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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政府是否通常应该让私人掌握工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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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比它看上去更有广泛性。工业这个词是所有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矿山、电力、通讯等等，以及工厂——的缩写。问题并非只涉及生产，还有分配；谁掌握了生产，谁就掌握了分配。总之，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地球所负有的责任——对整个人类生活的物理世界，对我们为了维持并改善生活所用的物质所负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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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和马克思（他们分别是“自由企业”和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都接受的一个古老观念是，地球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这个首要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或者是事物本性中固有的，因此地球属于所有人。然而，人类如何能够在实际上拥有并利用地球——让个人自由地占用一部分，还是委托政府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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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人多多少少都赞同的答案，就在洛克的断言中：“需要通过劳动和物质来表现的人类生活，必定导致私有财产。”[31]虽然地球属于整个人类，但是只有个人才可以利用，为了让个人有效地利用物质，他们必须拥有这些物质。因此，政府对地球的责任就是保护私人财产的权利。这就是洛克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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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利用地球，一定需要个人的占有吗？难道工业化的历史没有相反地指出，对地球的开发要靠巨大的经济组织，而个人几乎无法做到任何事吗？洛克断言，一个人有权利保留“他在橡树下面捡到的橡树果，或者，他在林子中的树上采摘的苹果”[32]。这些例子与二十世纪的工业体系又有什么关联呢？在今天的美国，几乎没有任何日常用品是个人劳动的产物。我们的汽车、衣物、食物、家庭用具等都是由巨大的、复杂的商业组织生产的，这些组织又与庞大的国家和国际经济体系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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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难道资本主义的历史没有指出，一部分人的自由占有导致对其他人的剥夺吗？有人曾极力主张，那些有能力占有很多的人，通过这一能力证明他们有权占有很多，而那些没有什么财产的人则证实他们不值得拥有。但是，我们非常怀疑这一逻辑，因为这一逻辑以我们对地球拥有共同的所有权的原则开始，却以只有少数人有权占有地球上的大多数财产的原则结束。毫不奇怪，这一逻辑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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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极力主张，尽管个人占有导致不平等，但个人占有不仅是公正的，而且有益于每一个人。这种主张认为，少数为自己获得财富的人，同时也为其他人创造了财富。美国由于具有相当集中的私人财富，又有大多数人享受到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繁荣，显然是赞成这一主张的。但这并非是无可置疑的。鉴于美国的自然优势，完全有可能存在一种可以生产出如此丰富的产品，却能进行更平等地分配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此外，正如最近几年中经常提到的一样，虽然美国有很多富裕的人，但相当大的一部分少数族裔并不富裕。鉴于老城区的丑陋和流浪汉，美国今天的穷人一定与历史上其他大部分社会中的穷人一样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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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个人占有的主要观念是自由市场的自然和谐。这一观念在第十八个问题中曾简单地得到解释。其要旨是，在人们能按照自己的经济利益自由生产、销售、购买的地方，经济体系就会是有效率的、公正的。人们想要的东西之所以得到生产，是因为这与生产商的利益一致；产品按照买者和卖者都能接受的价格卖出去，否则双方不会做成生意。在硕大无朋的经济体系中要做大量的日常决定，这些决定不是由远在天边的政府部门做出的——他们只是在徒劳地试图弄懂一个国家经济生活中无穷的复杂性——而是由许许多多个人作出的，每一个人都受着自我利益的驱使，因此他们很实际、有理性。这就是美国人所谓的“自由企业”。这是所有观念中最吸引人的观念之一，因为它允许在不牺牲个人自由的条件下，获得丰富的物质和公正的分配。但是，这个观念在实际中行得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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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吃惊的是（由于这个观念中的某些乌托邦色彩），它行得通，至少今天的大多数人相信这一点。但这并不是说，许多政治领袖和作家、学者信任完全自由的市场。甚至在共产主义国家，也广泛承认许多经济问题最好是通过自由竞争，而不是官僚统治来解决。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是否要依靠自由市场，而是依靠程度有多大——几乎全部依靠（通常是“保守派”的观点）或仅仅是谨慎地依靠（通常是“自由派”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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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不再像过去一样能够激起意识形态的激情了。