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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国家 日子久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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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基于生活需求而创造出社会，并开始了政治生活后，这种集体形态便随着我们生活内容的愈来愈复杂，以及人群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有着不同的变化趋势。以今天来看，我们都生活在某个“国家”里。不过，到底什么叫做国家？国家这种单位是怎么出现的？人民与国家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来定位？……显然，目前还存在一大堆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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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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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政府、人民、主权、中央集权、地方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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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的缄默：政治顺从力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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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人类何以“理性”地选择群居生活；接着，特别在进入定居生活后，为了应付社会上愈来愈明显的分工必要性，组织制度的接踵出现也是理所当然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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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的基本假设仍是：人类是在理性考虑之后，才自愿地组成社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人类既然以自愿为基础来思考是不是要成为社会一分子，当然可能在想法改变（假使这个社会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后，自愿退出这个社会，就像我们参加或退出某个社团组织一样；第二，既然满足需求是人们集体组成社会的起点，一旦领导者不能有效提供福利，就应该随时能被换掉才对。但现实（同时也让我们大伤脑筋的）是，人类在加入社会后不但被迫顺从强制性的权力（主要通过法律规范形式来表现），而且没有自由进出社会的机会，甚至正如前面提到过的，政治精英们还会不断设法垄断或扩张自己的权力，包括取得终身与世袭执政的“合法性”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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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在人类自愿组成社会之后，到现代国家制度成形以至人们无法自由进出社会之前，一定还有些被忽略的事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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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者主张，个人的同意与接受是国家组成的前提。例如洛克便认为，政治权力必须由同意产生，即便同意是以默认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每个成员仍仅能由自己表示同意；日耳曼哲学家黑格尔也主张，国家是以相互怜惜为基础的“普遍利他主义”的产物。不过，前述契约论式的国家起源说毕竟有着两大缺陷：首先是我们根本找不到契约，其次是历史证据昭昭在目，在长达数千年的君权时代，保护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看上去一直都不像是政府的主要施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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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地，社会学者奥本海默则从更现实的角度假设并主张，人类都有生存欲望，因此必须取得生存所需的资源，而取得生存资源有两种办法，即劳动与劫掠，前者是经济手段，后者则属于政治手段；国家可说是政治手段下的产物。事实上，主张国家是武力产物的说法由来已久，例如希腊时代的哲人学派便认为武力是国家发生的起源，14世纪的阿拉伯学者赫勒敦（Ibn Khaldun）更认为国家是通过征服手段建立的，其后像休谟与亚当·斯密等人也都持类似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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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正如奥本海默所强调的，处于游牧阶段或以游牧生活为主的人类，是奴隶制度的发明者。通过这种制度，他们不但创造出人类对人类的经济搜括（也就是有些人可以不用劳动便坐享其成）与政治控制（也就是将搜括者与被搜括者的关系固定下来，以便使搜括可源源不绝）手段，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将这种制度延伸到农民身上。我们知道，农民虽说是定居社会的主角，但因其生存有赖于在土地上进行定期耕作，换言之，离开土地就几乎活不了，因此在面对征服者不断威胁之下，也只有同意按时缴纳赋税以换取安全（如同缴保护费给黑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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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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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国家其实有过很多不同的样子，包括古希腊时期的“城邦”，中国周代的“封建制度”，欧洲中古的“城堡领地”，波斯或蒙古的“大帝国”，或是现在的“主权国家”等，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应该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确实有些不同，但若是想找出一些共同之处的话，那么强迫人民加入特定社会（例如一生下来就得去报户口）并接受既定规范（接受“恶法亦法”原则），可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换言之，人类最初加入社会或许是理性且自愿的，但社会的扩大与建构，却未必以同意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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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人民：统治者进行动员的来源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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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早期的例子不管，因为那些跟现在的关系不大，在此我们将焦点直接放在所谓“主权国家”身上，因为它是目前运作当中的一种制度。