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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有权力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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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古老的、截然相反的答案使这个问题引起人们的注意。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为人类完满实现人性构建了一个尤为有利的领域。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一种政治动物”时，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指，通过政治活动我们可以真正实现我们的主要潜能。我们本质上是联接在一起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本质，经常被表述为勇气、自尊以及诚实等美德，只有通过人际关系的手段来实现。所有关系的总和是国家（更确切地说，是城邦），国家接受并协调所有小一些的团体。要完全地与我们同类的人联系起来，需要有意识地参与国家事务，也就是政治。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认为，与其他公民一起掌握权力提供了一种无与伦比的丰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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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兼顾美德和幸福。在近代，许多人认为这两者是对立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政治活动同时是义务，也是自我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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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只适用于在好的国家施行的政治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一个暴君或支持一个暴君都是没有美德或不幸福的。真正的政治活动只有在能够自治和进行法律统治的地方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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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里士多德完全相反的观点出自另一位伟大的古代思想家，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2?—前270年）。在看到城邦制的垮台后，伊壁鸠鲁在有着轻微的快乐和最少的痛苦的生活中寻求安宁。他的观点在训诫“不为人知地活着”（live unknown）中得到总结。伊壁鸠鲁试图处理生命中根本的迷惑（与现在的异化相似），它们来源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邦制的没落。在一个突然变得广阔而陌生的世界中，伊壁鸠鲁希望发现一个人如何能够达到自足与安宁。他的探索导致他否认“人是一种政治动物”这一观念。政治意味着与幸福生活的完全对立，意味着永久性的烦恼和对其他人的依赖。只有在私人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一种坟墓——中，一个人才可以找到幸福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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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持伊壁鸠鲁观点来观察美国社会的人会说，那些寻求政治生涯，从当地和州政府的位置上升到华盛顿的权力顶峰的人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将碰到的只有烦恼和痛苦。他会同样地谴责激进的斗士和活动家，因为他们和政府成员一样，严重地违背了冷漠无涉的原则。一个持伊壁鸠鲁观点的人甚至不会同情选举的主张。最好集中精力维持自己私人生活中的平衡及和平，而不去管当前的政治形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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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有权力是否好”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所有答案上，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站在了两个极端。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可能不愿意支持二者之中的任何一种立场。许多人可能会说，行使权力不会改善一个人的生活，为其带来满足感和幸福，但是这是一种责任，因此至少可以提高一个人的道德观。与此相近的一个观点是在伊壁鸠鲁时期之后的一百多年，由斯多噶派提出的，为管理和保卫罗马帝国所需要的政治解决办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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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噶派有关宇宙是一个神圣秩序的概念，强调了人们应认真履行符合自身地位的职责。每一个人应该起到一份作用，无论这份作用是什么。不应该去寻求政治生涯，但是，任何在正常生活道路上被引上政治轨道的人，都应该接受这一责任。一个奴隶应该接受做奴隶的命运，并且意识到，一个人的人性不可能被遭受奴役所摧毁，却会由于没有理性地、冷静地认真履行参与宇宙神圣秩序的自身职责而遭到摧毁。一旦面对政治任务，一个人就应该履行职责，不要被攻击勤勉的掌权者的种种犹豫与泄气所左右。无论结果如何，一切都是它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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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我们必须承认，如此严肃地强调责任，在政治动乱时期会很有用处。罗马证实了这一点，也许美国人将会看到这一点的时间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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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观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以及斯多噶派的——都带有一定的希望，而且是建设性的。伊壁鸠鲁和斯多噶派的观点反映出幻想的破灭，但是告诉了我们，在邪恶围绕着我们的时候，如何很好地生活。有一种更玩世不恭的观点，有时像我们的观点一样受到干扰，很可能有不少追随者。根据这一观点，权力不是道德性或对社会有益的，但是值得存在，这或者是为了向无情的人提供机会满足个人的利益，或者只是为了实施权力的乐趣和振奋。我们不期望看到哲学家们对这一观点进行争论，它反映在那些太热衷于获取权力和运用权力，因而没有时间进行思考和写作的人的生活中。要想在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著作中找到它，我们必须透过表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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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马基雅维里无论对统治者寻求的目的，还是他们运用的手段之内在道德规范，都不是漠不关心的。对马基雅维里来说，成功不是一切。但是他对权力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以至于他经常显示出对灵巧的政治花招的满意，却不关心它的最终结果或它的内在道德规范。此外，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当权力采取了暴力和恐怖形式时，权力的魅力似乎得到了加强。虽然他没有明确地为两种观念——权力本身就是目的，以及权力只是满足实施权力的人的私人利益——作辩护，他的著作有时表达了他的感受，认为权力在某种程度上简单地通过政治精湛技艺的荣耀和刺激，就被证实是正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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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否对掌权者有益，在今天是一个尤其紧迫的问题。二十世纪的政治充满了混乱和暴力，近代政府面对的问题无论在数量上和复杂性上都是惊人的。权力对于那些在任何时代实施它们的人是不是幸福和满足的源泉，这一点还很不清楚。在当今这个时代，拥有权力似乎是一种特别值得怀疑的特权，特别是对于那些关心个人安宁和道德正直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今天的政治经常遭到最聪明和最诚实的人的厌弃，却吸引着那些寻求财富、名声和权力的人。这种状态构成了政治秩序中的危机。如果最好的人唾弃政治权力，而最坏的人热切地夺取权力，我们便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说，麻烦会越来越大。这些议论有多少适用于当今社会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但是，对于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许多社会这一点，似乎没有异议。因此，我们面前这个问题的意义何在？