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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我们能够在不过多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引导历史的进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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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主要两方面的代表，是那些我们称之为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人。自由主义者相信通过说服能够纠正非正义行为，并能以这种关键的方式指导历史的进程。这种信仰的确是自由主义理念的中心原则之一。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有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宣传个人观点的权利。凭借这种权利，每一个人都可以向政府和公民提出自己的信仰和抱怨。关键的一点是，人们可以期望合理的听证会，这意味着不仅每一件提到的事情都会得到公正的考虑，而且会采取必要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是实际的和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它为和平地重建社会提供了一条道路。因此，自由主义者对目的和手段都很乐观，最严重的不公正最终可以废除，这可以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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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激进主义者通常怀疑说服的方法在最高利益岌岌可危的时候是否有效。譬如，马克思并不期望资本家会自愿地放弃他们的财富。在提到无产阶级可能会在一个或两个国家和平地掌握权力的时候，他也认为在大多数国家暴力将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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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激进主义者对目的怀有乐观态度的同时，对手段怀有悲观的态度。正如自由主义者一样，他们相信不公正最终将被征服，但他们不期望通过相互达成协议来实现这一目标。不公正的严重程度，至少经济上的不公正（如果我们谈到的是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体现在它严重地分裂了人类，他们不可能理解对方的利益，或进行共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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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区别，部分地产生于他们对暴力的态度不同。自由主义者一般认为暴力是权力的一种特殊的邪恶形式。这不是说他们像无政府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一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考虑运用暴力。但他们感到，它对良好关系的破坏比其他权力形式更为彻底。譬如，暴力比宣传或经济压力更糟糕。因此，对它的应用必须是最后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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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主义者通常比自由主义者更容易接受暴力，把它作为权宜之计。但是，从长远来讲，他们期待暴力的使用大幅下降，甚至完全消失。他们会激烈地谴责统治阶级运用暴力进行镇压。此外，对于典型的激进者来说，这些阶级运用的宣传和经济压力，在道德上不比暴力好多少。如果暴力被禁止，那些被压在下面的人的反抗就不会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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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激进主义者至少同意这些，有一些走得更远。一些激进主义者认为，受压迫人民为了革命目的运用暴力绝对是正当的。这是人性的证明。只有人可以进行暴力反抗，因此，这样做展示了他们不仅仅是被其他人期望利用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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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在暴力问题上出现分歧的原因中，有一个比暴力的道德问题更重要，那就是对人类本性看法的不同。自由主义者很有特色地认为，人类是有理性的。他们认为，人类在信念和行为上都具有理性，也就是说，人不仅应用理智——而且能够胜任地应用——确定他们的信念，而且靠这些理性的信念引导他们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者认为，说服是克服非正义的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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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主义者一般不反对人类本质上是有理性的这个概念；的确，他们的长远希望取决于这个假设。但是他们通常认为，在严重的非正义现象存在的情况下，要实现这种理性的本质是会受到挫折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服不可能行得通。马克思阐述了这个观点。他相信，在共产主义革命得到巩固之后，人类有足够的理智使社会和经济生活整个置于理智的管理之下，暴力将会消失。但他肯定不相信资本家们是理性的，他认为他们只有在狭隘地追逐个人私利时才会有些理性。他们肯定没有足够的理性来理解共同利益的性质，或经济发展的规律。为什么没有？简单地说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受到他们的环境的禁锢。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可以理性地理解自己的利益，但不会理解人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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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激进主义者坚持这种决定论。