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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乍暖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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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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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不在人世已经一年又三个月。伟大领袖再也不能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向着人与红旗汇成的海洋挥手致意，只是静静地躺在广场中心他的纪念堂中。灵堂灯暗，面容犹明。他的胸腹高高隆起，其形状如同我们国家千山万壑之中有着“帝王岳”之称的泰山主峰。这尊躯体用防腐技术妥善处理，护以水晶棺具，令亿万人民颌首瞻仰，以使他的精神万世能够长存。然而灵魂毕竟不能永生，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悲哀和茫然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心里孕育着某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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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春天来得似乎格外早。北京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中，雨水特别少，也没有往年常有的漫天风沙。自从3月初以来，有5585人陆续来到这里。有教师，有科学家，有诗人，有医生。这些人可以合而称之为“知识分子”。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人们总是把他们叫作“旧社会留下来的”，或者是“没有改造好的”，或者是依附在某一张皮上的“毛”，到最后，干脆就只是叫他们“臭老九”。现在，虽然不再说“臭老九”了，但报纸的编辑眼看着他们涌向京城里来，却不知道该怎样来称呼这些人了。他们来自全国三十个省市区，甚至连台湾也包括在内，其中一百一十七人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这是我们国家最有学问的人。在刚刚过去的“十年文革”当中，不学无术的人几乎个个耀武扬威，而这些“最有学问”的院士却苦不堪言，很多人纷纷死去，就剩下这一百一十七个，劫后余生，现在全来了，一个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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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纷纷进入京城大街小巷，就如同一滴水汇进了一片大海，你无法在普通人中把他们分辨出来。那时候没有人穿西服，街上也没有形形色色的流行服装。这些人差不多全都穿着中山服，或者中式对襟袄，不是蓝色就是灰色，皱皱巴巴。住在大饭店里，却又总是往四合院里钻。时而从你身边走过，像是匆匆过客；时而聚集在一起，半天也不会散去；时而沉默无语，时而喋喋不休；时而笑，时而哭；时而吟诗，时而唱歌。叫旁人看来，这真是一群不正常的人。那几天，反常的事情的确层出不尽。比如有一天，郭沫若忽然站了起来，一边喃喃说着三个字：“我要去。”医生们站在一旁看着他，不敢相信。这老人在病床上已经躺了很久，大家都说他从此不会再有站立起来的那一天了，可现在他却站着，虽然有些徇偻，却是活生生的。“我要去，”郭沫若说，“去参加科学大会。”医生们面面相觑，然后小心地劝说他不能出门。但是，老人执拗得像个孩子，不容旁人劝说。医生们想来想去，实在不敢担保他的身体能否受得了，相持不下，事情就闹到中南海里，结果党中央不仅批准他去参加会议三十分钟，还同意让他在大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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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人都是为了这个大会才来的。具体地说，他们是希望共产党能够给科学知识一个新的说法，进而也可以对他们这样的人稍微好一些。谈到共产党对于科学知识的态度，春天似乎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二十一年前，也即1957年的春天，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然后又在《人民日报》上撰写社论批评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宣布罗隆基、浦熙修是“民盟右派系统”，还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共产党的战术，是要“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然后是十四年前，也即1964年的那个春天，学校里开始斯文扫地了。因为毛泽东说，他不赞成大学生读那么多书，还告诫他的上大学的侄子毛远新：“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教师就那么多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到了十二年前，也即1966年的那个春天，就更加不得了了。毛泽东在杭州先后三次将康生和江青召到身边，对吴晗、翦伯赞、邓拓、廖沫沙一干学者的资产阶级倾向严加申斥，还说吴晗、翦伯赞是两个“学阀”。从那以后，我们国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就像是在地狱里面过了一遍似的。现在，大多数人终于活着过来了，不过，没有活过来的人也不少：老舍在受尽凌辱之后投了太平湖，田家英吞金而死，还有邓拓、杨朔、闻捷、傅雷、丰子恺、张恨水、周作人、李广田、田汉、陈寅恪、赵树理、邵荃麟……也都不在人世。诗人郭小川倒是挺了过来，看到“四人帮”被抓起来，他在喜极之中又喝酒又抽烟，酒醉而卧，却不料烟头点燃被褥，他就这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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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还是活下来的人多些。现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已经不在人世，为所欲为的“四人帮”也被逮捕收监。这些人劫后重逢，谁不在心里想着向共产党要个“说法”呢？还在前一年的秋天，沙汀就从遥远的四川来到京城，寻访他的那些旧友。这位老人已经七十三岁，但是他所寻访的那些人似乎比他还要年长，他叫叶圣陶“叶老”，叫茅盾“茅公”，叫郭沫若“郭老”，叫夏衍“夏公”。