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17955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第七章 忽喇喇似大厦倾
1703317956
1703317957
把人民公社的老一套主张全都翻过来
1703317958
1703317959
1979年开始的时候，似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欢呼。不过，现在他们不是在欢呼1976年10月的“英明决策”，而是在欢呼1978年12月才真正开辟出来一个“新的时代”。周扬公开说，中国正在经历本世纪以来“第三次思想解放”。人家问他，前两次思想解放怎么讲？他回答说，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42年的“延安整风”。不过，他说得更多的是眼前这一次解放，使用的语言就像诗一样：“历史上有多少思想家、科学家，都期待着打破束缚思想的牢笼，划破那深沉的黑夜，迎接新时代的黎明。”他的话的确是当时的实情，不过，他没有说明他之所谓“牢笼”和“黑夜”是什么。这不要紧，以当时的情形揣摩，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会听明白。
1703317960
1703317961
那时候人们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真是前所未有。1979年1月22日，在赵紫阳担任第一书记的四川省委，开了整整一天的会。这种会议不会有那么浓厚的诗意，但却可以把话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多年来，一股劲地反右，造成一种‘恐右’的社会心理”，省委会的纪要说，“实际上，过去反的右，很多并不是右，既不是修正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实事求是。‘恐右病’实际上是多年来‘左’的政策和做法所造成的阴影。”
1703317962
1703317963
城里人打了一个大胜仗，一下子就把他们自己从无数“‘左’的政策和做法所造成的阴影”中解救出来。不再是右派啦！不再是走资派啦！“天安门事件”不再是反革命事件啦！一些多年蒙冤的“坏蛋”也不再是坏蛋啦！一个家庭接着一个家庭重见天日，大难不死，真是悲喜交集。
1703317964
1703317965
不过，还有更大的阴影笼罩在农民头上呢。这些农民多达八亿，生活在五万多个人民公社的“大厦”里，现在，轮到他们冲出“牢笼”和“黑夜”了。公社社员们将人民公社的耕地依照土质优劣、面积大小以及远近的不同，重新划分开来，又在一种相当自由的气氛中三家五户地结为一个小组，共同拥有分给他们的那一份土地。到了1979年春耕开始的时候，已有至少二百万个村庄的三亿社员采取了这种被叫做“划分作业组”的行动。整个过程颇似昔日土地改革时的“分田分地真忙”，这些村庄里面原来的公社组织也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成了空中楼阁。
1703317966
1703317967
如前所述，当这些“包产到组”的行为日益扩散的时候，安徽省的山南区和凤阳县小岗大队已经在悄悄地搞他们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作为先例，这些事情的影响既深且远，最后竟至深远到了全中国。不过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在当时，人民公社的“阴影”还相当厉害。在多数人的心理上，还是把这些事情看作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场斗争”，以至于安徽省委不得不专门召开一次会议来研究山南此举的方向问题。这是1979年2月6日，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主张，让山南继续包产到户，不过，为了抵挡批评者的闲言碎语，万里把山南的办法说成是“小范围试验一下”。他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这种话说得真是理直气壮，不过真正做起来就需有一些暗度陈仓的技巧。常委会议决定，对山南的“试验”，暂不宣传，不推广，秋后算账。
1703317968
1703317969
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在二十年的改革历史上，甚至在共产党的整个历史上，都有可能留下一页，因为由党的高级会议来纵容农民的自行其是，在过去的记录当中还从来没有过。自从共产党执政这三十年来，农村里的事情有哪一次是让农民自己做主的呢？还不总是由党的官员来教育农民、引导农民和组织农民吗？所以，当省委农研室的主任周曰礼得到省委的决定时，既兴奋，又惊讶。他旋风般地跑出去，当晚就来到山南公社，第二天一大早，就对公社的干部说，省委同意他们试验了。
1703317970
1703317971
即便如此，周曰礼也没有想到，包产到户会那么迅速地席卷整个肥西县。不到一个月，全县每十个生产队中，就有四个搞了包产到户。这一来，可就不是“小范围试验一下”啦！
1703317972
1703317973
