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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第四部分 所遗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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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倒霉的国家（El Malhadado Paí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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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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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原住民将不被唤作印第安人或土人；他们是秘鲁儿女，是秘鲁公民，他们将被称为秘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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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德·圣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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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佛罗伦萨是为了把秘鲁和秘鲁人忘掉一个时期，但想不到今天早晨却又撞上了这个倒霉的国家。（Vine a Firenze para olvidarme por un tiempo del Perú y de los Peruanos y he aquí que el malhadado país me salió al encuentro esta mañana de la manera más inesper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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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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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记录，无一不同时是野蛮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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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本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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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两百年的相当长时期里，叙述国家似乎大体上是一桩简单明了的事情。成群结队的历史学家，有优秀的有蹩脚的，在民俗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文学批评家、考古学家，当然还有国家本身的协助下，制造出汗牛充栋的著作，帮助现有的和将来的公民们想象他们政治共同体的演变史和前景。在他们的方法、取向、资料库和政治观点方面，能想到的差异或许应有尽有，但这些“历史学家”往往认为他们的文本是“文明的记录”，或者说是进步的故事，不管这进步多么蜿蜒曲折，因为国家总被视为具有历史的真和道德的善，毋庸多疑。各种政治的和其他的理由摆在那里，让我们深信这样的著作之流会无限延伸，既然民族—国家需要它，而且在广阔的公共舞台上，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仍然被普遍承认，甚至备受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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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至少书写的工作是日见其难了。越来越多地，这种工作是熟练工的团队和委员会在干。越来越多地，清晰的“叙述线条”（narrative line）被搅得模糊难辨，模糊它的，是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统计分析，还有来自世界史（Weltgeschichte）、女性主义理论、第三期的马克思主义、身份政治等等的搅和。今天，能够凭一己之力认真承担起叙述国家之任的、有真才实学的历史学家是非常罕见了：尤其是因为这样的人常常慎思过本雅明的锥心的格言。事情的真相是，团队生产的国家史，就照我们这个世纪的晦暗末叶所出版的那样，唤不起如火的热情，甚至好像还引出些许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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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历史学家注定要被取而代之，被他们的年轻接班人，也被历史时间自身的流逝：对此他们了然于胸。他们被人追念的最大希望在于这一种发展机会：追随修昔底德、塔西佗、吉本、米什莱和布克哈特的足迹，从历史学的移动宿营地悄悄挤进文学的安定静居地。然而在这些封神封圣的静居地，他们又不经意间接触到较优秀的小说家——还有别的人。如果他们在仍和我们相随的民族主义时代完成工作，他们会发现自己面对着令人生畏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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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象的共同体》中主张说，作为大众商品的小说的历史性问世，与民族（nation-ness）的兴起密切相连。民族和小说二者都是为同时性所化育，同时性则因源于时钟的、人为的“同质、空洞的时间”而成为可能；然后，它们又由“社会”所构成，后者被理解成一个有界的、处于历史之内的实体。