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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第八章 政治的实践（之一）：怎样做一个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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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政治的人被称作政治科学家[1]，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政治当作一门科学来看待。然而，我们首先要看一看科学家必须研究的对象——政治活动中的实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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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实践有时被比作演戏。政治家与演员显然属于彼此相关的族类。公共生活的建筑多令人想起罗马广场的古典精神，华盛顿的公共建筑尤其如此。在伦敦，19世纪中期重建的国会大厦被恰当地描述为“古典型总体结构、哥特式细部风格”。克里姆林宫的建筑及其主人的装饰物反映了专制主义的冷漠与高傲。法国公共建筑的王朝特征表现在其辉煌壮丽的风格上。英国首相住在比较普通的街道上的一幢比较普通的房屋里，显露了英国公共生活里那种有意渲染的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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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是全国的政治舞台，但即便在电视时代，多数政治戏剧演出的舞台仍是在地方的和地区性的场所；在布满灰尘的会场里，在风吹雨淋的大街上，政治家可以在那些地方对选民宣讲自己的主张。开展政治活动有自身的条件要求：要有若干代理人、活动场所、与印刷商的联系、一批支持者、经费，而一般来说为了取得上述条件先得有一个地位已经确立的政党。富人和名人有时愿意新建一个政党，但这样做会遇到不少困难。雄心勃勃的政治家通常会从边缘向中心进取，每欲前进一步都像是在玩“毒蛇与梯子”[2]的棋盘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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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在从政之初需要具有与关心政治的公民所掌握的同类的知识，不过在程度上要更扎实一些。每个美国政治家都必须清楚地了解宪法，了解人权法案以及联邦最高法院的许多判决，否则将寸步难行。历史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它能提供一系列史实、参照物、比喻，没有这些东西，政治语言就不容易被人理解。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再到美国历史上流行过的歌曲、口号，政治家必须学会从中得到启示。这些启示很多都有强烈的地域性，正是它们构成了政治家希望代表的人群的文化。政治家必须详细了解参议院和国会如何运作，当然更要了解各州与参议院和国会的关系。这些知识多是基本的、比较乏味的描述性资料，但没有它们政治家的见识便只是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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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政治传统有很大区别。在本书开始对“政治”和“专制”进行比较时我们已经说过，这两者在建立社会秩序的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人是什么？人，尤其是女人应当得到什么？许多国家的人们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会与本书的一般读者大相径庭。传统是一代代人“传递下来”的，研究任何政治体系时，传统（也许可以重新表述为“政治文化”）都必定是一个中心内容。传统是由许多成分组成的，从人们关于国家的言论中也许很难了解到政治的实际情况。例如，长期习惯于被税务官盘剥的人们，他们对人口调查，对政府的结构形式，对领导人的言辞的态度全然不同于欧洲自由民主国家的人们。在某些政治传统中，人们对变革满怀希望；在另一些传统中人们又对可能的变革采取玩世不恭、听天由命的态度。思想和情感装载在语言中，通过一代代人传下来，语言本身揭示出一个对政治前景产生影响的观念体系。例如，所有语言中都有英文justice的对应词，但英文justice宽泛的含义中包含许多变异——比如“公平”的意思，这些变异一定来自英语之外的别种语言。即使是在文化上与英语十分接近的欧洲语言也很难精准地翻译约翰·罗尔斯[3]《正义论》一书的副标题“Justice as Fairness”。另外，中文里与freedom相对应的词含有“圆滑”和“自私”的意思，而不是像欧洲语言中的自由一词那样含有“勇气”“独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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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政治理论都是对经验的总结。政治家们必须从历史中，尤其是从代表性的英雄和恶人那里学得许多东西。马基雅维利提醒人们要仔细研究古罗马的丰功伟绩，然而现代历史中并不缺乏值得借鉴的样板，而且更能揭示我们自己的政治传统。例如英国政治家就应当了解大宪章、圆颅党人和保皇党人、辉格党和托利党、19世纪的英国选举法修正法案，以及英国历届首相墨尔本、皮尔、迪斯累里、格拉德斯通、丘吉尔、艾德礼、威尔逊等人各不相同的政治风格，当然更不用说20世纪发生的重大事件。许多史迹都只是传说，人们的看法也见仁见智。一个工党政治家也许会认为拉姆齐·麦克唐纳在1931年组成联合政府是对工党的背叛；一个保守党人则会持不同观点，不会认为这件事有多么严重。政治家们通过无休止地谈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当前的作为空间来面对现实世界，他们用自己的一套特殊语言来达到这个目的。