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05034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1703304873]

1703305035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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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37 比较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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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39 1963年2月2日，在与我被教导着把它想象成“东南亚”的这块土地初次相逢约莫一年之后，我有了一次奇特的经历，那时我无以名之。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要接受印度尼西亚大学的名誉学位，他临时邀请了外交使团，与大学生和教员们一同出席。不知怎的我最后成了一位年长的欧洲外交官的耳语翻译。苏加诺在讲他最爱的两个主题：民族主义和领导者。本来风平浪静，突然，他开始谈起了阿道夫·希特勒，而且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不是将其说成大屠杀的刽子手，甚至不是法西斯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而是说成一个民族主义者。更让我俩惊诧莫名的是，这位总统必定是疑心没几个学生曾经听说过希特勒，他试图赋予元首的遥远幽灵以地方生命，用他特有的、别人学不来的公共演讲风格，像说腹语似的说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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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41 比方说希特勒——哇，希特勒真的是绝顶聪明——也许他想说，光有物质基础，幸福还是不可得的，所以他提出了另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他称之为第三帝国（Dritte Reich）。这个第三帝国实实在在地会给德国人民带来幸福。第一帝国是腓特烈大帝的帝国，是老腓特烈领导的帝国；第二帝国是就在世界大战之前还存在着的那个，而今在世界大战中被摧毁了。“来吧，让我们建造起一个第三帝国，在这第三帝国里，嗨，姐妹们，你们会活得很快乐；嗨，兄弟们，你们会活得很快乐；嗨，孩子们，你们会活得很快乐；嗨，你们，德意志的爱国者们，你们将目睹德意志加冕为王，凌驾于世界所有民族之上。”兄弟姐妹们，希特勒如此描绘这些理想，真是太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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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43 我顺着他的讲话低语的时候，老外交官变得越来越不安和疑惑。“你有把握吗，他真是在说这个？”他再三问我。我已经多次听过苏加诺用他那腹语式风格讲述孙逸仙、凯末尔、甘地、德·瓦勒拉和胡志明，那些时候他想提醒他的同胞们，民族主义是一种普世之物，而且同国际主义不可分割。我极力向外交官解释这一点，但没有成功，他怒气冲冲地回到了大使馆，比从前更确信苏加诺是个疯狂而危险的江湖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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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45 对我而言，我感到晕头转向。在我的年轻生命里，我是头一回被邀约透过倒转的望远镜来看我的欧洲。苏加诺自认是个左派分子，他也明知希特勒统治的恐怖。但他似乎是平静安详地看待这些恐怖，虔诚的基督徒就是以这样的平静安详，沉思以上帝的名义干下的数世纪的集体屠杀和摧残折磨；或者，是他保持了轻快的距离，如同我的学校老师谈到成吉思汗、宗教裁判所、尼禄或皮萨罗。从今往后要像从前那样想到“我的”希特勒，那就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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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47 我找不出一个好名头来称呼这种体验，直到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之后，那时我在菲律宾，为了自学西班牙语，结结巴巴地读何塞·黎刹（José Rizal）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小说《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在故事之初有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瞬间。年轻的混血主人公，长期旅居欧洲之后，最近返回了1880年代的殖民地马尼拉。他从马车车窗望出去，看到了市里的植物园，发现他也是（可以这么说）处在倒转的望远镜的末端。