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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 第三章 平等和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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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不平等的问题将我们带进现代政治冲突的中心。近代史可以根据对特权和权力的反抗来书写，这种反抗开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对不平等进行了深思熟虑的、持续不断的攻击。二十世纪在亚洲和非洲的战乱，受到了认为财富和权力不应该由白人垄断这样一种决心的激励。在美国，黑人对白种人优越论的反抗，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事件。渗透西方国家的女权主义运动，不仅攻击了那些上千年来将妇女限制在从属地位、限制她们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的体制，而且攻击了支撑那些体制的哲学思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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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前两个世纪（十九和二十世纪——译者）发生了种种变革。不平等在生活中不像过去那样明目张胆。传统的贵族大部分已经消失。在工业化国家中，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比以往的年代变得更加舒适、安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的政府已经依靠普遍的民众选举来获得他们的权力。许多社会中普通民众的时尚和价值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时尚和价值了。甚至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基于人种和性别的歧视实际上已经减少了，并且在理论上几乎是站不住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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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还不了解这些变革的全部意义，但说它们没有意义是不可能的。它们可能会把我们引导到——或者已经将我们引导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无论如何，每一个国家仍然存在着明显的财富、权力以及地位的不平等。人们的生活彻头彻尾地受到他们在已建立起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的决定。而他们的地位乂极大地受到诸如他们出生时的人种（白人或黑人）和性别（男性或女性）这类偶然因素的影响，并通常由这些因素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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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便人们情愿不去思考，不平等与平等也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可以安全地、毫无顾忌地加以忽视。它们与我们时代的历史有很大关系，并且，由于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会被迫思考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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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任务的逻辑起点是一个与第一个问题——它询问人类受到隔阂是事物的基本性质，还是历史的偶然结果——相平行的问题。在这里，必须要问，在社会和政治秩序中，在所有不平等现象的下面，人类是否真是在本质上而不只是在习俗和传统上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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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类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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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地说，人类在大部分生理和心理特征上是不平等的。他们在健康和智力以及情绪稳定和其他诸多方面都不平等，如果一一列举，就太繁琐了。但是，很容易看出来，这些不可置疑的事实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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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必须问到，这类看起来自然的不平等，是否实际上只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果。譬如，身体的不健康可能来自于营养不足，这通常与贫穷有关，而低智商是不是只反映出贫困家庭的文化水平低？在某些情况下，答案很清楚，正是如此。但是，并非所有不平等都可以追溯到社会的原因。毕竟，在相同条件下生活的人群也表现出不平等。在那些生长在最优越的物质环境中的人里，有些比其他人更健康，在那些具有最好的教育条件的人中间，有些人比其他人表现出更高的智商。似乎没有办法逃出自然不平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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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疑虑的阴影仍然存在。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在确凿无疑的相同环境下长大的，对于外人貌似不重要的差异，可能对受到这些差异影响的人来说就有决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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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疑虑更重。我们可以衡量的不平等是否与被测量者的本质有关？譬如，在测量智商时，我们是测量整个意识的能力，还是只测量碰巧是我们的文化所强调的进行智力活动的能力？我们对不平等的评判标准可以有更多疑虑。让我们假设，一个测量智商的绝对标准已经被发现，因此，当我们测量智商时，我们确实在衡量整个意识的能力。这种标准与被测量者的本质有关吗？智力，或任何其他特殊的品质，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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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可以用这种方法提出问题：一个人是否可能在健康、智慧、情绪平稳和其他品质上都明显地、可得以证实地低于他人，而在本质上与其他每一个人平等？