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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全球与区域 人类的政治疆界将如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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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追求永恒的稳定性既是人类生存的终极目标，也经常是政治制度研究最关切的焦点，因此往往让人习惯性地产生一种错觉，亦即“现在就是永恒”。这句话的意思是，今天人们将民主政治视为理所当然，其实就像过去认为君权天经地义一样，心态上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国家”观念也是一样，就在我们认定并赋予其正当性之后，它还能撑多久其实也是个大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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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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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区域主义、建构主义、虚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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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vs.区域主义：新时代的挑战与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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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任何研究都必须先划清楚观察范围，政治研究当然也是一样。到目前为止，本书讨论的内容大多以国家及代表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作为描述与批判的对象（不管前面被加了什么形容词，例如“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不过，就算我们承认，以国家作为政治研究焦点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反应了现实，但另一个同样无可否认的现实是，“现在正在改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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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未来政治研究的焦点或许并不限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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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焦点将还有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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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韦氏字典》首先在1961年纳入“全球主义”这个新的词汇之后，虽然学界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认知到相关概念的研究价值，但诸如“国际化”或“全球化”等字眼，自20世纪60和70年代起便开始成为流行词汇。尽管如此，有关“全球化”的内涵还是引起相当大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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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研一主张的“超全球主义论”便认为，作为传统国际行为者的民族国家正将所拥有的权力逐渐转移给全球性的制度与公司，经济全球化导致的铁笼效应也让政府在社会福利与经济调控方面的功能大打折扣。赫斯特（Paul Hirst）与汤普森（Grahame Thompson）主张的“怀疑理论”则认为，现代工业技术的普及虽然拉近了国家间的距离，但政府效能并未因此而削弱，目前的国际经济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开放；吉登斯主张的“转型理论”认为，全球化是现阶段重塑世界秩序的主要动力，目前体系下的国际政经制度正被赋予一股遽变的力量，因此政府应“超越左右”以走出“第三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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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不拟就全球化概念的源起做更深入的讨论，而是希望将焦点放在它对当前国际环境可能带来的“结构性冲击”上；更确切地说，就是探讨它将如何影响以“国家”为主的全球体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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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卢西（Alberto Melucci）早在1960年代便以“超国家”组织的发展为例，来说明这些新机制如何掌握分配资源的渠道，并且削弱传统民族国家的控制与影响；时至今日，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已经明显侵蚀着政府的操控范围，而这种侵蚀力的超国家性，也使得国家尽管表面上还是平衡预算与制定政策的唯一正式来源，但它的趋于凋零或许并不完全是种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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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下的情势来观察，全球体系的现状无疑已在朝“质变”方向迈进，但政府角色的发展绝非仅仅是这个过程的“因变量”而已；换句话说，拥有悠久历史基础的国家架构绝不会坐以待毙。区域主义的兴起或区域化现象的产生，也是值得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就在全球化现象逐渐在1980年代引起大家注意的同时，有关各种区域主义与区域建制的讨论也跟着甚嚣尘上，其中最引人关注者可说是欧盟的转型与不断扩张，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建制的发展也吸引了许多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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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这些发展总括为所谓“新区域主义”。正如桑德鲍姆（Fredrik Soderbaum）所言，它的特征在于多面性（同时从事不同面向的整合）、复杂性（无论是动力或阻碍都具有各式各样的背景）、流动性（对成员的加入采取开放性政策）与非一致性（每个地区的合作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既然有“新”区域主义，逻辑上存在着“旧”区域主义。至于新旧间的差别，或许可分成两个阶段来观察：首先是起于1940年代，因为世界大战引爆民族主义浪潮所衍生出来的“第一波区域主义”，它一直持续到1960代末与1970年代初期之间；自1980年代中期迄今则出现了“第二波区域主义”，也就是所谓新区域主义。当然，新旧区域主义间的差异绝不只在于时间发生的先后次序而已，更重要的是区域化途径以及它们的影响范围有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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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当亚太地区、欧洲与北美洲成为众所瞩目的三个主要整合区域时（也有人认为它们受到过度关切），人们也愈来愈关心全球化与区域主义间的互动关系。