这些园圃自然而然（黎刹说是maquinalmente）、不可避免地隐没到它们在欧洲的姐妹园子的意象当中去了。他不再能够实际平常地体会它们，而只能近在咫尺同时又远在天边地看着它们。小说家引人注目地把这一无可救药的双重幻影的动因命名为：el demonio de las comparaciones[2]。原来那就是1963年所遭遇到的，我心里说道：比较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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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49 “东南亚”的诸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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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51 对我来说，“东南亚”一直是个再好不过的场所（locus），可以由此努力适应这类挥之不去的幽灵。作为一种意义深远的想象物，它年齿极浅，比我本人的还浅。不必惊怪，它的命名出自外部，甚至在今天，居住在它的大约17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更不用说水域）上的几乎5亿人口，极少有人认为自己是“东南亚人”。较老的中国概念“南洋”，模模糊糊指的是由海路可达的一片“南方”区域[3]。后来日语里的派生词南方（nampō），宽泛而有弹性地延展到美国人称之为西南太平洋的地方。“东南亚”本身只是在1943年夏，随着蒙巴顿的“东南亚司令部”的设立，才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术语问世；该司令部是更传统的印度司令部的支脉，但是它驻扎在康提，所司的领土职责包括锡兰和英属印度的东北边疆（两者都不在今天的“东南亚”），却排除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直到1945年7月），还有菲律宾。然而这一命名显然是对下述事实的反应：历史上首次有一个单一势力——裕仁天皇的军队势力——有效地控制了英属缅甸和西属—美属菲律宾之间的整片地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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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53 几乎正好在同一时间，学术界开始严肃地运用这个术语，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那两个海上帝国的学者们[5]。这股新浪潮可以说在1941年已经露头，那时了不起的缅甸学者、前英国殖民地的公务员约翰·弗尼瓦尔（John Furnivall）发表了他的《东南亚的福利与进步》一书——是在纽约，两年后紧接着发表了《东南亚的教育进步》——又是在纽约。1942年，美国政治科学家鲁珀特·埃默森（Rupert Emerson），与他的同事伦诺克斯·米尔斯（Lennox Mills）和弗吉尼亚·汤普森（Virginia Thompson）一道，出版了《东南亚的政府与民族主义》。左翼美国人布鲁诺·拉斯克（Bruno Lasker）于1944年出版了《东南亚各民族》，1950年又出版了精彩的《东南亚的人性枷锁》。英国殖民地官员维克多·珀塞尔（Victor Purcell）在1951年写成了不落俗套的《东南亚华人》。次年，英国历史学家夸里奇·威尔士（Quaritch Wales）在其《古代东南亚的战争》一书中，犯了时代错误，将“东南亚”的世纪推远到欧洲人到来前的往昔。随着英国前殖民地官员D.G.E.霍尔颇具官方权威的《东南亚史》于1955年问世，这个概念堂而皇之地正规化了（虽然霍尔在该书的第一版中没有把菲律宾包含在内，这一缺席在以后的连续再版中部分得到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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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55 为什么姗姗来迟？又为什么最后一蹴而就？首先，这里缺乏一种历史性的霸权势力，就像奥斯曼土耳其人对近东或中东，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家族对“拉丁”美洲，莫卧儿人对“印度”，以及让“中国”成为一种貌似可信的有界幻象的北京历代君王那种权力。其次，一旦伊斯兰教（从十三世纪开始）和基督教（从十六世纪开始）打破了印度教—佛教相混融的文明态势，这个地区就呈现出非同一般的宗教异质性，而印度教—佛教文明的遗迹如今尚名列世界奇迹之中，如柬埔寨的吴哥，爪哇的婆罗浮屠，暹罗的大城府，缅甸的蒲甘和末罗汉等。[6]今天，缅甸、暹罗、老挝和柬埔寨各自信佛，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是穆斯林占优，菲律宾主要是天主教徒，而越南尤其继承了儒教、道教和大乘佛教。但是无疑地，起关键作用的要素还是这一地区形形色色帝国主义的奇特历史[7]。这里只有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不见踪影。英国人在缅甸、马来亚、新加坡和北婆罗洲，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葡萄牙人在东帝汶，西班牙人和美国人在菲律宾，法国人在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加上半独立的缓冲国暹罗，在伦敦和巴黎这对冤家的殖民地间苦苦支撑。