他整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串，有时候搭乘人家的轿车，更多的时候只能坐公共汽车。颠沛流离之中，终于能够见到很多旧友，还有不少从此再也不能相见。他走进何其芳家，就只能见到其芳遗像。未及致敬，已老泪纵横，痛哭失声。又去大佛寺七十一号看天翼。天翼还活着，面色尚好，让人看不出他已经瘫痪。只是说话却不行了，唯能说出“好”或者“是”，多了便含混不清。看来他有不少话憋在心里，说不出就试图写。沙汀站在旁边默默看着，期待着，结果只有一个“艾”字算是写成了。还有立波，两鬓已经斑白。还有夏衍夫人，已经相当衰老，她的腿在被批斗的时候受伤了，现在就只能卧病在床。还有郭老，由人扶着出来，拄着手杖，佝偻着身体，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沙汀说他看到这情形的时候很不好受，不禁想起立群曾经说过的话：“见一面，算一面。”还有严文井，身体看上去还不错，不过，手稿书信却全都没了，只余一信。这是沙汀在“文革”前写给他的，他随手夹在字典里，这就成了历经浩劫而能幸存下来的唯一一信。沙汀就这样在京城里面转来转去寻找失散多年的文坛旧友，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些劫后余生的人们。他们全都是以写作为生命的人，却全都气息奄奄，还能再写什么呢？不过，也有一个人例外，那是姚雪垠。他的身材似乎比过去魁梧了，虽然已经谢顶，但却满面红光，情绪也不错，唯一不能满意的事情是，抱怨市面上买不到他的巨著《李自成》。周扬身体也还好，还能激动地谈论批判姚文元的两篇文章。所以夏衍留下一句话：“幸而周扬身体还好，好多问题可以搞清楚。”这话听上去几分悲凉，几分期待。不过，这悲凉和期待的心情并非夏衍所独有，至少沙汀就很有共鸣。又过了几天，国庆节，他从报纸上看到周扬和夏衍出席国庆的国宴，激动不已，差点哭了出来，颤声道：“这才叫落实政策。”可他怎么也想不到，周扬躲过了这一劫，却没有躲过另一劫。那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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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确正在忙着“落实政策”。他自己的“政策”是在1977年7月落实的。然后他就在8月8日一个科技教育界知识分子的会上说：“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他还说，他在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放知识分子”，他愿意给大家当“后勤部长”。他是在1977年8月8日说这些话的。他的口气叫满场的科学家听上去既亲切又真诚，与过去那些年里他们耳朵里面充斥的“反动”、“改造”、“右派”、“臭老九”之类的话真是天壤之别，所以他们全都由衷地鼓起掌来。在说了这些之后，邓小平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这些年大学的教育质量太差，他的话听上去没有一句不是和“文化大革命”针锋相对：不是搞了十年的“教育革命”么？邓小平却说，清华大学“变成了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是认定“教育领域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么？邓小平却说，“我看，主导方向是红线”。不是说“大多数教师和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么？邓小平就说“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样的”。他就这样不停地说，听得人们欣喜若狂而又心惊肉跳，因为他所批评的这些东西，不是毛泽东亲口说的，就是毛泽东画圈认定的。然而事情还不仅仅如此，邓小平还有更要紧的话呢。他反对科学家们要没完没了地学习政治，对那些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也没有兴趣，他号召大家“至少要用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还说，“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他听说知识分子们都不能算作劳动者，他们在农业科学院里种庄稼也不能算是劳动，如果有哪个知识分子想把自己的工作算作劳动，就要到农村去种庄稼。他觉得真是愚昧，就说：“无论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还说“科学试验也是劳动”。这些事情在今天看来真是天经地义，年轻人听了难免要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他们会说：这道理还用得着说吗？不过，他们的父辈在当日可是一点也没有笑，很多人甚至还当场哭了起来。为了这些根本用不着说的道理，这些人付出了多少代价啊！所以，邓小平的这一番话竟让文人们听了激动不已。掌声又一次动地而来：他们追随共产党已经将近三十年，现在终于感到共产党把他们当自家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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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讲话立即轰动了全中国的知识界。用刘西尧的话说，“‘八八讲话’，震动很大。”不过，这些话毕竟只是从邓小平嘴里说出来的，讲话的场合太小，也不是那么正式，能够算数么？如果邓小平说的算数，难道毛泽东说的那些就都不算数了？所以，刘西尧又承认他“心有余悸”。刘在当时主管着全国的教育，这个人要是整天心惊胆战，别人的日子还能好过么？有鉴于此，邓小平就觉得有必要再接再厉，彻底地将知识分子当中的唯唯诺诺扫除干净。又过了几个星期，9月19日，邓把刘西尧等人找来，说了一番更加大胆的话：“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邓小平又说：“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邓决心要召开一个更大规模的会议，把全国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都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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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九”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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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果然都来了，连郭沫若也来了，这位垂死的老人坐在轮椅上面，被人推着上了主席台。