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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政党 让大家来自由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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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埃尔梅（Guy Hermet）发人深省地说过：“民主的合法性，乃因选民弃权而来。”如果我们了解这句话的深意，那么，在一个多数人纷纷自愿或被迫疏离在政治过程之外，但民主政治又被高举为主流大旗的矛盾状态中，到底是谁在操控并运作着政治生活呢？那些操控政治生活的人究竟是民主的变相实践者，还是只不过将民主当作权力正当性来源而已呢？我们对这批人又有何期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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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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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争、零和竞赛、党国合一、两党制、多党制、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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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帮结派：政治生活中的自然集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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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的最后一个段落里，其实已留下一个可继续做文章的话题：那就是在人民参政热度不高，或者即便参与投票也缺乏主动积极想法的情况下，由于政治的运作显然不可能是种无意识的结果，那么，究竟是谁在扮演着推动政治的“幕后黑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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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领袖”一章开头讨论过的：少数统治的寡头铁律可说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不变的特性。尽管如此，当人类的政治制度主流进入民权时代之后，情况还是稍有不同。显然，差异之处就在于组成政治小圈子的正当性来源是不一样的。在过去漫长的君权时代中，精英们若想跻身权力核心，有正确的DNA当然最好（也就是拥有跟当权集团分子一样的血缘组成），其次则必须有赖于他们对捍卫政权的贡献（名义上是保卫疆土或为国家鞠躬尽瘁，其实只是为了强化政权的根基），然后再由他们与当权者间的关系来决定其权力位置（没贡献但会拍马屁者总能够衣紫腰金并坐享荣华富贵，有贡献但关系不好者却只能面对如岳飞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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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上面这些情况到了民权时代就不存在（很多人还是靠裙带关系分享政治利益，统治者身边还是有一堆马屁精），但他们能不能获得政治权力地位，显然光靠DNA与所谓贡献是不够的，特别是存在选举制度的地方，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同与接受，也就是获得足够票数的支持，然后决定他们的权力野心能够被满足到什么程度。当然，在争取人民认同的过程中，个人的权力野心必须被隐藏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所谓国家愿景、建设计划与他们所归纳出来的“民意”；接着，人民理论上便根据是否接受他们提出来的这些东西，决定要不要让他们登上权力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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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里要讨论的主题并不只是少数精英们如何能够一再垄断权力核心的问题，而是要进一步去观察，这些精英在权力核心里是如何进行你争我斗的。从某个角度看，广义的“党争”确实并非民主的特产，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政治现象；中国历史上就发生过唐朝的牛李党争、宋朝的新旧党争、明朝的东林党争等发人深省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明白指出一个现实：精英们自古以来除埋首于不断提高自己地位的“垂直性”竞赛外，也会进行“水平性”的集团间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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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不过是人类群居特性的缩小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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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类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环境中必须通过集体行动来满足生存与物种演化的终极目标，在各自形成不同社会群体后，又继续借由诸如战争等同类相残来取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一般，精英们所身处的政治环境似乎也隐含着这样的残酷本质，其中的竞争性甚至更为强烈。原因是：相对于人群在社会生活中可以各据山头甚至互不来往，政治环境由于具有非常明显的金字塔结构特征，使得你死我活的“零和竞赛”变得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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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为保障取得分配所得的优先权，精英们当然得“既联合，又斗争”地展开互动，一方面集结那些看来志趣相投或至少目标一致者，以壮大声势，再设法干掉那些老是跟自己唱反调的对手，最后在夺取权力大饼后进行“坐地分赃”的工作；当然，正所谓“共患难易但共富贵难”，由于部分人私心作祟导致“狡兔死，走狗烹”的窝里反现象也是经常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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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一连串描述难免会给人一种悲观且灰色的印象，让人误以为投身政治者不过就是一群自私自利的家伙罢了；这么说当然是不公平的。我们必须承认，在争名逐利的政治黑色游戏中，还是有些蠢得可爱的理想主义者会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相对于过去君权时代纯然是精英游戏的党争，民权时代的党争显然有着群众运动的特色。由此，一方面残酷权力斗争的本质部分被掩盖起来，另一方面，现代政党所高举的政策或意识形态大旗，也让更多无辜或不知其所以然的民众盲目投身其中，跟着摇旗呐喊，无形中成为许多政客的护身符（我们常可以看到许多民众因为支持的政客受辱甚至不惜流血抗争，真不知他们支持的是政策还是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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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可喜的是，由于社会的多元化与平均教育水平的进步，理性公民的数量在部分国家正不断增加。