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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第五章 昔日“逆流”，今日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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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到处“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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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半个世纪，世界舆论里，美国的《纽约时报》是最少说中国人好话的报纸之一，不过，它把邓小平看作一个例外。它说道：“邓小平永远地改变了历史的航程。”另外一家美国报纸《联合日报》则说，邓小平“为未来历史方向提供的希望超过当今任何一人”。不过，这都是80年代中期的事，也即我们国家的改革浪潮震撼了全世界的时候。在1978年的这个秋天，邓小平的官复原职已经14个月。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阶级斗争仍然是“纲”，“两个凡是”虽然受到巨大的挑战，但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潮。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他的理论虽然已经不再是右倾翻案的“逆流”，但在我们国家的治国大政当中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至于二十年后所有人都公认的“邓小平理论”，在那个时候人们连想也没有想过。那些日子，众口相传的是华国锋的教诲：“世世代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邓小平要向前走，可是他不能不对过去有一个交代。他不可能在带领中国走向未来的时候还背负沉重的过去，不把过去说清楚，便不可能向前走。这中间既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权力谁属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能作为中国人的导师吗？如果能，他邓小平正是毛多次批评又两次打倒的人，有什么理由再来现世呢？如果不能，那么没有了精神支柱的中国，是否还有走向未来的力量？后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遗留至今的权力体系，决不可能继续作为今后中国的依据。但这肯定会牵涉到他身边的“英明领袖”。此前，邓小平是这场“革命”的受害者，华国锋却是最大的受益者。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能够不联系到华国锋吗？如果联系到华国锋，又是否能够得到允许？这些事情，在不了解中国的人看来，是难于理解的，甚至拿90年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也会令人莫明其妙。不过,在当时，也即1978年的这个秋天，这些问题确是中国大局之中的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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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现的这一场交锋，从1977年春天开始，就怎么也制止不住似的，坚守在“两个凡是”营垒里面的人们似乎正在步步溃败，叛逆者的队伍却日愈强大，就好像一股“祸水”，卷来卷去，到处惹是生非。到了1978年的夏天，这股“祸水”就冲出了中南海的高高的红墙，冲出这座古老的城市，席卷了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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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怪，最先感受到震撼的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大西北。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一群理论学者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过了两个星期，这股“逆流”卷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东北。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要他的下级“解放思想”，还用一种近乎煽动的口吻鼓励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过了两个星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然后，西北方向又有了回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还说，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接着，这股“逆流”便转而南下。9月上旬，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说，科学理论可以作为逻辑证明的论据，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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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话的确不是耸人听闻，至少在邓小平看来是如此。但是邓小平却不会认为仅仅有这几位省区书记出来说话就可以了。有如他在后来说的：“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候就更加认识到，要把这场争论扩大到全国去。争论得越彻底，“凡是派”就越是无地自容，自己的理论也就可以越彻底地成为新时代的主流。于是，他就觉得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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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点火”，事实上，邓小平在17个月之前就开始了。1977年4月10日，他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5月24日，他又说，“两个凡是”不行。1978年5月30日，他又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他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说，“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978年7月22日，他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的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高墙深院里面说的。