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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人类能够掌控历史的进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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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问政治是否有意义，因为政治是我们商议并实施我们集体生活的活动。这是我们参与历史的方法。如果历史的进程能够受到人类控制的影响，政治就有意义。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必须问，政治领域是否可以不仅仅只是一个充满玩偶的舞台，不仅仅只是那种使我们饶有兴致地观看，却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的宏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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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蒂固的现代观念使我们与这个问题的关系有着奇妙的矛盾。我们的行动主义与我们确信每一个问题都有其解决办法，使我们趋于得出肯定的回答。美国人意识到，他们掌控了、占据了这个近乎空旷的大陆，并使这个大陆成为世界强权的基础。此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信，美国在保护文明和自由的活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美国人对他们自己在这些事务中的作用感到相当有把握，以至于他们很少思考人类在历史中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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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大多数现代学术著作与思想中，都不言而喻地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可以根据过去周围的环境得到完全的理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就是由历史塑成的，而不是人创造历史。譬如，过去哲学家的主要思想，通常被认为是哲学家的历史时代环境和个人生活际遇所唤起的。相似地，政治决策一般被看成是反映政治环境的镜子，我们通常被告知，如果某个领袖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事，另一个领袖会代他做到。政治记录了而非指导了历史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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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二个观点的极有说服力、极有影响力的论述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在第六个问题中，我们讨论了马克思有关个人和社会主要是由经济关系所型塑的观念。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这个观念，以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物质需求的力量，譬如对食物和住所的需求。并非物质需求比其他需求，如友谊和美，有更大的绝对重要性，但是它们确实有生理需要的力量。除非这些需求得到满足，否则我们就无法活下去。因此，为了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而建立的关系——我们的经济关系——就特别重要。它们不可逃脱，而且直到它们得到满足，它们吸引着一切注意力。它们必定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本身。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要旨。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完全满足于物质需求的满足，任何有衣穿、有房住、有饭吃的人都一定幸福。它更意味着，没有物质需求的满足，人类就不能感到满足，因此，只要这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人类就会被控制在经济制度之下。为了实现我们的潜能，我们必须生存；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按照经济制度要求的那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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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研究人类行为时，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在经济环境中寻找解释。那些被许多人认为是人类精神最高层次的表达的活动——艺术、哲学、宗教，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根据这些活动发生地的经济状况对它们进行分析。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政治不可能作为自主的活动来理解。它是经济目的和经济张力的表现。而作为一种历史活动，它只是我们扮演经济状况分配给我们的角色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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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对我们的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不能控制历史的进程——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在很大的程度上不能。要使这个概括合适，必须注意到两个限制条件。首先，“历史”会结束。经济力量对事件的决定性影响将停止，并且这一点确实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到来。作为能够自由地控制历史的一个人类团体——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代表着人性中最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将获得统治权，人类将不再只是傀儡。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是一种决定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唤醒并激励了那么多人，因为它给人们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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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老练的马克思主义者避开将经济决定论作为不经调査就解释所有事情的不变的铁律（他们确实经常反对“经济决定论”一词）。他们将它作为方法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指导经验分析。马克思本人在运用这一原则时，也是很小心、很灵活的。今天，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但他们给予非经济条件极大的自主性，在他们的著作中，马克思的原则已经默默地遭到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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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仍然是方法论的原则。历史被更多地看做是经济需要的产物，而不是人类观念和意图的产物。人类因此几乎无法控制事件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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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看待历史的方法。现在很少有历史学家在研究文化的、智识的或政治的事件时，不认真考虑事件周围的经济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曾经有人说过的，“我们现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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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济决定论中的真理令人难以接受，且令人讨厌，也许还是危险的。这基本上取决于对它的重视程度。由于它变成理解历史的唯一的、甚至是占统治地位的原则，它使我们成了傀儡。我们的目标和行为都是由历史决定的，当我们仔细考虑并做出政治决定时，我们起到了经济命运在这之前已经决定了的作用。无论如何，这是暗藏的含义。经济决定论得到广泛的接受，正如我们所见，只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结合了一种信仰，认为我们所受到的经济束缚终将结束。随着技术的完善，自然被置于人的控制之下，经济关系将失去其决定性的力量。人类将获得对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历史的支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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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希望已经消退，不仅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而是到处都如此。现在看上去，历史是有威胁性的，而不是有益的。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系列发生的事件已经大肆伤害了人类的希望与期望。结果，历史决定论变成了毁灭性的学说。要维持希望，像人一样而不是像傀儡一样地生活，就有必要抵制那些否定我们的自主性的哲学，并在一定的条件下能说历史是我们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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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追随者已经像其他人一样，有意识地、毫无保留地转向唯意志论。