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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领袖 总要有人做决定，那么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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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船只在茫茫大海中陷入一片迷雾，罗盘也不辨东西南北时，我们总希望能有位经验丰富的船长或水手带领大家平安航抵彼岸或终点；同样，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秋时，我们也会自然地期盼有位天纵英明的领袖能带着大家一路过关斩将。换句话说，生存乃人之所欲，而少数关键人物也总被希望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古今中外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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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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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寡头铁律、正当性、世袭制、权力、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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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铁律：少数统治的始终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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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前两章大致处理了两个重要问题，也就是“人类集体生活的必然性”以及“定居生活与政治制度的起源”。借此，我们可以了解，相较于多数动物在外部生理结构上的弱势，以及由此引发的生存危机，或许是人类选择群居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其他的因素还有很多）；无论如何，随着群居生活内涵愈趋复杂，特别是定居性社会形态的出现，人类非但有必要制度化地去处理彼此间的互动关系（尽管永远难以理想化），“制度设计”也将不断因应新的生活需求而作出调整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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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问题是：制度出现后，该怎么来加以运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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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章曾提到建构制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治阶层现象”，也就是负有领导职责的绝非是一个人，而必然是“一群人”，这群人组成的团队即是一般所谓的“政府”。值得注意的是，“这群人”的目的是去运作制度以满足社会大众的普遍需求，但是很显然，尽管社会上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欲求，也希望这些欲求能够被满足，绝大多数的人却因为受限于知识或思考层次（后者尤其重要）与日常生活的环境背景（可能仅熟悉自己的职业或不具备更宽广的视野），而缺乏成为“那群人”的资格。其结果正如社会学家米歇尔（Robert Michels）的“寡头铁律”所描述的，政治永远被少数人控制，只是少数精英在玩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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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深有同感的英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甚至表示，所谓政治研究不过是观察“何谓影响力以及谁具有影响力”罢了；那些具影响力的人（一般也被称为“大人物”或权力精英）构成了米尔斯（Wright Mills）所谓“上层圈子”的重心；他们是实际上运作制度的人。此种结果正是我们在前面讨论制度创造过程时提到过的角色分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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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说，这些精英究竟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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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可以从“主观—客观”与“个人—社会”这两个复合层面来观察。在客观层次方面，拥有机会去运作制度的精英，首先必须具备智识与领导统御能力等突出的个人特质；其中，智识未必指的是所谓学历之类的教育程度，而是理解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常识，至于所谓领导才能，除了一般的组织与处理问题的能力外，是否拥有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谓的“领袖魅力”（某种无法形容但足以让人心悦诚服的英雄气质）也必须考虑在内。除此之外，如果精英能够符合核心文化或所谓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人们在某一时期所凝聚的共识）的话，当然更接近人们的期待，并且也更容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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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观层次方面也可以发现，就算有人具备上述提到的智识与领导特质，也就是精英应具有的技能与资源，但如果他并没有去担任相关职务的意愿，宁愿去做个闲云野鹤的话，当然也不可能握有操控制度的权力。再者，套用米尔斯的话来说：“谁也不会真正地强而有力，除非他掌握了重要的机构。”换句话说，不管是军事、政治、经济或宗教性机构，由于社会事务总得通过制度来执行并落实，个人获得权力往往也是因为他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也是为何有人位高权轻（政治位阶高，却没有实际该负责的工作），有人却位低权重（例如皇帝身边近臣）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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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正如莫斯卡（Gaetano Mosca）在19世纪末所言：“在所有社会当中（无论极落后与极少见到文明曙光的社会，还是最先进且最为强势的社会），永远会出现两个阶级，那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前一阶级总是人数较少，既行使所有政治功能，也垄断权力并享受着因此而得到的利益，后一阶级则虽然人数众多，却始终受到前一阶级的指挥控制。”