尽管有人认为，冷战结束后，“国家集团”间的竞争正逐渐成为最醒目的一种全球场景，但这个世界似乎并没有如某些人想象那样分裂成好几个相互敌对的经济集团。正如布莱特（Charles Bright）所说：“全球整合与地方自主并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是两个平行且彼此互动的过程。”不过，米特曼（James Mittelman）还是将“变化中的区域主义”看作是对“新自由主义式全球化”的反击，是第三世界边陲国家为摆脱全球体系牵引而做出的集体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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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所以无法在全球化与区域化间的关系上取得共识，主要不仅是因为全球化对不同国家与地区有着不同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与区域内部甚至也经常有着不同的后续发展，这些情况使得预测变得相当困难。但从前述一连串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国家体系、区域整合与全球化浪潮是目前同时并存的三种影响国际环境变迁的力量，无论区域主义是否足以阐明当下的发展主流，至少国家体系可说代表着过去，而全球化的世界则象征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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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层面看来，尽管目前全球经济运作仍以国家体系为主，国际建制与多国公司似乎还没有取代国家作为政策协调与主导者的角色，但全球化带来的跨国管理网络扩张仍势必冲击到国际现状，从而削弱传统的绝对主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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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在国际安全议题方面，由少数大国操控的全球力量显然比国家与区域层次来得具影响力。从经济角度来看，正如前一章提到的，金融全球化似乎侵蚀了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区域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希望促进发展的努力，它试图在这波浪潮中反制随着全球化而来的竞争压力。因为相对于全球化，区域整合一方面可以增进邻近国家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再者亦可补救世界贸易组织无力解决的问题，同时又能创造一定的规模经济以刺激成长；因此，整合运动成为许多国家趋之若鹜的努力方向也是可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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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主义的源起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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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区域主义在功能设计上具有非常特殊的两面性，它既象征着国家为对抗全球化带来的主权侵蚀效应而做的集体努力，也是帮全球化浪潮削弱国家主导性的辅助力量。无论如何，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区域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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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可同时从内部（社会文化）因素与外部（国际政治）因素来观察区域化运动的发展。德国学者多伊奇（KarlDeutsch）认为，组成区域的前提是先有一群具广泛互赖性的国家；在此基础上，罗塞特（Bruce Russett）进一步整理了定义“区域”的五个标准，包括：社会结构与文化内涵的同构型，政治态度与对外行为的相似性，政治上通过某种国际建制而存在互赖现象，在经济上彼此相互依赖，以及具有高度的地理邻接性等。不过，无论根据何种标准（实际上不可能有哪个区域符合所有标准），“区域”这种具有“超国家”性质概念的出现是非常晚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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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相对于长期以来通过国家疆界来区隔人群行为的传统做法，这无疑是一种蛮具有颠覆性的思维方式。由此也引出我们的第二个问题：这种新概念是由什么来推动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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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能来自国际结构变迁的结果。有些学者认为，冷战的趋向衰微与结束强化了区域主义的力量。因为在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间的两极对抗与核武威慑，几乎创造了一个准全球性体系，致使中小型国家的国家利益经常必须屈从于外来强权力量；冷战的终结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全球体系（或霸权国家）对区域事务的影响力，由此产生的许多真空现象除直接导致“区域主权”的重建外，霸权的撤退也让些某些区域大国获得崛起的机会与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部分学者支持并认为美国将在后冷战时期继续领导一个稳定的单极世界，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影响力的持续相对消退仍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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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前述倾向国际结构面的解释并非是一种共识，因为特定大国的影响以及区域成员间的联系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还是有人认为，经济目标才是国家间愿意协调并共同建构区域组织的主要原因，欧盟的发展便是个明显例证，而日本影响力的在1980年代扩大，对东亚区域整合力量的强化也有一定程度的贡献。尽管如此，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区域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分享性与财务互赖性，或者还要加上一定程度的认同基础或共同文化背景，例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与新加坡资政李光耀都强调家庭因素对东亚资本主义与区域化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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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经常缺乏局部性场域观念（亦即习惯从整个地球，而非一部分世界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以致区域主义的发展常被从“外部性”角度来解读。雷克（David Lake）等人便倾向于通过“国家中心”途径来理解区域安全机制的建构，认为区域是在某个特定地理范围里受外部性牵引而结合起来的一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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