现在，他所需要的是走出中南海，走出这座古老的城市。他登上专车，在金色的秋天里向北方隆隆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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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邓小平一行在淡淡的晓色中到达吉林省陶赖昭火车站。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已经在车站上等候。此行在国事的既定程序为访问朝鲜归来顺道视察东北三省，其实却是邓小平心中久已酝酿的行动。火车稍事停留，他便要求起程，直奔更北方的黑龙江省大庆油田，接着又不停顿地跑到哈尔滨。他心里要说的话挺多，嘴上却说“我是没有更多的好主意的，只能随便吹一吹”。他和李力安谈物质奖励，和大庆市党委书记陈烈民谈引进外国设备。他说权力过分集中是国家体制的一个弊端，“不解决不行”。又说“要把被‘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请回来”。他就这样随便“吹”着，其实并没有把心里想着的最急迫的念头说出来。又过了一天，9月16日，他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走进南湖宾馆之后，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请他讲话，这一回他不再兜圈子，来了个开门见山。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华主席、哪个副主席说了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这些话既露骨又犀利，在湖畔深处幽林环抱着的这座漂亮建筑里面起伏荡漾，令所有在场的人惊心动魄。这些人虽非京官，但也属高级官员，不免会同京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知道邓小平所说何指，更懂得这是酝酿已久，蓄势而发。然而想不到邓小平还有更加尖锐的话呢：再一个问题是怎么样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毛主席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啊，当时世界上没有啊。毛主席的伟大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革命的具体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这样的道路吗？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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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这些话之后，邓小平便离开长春到了沈阳。这一次，他不仅说“两个凡是”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也暗示“两个凡是”已经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老百姓会起来造共产党的反。他说：不恢复毛主席给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还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他的这些话是对着眼前这些高级官员说的，但是，毫无疑问，在老百姓听来更加中听，也更加容易在普通的民众中间煽起对旧时代的不满和愤怒。事实上，邓小平的确是希望全国都来响应他的。他对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也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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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震林说：第一次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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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没有再到别的地方，他回到了北京，仅仅这些已经足够。他点起来的这几把火，很快就蔓延到全国了。到了这一年深秋时节，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时候，情势已经大大地不利于“两个凡是”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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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规则，此种会议的主题是在事先确定的。名义上华国锋为党的主席，报纸上面还是把他叫作“英明领袖”。照例他应该有权决定其中最关键的事项，对最后的决议也必是成竹在胸。但是在过去几个月里胡耀邦不顾一切地发动了“文章救国”运动，几周之前又有邓小平的“到处点火”，情势可就大大不利于他和他的那些忠实的下级了。华国锋本来的想法，只是要在会上讨论把农业搞好的问题，以及确定今后两年的经济计划。他期待着大家能够相安无事地决定这些经济的问题，会议的时间用半个月已经足够，他实在不愿意大家还去纠缠那些过去的事情。至于什么“拨乱反正”，就更加不愿意听到。但是，邓小平对于华国锋的这些想法不能同意。他说“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的政策”。所以邓提出在讨论华国锋的议题之前，先来讨论一下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华国锋同意了，他并不认为这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顶多让会议延长两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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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他已经控制不住眼前这些人了。他在两年前告诫大家不要纠缠邓小平的事情，在一年前告诫大家不要再争论“天安门事件”，在半年前告诫大家不要对真理标准的问题随便表态，但是，没有几个人听他的。他一步一步地退让，他的对手却一步一步地进逼。现在，邓小平已经出来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也如火如荼了，难道这还不够么？他可一点也没有想到，对那些在“文革”当中饱受屈辱和迫害的老人们来说，仅仅是这些事情还差得远呢。王震已经在家里邀集了一些人来商讨对付华国锋的办法。那一天，肖劲光、王诤、耿飚都来了。几分钟后，一个更加重要的人物出场了，这就是陈云。他几乎立即就成了这些人的先锋。他说他要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做个书面发言，他显然已经准备好了，当场就拿出他的发言请在场的人聆听。