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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谁应该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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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和“没有人”是这个问题的众多答案中的两个。两者都似乎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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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的答案无疑存在于霍布斯的哲学思想中。霍布斯愿意任何人都应该掌权的原因之一，是他那犬儒式的平等主义思想。霍布斯对“伟人”或任何种类的上层人士都不信任，没有任何人被他排除在他对人类本性的那种悲观评价之外。因此，他不认为谁来掌权是个大问题。但是，用如此悲观的眼光看待事物，他不能就说没有人应该掌权吗？不能，因为他认为，这样会引起无法忍受的混乱。如果人类像霍布斯相信的一样，在本质上是隔阂的并且彻底地目无法纪的话，他的立场就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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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可以问，不可容忍的混乱是否也不应归于将至上的权力给予一种霍布斯描述的人物——一个永远地、坚决地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只是一个复杂的物体，像其他现实事物一样，受到因果规律的控制。霍布斯不这样认为，他的理由基本与下面所讲的一样。每一个人在他的自我里期望高于任何其他东西的是自我保护。自我保护只能在和平的地方获得，和平是一个强健的、有良好秩序的国家的产物。这种国家是一个统治者的臣民的第一目标。统治者期望什么？ 像其他人一样，自我保护。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满足这种期望的第一条件是权力。权力如何可以得到？通过组织一个强健的、有良好秩序的国家——与臣民所寻求的目的一样。因此，政府和人民之间就有一个基本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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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论点，霍布斯认为，任何控制国家的人，都会像其他人那样行之有效，尽管存在个人的利益，他们也会试图促进在他们控制之下的他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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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权力的怀疑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只有那些少数较为不引人注目的思想家采取了极端的立场，认为不应该把权力委托给任何人。这些思想家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在讨论前一个问题时提到过他们。他们的信仰是悲观的，认为权力会不可避免地遭到滥用，但在另一方面又乐观地相信，可以免除权力，而且，在根本没有任何强制的情况下，秩序与和平都能够安全地建立起来。对于他们来说，每一种形式的权力都既不可容忍，又没有用。有智慧的人怎么能够赞成看上去如此自相矛盾的理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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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一样，他们肯定这一理论，是因为他们坚持认为，统治者的错误不能反映人类本质上的品性。人在本质上是互助的、无私的。当政府被摧毁，或者文明得到进一步的演变时，这种本质就会显示出来。基于这种假定，作为对他们中许多人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过的恐怖的补偿，无政府主义者抱有一种勇敢的希望：压迫以及政府本身将会消失，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善的共同体。这种希望可能让人感到奇怪和难以置信，但是由此产生出一种学说，其道德的纯洁性和哲学上的大胆都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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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思考两种极端思想之间的答案时，我们穿越在前一章中——我们碰到了和不平等与平等有关的问题——走过的路子。谁应该掌权这个问题已经被两大政治和哲学派别讨论研究过了。这些人就是少数派的支持者和多数派的支持者。一种合理的决定，无论是支持一方还是另一方，都只能在思考人类在本质上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这个问题之后，才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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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一定的美德只有少数人拥有，而大多数人不拥有，因此拥有那些美德的人就值得拥有权力？人们经常是这样认为的。据柏拉图所言，哲学智慧就是这样的一种美德；被认为内在于圣职授任中的神圣权威受到基督徒相当的尊崇；独特的政治能力经常被看做是一些少数人的特质，由于家庭背景、教育、军事上的成就或商业上的成功而使他们有别于他人。人类有一种惊人的、强烈的愿望去吹捧一些少数人。中世纪的神父和国王可能已经下台，但是二十世纪捧出了自己的一些神圣和高贵的权威，这在对共产党和纳粹上层人士所赋予的信任以及对科学家、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所赋予的信任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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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思想史中，对民众掌权观念的支持度比我们期望的要低。确实，在两千五百年以前的希腊，许多人信仰参与式的民主，因为不少城邦都有直接（而不是代表性）的民主制。但是，伟大的希腊思想家或者蔑视民主，或者对此有极大的保留，而且早于基督几个世纪的亚历山大大帝对希腊的征服基本上废除了民主，民主只是在近期重新恢复的。在这期间，曾经有过民主运动，这里或那里的人信仰过民主。但是政治思想家，虽然在理论上经常给予人民很大程度的权威性，却认为在实践中这种权威应该受到极度的限制。他们很少提倡民众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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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思想的缺乏是由于那些有闲暇时间去思考和写作的人的一种阶级偏见，或是由于一种觉察到民主的不足的智慧，或是由于在通讯媒体技术发展之前组织民众掌权之艰难，或是由于一些其他原因，我们不能肯定。无论如何，直到十七和十八世纪，民主的观念才不折不扣地得到肯定。卢梭是在著作中肯定了民主的第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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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卢梭来说，我们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政府之下，这使我们丧失了我们的人性。即便政府是慈善的和明智的，人性的缩减也会发生。然而，如果绝大多数人不参与政府管理，政府几乎肯定是自私的和暴虐的。只有人民政府能够真正地、稳定地专心于公共利益。