这个观念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当我们说每个人都有内在的尊严，或每一个人应该被当作目的而不只是一种手段来对待时，我们似乎就是在阐述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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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理想看起来是站在平等一边的，因此，人类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这一观念带有愤世嫉俗的态度，因为，说人们本质上不平等就是在说他们是不平等的人。诚然，在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中，一些有最高荣誉的人物确实曾经这样说。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认为人类之间存在一个庞大的自然等级秩序；决定一个人的地位的主要因素，是他具有的理智的程度和种类。等级秩序的最顶端是那些有卓越的普遍理解力的人，如科学家和哲学家。在他们之下，是天然的公民，他们有足够的理性与他们的同伴共同处理政治事务，而再往下，则是天生的手工艺者和劳动者，他们应该被排除在政治事务之外。在等级秩序的最下层，是那些只有足够的智慧为他人服务的人，这些人生性就是奴隶。亚里士多德是按照理性来确定人性的，因此，只有足够的理性成为手工艺者或劳动者的人，在人性上是有缺陷的。而从本性上就是奴隶的人，就几乎根本不是人了。亚里士多德也许会认为，基督教有关人的观点是危险的谬论，因为基督教认为，一个人即便不适于从事科学、哲学或政治活动，在人的本质上与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政治领袖也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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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还会认为，近代对他所设想的那种等级秩序实际上是否存在的怀疑也是一种危险的谬论。近代的观念认为，一个出色的物理学家并不比一个能干的木匠天生地高贵，而哲学家的生活可能具有无能的方面，譬如，他们习惯于抽象性，因此妨碍了他的生活比一个农民或劳动者的生活具有明确性的优势。另一个观点肯定会使他感到仓皇失措，因为这个观点认为，许多科学家会认为作为手工艺者也能发现相同的成就感，而许多手工艺者可能具有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和癖好，一个人是否成为一个科学家或手工艺者、哲学家或农民，更主要是靠生活中的机会（特别是像肤色和性别这种机会），而不是一个人的自然等级。亚里士多德还会对一个观念感到特别地生气，这就是，妇女无论在智力方面还是实际能力方面，根本不比男人差。亚里士多德认为，妇女与奴隶和儿童同属于一个基本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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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亚里士多德过于简单地、夸张地、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明显地误解了区分人类的不平等，这并不是说，他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也不是说，人类就是平等的，或者，对他们平等相待的社会能够成功。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为此，让我们先注意到，肯定本质的不平等性的观点通常采用两个主要形式之一。对某些人来说，少数人的优越性在于他们与神圣的、超验的现实——至善或上帝——的关系中。这种关系型塑他们的思想和特征。因此可以说，优越的少数人在神圣的范畴中也是优越的。这个观点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是柏拉图。在柏拉图看来，少数人在哲学理解能力上超过所有其他人（这些人可能是妇女也可能是男人。亚里士多德虽然从柏拉图那里学到了大多数其他思想，但他不是从柏拉图那里学到对妇女的蔑视的）。但是，哲学家的卓越性不在于哲学能力本身，而在于哲学能力使他们能够获得的东西：神圣的知识。换句话说，哲学家的荣耀不是内在于卓越的头脑本身之中的荣耀，而是所有现实的神圣中心——至善——反射出来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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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思想家来说，优越人物的杰出性纯粹是世俗的，存在于像政治才华、艺术技能和军事才干这类品质之中。杰出性不取决于任何超验的关系，而是完全在于人本身。至少对于某些思想家来说，不在于与神有关系，而是在于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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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年）的著作对这一信仰做出了极端的、感人的阐述。尼采是个具有特殊能力的作家和思想家，因为一个预言性的见解而遭受折磨，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的见解。尼采坚信，单独一个事件，一个发生在人的意识中的事件，就可以决定他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以及严肃的人的责任：醒悟到上帝的不现实性。他对这一事件做出了轰动性的宣告——“上帝死了”——现在这已经是个熟悉的语句。上帝之死迫使我们抛弃令自我毁灭的谦卑，这种谦卑是基督教对我们的诱惑，并且迫使我们肯定我们完全的世俗性。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世俗性是什么？根据尼采的说法，就是“权力（power）意志”。存在（being）就是权力，权力是有控制力的——高于我们周围所有的事物，最终，高于我们自己。我们受到激励去无休止地超越已建立的秩序，也要超越已经形成的自我，力求获得更大更多的权力。从而，如果我们现在要证实自己，打个比方，要占据曾经充满上帝的宇宙空间，那么，我们必须毫无歉意地全力强化我们的控制能力和崇高性。对于尼采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活动或战争。尼采认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可能比一个罗马国王更有权力，因为他能更好地掌控手头要用的材料。但这的确意味着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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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反复地、带有最辛辣的尖刻攻击平等观念，他认为这是民众以他们的狭隘和怨恨摧毁人类崇高性的工具之一。庸人是软弱的，因此，人类的伟大靠那些有勇气并有权力的人将自己提高到远离庸人群体、高高在上的位置。既然上帝死了，人类存在的光辉和意义就靠少数人支撑了。这些人自己变成了上帝，而不是崇拜超验的上帝。这些少数人不一定是白人或种族纯洁。人的优越体现在文化和精神方面，不在人种的差异。但是，有必要注意到，优越的少数人总是男性。尼采毫无歉意地、甚至刺耳地呼吁男性的控制权和女性的从属性。在许多方面，尼采令人振奋地脱离了古老的偏见，但在对妇女的看法上，他无疑将自己置于受谴责的地位，因为他在自己首先要做的事情——重估一切价值——上失败了。无论如何，尼采的哲学从整体上是对平等观念的否定。长期以来作为西方思想一个基本原则（如果基本上没有得到观察的话）的概念，被丟在了一边。