——至少在当今社会——更完整地发展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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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隔阂的问题上，思考理智的力量会将我们引向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人是否有某种力量能够战胜隔阂，或者，我们是否依赖于超越人性的一些东西？提出这个问题会将我们带到现在的人们通常忽视的一个议题。我们的时代氛围似乎是以人的自信对宗教进行质疑。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求助于超越我们才能的任何力量来消除我们的紧张状态和分歧。但是，这个设想难道是如此显而易见地正确以致不能对它提出疑问吗？在过去，最持久的并且最广泛的信仰之一是，一个稳定的、公正的社会必定是建立在某种宗教基础之上的。世界各地无数世代的人假定过，人们只有恰当地与神和睦相处，才能彼此和睦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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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问一下，这是否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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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需要某种形式的宗教来克服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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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三个通常的立场可以很容易地区别开来。第一个是近代的、自信的人文主义，以无神论或不可知论为基础，一般不喜欢组织性的宗教。人文主义这个词汇在这里特地表明一种信仰，即人的力量足以实现所有合理的人的目的。宗教即便有任何作用，也只起到极小的作用。当接受民意测验者的询问时，美国人基本上承认相信宗教。然而看起来，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记者、作家——好像都是人文主义者。还有很多人，无论是不是知识分子，都对组织性的宗教抱有怀疑。看起来，没有任何历史教训能比从欧洲的宗教战争和马萨诸塞州清教徒的神权政治中获取的教训在美国人头脑中更根深蒂固的了：宗教信仰能够造成分裂并且是专横暴虐的。马克思和其他社会批评家和改革者的世俗主义又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深深地加强了这个信念。对于马克思来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社会主义者传统地将对重生的期望轻率地称为“天上的馅饼”。在这种言辞背后的严肃指责是，宗教使人们对世间的痛苦——其他人的痛苦，甚至他们自己的痛苦——冷漠无情，而且，这样一来，就抑制了社会改革以及在地球上对隔阂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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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人文主义者通常相信，曾经奉献给宗教崇拜的精力现在应该奉献给受到压迫和贫困的人，使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上千年来，人类的大多数生活在贫穷和无知中。但是最终，我们有了工业生产和人群组织的能力，这是满足每个人物质需求和教育需求所必需的。因此，贫困和没文化成为不可容忍的了。有这种看法的大多数人做出了重要的假设，不能阻碍让每一个人达到以往只有少数人才享有的物质丰富的水平，并且通过削弱宗教信仰——这已经在近几个世纪中发生了，大有助益。归根到底，当人们感到紧紧地与神结合的时候，他们相互之间的统一就极不完善。现在，我们可以将我们曾经对上帝倾注的爱和忠诚奉献给我们的人类同伴了。也许在另一个世界希望得到的天堂，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趋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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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的观点非常动人。在它的照耀下，我们看到自己栖居在一个广袤无垠、冷漠的宇宙中，在一个纯粹的人类共同体中战胜了无边的孤独感。我们摆脱了在宗教视野下人的软弱与罪恶，并且确证了内在于解放了的人性中的无边力量和至善。甚至许多那些仍然相信上帝的人也许都会感到，在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时，这样的看法是无可非议的，并且足以巩固我们的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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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人文主义的这种观点，使人感到惊讶的是，古代的和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家大多都相信人类的统一依赖于与神的统一。西方阐述的第一个伟大的政治哲学，就代表了这种观点。柏拉图（公元前 427? —前347年）的《理想国》一书确切地说明了这种政治哲学。柏拉图是世界精神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与孔夫子、释迦牟尼这类宗师齐名，而且他的哲学具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认为我们依赖于超验的现实。如果大多数二十世纪的社会评论中内含的训诫是“忘记超验的事物，将注意力放在我们相互之间”，那么，内含在《理想国》一书中的训诫就是“先了解超验的事物，然后再考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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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相信，超越我们可以看到和摸到的一切之外有一个渊源，所有事物都从那里汲取他们的现实和价值。他简单地称之为“至善”。他将至善比作太阳，太阳能使生物成长并被看到，因此他认为，至善能使所有构成宇宙的现实存在并得到了解。人类也以相似的形式得到认识。只有在至善发出的亮光下，人类才可以得到完全的理解，他们最深的需求才得到确认。因此，《理想国》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只有通过那种人类（或者他们中间的少数人）领悟了至善而得来的至上的知识，才有可能组织一个真正人性的社会。因此，政治是以超验的事物为中心的。那些与这个生命、价值和真理的基本原理相分离的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统一。柏拉图大概会发现，二十世纪认为我们应该忽视终极的现实、集中精力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观念的荒谬性，不会亚于我们发现为了加速对空间的探索而不理会物理定律的建议的荒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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