这个发言说，安定团结是全党全国关心的大事，但是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就必须认真地解决那些遗留问题。很显然，陈云的发言是顺着华国锋的思路开头，但却完全走到了华国锋所不愿意走的一条路上：他还是要纠缠过去的事呀！就这样，甚至在会议尚未开始的时候，华国锋就已经注定不能控制会议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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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在北京召开。陈云仅仅忍了一天，便把他的发言拿出来。他所开列的“遗留问题”，几乎全部都同毛泽东有关，包括“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陶铸、王鹤寿问题；彭德怀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康生的错误问题。这一事件在后来的史学家看来具有“爆炸性”的效果。因为这个发言几乎立即就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大家全都振奋起来，争相说话。只不过，说的话全都不是华国锋所确定的议题，一时间，倒好像是陈云确定了一个新的议题。聂荣臻元帅说：“案件问题，陈云同志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康克清说：“对过去遗留问题，还是讲清楚为好。”她不是元帅，但却是元帅朱德的夫人，其威望可与元帅相比。万里说：陈云提出的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服。”胡耀邦这一年来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处处受到掣肘，不少人说他是在“砍旗”，现在终于觉得扬眉吐气了。他说：“这些大是大非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拥护毛主席的旗帜。”肖克委婉地劝说华国锋把过去那些是非重新评价，不是叛徒说成是叛徒，不是反革命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把这些事情颠倒过来，“对党的团结有好处”。这么多的人异口同声，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华国锋只好再退一步，不仅全部接受了陈云的意见，而且做得更多。会还没有开完，他就宣布给“天安门事件”平反，把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撤销，给“二月逆流”平反，给六十一个“叛徒”平反，给彭德怀、陶铸平反，给杨尚昆平反。他给这一连串在“文革”当中受了委屈的人平反，另外两个在“文革”当中赫赫有名的功臣，康生和谢富治，却在这一天成了罪人。华国锋说，这两个人民愤极大，理应揭发批判。汪东兴坚守的“中央专案组”，也在这一天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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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作为党中央主席，华国锋能够听取这些他本来并不愿意听到的声音，接受这个他本来并不愿意接受的局面，这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他的宽厚和英明的一面。他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他以为这样一来大家就应该满意了，众人的情绪也该平息，安定团结也就来了。所以他在宣布了这些决定之后，再次要求大家停止讨论过去的事情，转过头来讨论他提出的农业问题。可是他又错了，人家仅仅才开了个头，好不容易占了上风，哪能就这样罢手呢。更何况他的这些决定对于那些人来说，与其说是平息情绪，不如说是火上饶油，一发不可收了。谭震林说：“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的话就叫反对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徐向前说：“现在党内外心有余悸的状况仍然存在，应该广开言路，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粟裕说，民主生活极不正常，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党，这是“四人帮”的破坏。这些话已经够厉害的了，然而还有更厉害的呢。比如说共产党正在“失信于民”；说“极少数人进了政治局后深居简出，从此群众是路人”；说“法制遭到粗暴践踏”；说“官僚主义相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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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了三十六天，大家说的话真是不少。这许多年来，这类会议开过不知多少回，可是没有人像现在这样痛快淋漓地说话。不受约束，不加限制，没有人来抓辫子，发言者用不着字斟句酌，每天滔滔不绝，《简报》每天层出不尽。总共出了五百多期，有人估计加在一起有一百五十万字。胡耀邦说，“估计有一百五十万字，相当于两部《红楼梦》，近三部《三国演义》。”11月26日，谭震林感慨道：“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像这次会议这样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是第一次。这样真正地实行民主集中制，也是第一次。”这就等于是说，他们这些人在过去二十九年里，开了那么多的会，说了那么多的话，但全都没有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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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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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时，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邓小平，还没有公开地说什么。他天生是个政治家，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被别人左右了自己的命运之后，还能回过头来左右别人的命运，被时代抛弃之后，又能回来改造这个抛弃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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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能够东山再起，似有一连串预料之外和意料之中的事情来促成。党内在资格和威信方面可与其一较高下的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都已先于毛去世，邓小平却在历经磨难之后仍旧保持着生命的活力。毛泽东在活着的时候给了他一次复出的机会来赢得人心，后来把他再一次打倒却不肯彻底埋葬他的政治生命。