再有，这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并非像非洲大部分地区所发生的那样，在十九世纪晚期一拥而至，而是数世纪间前前后后赶来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封建主义的十六世纪末叶，荷兰人在重商主义的十七世纪，英国人在启蒙主义的十八世纪，法国人在工业主义的十九世纪，美国人在机动化的二十世纪到达此地。每个帝国势力跟它的竞争国互相猜忌、明争暗斗，把自己的领地同其余地区隔离开来，结果到二十世纪初，巴达维亚（雅加达）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更了解阿姆斯特丹，而不大了解他们的远祖曾交往密切的柬埔寨；他们在马尼拉的兄弟族类对马德里和纽约的了解，又超过了对南中国海对面一衣带水的越南滨海地区的了解。而且，即便是在这个飞机、电报、电话的时代，这些殖民地也是距宗主国最为遥远的。越南之于巴黎，菲律宾之于马德里或华盛顿，东帝汶之于里斯本，马来亚之于伦敦（除了人种斑驳陆离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都比各帝国版图内其他任何地方更远。僻远、异质，还有可谓宗主国的分割，这个地区统一命名如此之迟，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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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57 然而二十世纪伊始，这一区域有史以来首次开始形成边界，这要特别归功于墨卡托的遗产[8]。今天的缅甸，在1885年到1937年间，曾是殖民地印度的组成部分，是它唯一的佛教省份。但就在那时候，连续的、绘成地图的边界线已经给定，大体上延续至今。巴黎明确标示出中国领土在哪里终止，法属越南的东京从哪里起始，它消除了数世纪以来渗透性的相互联系，更别提今日越南的某些地区被合并到中华帝国里的那一千年了[9]。二十世纪初，新几内亚岛位于东经141度以西的那一半属于荷属东印度，如今它是东南亚的一部分。然而东边一半就不是。这半边的以北部分，在1885年和一战之间，是凯撒·威廉兰（Kaiser Wilhelmland），隶属于同样可笑地唤作俾斯麦群岛的一个德国殖民地。以南部分是英国人的。1920年后，这南北两部分渐次变成了一个虚弱的单位，由澳大利亚的次生帝国主义控制。如果我们不但想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被排除在东南亚之外，还想到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最近拒绝了锡兰/斯里兰卡的加入申请，我们就能看清这幅地图的真正重要性。回溯一千年，锡兰同东南亚有着文化、商业甚至政治的密切联系，它还和缅甸、暹罗、柬埔寨、老挝共同信仰小乘佛教（穿过孟加拉湾的双向朝圣路线存在好几个世纪了，至今依然如故）。它的农业、气候、食物和文化极其类似于东南亚的很多地区。可是它最终却被——也许不太舒坦地——钉在了“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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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59 造成最后一蹴而就的是太平洋战争、飞速的战后去殖民化、冷战的发动，以及美国人想取代日本人做本地区唯一霸主的持续努力。这一地区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在1942年初到1945年间的冷不防地耻辱性崩溃、1943年起越来越孤注一掷的日本对“土著民”的武装和军事训练、有时受到远道而来的盟军援助的抗日游击队的兴起，还有在缅甸和菲律宾展开的日军和盟军之间创巨痛深的激战：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当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以后，欧洲人不可能昂然卷土重来。在亚非殖民化区域的别的任何地方，这样的事情从没发生过。它也意味着，继大约140年前的西属美洲之后，东南亚成了唯一的这样一块殖民化区域：这里争取独立以及更多东西的武装斗争是家常便饭。不同寻常的是，在拉美的最西端，即菲律宾，这个过程在1896年已经开始了，那时候，由博尼法西奥（Andrés Bonifacio）、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马比尼（Apolinario Mabini）领导的一场既早熟（对亚洲而言）又晚熟（对拉美而言）的起义，于1898年缔造了一个自由的菲律宾共和国，虽然它不久即被美国镇压了。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印尼，某种程度上还有马来亚，实际上都在为独立而战，大多取得了苦涩的成功——也渐渐意识到彼此在干同样的事业。1947年初，泰国进步的民选总理比里·帕侬荣（Pridi Phanomyong），在他被军方推翻之前的短暂时光里，发起了一个流产的“东南亚联盟”，想建立反帝互助的区域网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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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61 然而，是冷战在亚洲的揭幕真正开启了使东南亚成为像它今天那样一种想象的现实的漫长历程。在美国看来，大亚洲的主要国家都有一个多少比较固定的地位。