就在几天以前，他还能用颤抖的手写下会议的横幅，现在，这几个字就高高地悬挂在他的头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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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日子。大家全都来到人民大会堂。别看这些人都是名人，十二年来他们却从未到过这个地方。大厅里面依旧灿烂辉煌，世间多少悲剧已经发生，仅仅这一点，就叫他们好一阵激动。然而更加令人激动的事情还在后面。邓小平在这一天把他的“八八讲话”大加发挥，也把这些文人中间弥漫着的唯唯诺诺一扫而光。他说，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所以，他认定“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作用，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由此也就连带地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邓小平不肯回避毛泽东以往对于知识分子的蔑视。毛泽东曾经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还说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按照阶级分析的办法来区分的，意思是说，不同的阶级是不同的皮，而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些“毛”，依附在工人阶级身上，就是革命的，依附在资产阶级身上，就是反革命的。现在，邓小平在列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出”之后。跟着就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他这一番话真是非同小可。那时候的人们可不像90年代，工人们不再认为自己是“领导阶级”，只要不下岗就谢天谢地了，大学生毕业之后都要争着做“白领”，你要让哪一个去干体力劳动，他就觉得见不得人了，只有闯荡进城无依无靠的农民才会做那些又累又脏的事情。70年代的人们，都是以体力劳动者而自豪的，如果不是做“工人阶级”，至少也要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天然盟友”贫下中农。眼前的这些人既然有了知识，也就不敢奢望人家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只要不再把他们当作坏蛋挂木牌戴高帽游街示众，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这些人在科学的天地间有着无穷的想像力，但却怎样也不会想到，就在1978年3月18日这一天，这上千万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成了劳动者，甚至还能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这些“臭老九”们原本只是希望党来安抚他们一下子，真没想到居然得到了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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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不免掌声雷动，说是受宠若惊也罢，还是如释重负也罢，反正会场上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许多老人已经泪流满面。在这个春天里，他们的眼泪流得真是不少。尽管他们过去二十年是在眼泪中过来的，但是，把那些眼泪加在一起，恐怕也没有在这个春天里流得多。活着的人劫后重逢，哭了多少回？悼念悲惨地故去的亲友，又哭了多少回？说起邓小平的“八八讲话”到“三一八讲话”，又哭了多少回？数也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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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连续开了好几天。尽管郭沫若坚持参加，但是他在开幕那天以后就再也不能来了，他在最后一天的发言也只能采用书面的方式。他先是用了不少话来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然后就用他那种诗人一样的激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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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工作者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蛾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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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这一发言的题目就叫作《科学的春天》。通过播音员的抑扬顿挫的声音，这几个字瞬间便已传遍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成了人们描述那个春天的最常用的语言。这位在历史、考古、戏剧、诗歌、语言各个领域都有卓越建树的老人，在过去这些年始终沿着党指引的道路亦步亦趋，左右逢源，在党的领袖们当中从来没有失宠，其命运与其他许许多多做学问的人真有天壤之别，但是，难道在他的内心深处就没有任何惨痛的感觉么？就在十二年前毛泽东严厉指斥吴晗和翦伯赞是“学阀”之后，他不是连想都没有想一想便对自己的学问痛下杀手么？他当着许许多多的人喃喃地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那时候他要么唯唯诺诺，要么如惊弓之鸟，那副模样和今天的豪情相比照，不正是我们国家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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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算是最不谙于政治的学问老人们，也意识到政治的气候变了。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一切的反应并不完全一样，对他们的老院长郭沫若也会抱有不同的念头，但是谁都相信他所说的“科学的春天”真的来了。这不是二十年以前的那个春天。那一次，用费孝通的话说，是“知识分子的春天”。糟就糟在那个“春天”之后，是延续了二十年的漫漫“严冬”。这一次，也即1978年，的确不同了。连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也能在这个春天里面部分刊出，接着又全文出版其代表作《论再生缘》。