毛让华来继承大统却又留下好斗的“四人帮”来争夺权力，华从毛那里继承来的资源刚好够他战胜“四人帮”的挑战，但是邓小平的背后却聚集了一大批与毛泽东一同开创天下的老人。这样，命运就把邓小平推上历史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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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1978年的冬天，华国锋的阵营已经全线溃败，而邓小平这一边所谓“翻案逆流”已经汇成汹涌澎湃的潮流，有如胡耀邦所说，是“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其沉浮逆转之势已然铸成。不过，仅仅战胜了身边的对手，难道就具备了开创新世纪的条件？就可以成为领袖？四十五年前被王明打倒的时候，十年前被毛泽东打倒的时候，他对这些问题都曾发生过疑问。今天的邓小平对这一切已洞悉无误，就如同他的年龄已经进入“知天命”的阶段。我们的国家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但是权力的展开则需要有精神的支柱。毛泽东的时代是理论层出不尽的时代，邓小平又将以何种理论来支撑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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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细心地倾听众人的议论，估量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眼见得情势的进展比他在几周之前所能想像的还要快一些。看来，中国历史的转折就在眼前，而开启新时代的历史之钥，此刻就在他的手里。说来也怪，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上面有这么多人，说了这么多话，可以说，每个人的谈话、倾向和情绪，都在对邓小平发生重要的影响，他们无疑也在心里默默期待着邓小平的行动，但是却全都没有料到邓小平此刻想要做什么。事实上，只有极少的人能够直接了解到邓小平的想法。胡乔木是其中一个。自从30年代后期至今，他在四十多年里始终是共产党内的最杰出的文件起草人，党的历史上无数重要的文件乃是出自他的手笔。这倒不是说这些文件全是他一人所为，事实上共产党的文件几乎全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最重要的则充满了领袖人物个人的色彩，但是，胡乔木善于体会领袖好恶，精于表述领袖思想，并且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融会其中，已经成为党内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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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978年的11月，胡乔木的权威受到挑战。他为邓小平起草的讲话稿居然明显地不能符合邓小平的本意，如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韩钢所说：“小平看了不满意。”或者按照胡乔木秘书朱佳木后来的回忆，因为会议形势的发展，所以“这个讲话稿已显得不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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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据表明，邓小平决定为自己的讲话另起炉灶。他自己动手写下来的新提纲总计三页，16开白纸。这三页纸后来为于光远收藏，此后十九年秘不示人，直到1997年邓小平逝世之后，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郑惠和韩钢才终于在于光远家中见到此物，这时候它“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但是上面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见。字迹为铅笔写成，近五百字，一望而知为邓小平亲笔。郑惠和韩钢将此物与邓小平后来发表的讲话加以对照之后确信，邓小平后来的讲话在思想、结构、以及主要观念的文字表述方面，都是依据此提纲写成。这样一件邓小平手稿居然在于光远家中发现，这让两位党史专家既兴奋又惊讶。根据一般的逻辑，他们断定其中大有缘故。果然不出所料，于光远的解释第一次说明，邓小平那篇扭转中国历史的讲话，最初的起草者不是胡乔木，而是当时国务院研究室里几个并不太知名的人，其中一个名叫林涧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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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于光远的回忆，邓小平将胡耀邦和于光远找来，要这两个人负责重新起草讲话稿。邓将自己的想法详细交代，还将自己写成的提纲交给他们。于光远还清楚地记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题目亦为邓小平所出。他当场询问这个题目好不好，胡耀邦说好，于光远也说好。邓小平这次真是找对了人，他眼前这两个人，一个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个是国务院研究室的负责人，都是当时思想解放潮流当中异常活跃的人物。邓小平所表述的思想，在他们来说真是不谋而合。看来这持续两年的理论交锋就要有结果了。他们立即找来林涧青等人执笔起草。两天之后，初稿送给邓小平。他再次召集胡耀邦和于光远等人逐字逐句修改。当然邓小平并没有忘记胡乔木，他对胡乔木说“稿子基本上可以了，还需要加工”。稿子就这样到了胡乔木手里。作家叶永烈在二十年之后的一番调查之后认定，讲话稿后来还是经过了胡乔木的修改。朱佳木在若干年后也回忆道：“记得那天晚上，乔木同志并没有动笔，但第二天早饭后，他却把改好的稿子交给了我。原来，他是半夜两点爬起来，用了两个多小时改出来的。”“12月13日，也就是工作会议召开闭幕会的那天，下午两点小平同志就要讲话了，午饭后，乔木同志还在对讲话稿进行最后的文字上的润色，直到下午两点才脱手。那时，他已经是六十六岁的人了，这种拼命工作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来胡乔木的确是倾心尽力地参与了此文的写作，但却是邓小平所说“基本可以了”之时，亦如于光远所说，是“若干文字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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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历史上领袖人物讲话无数，后人之所以会对这个讲话产生过程的细枝末节如此关注，乃是由于这个讲话的重要性所致，它在当时即对我们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日后也成为人们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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