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种制度是近四百年来由欧洲发展所衍生出来的产物，具有以下四个特征：政府、人民、土地与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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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说，这些哪算是特征，它们不是本来就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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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政府来说，它确实本来就是社会生活的必然产物；但重点是，现代政府与过去在“性质”与“运作范围”上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正如前述，这样的差异是由于欧洲历史发展所造成的。根据推断，最初的国家在建立过程中存在着暴力因素，其主要目标在于满足那些垄断暴力者的利益，因此只要人民乖乖地不反抗统治，最重要的是按时缴税给政府，结果就像“击壤歌”中所唱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换言之，除非是那些因为无法克制私欲以至横征暴敛的暴虐君主或贪官污吏外，政府对人民的要求其实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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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首先是由于缺乏现代的统计技术与计算机设备，特别是对过去规模大一点的国家来说，想知道自己到底有拥有多少人民，根本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因此政府往往只能误差值很大地粗估人口数字，然后将自己认为应该收到的税金，一层层地包给地方官员（或承包收税工作者）来执行收取的任务；当然，这中间便留下很大的贪赃枉法空间。其次，由于多数人民都过着定居性的农耕生活，平时自给自足，需求不多，他们有求于政府者，不过是提供“安全”这个公共品罢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统治者既无法穷尽勒索，人民对政府的需求亦消极且有限，“政府—人民”关系虽然老早就存在，但两者彼此间的互动原来并不那么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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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情况在17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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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随蒙古人而来的火药摧毁了城堡这个中古欧洲最仰赖的安全凭借，加上宗教改革提供思想与精神层次的激发力，于是各领地陷入长期混战的兼并战争当中。正如萨克斯元帅所说：“作战需要三件东西：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换句话说，战争资金的筹措能力是决胜的重要关键。由此衍生的影响是：政府首先必须搞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人民，因为他们既是税收（军费）的来源，也是战斗人员（也就是军队）的主要组成分子，因此户口制度的完善相当重要（例如在秦国的商鞅变法中，最主要政策亦在建立什伍组织与更进一步的租税制度）；其次，为了与其他国家长期对抗，强化政治凝聚力（也就是巩固王权并由此发明君权神授学说）与建立更有效率的行政制度（分工更细致且开始建立职业官僚组织），也成为很自然的反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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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在前章中所提过的，世袭制所以能存在的原因之一，是人民保守不敢反抗的心态所致；可以这么说，当政府需求有限的时候，人民不反抗的原因是反抗成本（或许就是死亡）经常超过不反抗成本（缴税），但在国家由于卷入长期战争，以至被迫无限制地要求金钱与人力协助后，人民会不会继续乖乖地出钱出力就大有疑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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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欧洲的统治者往往借由三个办法来设法解决：首先是利用教育知识尚未普及的机会，进行“君权神授”的愚民催眠政策（当然，这招随着教育文化程度提高将渐渐失去效果）；其次是创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主义”式集体危机意识感，让人民觉得战争挫败并不只是王室威望受损而已，所有人生命与财产也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作详细说明）；第三则是引进初步的“民主概念”来安抚或交换民心，例如法国与英国等便纷纷建立所谓“议会”制度，即使其成员未必是一般人民（最初根本就是由各级贵族所组成的），亦未建立全面同意机制，但此举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组成的理性面，也就是总不能不理会由下而上的心理感受，同时，在纯属意外的情况下，也奠下了未来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初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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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地自限：确定群体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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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权国家除了在政府性质与“政府—人民”关系方面，跟传统国家有着明显差异之外，另一个不同点体现在领土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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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观念（也就是建立自己的地盘）是一种生物本能，在自然界当中十分常见。对人类来说，特别是在进入定居性社会形态之后，除了少数人（游牧民族、贸易商或旅行家）外，绝大多数人都倾向在一定的范围当中活动，为确定活动范围不与其他群体重迭，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纷争与麻烦，领土概念也就跟着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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