这一切给人类开启了道路，可以想象跨代的、明确划界的大共同体，组成共同体的是绝大多数彼此素昧平生的人们；还可以推定这些共同体在向着无尽的未来不停滑行。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新颖性，就在于它能够共时地表征这一有界的、位于历史之内走向未来的社会。（民族史学将以历时性叙述补充这种共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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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论证思路，今天在我看来并非一无是处，不过它导向了一条未申明的假设，即民族和小说间的那种深层的原初亲和性意味着它们将始终互相契合：民族将继续充任小说的自然架构，虽则是没明说的架构，而小说将总是能够在不同水平上表现民族的现实和真理。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叶而言，做出这条假设相当容易。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左拉的皇皇全集，甚至还有普鲁斯特的作品集，都给我们提供了对他们那个时代法国的无与伦比的叙述；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之于美国，狄更斯、艾略特和劳伦斯之于英格兰，托马斯·曼和穆齐尔之于德国和奥地利，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冈察洛夫之于俄罗斯，谷崎润一郎之于日本，皆可作如是观。[654]在亚洲和非洲某些新近非殖民化的地区，这种能力依然十分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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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亲和性已经明显褪色了。小说从前那个颇为统一的世界，已经通过市场细分的宏大过程在崩坏：哥特式小说、犯罪小说、侦探小说、色情小说、科幻小说、“机场”小说，还有严格的历史小说，它们各有其形式惯例和读者群，后者绝非必定是作者的国人同胞。在谱系另一端，早期现代主义革新的一个关键层面是尝试着超越或扰乱“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从民族这方面看，事情也在飞快变化。1945年，（自认为是）没有国家的民族，数量肯定大于有国家的民族。今天情况不复如是。有国家的民族——民族—国家——越来越不需要小说。这一点的最好标志是两个机构的普遍存在：信息部和文化部，一个世纪前人们几乎闻所未闻。民族的表征越来越多地处于它们的监管之下，而且成了视听媒体的工作，由专业化的政府公务员和广告人之流摆弄着。越来越多的昔日伟大小说，为了得到一个被人赏鉴的机会，必须忍受时代误植的侮辱，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BBC分集连播，[655]或者通过标准化的全国课程向青少年强行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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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这些，由于本书别处讨论过的种种原因，我们这个世纪的艰难时世让十九世纪民族主义的至少部分乌托邦成分可信度日衰，对它们而言，普世进步是基本原理；最富才华的小说家由此受了影响。这不等于说其他本原性的乌托邦成分不会顽强存活下去，而是说它们面临着意义的矛盾，上个世纪的大小说家们可不曾感到被迫穷于应付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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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几遍多丽丝·萨默（Doris Sommer）的《核心小说》之后，我想到了：要审视本世纪末期的作家还可能怎样力图描绘民族这个问题，最佳地点是拉丁美洲。[656]西半球包含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大批民族—国家，它们几乎全是反抗欧洲宗主国中枢的那些革命斗争的产物。但是美国和海地太自成一格了，不适合进行方便现成的地区内比较；它们是其中最老资格的民族—国家，一个兴而做了世界霸主，另一个衰而落入穷途末路。然而余下部分（巴西除外）却共享着一种优势语言和宗教，也有国内暴力肆虐的相似历史。这个地区造就了本世纪最杰出作家的一部分，可是如果要谁举出其中某个民族—国家，说它的当代形势理当让人由衷乐观，那他大概要大犯其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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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默利用了上述这一切，尤其是拉丁美洲使用西语的许多民族—国家所提供的从事比较的无双机会，去思索一个多世纪里民族—小说关系的命运。她的阐释很复杂，尽管我对它感恩不尽，此处还是不能多有论列。论证的一部分是从这样的观察开始的：这个地区与众不同，因为只是在获得了正式的国家地位以后，小说才盛行开来。[657]于是在它的青年时期，小说主要和这种时代结伴而行：经历了革命战争及其元首横行的后继局面的多难岁月以后，人们不遗余力地创造秩序和进步。她把十九世纪那些公认的“经典作品”解读为多种多样的努力——其中有些比别的更见成效，要吸引公民—读者参与到巩固国家的工程中来。实现这个目的的首要法门，是让这样的读者卷入情侣们浪漫的苦乐之中，那些情侣典型地被塑造成体现了后殖民社会的最尖锐冲突：地区之间、物质环境之间、经济制度之间、阶级之间、种族之间的冲突。在这样的小说中，色情被民族化了，民族主义本身被色情化了。情人们幸福的障碍，被认为是民族福祉的障碍；他们幸福的获致，或至少在望，被当成民族的乌托邦未来的预兆。[658]萨默论点的最后一部分是，由于“统一和发展的希望”消逝了，继续生产出带着这种民族构建色调的优秀小说的可能性与时俱减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悲观论的兴起，从较长时段来看，不仅是对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天真的乐观主义”的倾圮做出的反应，也是因感到二十世纪拉美马克思主义运动未能为民族进步别开生面而做出的反应。