人的关系必须像在古代一样，再一次受到支配和等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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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和尼采是西方精神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们都坚持人类本质上是不平等的这个观点。然而，尽管他们具有权威性，有史以来最难以征服和最强有力的观念就是所有不平等性都没有意义。在本质上，人类是平等的。如果没有这个观念，近代对不平等的抨击就不会出现了。就可能不会有法国革命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会崛起了，俄国和中国革命也不会发生了。美国和非洲的黑人、亚洲和菲律宾以及拉丁美洲无土地农民可能不会开始去转变他们的处境。如果没有平等观念，就可能没有反对在两性之间造成歧视的既成体制的女权主义运动了，它认为这种歧视对妇女极为不利。当然，历史上可能会发生但没有发生的，就永远无法确定地得知了。但是，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如果人类（不管所有的外表特征）平等的观念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的头脑中出现过，文明的地球表面看上去就会与今天的样子大相径庭。这个观念的基础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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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信奉平等与信奉上帝联系在一起这方面，尼采是正确的。第一个为平等辩护的哲学思想似乎来自于后期的斯多噶派，他们对宇宙秩序带有宗教性的崇敬。他们认为人类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能懂得包含在宇宙神圣和谐中的道德律的要求。这样一来，每个人在与神的关系上就是平等的。另外，如果平等观念是由斯多噶派植入西方思想中的，那么，这个观念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基督徒的关照下成长了起来。这里，平等也是以他们与超验事物的关系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人类在品性或智慧或其他世俗品质上有相似之处的主张为基础的。对于基督教教徒来说，超验事物意味着上帝，上帝对所有的人都宽大仁慈，而不管他有多少世俗的卓越与荣誉。每一个人都由上帝所造，而且，每个人都背弃了他的神圣起源，都要赎罪。面对围绕上帝下降人世间的荣耀和希望，所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区别——健康、智慧、美貌，还有地位、权力、性别以及财富——都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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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验主义继续存在于平等观念中，这一观念有助于激发近代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出现。譬如，约翰·洛克（1632—1704年）这位为英国立宪政府（也就是，遵守法律或有限制性的）的成立作辩护，而且对美国宪法的制定者有影响的人，显然不相信人在他们可观察到的品质上是平等的。对于洛克来说，他们只是在从上帝那里接受到的权利上是平等的。以相似的方式，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年）断言，人生而平等（human beings were created equal），而且他们的创造者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从与神的关系那里得到神圣的观念，不仅是像柏拉图的有本质的等级与不平等这种观念的基础，而且也是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这种传统观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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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中，只有一位——托马斯·霍布斯——坚持认为，人们在纯粹的世俗品质上是平等的。但是，他的论点不会吸引那些不相信上帝就相信有个人尊严的人，因为，在霍布斯的观点中，人们不配有平等的尊敬，却更应得到平等的蔑视。我们的平等在于我们有共同的局限性和欲望，最主要的是，我们都会死亡。霍布斯讥讽地指出了死亡使一切变的平等的力量，他观察到，任何人都能杀死其他任何人（肯尼迪总统遇刺的事件悲哀地表现出了这一观点，显然这是一个极度异化的年轻人试图强制性地使自己跳出不引人注意和不重要的状态）。而且，我们不仅都会死亡，还被自私的欲望控制，尽我们可能的力量使死亡推迟。尽管人们在本质上是隔阂的，这却是人类利益相一致的地方，使人们有可能组织一个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社会。霍布斯的平等观并没有完全以死亡为基础，他以怀疑的眼光观察过所有人们引以为豪的所谓美德和优点，并且巧妙地戳破了人类的虚荣。但是，他传播了一种印象，死亡是至高无上的均衡器。虽然在基督教教徒看来，所有世俗的地位和卓越性在上帝面前、在神的仁慈和无所不在的荣耀面前都没有意义，但在霍布斯看来，这些都发生在不可避免的死亡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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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霍布斯不同寻常的观点，传统的平等主义的基础是宗教。那么如何解释当代的人道观点呢？当代的人道观点怀疑上帝和灵魂的存在，但确信个人的尊严。现在的许多人赞成尼采的宣言，认为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而不是依靠上帝的时候到了。但是那些人中的大多数拒绝严肃地考虑尼采坚持的观点，也就是谈到智慧、勇气和其他我们为了替代上帝而应该需要的品质时，我们极其地不平等。相反，他们继续与基督徒为伍，提高普通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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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能说得通吗？人们是否能以经验为基础，不依赖任何宗教的先决条件，说所有的人是平等的吗？所有人，必定包括罪犯和醉鬼，智力迟钝和神经不正常的人，病人和老人，也包括那些肮脏并很令人讨厌的人，还有那些没有能力或不愿意起到任何有用的社会作用的人。把所有这样的人都算上，并冷静地、无宗教信仰地观察简单的事实，仍然能够争论说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吗？这个问题很重要，部分是因为在今天支持平等观念的古老的宗教基础大部分已经被抛弃。譬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很典型地、多多少少地不信仰宗教（解放神学是个例外），农民起义普遍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无神论者。女权主义的作家，在大部分情况下不求助于宗教原则。这么多种类的反抗者在这上面滑冰，这层冰还剩多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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