许多人，左派、右派都有，赞同政府干预的程度要根据实验来决定。但要注意的是，这个问题不会完全停留在实际问题上。“自由企业”的最大弱点也许是，它不符合西方的道德传统。它鼓励自私和物质至上主义。它告诉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个人优势上，同时用钱来说明个人优势。它告诉我们不要关注其他人的福祉以及公共利益，让其他人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让市场满足公众的利益。它对价值观，如智慧或魅力，没有任何可以说的，因为这些不能用市场价格来说明。总是有人能够以平静的心境追随这种学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骄傲地自称为“现实的”。但是也总有其他人，被自由市场的现实主义者称为“软弱的”和“感情脆弱的”，他们忠实于像平等、公共利益和互助这类价值观，这些将带领他们走上另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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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理解，有一些思想家寻求过替代个人占有观念的其他观念。这些替代选择最终都成为了各种社会主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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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广义地说，社会主义坚持这样一种观念，即人类必须通过实际上占有地球并且合作性地利用地球，来维护他们对地球所拥有的根本权利。社会主义者对是通过政府行为还是通过其他方法来做到这一点，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但是，他们在不愿意容忍对地球的私人占有这一点上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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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从民主传统中获得许多道德力量，按照这一民主主义的传统，政府应该只在民众同意——如果不是积极参与——的情况下运转下去。权力属于人民。但是，财产当然也是权力，因此，私有财产的大量集中，以民主标准衡量就是值得怀疑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认为，民主和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矛盾的。社会主义者通常认为自己将已经在政治领域广泛接受的民主原则延伸到了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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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美国经常能听到一种反对意见，即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的资本主义通常被看做是天然的盟友。人们认为民主更受到国家权力的集中——社会主义一般会导致这种结果——的威胁，而不是受到私有财产的集中之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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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公共占有是否能在实际上不意味着政府占有。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将拒绝赞同这一等式。社会主义文献中充满了志愿互助的观念。许多社会主义者比典型的资本主义者更不相信政府，共产主义者则更是预期“国家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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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公共占有几乎总是意味着政府占有。每一个人都知道，共产主义带来了与国家的消亡极其不同的状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中不可克服的困难了吗？也许，如果我们共同占有地球，这必须由一个能代表我们所有人的机构，也就是说，政府来完成这个任务。一个经济企业可以由一个小于整个社会的合作团体接管，譬如，一个工厂可以由它的工人来管理。但是，这不是公有制，而且，一个工人管理的工厂不一定会比一个资本家管理的工厂对整个社会更负责任。政府也许是社会主义者的唯一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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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政府所有制和公有制根本不是一回事。譬如，美国人从来没有想过，邮局及其所有建筑和设备是公有财产；它属于政府，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并不是说，政府所有制必定是一件坏事。在某些情况下，这也许会既有效率，又对公众负责。但是这种优势不是有保障的。即便这些优势得以实现，由于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强大的官僚作风和渗透了烦琐程序，政府计划的经济远不能激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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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一个方法能使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比私有制对经济的控制更远离公有制。政府的控制统一了政治和经济的权力中心。因此，它们不会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那样，彼此搞检查。如果政府完全对人民负责，这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即便在最民主的国家中，政府的责任都没有完善地实现，而且，随着政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对民众的理解和控制将会越来越衰弱，官僚会比人民和他们的代表更为重要。