如果拥有权力是不折不扣的好事这个原则可以成立而且得到接受，政治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类活动的领域。如果这一原则不能成立，那么，悲观主义——不仅涉及不久的未来而且涉及整个人类历史——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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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让我们假设，我们已经确信，权力是一种实际的需求，而且，实施权力从道德上讲有其合法性，那么，那些权力的从属者会怎样呢？他们为什么要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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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为什么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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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表面上，拥有权力是高尚的和光荣的。没有权力并且从属于其他人的权力，至少在表面上是没有身份的。为什么一个人要接受这种地位？这是政治思考的中心问题之一。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答案，那么，整个政治秩序，包括所有职能、法律以及尊严就都站不住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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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种方法提出问题就是，什么能使权力合法化，或者，什么能使权力从赤裸裸的力量转变为权威。在整个历史的长河中，人类一直对严酷的权力、对要求没有任何道德权利支撑的顺从感到不满。但是，一直没有要战胜这种受到触犯的感觉的需求。不顺从是危险的。一个脆弱的有关合法性的断言就足以使大多数人变得顺从。然而，并非只是一小部分激进派或特别认真的人，如贵格会教徒，才询问为什么人们必须服从政府。几乎所有人的自尊都依赖于他们服从的政府保证有道德权利使人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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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这个问题所做出的最古老的和最持久的回答，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的：国王神圣的权利。直到几个世纪以前，大多数政府仍声称，他们的权力是上帝赐予他们的。这种断言在基督教社会出现之前还说得通。“自有史以来，”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写道，“国王一直与暴君、地方行政长官或政府官员区别开来，因为他具有一种神授的能力（charisma）或神的托管，使他与其他人不同。”[20]当然，从这个原则中做出的一个推断是，必须绝对服从。政治反抗就是对神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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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王具有神权的概念似乎没有回答问题，而是抑制了问题。确实，权力令那些从属于它的人承担了巨大的道德负担，而且毫不奇怪，在宗教时代，人们通过想象权力是得到神的认可的来减轻这种负担。神权的观念完全是荒谬的，并非首先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宗教性前提的基础之上，而是因为这一前提——上帝——不能证明结论是合理的。上帝使每一个政府变得神圣这一观念，并不比上帝使每一次革命变得神圣的观念对宗教信仰更有必要性。国王通过神权进行统治的观念之所以持久的一个原因，可能正是统治阶级希望压制一个爆炸性问题。可以肯定地说，这一观念不是通过开放的探究而获得的，而且根本经不起这种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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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几个世纪中，出现了一种观念的完全转变。世俗性和宗教怀疑主义使神权的信条完全令人难以置信。在有关服从的问题上，个人自由的理想将提供证据的责任转移到了政府的身上。同时，民众中出现的自信和政治觉悟已经使抗拒行为具有创造历史的潜力。因此，“为什么服从？”这个问题提得越来越多，并带有不祥的坚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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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神权理论之外，为服从所做的最简单的辩护，可能就包含在同意的观念（the idea of consent）中。正如洛克所说：“人…在本性上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没有人可以在不得到他自己同意（Consent）的情况下，被逐出这个状态（Estate），从属于其他人的政治权力之下。”[21]一个人不是非要服从，除非他自愿地同意这样做。至少，洛克曾经似乎暗示过，不仅政府的成立需要同意，而且每一项严重影响个人生活或权利的政府活动也需要同意，因为，他写道，“最高权力（Supream Power）不能够在不征得人们自己同意的情况下，从任何人那里拿走任何他的财产（Property）。”[22]如果这一训谕按字义得到遵守，交纳税务就是自愿的了。的确，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义务去服从，除非在每一个特别的状况下同意这样做，那么，严格地说，我们根本没有服从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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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义务是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论，将政府置于自由的从属地位。假设洛克没有想走得如此之远，要求每一项政府的活动都要经过同意，那么，他总的观点是，不能正当地向人们提出任何不符合个人非强迫性的、清醒的意愿之要求。毫不奇怪，一些政治思想家试图设计一种没有太多无政府主义调调的服从理论。其结果之一是“公共意志”（general will）理论。这个理论最终是由卢梭系统阐明的，但是，在其他政治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中也含蓄地提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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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理论，服从的义务不取决于一次在先的同意行为（虽然卢梭恰巧将同意概念加进了他的政治理论中）。如果一个政府的运行遵奉卢梭说的“公共意志”，那么，这个政府值得服从。什么是公共意志？或者用更合适的形式问，什么品质使意志成为公共的？不是简单的每一个人的意志，因为这只能使公共意志成为同意理论的另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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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明确地将“所有人的意志”（the will of all）和公共意志区分开来，断言说，它们通常有很大的不同。他写道，所有人的意志“只不过是特别的意志的总和”。[23]按照卢梭所说，公共意志之特性是“只考虑普遍的利益”。[24]要使意志成为公共的，它必须是面向每一个人的利益。现在没有必要问，是否能有这种利益，是否有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分享的一种价值观。这取决于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人类是否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这里是指，公共意志的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政府只有在它的命令代表了真理和所有人的最高利益时，才可以合法地要求对它的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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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承认人会犯错误，因此所有人的意志并不一定是公共意志，这个理论导致了另一个理论的产生，也就是，一个统治者，甚至一个绝对的独裁者，也可能代表着公共意志。因此，一些学者宣称，在希特勒的政权中，看到了卢梭的精神。然而，这是对卢梭的误读。不管《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书有多复杂，卢梭自己的言词似乎很有结论性。“真正的公共意志，”他写道，“必须在其目的和实质上都是全面的……它必须源于全体，施于全体。”[25]因此，尽管人民的意志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一种面向普遍利益的意志并非就是公共意志，除非它也是人民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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