他们认为，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严重的非正义一般不可能得到改正，因为这些非正义摧毁理性，它们造成的分裂是理智不能克服的。因此，控制历史就需要广泛地应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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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说，问题是是否所有人都过着一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在本书的前面已经谈到过。有些激进主义者认为，对这个问题做出否定的回答并不过火，至少暂时如此。譬如，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从根本上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进人垂死挣扎的阶段时，他们会有不同的哲学、感情和目标。结果就是他们不可能和平地相互交流，它们的关系不可逃脱地是暴力性的。一些激进主义者还同样如此强调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分裂关系。他们认为，黑人和白人的经历与利益完全不同，不可能通过理性解决造成他们的分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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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但不仅仅是自由主义者）坚持拒绝这种二分法。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类从来没有分裂到不再共享普遍的理性生活的地步。因而，永远不能以为讨论是无用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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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仅与总体上的人类本性相关，也与理性的本质相关。我陈述过这个问题，认为理性包括对他人利益的关心。我认为，一个有理性的人能够与他人交谈，是因为他有一种能够理解和尊重他人关心的问题的理性能力。总之，理性是一种道德能力。这样看待理性是自由主义的传统。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理性的概念，即便那些拒绝它的人也应该重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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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可能只是一种用来进行手段—目的的计算的能力，一种与道德没有任何关联的能力。一个有理性的人也许只是精于促进私人利益之道，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与他人的利益相符。从这个观点看，理性不会向我们透露生活的理想秩序，而只是像休谟所说的，它是“情感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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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个特别的问题不能解决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但它有重要的意义。如果理性只是权宜之计，它也许会加剧而不是调和历史上的暴力，因为它将使个人和团体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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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非暴力学说会有助于思考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近代一些最受人尊重的人物曾经维护并实践了非暴力学说：譬如，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许多人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家；甘地（1869—1948年），印度独立运动之父，同时是一个伟大的精神及政治领袖。在美国，非暴力的代表是马丁·路德·金（1929—1968 年），像甘地一样，他最终因暴力失去生命。在他领导的长时期反对种族隔离和非正义的斗争中，他坚决拒绝使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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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甘地和金所代表的观点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非暴力和不反抗的区别。不反抗意味着绝对的服从所有的非正义和暴力，非暴力是反抗的一种形式。不反抗意味着抛弃所有对手段—目的的计算，非暴力必须包括复杂的策略（通常与公民不服从有关，这在第十七个问题中有过简洁的讨论）。不反抗是拒绝使用任何权力，非暴力是拒绝使用极端的权力，但它的目的是用其他方式影响人们。可能看上去不反抗是荒谬的，但事实上它可以提供一种精神纯洁的立场。它代表对政治和一切人类巧计的抛弃，将未来完全交在上帝手中。伟大的、也许是唯一的不反抗的典型是耶稣。但是，不反抗的精神——对人类无条件地关爱和对上帝无限度的信任——在非暴力者中存在，托尔斯泰、甘地和金都受到耶稣的激励。非暴力的特殊品性可以用“非暴力反抗”一词来概括。非暴力是利用权力的一种方法，完全是政治性的。实际上，托尔斯泰寻求推翻沙皇俄国的整个社会及政治秩序（虽然以他的个人之力不能构成真正地威胁）；甘地强迫大英帝国政府撤出印度；虽然金的反抗方法受到极大的限制，但他在美国社会是革命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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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非暴力学说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正面答案。我们不仅可以在不用过多暴力的情况下引导历史的进程，而且可以根本不使用暴力。非暴力的支持者基本上是要求深刻的、迅速的改革的人，他们在这个意义上讲是激进的。但是，不同于典型的激进主义者，他们期望的是非暴力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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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说非暴力的支持者相信可能会有非暴力的改革，将是误导。