日本已经被美国人占领了，唯华盛顿的军事和经济机器马首是瞻。印度在分治危机之后，在尼赫鲁和国大党的无与争锋的领导权下，似乎铁定是准英属的。中国嘛，唉，1949年后“丢失”给共产主义了，但是它太庞大了，顶多适合闪电式的、半秘密的干涉。印巴和中国之间地带的那些新国家则另是一番景象。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土生土长的、通常是武装起来的、由共产党人领导的运动质疑盟国企图创建的战后秩序的合法性。在1949年的缅甸，即取得正式独立一年以后，两个竞争的共产主义政党，加上各式各样的族群反叛团体，让吴努（Unu）政府差不多只控制了仰光。东面的法国殖民地，1946年末爆发了第一次印支战争，一年后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当这场战争在奠边府趋向尾声时，共产主义运动传遍了老挝这个山地国家，稍后又传入西哈努克的柬埔寨。在菲律宾，美国人重新扶植了一个腐败的地方巨头阶层，来领导已被正式承认为独立（当然是在1946年7月4日）的这个国家，这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共产主义起义（1948—约1954年），它是以战争年代的人民抗日军（Hukbalahap）为班底的。在印尼，起初看上去，本土的左派已经在1948年被忠于革命总统苏加诺和副总统哈达（Hatta）的军队制伏了，但在主权移交之后，印尼共产党却出人意料（而又合法）地恢复了元气，不过十年时间，成为共产主义集团以外最大的共产党。在马来亚（它直到1957年才正式独立），1948年春之后伦敦发现，它面对着它的现代帝国历史上最长久、最猛烈的抵抗——来自一个马来亚共产党，该党是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发展而成的。只有在暹罗，“常态”似乎占了上风；武装的共产主义仅在1960年代中期才开始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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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63 世界上没有别的地区有这样惊心动魄的传略，拉美没有，近东没有，非洲没有，南亚也没有。新霸主打定主意，它不应像中国那样“丢失”了。于是，1954年，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成立了，它初创于美国人的马尼拉，后来总部设在曼谷，其用意就是挽救这整个后殖民地区免遭共产主义幽灵之害[11]。随后十年里，东南亚的本地政府采取了两种措施，要创建一个不那么全盘地受外人支配的区域性组织；这两种措施最终都夭折了。由暹罗、菲律宾和当时的马来亚创建于1961年的东南亚联盟（ASA），最后无力解决因马尼拉对北婆罗洲（沙巴）的主权要求而起的日渐升级的争吵[12]。马菲印尼联盟（Maphilindo）是印尼的激进民粹主义总统苏加诺1963年想出的妙计，打算包含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这些个“马来”民族，然而一当白厅从马来亚、新加坡、北婆罗洲以及从前编造出来的“白人拉甲的沙捞越”拼凑出“马来西亚”，它转眼间就塌陷了[13]。不过，1967年，当苏加诺在一场大规模凶杀的狂欢中倒台以后，一个较为持久的机构创立了，那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它最近——隔了三十年之后——接纳了越南、缅甸和老挝，也许有朝一日会让洪森的柬埔寨与沙纳纳·古斯芒的东帝汶加入进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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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65 东南亚研究，东南亚人，东南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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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67 有一个领域，它迥异于外交官、将军、情报机构和国家首脑们组成的领域，在它那里，东南亚更早也更成功地在变成一种现实。各色殖民主义制造了大量学术成就，这些学问被各殖民地框限于研究本地区——用英语研究缅甸和马来亚，用美语研究菲律宾，用荷兰语研究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用法语研究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等。正像这样，战后美国的反共霸权给东南亚研究这个新领域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从事这种研究的第一个学术计划（programme）于1947年在耶鲁大学创立，不久以后，我所在的康奈尔大学紧跟着设立了一个同类计划。在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所造成的惊恐状态下，随着第二次印支战争爆发，相似的计划在全美国繁衍开去。后来，这种模式蔓延到澳大利亚、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斯堪的纳维亚等地，侧重点各各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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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69 美国开创的这种东南亚研究，与殖民地时代先已存在的那种学术研究之间，自始即有一种关键的差别[15]。