这句话确实道尽了人类自从创造制度迄今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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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有两个现象还是必须强调的：首先，由于现代社会事务愈来愈复杂而且多元化，官僚组织体系也跟着不断膨胀，使所谓广义精英愈来愈多，事实上也导致许多人（公务员）虽身在政府，但未必拥有令人瞩目的权力；其次，尽管“少数统治”一直是个无可否认的政治现实，但未必因为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多数统治原则而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严格来讲，政治制度能否稳定运作，还是跟统治阶级能否取得“正当性”，也就是人民服从统治的心理接受程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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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性问题：为什么是他们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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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统治严格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统治者能否反映并满足社会的需求。但残酷的现实是，在“浪花淘尽英雄”的漫长历史当中，我们更常看到的却是一大堆未必符合条件的野心家占据了舞台的绝大部分，不仅为人类的政治史带来蒙昧黑暗的一面，也让多数人对所谓政治过程留下负面丑陋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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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实的历史中，我们发现，精英逐渐和人群脱节开来，他们甚至自我建构起一个具有相同心理基础的“社会阶级”（贵族）；除了彼此接纳并信任自己创造的互动模式外，还经常联姻通婚，希望通过生理与社会关系来巩固这个小圈子。在此，更关键的问题出现了：就算是精英都想要保护自我地位，人民怎么容得下他们乱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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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理由还是来自人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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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不合格的精英所以能滥竽充数或占着茅坑不拉屎，是由于一般民众的三个心理特征所致：首先是人民在能力（或至少是意愿）上就和这批人存在着差距，结果是绝大多数人在可忍受（通常很大）的范围内秉持着得过且过的保守心态，让政客们得以利用这种心理弱点继续玩弄政治；其次，从理性上来讲，尽管人民希望政府满足他们的需求，但事实是所有需求的充分满足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于是在政客不断高声呐喊“再给我一点时间”的“合理诉求”下，落实政策的时间差也就一再成为他们摆弄民众耐心的惯用手法；最后，如果真的出现具有“领袖魅力”的政治人物（其实这种魅力经常也是来自人为创造，特别是在现代传播媒体发达后，更使政客习惯在镜头前扮演荧幕英雄），他们就更可以顺理成章地利用民众盲目崇拜偶像的心理，将后者操纵于股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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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当我们对政治不满时，首先应反省的其实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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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是说政治精英们没有责任。通过创造意识形态来获得正当性，是精英们最常用的办法。19世纪的马克思便提到：“在每个时代里，统治阶级的观念往往是主流观念，换句话说，控制社会上主要物质力量的阶级同时也掌握了主要的知识力量，能够随心所欲主导心智活动的阶级，同时也掌握了控制心智活动的工具。”进一步来说，所谓意识形态（事实上是种心理催眠过程）经常包含三个要素：首先是对未来的期望与憧憬，例如天朝意象或“人民万岁”等；其次是合理化精英取得政治权力地位的途径，例如“君权神授”或“万世一系”等没有科学根据的说法；最后则是用以解释精英为什么要做出这些政策。其中，第二点可说是最重要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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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变迁过程来看，由于人类必须不断应对同类相残的挑战（也就是所谓的战争），因此，拥有“作战技能”是精英首先获得政治地位的原因，时至今日都还是如此。过去的开朝君主，甚或如美国的格兰特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等，都是因为在战争（南北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累积魅力而获致地位。但事实是“马上得天下”未必能“马上治天下”，因此具备更缜密组织能力的文人很快便取代军人成为精英的主要来源。接踵而至的下一个挑战是，由于某些人私心自用或确实存在某种社会共识的缘故，“终身制”甚至是“世袭制”的现象也跟着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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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比较理性一点的终身制（希望有能力者继续在位），作为君权时代心理基础的世袭制，可说是影响人类最重要的一种意识形态。世袭制可说是终身制的扩大与延续；这种政治制度无视可能存在其他同样也有（甚至更有）能力的人，给予特定某个人无限机会，又通过对其能力的吹嘘或其功绩的怀念，使人们相信他的儿子可能是最佳接班人，世袭制度也就跟着出现了（例如夏朝初年，人民不选择大臣益而选择禹的儿子启）。当然，这不过是对世袭制的理性解释罢了，因为历史上无能或暴虐的君主可说比比皆是，但贵族专制政体还是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甚至到了民主时代，子承父业甚至代夫出征的政治家族仍然俯拾可见（例如美国的肯尼迪或布什家族，遍布东亚各国的政治世家等）。究其原因，还是得回到人民的容忍性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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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在历史上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世袭传统权威，韦伯提出了目前被普遍接受的“合法理性”型正当来源，也就是在正式宪法的约束下，通常经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择（投票）的途径，使政客们得以在一定期间内（也就是任期内）获得并且维持他们的政治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即便是通过民主程序获得合法权力地位的政客，他们能脱颖而出也经常因为其个人魅力或家族政治力量的支持，因此未必如想象中那么理性；其次，同时也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再度重申，如何合法理性地选择领袖根本不是一般人最关切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些被选出来的精英能否满足人民的需求才是关键。何况证据摆在眼前，就算是由民主体制选出来的领袖，不符理性条件的野心家也到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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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政治中最具争议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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