列宁是最有名的例子，他不愿意等待在俄国发生的事件的自然进程（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指的自然进程），于1917年10月引人注目地表现了人类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现代学派，通常被称为“批评理论”，也强调了深思熟虑和行动的功效。正如已经注意到的，批评理论家们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文化研究，认为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自主领域。他们相信，虽然文化现在不能增进自由，但是文化能够做到这一点。通过有意识地重新塑造的文化，人类可以超越那些剥夺了他们的尊严和幸福的历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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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与批评理论家表现出来的唯意志论，一直天真地存在于自由主义者思想中。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早期的新政主义者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人类创造历史的力量。历史性的自信也在罗斯福的那些自由主义的继承人哈里·杜鲁门、约翰·F·肯尼迪以及林登·约翰逊的身上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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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后的也是最威严的继承人——林登·约翰逊做总统期间，历史彻底地、灾难性地变得不可控制。这发生在越南，美国卷入了一场无法撤出、无法打赢或无法替自己辩护的战争。这场战争给美国人带来了更加暗淡的前景。现在我们怀疑，自由主义的唯意志论是否有效过。回头看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些年，我们奋发努力战胜失业率，为穷人提供住宿，或用其他方法保证每一个人一定程度的物质福利，我们不能肯定我们获得了成功。失败是很明显的。我们是我们经济环境的产物而不是创造者的观念有了新的支持者。往回看得再远一点，从我们现在自我怀疑的立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罗斯福和列宁展现出来的主人公的情怀是多么的可疑。罗斯福的新政没有恢复繁荣，列宁也没有为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所预见的非强制性的和谐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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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列宁的例子所展示的，最大胆的要做历史的主人公的宣告是由近代革命家提出的。当然，历史上一直有革命发生，但是只有在近几百年中，才有不仅相信能够替换政府，而且可以摧毁整个社会和政治秩序重建另一个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人从事革命。这种自信激励了法国和俄国的革命者。这还反映出一种在近代广为流传的、在许多人（如美国的生意人）那里——他们对政治革命完全没有兴趣，或者反对政治革命——都有的一种态度。革命者的自信只是近代自信的一种强烈的表现，这是一种文艺复兴时期产生出来的对人类的力量和能力的自信，在迁居北美洲并使北美洲工业化的紧张活动中表现出来，并且显然受到了科技进步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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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彻底地进行重建的近代革命理念，为我们思考我们在历史上所具有的力量提供了方便的视角。近代革命者的自信有任何正当理由吗？有很充足的理由说没有，但这些理由不能够解决整个问题。我将尽力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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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鉴于我们了解社会的能力有限，很难知道怎样能够证明革命的自信是有理由的。我们要注意，不要让自然科学的成功误导我们。很值得怀疑，我们可以像了解自然物体那样，精确地、全面地了解社会。这不仅是因为社会相当复杂，这只是一部分原因。还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不能完全站在社会的外面，像对待矿物一样不带偏见或情感地去研究它。另外，即便我们可以，社会也是由显然能够进行自由选择的人组成的，这种选择不可预见，因而不能被涵盖在任何知识领域。行为主义者断言，这种自由是一种幻觉，但不少卓越的思想家不同意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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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会确实以某种方式处于精确的、确定的知识范畴之外，我们就无法随意改变它。我们不可能预见到我们行为的所有结果，因此必定经常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人们经常指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但没有改变社会，还基本上重新建立起他们打算摧毁的旧社会。这种无意识地重复过去，似乎证明了我们对历史的无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过去，我们就不会盲目地重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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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质疑近代革命热忱的原因与人的品质有关。相信有可能进行彻底的、成功的革命，是以对我们自己有相当的自信为先决条件的。除非革命的策划者们的道德观是好的——好得不仅足以精确地预见和追求人类的幸福，而且不会由于不可避免地使用暴力而腐败，革命才会成功。而且，除非整个民众能够成为，或使他们成为有道德的人，一场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否则，新社会将是不牢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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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言，很难说人的本性符合这些讨人喜欢的先决条件。如果不符合，如果在革命领袖和普通群众身上都存在严重的道德弱点，那么，革命局面会带来过多的恐怖和暴力，即便新秩序比旧的更好，也一定会为邪恶提供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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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满足于一种既否定我们是历史的主人，又否定我们只是傀儡的中间立场吗？是否我们应该肯定我们影响历史的力量，同时承认我们不能完全控制历史？这种立场当然是切合实际的，这也与人们从阅读历史或观察当前局势便能得出的常识性的印象相符合。但这也有一定的难言之隐，因为它预想人类无法采取或者高踞于历史之上掌控历史、或者完全沉浸于历史之中而从不考虑与之斗争的明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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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不那么极端的立场就是正确的立场。然而，据我观察，那些希望思考和理解的人都会谨慎地接近中间立场。这些中间立场鼓励我们停止思考，认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这是它们吸引我们的一个原因，它们保证会减轻思考的负担。然而，通常是没有多少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我们只是做了要避免极端的决定。事实上，“中间立场”可能包括多种不同的立场——询问者很难搞清楚这些立场，更谈不上从中选择了。不思考的人习惯于认为“真理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但这通常没有提供多少帮助。我们还像以前一样看问题，思考没有加深或改变我们对事物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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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间立场是否能得到辩护这一点还不明显。一方面，反对革命的论点相当强烈，致使我们怀疑即便是有限的历史目标是否可能实现。譬如，是否有可能稳定地阻挡科技变革的影响？ 一位伟大的美国随笔作者曾指出，“当蒸汽机或炸药，或就此而言，汽车、飞机、收音机发明出来时，实际上发生的只是：我们的心受到鼓舞，我们兴奋地高喊，‘抓好你的帽子，伙计，我们又要出发了。’”[42]从历史的角度讲，适度是可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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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革命理想是一种力量和尊严，不会被前面这种理智的论点所摧毁。即便你在反对革命的论点中找到合理的一面，也会感到对革命一方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无法解释的同情。至于赞成直接民主和救赎政治的论点，虽然可能轻视常识，但仍然说出了一些似乎必须要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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