在政治活动中，“绥靖”再也不是对别人的不满作出的一种回应，而是专指关于20世纪30年代外交政策的一场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绥靖”是一段羞耻和怯懦的历史的代名词。后来出现了略为不同的声音，有人出来批评丘吉尔这个“绥靖”政策最著名的反对者；又有人争论说1940年英国单独抵抗希特勒的后果只是使英国陷入被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新兴帝国控制的境地。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很少有长久不变的，吊诡的是，历史和未来同样令人感到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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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诸如法国这样的国度里有抱负的政治家来说，历史的影响大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的政治家通常感受到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在法国造成了深刻的分裂，主要是宗教和世俗的分裂，而纳粹的占领所留下的记忆使国民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在政治上忠于祖国。爱尔兰政治也同样无法摆脱历史的影响。美国大致说来比较幸运，尽管南北战争留下了更为痛苦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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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政治就是演说，那么政治技巧就包括机智的谈锋，政治家也都以他们的言辞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人们记得温斯顿·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雄狮怒吼”式的演说，也记得他的那些机巧的俏皮话，其中有些说得很刻薄，比如把克莱门特·艾德礼[4]描述成“一头披着羊皮的羊”。林肯凭借他的智慧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但很难想像他的政治技巧能离得开他那高超的演说才能。这些人物当然都属于一个已经消逝的时代，那时的公民都像鉴赏家一样去聆听政治家长篇大论的演讲。格拉德斯通曾花了四个小时来向下议院陈述他的预算计划——据说当时还提供了生鸡蛋和雪利酒饮料来取悦听众。广播和电视的庸俗化效果毁坏了这种政治文化，它们制造了如此大量的东西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政治只能被挤进一个更狭小的空间：“精彩片段”（sound bite）[5]。“精彩片段”属于简单化的标语口号类型，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家无须具备高超的演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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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民主国家，政治家是一个较广泛群体的代言人，政治家的目的在于取得某个职位。“代言人”和“职位”是一个世界的两极，从政的人们必须奔忙于其间。这两极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政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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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言就是代议制，现代国家的管理必须由公民的代表而不是公民自己来执行，因为立法条规常有数百页之多，不具有特别的技能，不投入大量的精力，就无法掌握这一套繁琐的规章。然而政治家要花很长时间来发挥代表的功能，最后才能形成政策。这是一种寻求众人都能接受的立场的技巧，因为这个立场能将相互冲突的利益协调起来。肤浅的批评家看得到政治家的立场是含混和不确定的——这常是必要的，但却往往看不到政治家的这种技巧：找到问题的某种症结，利用它将不同意见统一起来。像能够随意隐藏物件的魔术师一样，高明的政治家对一部分听众发表一种意见，却能让另一部分听众（有时就在同一个表演厅内）听不出他本来的用意。头脑简单的理性主义者有时指摘政治家的这一特点不过是为了寻求支持而不惜诈骗，记者们则会对政治家和演讲进行“解码”，揭露所谓隐藏在言辞之中的“信息”。如果更深入地理解，就能看到这种技巧能使见解和态度都大相径庭的人们共同生活在同一社会。这一技巧若失灵——比如加拿大政治家，他们未能设计出一个将说法语的公民与说英语的公民的意见统一起来的加拿大——社会就会走向解体的边缘。美国政治家运用策略尽力避免国家因废奴问题而导致分裂，因为他们担心除此之外只剩下内战这一种选择，后来发生的事情被他们不幸而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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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既受到“代言人”角色的限制，又要进一步被他的职务所规定的责任范围所约束。权力的野蛮残暴在很大程度上被转变成官场的温文尔雅，重要的是要对这两种现象加以区分。局外人常常瞩目于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的官员手中的权力，然而由于披上了传奇剧般的色彩，权力的威力多被夸大了。首相或总统的权力受到宪法的规限，他们当中的理想主义者很快就发现，他们若想推行改革就不得不作出一系列违背自己意愿的让步。正如哈里·杜鲁门所说：“总统拥有的最大权力就是说服人们去做他们本该无须经人说服就去做的事情。”一个职位所具有的权力只是一种技巧，掌权者运用这一技巧再凭借其权威来完成本该完成的任务。除此之外，人们在谈论“权力”时便只是指一个掌权者纯属实现个人意愿时得到的乐趣，这种乐趣基本上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小事。