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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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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以下各书和期刊的出版者惠允重印下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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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认同与序列逻辑”，大体以《世界政治》（Cosmopolitics）一书中的同名文章为蓝本，布鲁斯·罗宾斯和谢平主编，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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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品、光晕和晚近的民族主义想象”，改写自首次发表在《言论者》（Qui Parle）上的一篇文章，第7卷第1期（1993年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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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距民族主义”是两篇文章的糅合。第一篇以“大流散”（Exodus）为题，发表在《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20［1994年冬］）上；第二篇叫“远距民族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与身份政治的兴起”，由阿姆斯特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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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之时和光明之时”，最初发表于《东南亚昔日的感知》上，安东尼·里德和戴维·马尔主编（香港：海尼曼出版公司，1979年）；后获准重印于拙著《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中（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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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梦想”是以1984年提交给“东南亚暑期研究所”的一篇论文为蓝本，首次发表在拙著《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上（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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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鞋里的沙子”、“第一个菲律宾人”和“各寻生路”（Sauve Qui Peut），最先发表于《伦敦书评》，分见第17卷第21期（1995年11月2日）、第19卷第20期（1997年10月16日）、第20卷第8期（1998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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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症状”首次发表于《关心亚洲学者会刊》（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第9卷第3期（1997年7—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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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暹罗的谋杀与演进”、“菲律宾的地方巨头民主制”和“共产主义之后的激进主义”，最先发表于《新左派评论》，分见第181期（1990年5—6月）、第169期（1988年5—6月）、第202期（1993年1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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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选举”最先发表在《东南亚的选举政治》上，罗伯特·泰勒主编，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出版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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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是我给《东南亚的部族群体和少数族群》一书所作导言的改写，原书由贾森·克莱主编（马萨诸塞，坎布里奇：文化生存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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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善”是即将发表在《宗教与民族主义》中的一篇短论的改写，原书由彼得·范德维尔主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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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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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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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2月2日，在与我被教导着把它想象成“东南亚”的这块土地初次相逢约莫一年之后，我有了一次奇特的经历，那时我无以名之。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要接受印度尼西亚大学的名誉学位，他临时邀请了外交使团，与大学生和教员们一同出席。不知怎的我最后成了一位年长的欧洲外交官的耳语翻译。苏加诺在讲他最爱的两个主题：民族主义和领导者。本来风平浪静，突然，他开始谈起了阿道夫·希特勒，而且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不是将其说成大屠杀的刽子手，甚至不是法西斯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而是说成一个民族主义者。