陈寅恪是中山大学教授，双目失明却有满腹学问，一向标榜“独立精神、自由意志”，与现实世界中“俗谛之桎梏”水火不容，所以他虽偏居华南，却能把全中国大批判的矛头吸引到自己身上。这些批判者当中，也有郭沫若。对于郭沫若，陈寅恪似乎始终抱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之立场。对于知识界里一派认罪悔过之风，陈寅恪也决不苟同。比如他就从来不肯说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这样的话，更加不会承认自己的学问“没有一点价值”。直到1969年10月他临死的时候，还要坚持自己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到了郭沫若所说之“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陈寅恪不在人世已经九年。再过几个月，郭沫若也要随陈寅恪而去了。不论这两个人对共产党领导这些年的中国抱有怎样不同的看法，在治学的领域里面怎样的“不相为谋”，他们在1978年的这个春天，不是同样地获得了某种解脱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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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们日后要来描述这个春天，或许就会用到“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诗。意思是，我们的国家在经过了无数磨难之后，变化终于来临，最先感觉到这个变化的乃是这些最有知识的人。这几个月里，可不仅仅是陈寅恪的著作重见天日，很多人当初硬着头皮没有烧掉的那些东西，现在都被翻箱倒柜，挖墙掘地，寻找出来。更多的人的确把自己的手稿“全部烧了”，现在全都后悔不迭，于是赶紧凭借着记忆重现昔日的精神。这真是世界文化史上罕有的奇观。艾青每天清晨四时起床，写作不辍。沙汀在修改自己的一个小说。章竞也开始继续完成一个中断多年的长篇小说。顾准不能继续他的工作了，他在四年前已去世，但是他的弟弟陈敏之却将他的未完成的遗作全部抄写一遍，并且整理分类，装订成册。这些作品证明，顾准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论述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注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人。他的论著写在1956年初夏。在此之前，这一问题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彻底否定，而且也为苏联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所否定。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顾准是先驱。他在1934年便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不久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中的一员，又在1949年成为上海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和上海财政局的局长。倘若不是由于对科学的执着追求，他的仕途必定也会一帆风顺。然而自从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学说，他就从此跌进了地狱。他成为右派，被开除党籍，同时也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在以后二十年的生涯当中，他大部分时间在乡下劳动。妻子汪璧，一个沉静、贤淑、举止端庄、待人和蔼、诚挚的女性，被迫与他离婚，五个子女则全部与他断绝亲情。当他在极度痛苦当中请求党组织让他见一见妻子的时候，却被告知她早在两年以前便已自尽。顾准在绝望当中笔耕不辍，一边在土地上刨出红薯充饥，一边研究“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一间集体宿舍的狭小角落里写作《希腊城邦制度》。他不断地写下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又因为躲避造反派的迫害不断地把写成的东西销毁，然后又是不断地写。但是，到了1974年的12月2日，他就再也不能写了。他在这一天死于癌症，仅仅活了五十九岁。临死之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与他的孩子们相见，希望孩子们就算不能同意，也会理解他所作的事情，能够把他重新当作父亲。但是他的五个子女全都拒绝到医院来看望他，只有老母惦记垂死的儿子，几番要去探望却又被他的妹妹阻止。妹夫是一个副部长，所以担心受到牵连。在那个年代，仅仅“牵连”两字就可以发生六亲不认的作用。顾准就这样在绝望当中死去。也是在郭沫若所说的这个“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顾准和他的妻子的骨灰盒才能够归葬一处。不过，他却只能和妻子的一些遗物相依为伴，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妻子死于何时，更没有人还能找到他的妻子的遗骸。又过了好几年，孩子们才终于从他的遗作当中理解了父亲。“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的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他的女儿这样写道。又过了十年，这些作品才终于公开出版。陈敏之向全中国介绍他的哥哥的思想、品格和遭遇，令无数的人为之泣下。他说：“在那个真理被抹上泥灰的日子里，人的生命被视为草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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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五尺男儿全都啜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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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千千万万像草芥一样活着的中国人，现在全都要发出芽来了。对他们来说，这个春天可不是在3月才开始。至少，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他们就觉得到处一派春意盘然。直到二十年后，他们当中的无数人还在兴致勃勃地回忆当日发生的一切。瞿汉金那时在江苏省南通县的金余公社。他说，广播里传来了“春天的信息”。徐州市的崔成柱说：“1977年初冬，我那颗凉透的心，又燃起一团火。”另一个青年汪永年的说法是：“一声春雷。”