如此一来，社会主义可能意味着对自己意图的背叛，权力会比在私有制的体制下更加集中，更加不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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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个人占有方面，突出的弱点是市场的不道德性，在公共占有方面则是官僚主义，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非人格化、无效率性、不可控制性。当然，这种形容词并不能描述官僚主义的全部。美国联邦和州政府的行政机构在很多方面帮助了公民，他们帮助了许多需要帮助的人——智力迟钝的人、残疾者、失业人员、穷人、病人和老人。他们雇佣了无数有能力、诚心诚意的人。他们在各方面得到检查，以保证他们对公众负责任——通过立法机关、选出来的行政长官、法院、利益集团以及公民的游说团等。政府的官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商业和其他方面的官僚主义就少一些）仍然不幸地存在于二十世纪工业化国家中。官僚主义是一种人类机器，尽其可能，并且为了有效地执行高级官员的指令（无论官僚本人的政治观点是什么）而设计。因而，固定的作用和预先安排的关系（如在机器的设计中）都是官僚主义的精髓。似乎非人格化以及一种与烦琐程序有关联的无效率性，必定是官僚组织的特征。虽然官僚主义可以对选出来的官员和公众的感受给予合理的关注，很难想象，一个有着庞大官僚主义体制的国家如何能够实现民主理想所倡导的民众的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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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最使人忧虑的特征之一是，它会不断地膨胀。最理想的状态是，官僚组织的大小取决于对它的需要，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可是，一旦一种官僚主义机构建立起来，那些安排其人员和那些得到其服务的人就在它的持续存在中有既得利益，并且通常能够实施强大的政治压力去促进这一利益。其结果是，官僚组织很少有缩小的情况，却常常会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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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们会适当地向个人占有和市场经济的倡议者提出有关互助和公共服务的问题一样，人们也同样会向公共占有的提倡者提出有关官僚主义的问题。有人说，一个竞争的市场与公民间的互助以及共同为公众服务的热忱，是有冲突的。难道官僚主义不也是如此吗？反对市场经济的指控认为，市场带来了巨大的、不公正的不平等。然而，官僚主义不是也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个特权群体，享受比一般公民高得多的酬报和保障吗？一个自由市场被认为会导致经济权力的集中，这种集中与民主不能共存。官僚主义不是也会造成管理权力的集中，这不也是非民主的吗？这类问题可以无止境地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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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这类僵局之中，常识立即提醒我们，真理存在于两个极端之间。确实，这种提醒不是没有分量的。在政治思想史中，大概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年）最清楚地描述了一个既不赞成无限制的个人占有，也不赞成完全的政府控制的理论。他是后来成为罗马天主教的官方哲学思想的作者。阿奎那认为，财产应该为个人所有，但要受到法律和习俗的规范，以确保应用在公共利益上。他强调说——正如一个美国商人也会这样说个人对自己所拥有的会比对共同拥有的更关心、更注意，因此，在一个私有制度下的经济会比在其他任何制度下都得到更好的管理。同时，阿奎那谴责利用财产首先为个人谋取利润的行径。财产应该为公共利益服务，社会有权利监管。在这一点上，阿奎那不像是一个美国商人，而更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商人们会痛斥的危险的激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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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得到了解决吗？不一定。在政治实践中，承认中间立场通常是明智的。但是在政治理论上，这样做通常只是逃避问题的一个方法。因此，一定要问，托马斯·阿奎那的立场是否解决了私人所有制与政府所有制之间的难题，或者只是遮掩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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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间立场，个人所有制的权利是否意味着个人可以按照与社会的意愿相反的纯粹的个人意愿，来占有和利用地球相当大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个外表看是居于中间的立场，在实质上便成为洛克清楚地阐述过的个人主义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个人对个人财产的利用可以得到社会的监管和控制，那么，人们可以问，个人所有制的权利究竟有多大。实际上，这个理论似乎又成为公共所有制的理论了。如果最终，有时是个人，有时是社会要对地球负责，中间的这条线应该划在哪里？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争议？除非这些问题得到回答，否则，提供的这些就不是一个有关财产的理论，而是一种争议，认为财产问题不可能在一个综合理论中得到解决。当然，这也有可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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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是否应该自由地占有地球的问题一直是很重要的，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因为科技使我们对地球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完全的处置权。个人占有的权利比洛克时代有更强大的力量。私人对地球利用的方式影响到了整个世界。譬如，在二十世纪，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到通用汽车的影响，与受到最高法院的影响是差不多的。那么，通用汽车难道不是私有财产吗？另一方面，如果你不相信政府，那么，私有财产无限的权力也许正是使你反对任何公有制或公共控制的理由，因为那种权力会极大地加强政府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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