殖民地时代几乎所有的伟大学者——比如，约翰·弗尼瓦尔和戈登·卢斯（缅甸）；马伯乐和保罗·马斯（印度支那）；理查德·温斯特德和R.J.威尔金森（马来亚）；特奥多尔·皮若（Theodoor Pigeaud）和贝特兰·施里克（荷属东印度）；罗伊·巴顿和罗尔斯顿·海登（菲律宾）——都是或曾经是殖民地官员。他们一生有很长时期住在殖民地，对那里了如指掌。然而如此沉浸其中的前提条件是，即便他们私底下怀疑殖民事业，也不大可能公然说出来[16]。在战后的后殖民时代，这类人物消失了。东南亚，或者至少是它非共产主义的区域，遭逢了成群的美国官员，他们要处理一切事务，从军事、情报到教育和资本主义发展，但他们都是大忙人，也几乎不通当地语言，很少有时间或意向去做殖民地的风平浪静所容许的悠闲研究，他们走马灯似的轮换岗位，以致不能深入理解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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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71 结果，东南亚研究成了宗主国教授们的领地，他们主要并非美国联邦国家的财政受益人，毋宁说是私立大学和州立大学，还有私人基金会（特别是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受益人。既然他们工作的架构——东南亚——是这一地区非殖民化和美国不依不饶的冷战霸权的后果，他们的研究明显集中在同他们殖民时代的前辈迥然有别的学科领域里：首先是政治科学，还有近现代史和人类学，而不是考古学、古代史和古典文学。这一转变意味着它的领军人物不是有着文官思想或官僚责任的人（很多人对非共产主义的反殖民民族主义怀着积极的、公开的同情，公然批评华盛顿政策的也不在少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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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73 称之为东南亚研究的一个制度化研究领域，处在有着无限财力和巨大政治野心的一个大陆强国的中心，就眼下的目的来说，它的创建具有两大后果。第一，教授们和研究生们跨越学科汇聚一堂，不是出于特殊的国家兴趣，而是出于区域兴趣。前者讲授——后者听受——这样一些课程：东南亚史、东南亚政治、东南亚经济、东南亚的神话与象征，诸如此类[18]。这种课程有一种实际的好处，它迫使所有学生横跨一个极其多样化的“区域”，多少带着比较的眼光思考问题，并且把学生们聚到一处密切切磋，即便某人对古代越南感兴趣，另一个对菲律宾公共行政感兴趣，还有一个对爪哇人的神秘崇拜感兴趣。（这也有不利之处，它往往把这些学生同研究朝鲜、斯里兰卡、中东、中国等地的教授和学生分隔开来。）热烈的学生课堂和个人关系最终延伸入学术的职业生涯，深深地与作为一个真实地点的东南亚捆绑在一起，并奉献给它。这一奉献也超越了直接的冷战分界线，因为原则上，共产主义的、中立的和亲美的国家都在一个单一架构内并列着被研究[19]。就此而言，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东南亚对美国大学中的人们来说，比对其他任何人都更为真实。第二，那时候美国有资源可以创建举世无双的“东南亚”图书馆[20]；它也有学术经费把感兴趣的学生从诸多不同的国家吸引过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从东南亚本身那些出入自由的国家过来的学生。多年的学生生活，伴随着他们共同的研究，跨国的友谊、爱情，有时还有婚姻，在1950年代已经开始造就一批年轻人，他们能够想象自己是东南亚人，同样也是印尼人，或菲律宾人，或暹罗人[21]。他们归国后，一般待在国立大学、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和资望较高的大众传媒的重要岗位上，常常会把这些个人关系维系几十年。而且，这些学生中相当数量的人凭借在美国的学习，能够以一种共同语言（在美国或别处）发表研究成果。对这类人而言，英语成了——这一点完全不曾刻意强调——东南亚真正的通用语，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的现实性的保证；很久以后，外交官、政客、将军甚至技术官僚们才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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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75 1960年代中后期，越南战争加剧为第二次印支战争，这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即东南亚在大学共同体内外的进一步成形。在美国大众传媒看来，越南差不多从来就位于东南亚——尽管考虑到它数世纪以来同中国的恼人的亲近，还有它在河内的共产主义政权，人们本应可能视之为中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当强制征兵开始带来不良后果的时候，学院里注册学习东南亚课程的人数暴涨，有关东南亚的图书也越来越唾手可得。回想起来，更令人吃惊的是有那么多教授和学生，他们虽然在越南问题或越南语的知识上专业化程度不深，却自认为有道德义务和知识能力，以东南亚研究权威的姿态，对这个国家及这场战争公开发表意见[22]。