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张湛彬甚至说：“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老实说，冬天还是有的，只不过，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郭方的说法，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冬白”。此人半辈子走南闯北，到过无数地方，北大荒、内蒙古、山西、牛津、伦敦、巴黎。把种种日子，最穷的和最富的、最土的和最洋的，全都过了一个遍，但是，他说：“我最怀念的还是在阳光灿烂的冬日。”湖南省邵阳市塑料厂的龙国武那时和他的同伴们——一群知青，正在湘桂边界的密林深处一起掘沟筑堤。“春天的信息”也好，“阳光灿烂”也好，他们全都浑然不知。一个傍晚，这些人意外地看到一张《人民日报》，皱皱巴巴，满是泥土，还沾着数不清的脏兮兮的手印。报纸右上角的空白处，赫然画着一个硕大的喇叭花。“当我们将这‘春天的信息’连阅两遍之后”，龙国武说，“堂堂五尺男儿们竟然全都亢奋地啜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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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脏兮兮的报纸上刊登着要在全国恢复髙考的消息。这就意味着千万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终于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仅仅这件事，就会让所有中国人觉得这个冬天格外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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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考试的公告放在妻的面前”，崔成柱说，“妻子双手搂住我的脖子：‘有望了，有望了’。”龙国武手里那张报纸上，那支喇机花的喇叭口上，不知道是谁写了“报考去”三个大字，后面跟着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这个人真是独具匠心。他必定知道“恢复高考”这件事为所有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所渴望，所以他就用这种办法来传播他之所谓“春天的信息”。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另外的办法，那时候他们没有寻呼机，没有有线的和无线的电话机，甚至连足够的邮票也没有。然而仅仅那个喇叭花和那三个字就足够了，所有拿到这张报纸的人都用最快的速度传递出去。一种近乎原始的传递信息的方法竟能产生出一种奇异的效率，此中道理再明显不过：人同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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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的恢复高考的文件，在1977年10月12日下达。这一文件规定考试采用全国统一的试卷，按照文理两科分别拟题。文科要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则取消“史地”而增加“理化”。这些都在意料之中。最让人意外且兴奋不已的是，此文件将考生的年龄延长至三十岁，还特别提到“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两届高中毕业生”。这就意味着，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直到现在的所有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参加考试，事实上包括了从十九岁到三十岁的全部青年。当然了，恢复高考不仅仅是这些年轻人的事，有如郭方在二十年以后所说，这也是“我们国家开始了新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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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千万年轻人欣喜若狂的这“新的一课”，在1977年的夏天即已酝酿。说到底，这一事变同那个叫千万老年人悲喜交集的全国科学大会缘自同一个星期，还是邓小平的“八八讲话”。那一天，一大堆教师围着邓小平，虽说是个座谈会，但这些人进门的时候还没有抱定主意说些什么。但是，在看到邓小平的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之后，这些人积蕴在心头十年的话一下子喷薄而出，不免七嘴八舌起来。吉林的王大珩、上海的汪猶、北京的吴文骏、安徽的温元凯，还有物理学家叶笃正和医学家黄家驷，都说话了。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说得最多。他指责那种并不需要考试就可以进入大学的制度，说这不仅埋没人才，还导致世风日坏。热爱科学的人上不来，不想读书的人却占据了名额，美其名曰“工农兵学员”，其实大都是走后门进来的新权贵的后代。比如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他还借用老百姓的话说，“十七年前上大学靠分，现在靠权”。甚至连小学生也知道，“进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说到气愤之处，查全性就断言：“现行的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人才。”他一边说一边看着邓小平的脸色，果然邓小平听得动心了。实际上，邓小平两个月前就说过，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比发达的国家“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查全性的这一番话真是说到他心里去了。他算算日子，问道：“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这问题的确要命，往年这个时候，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早已发出，新学生也该整装待发了。可是这些教师对这种局面实在已经忍无可忍，也就顾不得什么新学年开始的时间。大家赶紧说，“来得及，来得及”，“最多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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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改过来，”邓小平说，“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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