合适的词是必须。暴力是具有腐蚀性和最终会落空的手段。大多数激进主义者表现出对暴力的反感——但是主要针对它们的目的。他们设想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和没有阶级或统治的社会。在非暴力的支持者中，这种反感既针对手段，也针对目的。暴力被看做总是与傲慢和仇恨同时出现的，哪里有暴力统治，这些邪恶就会蔓延。暴力总是与理性不和，总是摧毁那种耐心的、友爱的谈话的可能性，即通常所谓的对话，我们与同盟者和朋友可以很好地进行，但有时也可以与反对者进行。暴力驱散我们共同的人性。由于我们人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就是说，暴力驱散我们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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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非暴力能打开通向真正的人性关系的道路，即便是在冲突之中也可以。这是在不蒙受耻辱、永远远离作恶者的情况下反抗邪恶的道路，无论如何，这是其提倡者所主张的。虽然甘地和金的实践都暗示了非暴力和对话之间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在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精神人物之一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1915—1968 年）的著作中得到特别强调的。默顿曾是特拉普修道士（Trappist monk )，因而不能加入非暴力活动。但是，从他的修道院出发，他紧紧跟随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并在他的著作中非常有说服力地为非暴力原则作了辩护。对于默顿来说，非暴力不同于暴力，是出于谦卑，而不是出于傲慢，是带着尊敬面对敌人。这是在仇恨通常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对仇恨的战胜。非暴力的目标不是要把对方压垮，而是要使他们醒悟，并为与他们展开对话开辟道路。非暴力是耐心的。总之，它是要在人们相互残杀的环境中创造出一种对话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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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有哪些技巧？这是一个无法从理论角度回答的问题，答案只能是实际的。肯定有一些传统的技巧——游行、公众集会、联合抵制，等等。但是，非暴力的实质不在于技巧，而是激励非暴力运动的精神——谦卑和爱。技巧是根据情况变化的，非暴力的成功实践需要一些领袖，不仅有能力施行适当的技巧，而且有非凡的领袖魅力，能够引导大众实施非暴力行为，在面对不断的挑衅时，也没有傲慢和仇恨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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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里有很多能让学习政治学的学生感兴趣的东西。政治经常是令人不快的，有时是野蛮的。非暴力学说是一种精神贵族的政治视野。深刻的历史变革往往包含暴力和痛苦的冲突。非暴力是一种通过道德启发而不是死亡进行革命的理想。然而，必须问一下非暴力是否完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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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它不是完全可靠的——至少不是毫无疑问的。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两个问题，非暴力在这两方面都很容易受到攻击。第一个是实际的问题。非暴力的效果是否严重地受到环境的限制？譬如，它是否受到敌手的性质的限制？很难相信，非暴力运动能够代替诺曼底登陆及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为最终打败希特勒的决定性步骤。而且，非暴力是否取决于一种稀有的领导力的成功？譬如，像马丁·路德·金这样的人，不会在每一代人中都出现，在他遭到谋杀之后，事实证明没有人能替代他。这个问题没有对非暴力进行完全的否定，而是承认它的可行性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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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不是那样实际，而是更有哲学性。非暴力学说是否遮蔽了人类本性中的邪恶，而且鼓励人们拒绝面对它？非暴力的提倡者似乎认为，人类中的邪恶是比较表面性的问题。尽管受害者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仍然可以用爱和坦率对待他们的压迫者；顽冥不化的压迫者可以受到感化，消除偏见，放弃私利，进入对话的领域。这是否只是我们在本书一开始有关卢梭的讨论中，谈到的另一种古老的幻觉（有些人这样认为）：我们不邪恶，只是不幸——非常不幸，以至于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做坏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观点（无论是不是幻觉）导致对乌托邦的期望。最终，通过改变环境，我们应该重新创造人类，改变世界。非暴力学说是一种乌托邦主义——历史变革的乌托邦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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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思考了有意识地改变历史的可能程度和必需手段这两个问题之后，让我们思考它的意义。我们这里面对的问题是，历史变革是否决定了人类生活的整体框架。你与其他人和与宇宙的关系是否完全从属于历史？或者，无论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是否存在一个道德与理性的人能够求助的不可改变的正义和真理的结构？认为有，认为至少有一定的标准和真理没有被历史吞没，将会使我们感到更加欣慰。然而，不少思想家否定了这种欣慰。他们说，所有的现实，所有的原则，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是可以改变的。每一件事都会淹没在事件的洪流中，历史的毫无意义和悲剧性环绕着我们的世界。这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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