尽管具有理想的政党经常被排挤在政治外缘，那些较“务实”（也就是随时可以根据情势需要改变政见内容）的政党还是居于主流位置，人民素质的提升却是一个可以被期待的正面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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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体系：被过度简化的社会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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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段落首先点出了过去与现代政治精英在取得权力过程中所拥有的正当性来源的差异，同时也提到了精英间如何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来进行彼此间的斗争；无论如何，由于我们的讨论焦点还是锁定在现代，因此下一个问题便是：现代政党究竟是如何形塑并演变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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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法国学者杜瓦杰（Maurice Duverger）倾向从历史层面来解释：他认为正如民主概念的起源一般，由于欧洲王室对人民的需索日增，为了安抚民心并维系政权根基起见，逐渐将更多的权力转移给议会机制；随着议会功能的扩大与其内部互动的愈来愈频繁，精英们先是开始在议会里头拉帮结派，企图取得对法案通过的主导权（或者对王室的勒索权），接着又因为选举权（投票资格）的不断扩大，他们很自然地转而分别直接诉诸群众支持，以便增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由此一方面将人民间接拉入政治过程中，同时也塑造出今日民主体制中政党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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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解释虽然很符合19世纪以来欧洲的历史发展过程，却无法充分解释欧洲以外的发展，这也是道斯（Robert Dowse）与休斯（John Hughes）希望从另外几个角度来说明政党发展的缘故。后者认为，不管是人民参与政治的期望遭到压抑（例如殖民地的争取独立或威权政体下人民的寻求发言权），既有政权无法解决的存在于经济与社会结构中的问题（例如社会主义政党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或环境运动政党的企图改革），或者是由于国内不同族群之间的无法获得平等对待（例如若干国家境内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分离运动），都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现代政党起源的复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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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客观来说，政党是一群想法类似者为追求实践其政治目标（通常就是掌握决策权）而结合成的精英性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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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层面来看，由于绝大多数人都拥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与人生目标，大家的个性与思考逻辑也有着若非大同小异，就是小同大异的特色，社会上存在无数各种各样的政党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政党在英文的语意上本来就有着“部分”的意思。尽管如此，那些所谓一党制或两党制的国家姑且不论，即便是拥有十几个政党而被称为多党体系者，其国内的政党数量似乎都远远无法反映其社会的复杂性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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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多数学者都很难接受，一个国家仅存在一个政党，或者长期仅由一个主要政党来掌握政治权力，无论是被称为“一党威权制”（限制其他政党参与）、“一党极权制”（排除其他政党参与）还是“一党霸权制”（事实是没有其他政党能有效分享政权），就能反映整个社会的需求。1930年代德国的纳粹党或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固然不能称之为政党（其实它们根本只是少数统治者的执政工具），1990年代末以前的日本自由民主党，尽管表面上有着类似民主的外貌，骨子里也不过是派系政治下用来进行分赃的工具而已；列宁式政党或过去墨西哥的革命建制党等拥有“党国合一制度”者，更只是一个用来检验忠诚度的机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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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那些被称为“两党制”的国家里，尽管由于主要国家（例如英国与美国）的发展都还算稳定，因此负面评价并不多，但有两点我们必须注意：第一，这些所谓两党制的国家其实国内并非只有两个政党，例如英国实际上是“两大（保守党与工党）一小（自由党）”，美国在地方上也存在许多小党，只不过都缺乏进入参众议院的实力；第二，就算英国与美国都还算民主，但是，只剩下两个政党在多元化社会中无论如何都还是个相对荒谬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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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来说，两党制这种特殊现象的出现，或许是以下这两个因素所造成的：首先是“制度性”因素，亦即实施“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结果，这种经常被称为“杜瓦杰定律”的状况，是因为支持小党者为了避免自己手上的选票遭到浪费，从而自动“理性地”转移给大党的缘故，结果让小型政党失去了生存空间；其次是“心理性”因素，这一方面来自选民的某种惯性动作（也就是一直习惯投给某个政党），同时也是主要大党不断扩充其“总括性”特征（亦即尽可能地将所有政见都吸纳进来）的结果。由此看来，前者由于选民的想法被自己掩盖了，因此真正的民意未必得到彰显，后者则指出一个现实，也就是这种政党根本没有自己的想法，只不过一直投机性地去骗取选票而已；正因如此，两党制当然不能算是种理想的政党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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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根据意大利政治学者萨托利（Giovanni Satori）的分类，那些拥有超过两个政党的多党制国家，又可分成拥有三到五个政党的“温和多党体系”，以及有效政党超过五个、甚至有十几个的“极端多党体系”。在前一种情况当中，尽管表面上存在着超过两个以上的政党，但由于经常会形成两个彼此对抗的政党联盟（多数根据意识形态光谱的相对位置，也就是偏左或偏右），因此几乎是变相的两党制。当然，政党联盟内部的凝聚力毕竟比不上单一政党，因此，不仅阵营内部往往纠纷不断，政党间的分分合合也如家常便饭一般，使其隐含着不稳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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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多党体系经常也被称为“粉碎性体系”。它可说是唯一反映社会多样化现实的体系，同时也有利于各种意见进行充分地辩论与协商，即便是少数意见也不会有被忽略的疑虑；可惜的是，拥有这种政党体系的国家经常以政局动荡著称。其中最出名的例证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根据统计显示，在1873年到1940年的67年间，法国总共出现99届内阁（与此同时的英国有12届内阁，美国则出现13位总统），其中在位时间在半年以内者超过50届，担任过阁员者也超过400人次，由此可见其动荡程度。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1946年到1958年的第四共和时期，这也正是戴高乐企图改革法国宪政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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