小事中最无价值的，又属掌权者能享受的经常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乐趣，以及他有能力帮助——或是阻止聚集在自己身边的那些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实现自己的愿望。毫无疑问，这种能力可以被用来达到不正当的目的。肯尼迪总统在这方面臭名昭著，他利用总统的声名勾引过许多女人跟他睡觉，尽管他既英俊又有钱，不必仰仗总统的名位来干这种事。或许像匈牙利作家阿瑟·克斯特勒描写的那种仰慕政治明星的女子一样，她们中的部分人“愿意跟历史睡觉”。这种权力不是掌权者所占有的什么东西，而是掌权者和权力所及范围内成员之间的一种道德关系。如果说这是腐败，那就是双方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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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本质是说服，这一事实具有一个核心含义：政治家决定一项政策所依据的种种理由完全不等于他公开宣称的那些理由。这两类理由也许会部分地重合，也许会互不相干，但不论属于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能说政治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职业。我们这样说的根据是一项政治行动具有的可称为“维度”的东西。维度之一就是这项行动的可行性。它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吗？它的代价和可能的长期后果是什么？例如，政府打算使所有的公民都能得到养老金，这当然能解决老年人的困难，但这同样会产生经济上的后果，因为勤俭和储蓄的积极性将受挫，其后果又会波及经济。真正的检验标准是长期效应。19世纪的政论家沃尔特·白哲特说过，任何改革的后果都必须等到经历了改革的那一代人过世之后才能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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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之二：执行某一特别类型的政策会有什么后果？它肯定会被用来证明可以继续执行同一类型的其他政策。这项政策如果失败了，也许有人会提出应当进一步推行这项政策，而不是放弃它。例如，由中央管理的某项经济活动产生了异常后果，人们典型的反应是进一步加强中央管理来处理异常状况。还有一个维度：某项政策对于推行者的短期和长期利益会产生何种影响？这里说的推行者包括个人和制定这项政策的政党。例如，1945年后英国创立福利国家制度，选民广被其泽。因此，这项政策的短期效应本当是使执行者英国工党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事实却并非如此——工党在1951年的大选中失败了。更糟的是，这一时期的某些福利措施被认为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贵族化”，使他们反而疏远了工党。正像政治家们有时所说的，成功带来的失败是最惨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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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或是“众人之善”之类说法常会引起人们的冷嘲热讽。人们很容易批评说，对于不同的人群，政府的任何一项举措都既可能产生有利的，也可能产生有害的后果。然而，以为可以从个人代价和收益的角度来衡量公众利益，这是误解了公众利益的含义。这一类概念是政治论证的语汇形式，其含义只有通过公开辩论才能逐渐明晰。这些概念是提倡任何一种政治主张时都必须具备的形式条件。一个政治家当然不能说：“我主张做这件事，因为这对我有利。”如果他这样说，那别人就没有理由也去做这件事了。毫无疑问，人们也会隐隐感觉到政治家主张的每件事对他本人来说也是最好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只顾个人私利的伪君子。政治活动许多都出于对政治家自己有利的目的，尽管我们有理由认为政治家一般来说比我们当中的其他人更多地为公众利益着想，而不是更少。两者的差别也许不大，但总还是有一点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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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并不等于否认政治中有不少卑劣的成分。政治家必须运用机巧。例如，一个委员会表决时如果赞成和反对的票数相等，一项动议就会被否决。精明的政治家懂得这个规矩之后，就可以决定从正面还是从反面来提出某一项结果难以确定的动议。如果他反对某项政策，他反而可以提出正面的动议，经过表决对立双方票数相等，动议被否决，他仍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1994年在英国举行的欧洲选举中，一位候选人把自己称作literal（真正的）而不是liberal（自由主义的）民主派候选人，这一说法使他赢得了数千名头脑简单的选民的选票。候选人名字的头一个字母如果排在字母表里靠前的位置，也能给他带来虽然微小却很重要的优势，因为愚钝的选民填写选票时会按照候选人姓氏字母的顺序来作选择。在美国的许多州，姓“肯尼迪”的候选人一定会多得到一些选票。而政治家的主要过错都来自人性中相当普遍存在的那些弱点：没有胆量向自己认为不正确的主流观点挑战；担心别人认为自己愚蠢；总想作出貌似高尚的姿态；总倾向于作出较少阻力的选择，因为他知道，等他退位之后恶人自会有恶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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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们之间形成了一种俱乐部，他们在自由民主制中拥有共同的文化感受，这种文化跨越了党派的界限。例如，不同党派政治家之间的友谊往往会超过同一党派成员之间的。某些观念总是在这一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而这些观念有的可能违背了一般人的看法（这些看法被政治家们称作“偏见”）。