而且更有趣的是，这场战争（事实上它严重分化了东南亚专家）造成的校园生活的政治化和两极化，对在国外求学——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地方——的东南亚学生产生了影响。人们可能发现，泰国和菲律宾学生针对战争进行抗议和游行示威，并同印度支那的民族休戚与共，而他们的政府与美国战争机器沆瀣一气[23]。这些学生去游行示威，当然有他们自己的民族政治的理由，也有激进的、人道主义的理由，但是关键在于，他们视彼此为游行的同志，旁边还有从事东南亚研究的美裔、欧裔、澳裔、加拿大裔学生，和他们一起抗议。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些学生中有人成了真正民主化、包容性的东盟最为庄重博识的代言人之一。他们是这样一类人：在曼谷他们敦促泰国政府公开支持昂山素季，在马尼拉和吉隆坡他们抵制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政府的企图，这两国政府可恶地热衷于镇压要求东帝汶自由的会议，姑息苏哈托政权。当然，成效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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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77 作为东南亚劳工和资本家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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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79 当历史学家们开始——就在不久前——将东南亚想象成冷战前和殖民前就已存在的古老实体的时候，可供发掘和审视这一实体的一个要地是中华帝国积数世纪之久的巨大档案。从这个王国出发，佛教朝圣者穿越东南亚沿海地区，往返于中国与今日南亚的圣地之间，有的人留下了详尽的旅行记述。东南亚的许多较大的王国都习于向当朝天子派遣使团，直到欧洲人中断了这一活动为止；他们使团的目的是为了贸易、情报与政治合法性。帝国朝廷喜欢把这些使团说成是“朝贡者”，但也利用它们来搜集有关其“野蛮的”南部外围的信息。（古代北京和当代华盛顿在这点上有一种讽刺性的相似。）因而并非意外的是，当代最卓越的“古代东南亚”历史学家沃尔特斯（O.W.Wolters）——他的全部作品宏伟地跨越了今天被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和柬埔寨占据的领土范围——刚出道时是个年轻的汉学家，为马来亚殖民行政机构的一个部门工作，该部门被荒唐地误称为“中华属国”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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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81 福建和广东，今日中国的这两个东南沿海省份，其中有些男子往往不遵守经常很凶残的帝国禁海令，从很早时期起就迁往东南亚，入赘当地家庭，做起了工匠、商人、港务长，有些情况下还成了有权有势的朝臣。偶尔甚至更加高贵：当今的暹罗王室，这么说吧，有50%的“中国”血统；柬埔寨的诺罗敦家族也不亚于此。初来乍到，在一个陌生环境里，多数人没法像他们自己被养育的那样，养育他们的混血后裔。除非有意外的外部干预，他们的子孙会渐渐同化到当地种群里。这种同化比较轻松，因为最初的移民不知道他们是“华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文盲，通常讲的是闽南语和粤语这类彼此听不懂的话；因此他们认同于职业、宗族和老家，而不是认同于几个世纪后方才浮现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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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083 有三股重要力量运转起来，改变了这种逐渐潜移默化的状况。首先是欧洲人的到来。他们对这些语言都茫然不解，他们的眼睛只盯着面相、服饰和职业，他们的野心倾注在掌控本地区的贸易上，所以他们决定，这一类人统统是“华人”，进而以这个决定为基础采取行动[25]。（东南亚对“华人”的大屠杀在十八世纪由本地区第一批法西斯分子发起：巴达维亚/雅加达的荷兰人和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其次是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它在中国东南造成一片狼藉，让清王朝几乎全盘丧失了对其南方海岸边界的控制。近乎同时出现的汽船，以及资本主义殖民地东南亚这个劳动力匮乏的巨大市场，使得来自不同语言群体的年轻男子以空前规模大量移民成为可能[26]。最后是十九世纪末华人民族主义的登台，不只是在中国本土的城市，而且（有时甚至更早）还在南洋[27]。特别是在今天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一地带上，这些民族主义伴随着识字率（不管是汉字还是罗马字）的提高、报纸的出现、移民中的性别比正常化——这带来了更加稳定的家庭生活。相反地，暹罗和菲律宾因不同原因，同化进展得相当快速平稳，那里的这种趋势就大为逊色，对暹罗和菲律宾民族主义的认同反而强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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