由于人民既没有被现代城市文明所腐蚀，也没有对有缺陷的政治安排感到灰心丧气，卢梭认为，他们具有相当于道德和政治尊严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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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大多数而不是对有选择性的少数赋予信任真的就更合理吗？大多数政治哲学家对民众掌权所持有的怀疑，是否构成了智者的一种共识，因此我们不应该轻易反驳？近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经验，使人民得到了更多、但不是完全的权力，这引起了许多疑虑。许多观察家判断道，人民的文化鉴赏力是粗俗的，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无知和偏见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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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回答道，实际上，人民没有得到多少权力，他们的失败反映了少数人仍然在施加负面影响，如控制了电视和报刊业的商业利益。民主从来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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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很难在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做出决定。这就是为什么自从最早期的政治思想以来，大多数思想家拒绝站在任何一边，并且争论道，贵族和民主应该以某种形式结合在一起。亚里士多德认为，通过赋予大量中产阶级以权力，便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他坚持认为，由这一阶级进行统治，既能够比少数人统治，也能够比多数人统治要更温和、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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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存在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地方，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便不适宜，因为这样的一个阶级不可能很容易、很迅速地创建出来，也许根本无法创建。而且，有些人认为，既然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都不应该独立进行管理，那么，他们可以分享权力。政治思想家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组织性的机构上，少数人和多数人可以在里面共同进行管理。譬如，有些人建议，行政权力应该保留给有特殊荣誉的人，而立法机关应该表达人民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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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贵族和民主结合的伟大思想家的名单是很令人印象深刻的。这一事实以及已经讨论过的论点说明，这个概念具有其智慧性。但是，这里有一个缺陷，对某些人来说将是决定性的：这个概念几乎不包括任何多数人需要的、激进的社会和政治变更。如果所有阶级分享管理权，任何严重地危害到任何一个阶级利益的事都不可能做成。因此，理想的政府既不是由少数人管理，也不是由多数人管理，而是混合管理，这种政府主要会吸引那些对现状满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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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提出“谁应该掌权”这种最激烈的问题的人，是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他们最可能宣称，某个特殊的团体不仅是权力储备的最佳选择对象，而且这个特选的团体可以从历史的变迁和痛苦挣扎中挽回人性。柏拉图为哲学家做出这种断言，马克思为无产阶级做出这种断言，而列宁为共产党也做出这种断言。当我们面对这些断言时，我们不得不问，对统治者能够有多少合理的期望？我们应该对我们领袖的谨慎以及避免灾害的事务处理感到满意吗？或者，我们应该寻找救赎性的智慧，寻找一个摩西，带领我们摆脱平凡的生活和平庸视野对我们的禁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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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涉及权力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总体来说，对“谁应该掌权”这个问题的现代答案是应该由多数掌权。某些贵族式的机构——像美国的最高法院——的特权表明，这个答案并非是绝对的，但是大多数为少数人的权力和特权作辩护的人认为，这类机构只是对占优势的、准确地说是民众政府的制度进行谨慎的约束。很少有人公开攻击民众统治的基本原则。因此，应该考虑民众政府如何能够最好地运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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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如果人民掌权，应该他们自己掌权，还是通过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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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者趋于相信，直接（或“参与”）民主远比代议制民主更优越。像卢梭一样，他们感到，“主权……不能够被代表”，而且他们同意他对英国政治体制所做的著名的批评：“英国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是，他们犯了极大的错误：他们只是在选举议院成员时才是自由的。一旦选完，奴隶制占了优势，他们就什么也不是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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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鉴于参与民主的热情和频繁程度，我们应该记住，代议制民主的论点也并非不牢固。请考虑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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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代议制制度在允许人民作为总体有最后的发言权的同时，能够使那些对政治事务有突出的智慧、精力和兴趣的人也获有权力。直接民主会将这些少数人埋没在大众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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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们可以将他们的所有时间用在政府管理上，而作为总体的人民群众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由于政府必须持续运转，其结果就是，在日常政府工作方面，代议制民主可以比直接民主提供更稳定的民众管理。即便是在非常小的国家，所有人口可以集中在一起的次数，不可能超过几周一次。因此，大部分时间里，政府不得不由不受到监督的少数人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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