近年来政治家对死刑、文化多元主义、国际理想主义等问题的看法就是明证，他们有时还将这些看法混同于与其相去甚远的“原则”问题。这一事实表明，从某些方面看，政治家作为一个阶层形成了一个寡头集团，其意向与被统治者大相径庭。某些国家的选举制度要求选民支持政党提名的人选，这样一来寡头政治的倾向就更明显了。如果政治家的追求与民众的愿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人们对政治家的信任就会下降，人们会认为政治家不是在代表人民，而是在蒙蔽人民。我们熟知的那种政治的微妙变成了赤裸裸的诡辩。这当然是一种危险的局面，野心家可能会乘机煽动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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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怎样向听众介绍我的政策呢？面临这种问题的政治家想的更多的是听众，而不是他自己内心的意愿。听众有时是他的同行，有时是他所属的政党，有时是全体选民。我们可以假定，他已经说服自己相信提出这项政策的理由很充分，但他认为很充分的理由在别人看来可能毫不起眼。说服之难在于找到在听众看来也是确凿的理由。要想说服听众，政治家就必须从他与听众共同认可的观点出发。说服的第一步就是说服者设法使听众相信自己的意愿与听众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一致的，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可能使听众相信他提出的政策与听众的主要目标正好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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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于说服的议论表明，政治家必须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他要善于将自己的真实看法深藏于心。其他人可以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可以尽情利用现代世界发明出来的大众传播工具，可以在根本不懂的问题上顽固地坚持己见。政治家则必须考虑自己的言论对自己的前程会发生什么影响，他必须具备一种特殊的人格结构。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政治家就是伪君子。政治家从事的是风险极大的行业，他必须时刻留意形势发展的走向。政治家的才能中自然包括对机遇的把握，然而如果他没有真正的信念——道德的信念和对形势将如何发展的信念——他就会缺乏干大事业的政治家通常必须具备的那种清晰的形象。国务活动家——最高等级的政治家——善于将内心的信念与利用一切机遇的才能巧妙地结合起来。1940年戴高乐在伦敦发出抵抗德国侵略的呼吁，1946年他宣布退出法国政坛。这两次举动都很冒险，都可能使他身败名裂。30年代丘吉尔反对绥靖政策，这很可能使他从此退出已经小有成就的仕途。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参加总统竞选，这一灾难性的冒险只是为里根1980年竞选的胜利作了铺路石。政治的决窍是，既要努力取胜，又不可求之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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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为political scientist，通常译为“政治学家”。本章强调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研究政治学，所以有时译为“政治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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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种游戏，棋盘上画有毒蛇和梯子，逢梯子可前进，遇毒蛇则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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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翰·罗尔斯（1921——2002），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他的《正义论》是现代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哲学、法学、道德哲学著作之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Justice as Fairness，意即“justice当作正义来讲”。英文justice有“司法”“公正”等含义，而其他语言的文字包括中文却并非如此，所以这个副标题很难翻译。这本书目前的中文译本就没有译出原著的副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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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克莱门特·艾德礼（1883——1967），曾任英国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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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方大众传播领域新出现的词，指大众媒介对政治家言行的报道中最能表达其政见也最能吸引观众注意力的片段，通常只持续十几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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