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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 三 政治的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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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对于西方和中国而言，是两部不同的历史。西方以其近代的武力装备强逼中国溢出中世纪的轨迹，踏上了近代化的路程。但以武力自恃的西方无意实际上也没能力为中国提供问题的答案。同是“近代化”，它之于西方那可谓“凯歌高奏”，是跨越传统的胜利进军；它之于中国那是“吞咽苦果”，是戴着镣铐不得不走出中世纪的步履蹒跚。从此以后，中国人要同时面对两个彼此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不仅在军事装备而且在政治体制和其他物质文明成就方面都远远胜出中国的西方，一个是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自身具有强大压力的传统中国。因此，近代中国的宪制思想从落地生根之日起就无法回避两个问题：怎样学习西方？怎样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由于近世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由西方的武力侵逼所引发的生存危机，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已不单单是“今”与“昔”的分别，而是“现代”与“传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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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心里隐隐作痛的概念，是中国“不幸的现在”与“辉煌的过去”的一种残酷比照。中国人再也无法以自身作为参照去冷静地观察自己的过去，必须以强大的西方这个新坐标来检省自己曾有过的辉煌。因而，现代与传统这个在西方用来衡量自己文化成就的范畴，在近代中国便成了分别西方与中国的概念。与此相应，如何学习西方与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就成了可以互换的东西。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传统已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传统的政治伦理秩序不断地失去稳定。在这种情势下，那种欲图取法西方的武器装备以守护中国传统的做法已变得不可能，因为中国遭遇西方已不单是军事上的较量，而是两种文明的对抗。与此相反，那种试图按照西方的样子要求全改、全变的呼声却日益高涨。在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焦虑感催逼之下，中国的变革越来越趋向激进，从政治上根本解决问题成了近代中国的聚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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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聚焦点上，传统文化无法避免地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一直为政治的变革所利用、所左右，政治成了评判取舍文化的最高标准。其结果，中国虽实用性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却无法使之与中国的文化传统融会贯通。政制也就失去了成长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文化环境，被涂抹成单一的政治色彩。康有为为推进政治改革，写了《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这两部惊世骇俗的著作。他从中不仅发现了有利于政治改革的有力证据，而且还把孔子打扮成立宪改制的祖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并不满足于在形式上保留皇帝的那种政治改革，而要立行共和革命，为了推进革命事业，他们一方面对传统的专制主义表示强烈不满，一方面又从文化传统中找到了对“革命”、“共和”、“平等”、“民权”等有用的价值，而且孙中山本人就把共和革命看作是恢复固有的国粹。辛亥革命成功了，政府的形式改变了，但中国社会的性质还是老样子。民国初年便有了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活动。为此，袁世凯一班人又从传统中找到了对其“复辟事业”有价值的东西，正式确立了孔教的政治地位。面对着民国如此腐败黑暗的政治，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了痛苦的反省，发现了传统文化与现实政治的内在关系，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不仅要对黑暗的政治现实负责，而且也扼杀了中国成为一个强国的全部生机，他们坚信只有用“民主科学”的西方文化取代旧传统，中国的政治才有清明的日子，中华民族才会有复兴的希望。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传统不仅产生不了民主与科学，而且正是民主和科学的最大碍物，必须清除。五四人的文化激进在很大程度上由政治上的激进所激发。当他们极力倡导人权、民主、科学、个人主义、自由这些西方宪制的价值原素时，中国的政治却表现得更糟。于是，他们中的多数人从文化上的激进走向了政治的激进，相信真正的政治革命是取得宪制的不二法门。于是，那些思想文化上的旗手最终成了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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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代中国最凸显的一极是政治，便造成了宪制在文化上的极不成熟。约翰·杜威曾把宪制民主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胡适则认为它首先是一种思想的成果，两者的意思差不多。这样的解释对于西方而言也许是确当的，但它绝不适用于近代中国。宪制在中国首先被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一种被看作是推进民族主义事业的工具，一种随着不断的政治革命而来的一连串的价值预设。因而，要对中国的近代宪制思潮问题在文化上做恰当的评判是非常困难的。余英时先生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问题作的论辩是发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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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变成最高价值，任何人敢对“进步”稍表迟疑都是反动、退后、落伍、保守的。在这种情况下，保守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就不能保持平衡。在西方，例如英国有保守党，它并不以“保守”为可耻。……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虽然他心里并不是真的抱歉，因他总觉得保守、落伍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前进、创新、革命这才是真正价值的所在。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现状可以给保守者说话的余地。你要保持什么？因为这个“变”还没有定下来，没有东西可以保存。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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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习惯于从政治上以“进步”、“创新”、“革命”为标准去评判历史，而不大注意对一种思潮、一种思想，特别是对那些保守的思潮和思想进行文化史上的分解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中国的宪制主要不是受制于保守主义，而是被保守主义无法与“进步”、“创新”、“革命”的激进主义相互制衡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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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 [1]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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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源：《筹海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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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源：《筹海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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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源：《筹海篇·议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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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源：《筹海篇·议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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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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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二·笔记二十七则·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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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四·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日记·卷上·辛亥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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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贺熙龄：《寒香馆诗钞·舟中怀左季高》，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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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诗集，燕台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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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鸿章：《禀母》，见周惟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广益书局，1936年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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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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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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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盛国颐：《盛宫保引述》。以上材料也可参见陈绛《洋务运动与儒学传统》，《复旦学报》，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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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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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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