但是结果证明“魔幻现实主义”并非唯一的可能之事，或许甚至不是最有教益的可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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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当我第一次阅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奇异小说《叙事人》（El Hablador）时，我立即觉得又碰上了比较的幽灵；因为它立即让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印尼巨匠普拉姆迪亚的《布鲁四部曲》，在一段更久远、相辅相成的时期里，还有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黎刹的伟大的西语小说（它们是独立前的煽动性小说，拉丁美洲可从未见识过）。何以故？《布鲁四部曲》最初是作者在望不到头的1970年代，在印尼的魔鬼岛即布鲁岛上，向他的难友们口述的；它也是一项卓绝的、庄严肃穆的努力，要在“这个霍乱时代”书写民族；它还是以“魔幻现实主义”为对照/参照而写出来的。[659]（这一章不是详论普拉姆迪亚的地方。但是需要寥寥几句说明的话，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之间的空间/时间连接起来。）前三部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附带了不少欧洲古典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的东西，近似于萨默研究过的那种民族小说。[660]它们给读者展示了，在1900年代初期，一个有特权的、受过很高教育的年轻爪哇男子，是如何拜形形色色的外国和本土导师之赐，而渐渐发展出民族意识和良知的；这种经验又是怎样引导他去开创民族主义运动的。对第四部，读者们肯定会大吃一惊。原来他们迄今读到的一切，都源于殖民地秘密警察的卷宗，特别是一个职位很高但不公开露面的土著民的文件。这个土著民讲述了《玻璃屋》，他的使命就是跟踪主人公，直到后者早死、继而在政治上被遗忘，书中把他表现得被他的受害人弄得神魂颠倒，迷了心窍。事实上他是如此魂迷心乱，竟公然到处暗示说，他篡改了卷宗里的记录，因而那些记录不再能够断然认定为纯净无瑕的真相。[661]最后，普拉姆迪亚的本国读者（这些小说遭禁了，但半秘密地流传着）知道，殖民地时代任何时候都不会容许任何土著民成为秘密警察的顶级官员。这种晋升要到五十年后才出现。《玻璃屋》的文件保管员和文件编档员—篡改者——也是最终的叙事者，是一种敌托邦的预期叙述。但是他叙述着，他叙述之物的范围，不外乎就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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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有必要先讲这些半是离题的话，然后再转到对《叙事人》的细致讲述和反思上，那将占去本章余下的篇幅。它们呈现了一种视野，可以说是从东南亚用望远镜观察一部世纪末的、拉美/西班牙/秘鲁的民族主义杰作。几乎不消说，我运用西语的能力很有限（仅有的一点是跟黎刹学的），我的拉美和秘鲁知识更是匮乏。的确需要强调的是，下文是探讨《叙事人》，不是对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部作品的总论，也不涉及他的生平，尽管这部小说包含了显是自传性的丰富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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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插两句话：秘鲁一千六百万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四倍于意大利的国土上。圣马丁正是向秘鲁儿女和公民们发出了他那解放的/灭绝主义的著名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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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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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萨这部小说一开头就是叙述者（我们或可叫他“MVLl”，但后边我将称之为N.）在佛罗伦萨，他在那里已暂趋于忘掉他的“倒霉的/受诅咒的”国家，还有他的秘鲁同胞。[662]但是他的目光被街边的橱窗吸引住了，橱窗里包含了三四幅照片，它们“使我蓦然回味起秘鲁丛林地带。宽阔的河流、高粗的树木、老朽的独木舟、架在支柱上摇摇欲倒的茅舍，还有那一群群男男女女，他们半裸着身子，涂抹了油彩，从闪光的照片上不眨眼地注视着我”（第7页）。[663]这些照片系一位后来病故的意大利人所摄，“既不蛊惑人也没有艺术感”（第8页），它们是关于秘鲁亚马逊地区的一个遥远部落玛奇根加的，它“就在不几年前实际上还与文明隔绝，以一两个家庭为单位散居四方。只是到了目前，这些单位才开始群居在照片拍下的地方，但仍有许多还住在丛林里”（第8页）。有两幅照片，N.从中认出了“新光”和“新世界”这两个新村落，三年前他到访过那里，当时他是暑期语言学院（th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的客人，该学院则是一个有争议的美国新教宣教士组织。然而让他着魔的那帧照片，表现了入神的玛奇根加人，沐浴在余晖中围成一圈，中间站着一个男人，很大程度上处于浓重的阴影中，正在挥手讲话。他立刻认识到这个男人是个有特殊角色的人物，这种角色翻成西班牙语，可以说就是hablador：叙事人，话匣子，大喇叭，饶舌者，吹聊斋的人？（稍候我们将考察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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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里，N.把我们带回到1950年代初，那时他是圣马科斯大学的新生，跟萨乌尔·苏拉塔斯交了朋友。萨乌尔有个外号，叫“鬼脸儿”，因为他的右脸上长了硕大一块黑紫色胎记。我们得知他是堂·所罗门的儿子。堂·所罗门是在1930年代移居秘鲁的波兰犹太人，他和一个几乎目不识丁的天主教克里奥耳女人同居了一段时间，萨乌尔出生后才娶了她。然后为了家庭，堂·所罗门改宗天主教，但“从未被承认”。他的妻子因癌症早逝以后，父亲带着儿子搬到利马。于是堂·所罗门重新皈依犹太教，还把他的小男孩领去城里的犹太教堂，孩子不胜其烦。这两个男人相依为命，和一只饶舌的鹦鹉（un lorito hablador）一起住在父亲的小店铺里。鹦鹉名叫格雷戈尔·萨姆沙（第12页）。我们顺便了解到，萨乌尔在所有作家中最推崇卡夫卡，《变形记》都会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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