更让我俩惊诧莫名的是，这位总统必定是疑心没几个学生曾经听说过希特勒，他试图赋予元首的遥远幽灵以地方生命，用他特有的、别人学不来的公共演讲风格，像说腹语似的说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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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希特勒——哇，希特勒真的是绝顶聪明——也许他想说，光有物质基础，幸福还是不可得的，所以他提出了另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他称之为第三帝国（Dritte Reich）。这个第三帝国实实在在地会给德国人民带来幸福。第一帝国是腓特烈大帝的帝国，是老腓特烈领导的帝国；第二帝国是就在世界大战之前还存在着的那个，而今在世界大战中被摧毁了。“来吧，让我们建造起一个第三帝国，在这第三帝国里，嗨，姐妹们，你们会活得很快乐；嗨，兄弟们，你们会活得很快乐；嗨，孩子们，你们会活得很快乐；嗨，你们，德意志的爱国者们，你们将目睹德意志加冕为王，凌驾于世界所有民族之上。”兄弟姐妹们，希特勒如此描绘这些理想，真是太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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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顺着他的讲话低语的时候，老外交官变得越来越不安和疑惑。“你有把握吗，他真是在说这个？”他再三问我。我已经多次听过苏加诺用他那腹语式风格讲述孙逸仙、凯末尔、甘地、德·瓦勒拉和胡志明，那些时候他想提醒他的同胞们，民族主义是一种普世之物，而且同国际主义不可分割。我极力向外交官解释这一点，但没有成功，他怒气冲冲地回到了大使馆，比从前更确信苏加诺是个疯狂而危险的江湖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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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我感到晕头转向。在我的年轻生命里，我是头一回被邀约透过倒转的望远镜来看我的欧洲。苏加诺自认是个左派分子，他也明知希特勒统治的恐怖。但他似乎是平静安详地看待这些恐怖，虔诚的基督徒就是以这样的平静安详，沉思以上帝的名义干下的数世纪的集体屠杀和摧残折磨；或者，是他保持了轻快的距离，如同我的学校老师谈到成吉思汗、宗教裁判所、尼禄或皮萨罗。从今往后要像从前那样想到“我的”希特勒，那就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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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不出一个好名头来称呼这种体验，直到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之后，那时我在菲律宾，为了自学西班牙语，结结巴巴地读何塞·黎刹（José Rizal）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小说《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在故事之初有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瞬间。年轻的混血主人公，长期旅居欧洲之后，最近返回了1880年代的殖民地马尼拉。他从马车车窗望出去，看到了市里的植物园，发现他也是（可以这么说）处在倒转的望远镜的末端。这些园圃自然而然（黎刹说是maquinalmente）、不可避免地隐没到它们在欧洲的姐妹园子的意象当中去了。他不再能够实际平常地体会它们，而只能近在咫尺同时又远在天边地看着它们。小说家引人注目地把这一无可救药的双重幻影的动因命名为：el demonio de las comparaciones[2]。原来那就是1963年所遭遇到的，我心里说道：比较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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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诸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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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东南亚”一直是个再好不过的场所（locus），可以由此努力适应这类挥之不去的幽灵。作为一种意义深远的想象物，它年齿极浅，比我本人的还浅。不必惊怪，它的命名出自外部，甚至在今天，居住在它的大约17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更不用说水域）上的几乎5亿人口，极少有人认为自己是“东南亚人”。较老的中国概念“南洋”，模模糊糊指的是由海路可达的一片“南方”区域[3]。后来日语里的派生词南方（nampō），宽泛而有弹性地延展到美国人称之为西南太平洋的地方。“东南亚”本身只是在1943年夏，随着蒙巴顿的“东南亚司令部”的设立，才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术语问世；该司令部是更传统的印度司令部的支脉，但是它驻扎在康提，所司的领土职责包括锡兰和英属印度的东北边疆（两者都不在今天的“东南亚”），却排除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直到1945年7月），还有菲律宾。然而这一命名显然是对下述事实的反应：历史上首次有一个单一势力——裕仁天皇的军队势力——有效地控制了英属缅甸和西属—美属菲律宾之间的整片地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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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正好在同一时间，学术界开始严肃地运用这个术语，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那两个海上帝国的学者们[5]。这股新浪潮可以说在1941年已经露头，那时了不起的缅甸学者、前英国殖民地的公务员约翰·弗尼瓦尔（John Furnivall）发表了他的《东南亚的福利与进步》一书——是在纽约，两年后紧接着发表了《东南亚的教育进步》——又是在纽约。1942年，美国政治科学家鲁珀特·埃默森（Rupert Emerson），与他的同事伦诺克斯·米尔斯（Lennox Mills）和弗吉尼亚·汤普森（Virginia Thompson）一道，出版了《东南亚的政府与民族主义》。左翼美国人布鲁诺·拉斯克（Bruno Lasker）于1944年出版了《东南亚各民族》，1950年又出版了精彩的《东南亚的人性枷锁》。英国殖民地官员维克多·珀塞尔（Victor Purcell）在1951年写成了不落俗套的《东南亚华人》。次年，英国历史学家夸里奇·威尔士（Quaritch Wales）在其《古代东南亚的战争》一书中，犯了时代错误，将“东南亚”的世纪推远到欧洲人到来前的往昔。随着英国前殖民地官员D.G.E.霍尔颇具官方权威的《东南亚史》于1955年问世，这个概念堂而皇之地正规化了（虽然霍尔在该书的第一版中没有把菲律宾包含在内，这一缺席在以后的连续再版中部分得到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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