周曰礼又跑回省城向万里作了汇报，万里不再提什么“规模”和“范围”，只是说：“让他们搞，肥西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他们。”但是，仅仅这样说了一句还是不能让农民放心。有些话，今天说来一定会让人们觉得好笑，那时候，农民不怕地里不长粮食，就怕干部说他们“包产到户”。现在，万里来到山南，把共产党原来的那一套主张全都翻了过来：不管你搞不搞包产到户，就管你能不能多打粮食。有个农民问他，包产到户能搞多久？他就回答：“只要能增产增收增贡献，你们要搞多久就搞多久。”
1703317974
1703317975
对于农民的我行我素，大多数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在那时候不是“反对派”，就是“观望派”。像万里这样坚决站在农民一边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其实他感觉到的压力也不小。还在几个月前，他就已经受到华国锋的警示，党的主席要他行事不可逾越中央规定，他却坚持要尊重农民自己的选择。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他还受到陈永贵的严厉申斥。当他在一年前把一部分土地借给农民任其耕种与收获的时候。陈永贵大骂他是“好行小惠”、“变相单干”。可是这个罪名万里根本不在乎，别说是“变相单干”，“就是‘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他在凤阳县对陈庭元说。这一天是1979年1月15日，陈永贵还是国务院领导农业的副总理，可以说是万里的直接上级。可是万里却表现了犯颜直谏的果敢精神。他说，“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句话很快成为名言。一年后，一位记者把它作为文章的标题登到报纸上去，令人民公社的挑战者们声威大壮。熟知万里的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日后，都会提到他的刚正不阿和斩钉截铁，大概就是出于诸如此类的事实。万里将这种物质第一的精神推行于乡间，取代意识形态至上的施政原则。这一点直到十五年后他彻底离开中国政治前台时仍然矢志不渝。
1703317976
1703317977
但是，万里也绝不是孤军奋战，在他的身后，还有两位最有影响力的老人。这还不仅仅因为陈云在几个月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邓小平也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而且还因为，在1979年的早春，万里在安徽纵容包产到户的的行动已经得到邓小平和陈云的支持。这也可以部分地说明，万里把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总理陈永贵的指示束之高阁的行为，为什么居然没有受到追究。这一点，在当时百姓中间即有无数传言，多年以后，又为万里本人所证实。“开始搞了以后，”万里说，“我首先跟陈云同志商量的，我说我那儿已经搞起来了，他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主席台，休息时我到他那里，我说怎么办？他说我举双手赞成，以后我跟小平同志讲，小平同志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有了这样的靠山，省委书记万里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1703317978
1703317979
农民背叛人民公社的种种行动，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扩张起来。就算那些对他们抱以最强烈的同情之心的官员们，原来也只是估计农民会把“小规模”的试验至少保持一年。可是春天还没有过去呢，包产到户便已经涌出山南区，也涌出了肥西县，就像涨潮时分的潮水一样，一浪接着一浪，区别只是在于这股潮水只涨不落。诸如宣城、芜湖、无为、肥东、长丰、颍上、固镇、来安、全椒、嘉山、阜南、六安这些县，在这个季节里都在包产到户。安徽省委所谓“不宣传、不推广”的说法，看来根本不能约束这股潮水席卷全省。
1703317980
1703317981
“张浩事件”为什么震撼全国
1703317982
1703317983
那些旧时代的维护者们，这时已是强弩之末。两年多来，这些人屡战屡败，先是坚持反极右而不反极左，结果输了；后来是坚持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结果又输了；然后就坚决地维护“两个凡是”，结果还是输了。现在，他们看到乡下的人民公社也摇摇欲坠，就再一次激愤起来：
1703317984
1703317985
“有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到底要干什么？”
1703317986
1703317987
“就算阶级斗争可以停止，就算‘两个凡是’可以取消，难道人民公社也是可以推翻的么？”
1703317988
1703317989
“真是越走越远！”
1703317990
1703317991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1703317992
1703317993
“看来真要再来一次‘誓死捍卫’了。”
1703317994
1703317995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紧挨着报头的地方，刊出一封读者来信，编辑还为读者的意见写了一段长长的按语。写信者名叫张浩，所以后来人们称之为“张浩事件”。这一事件的出现，表明了新一代领袖的农村政策已经公开地分裂，这局面在当时即有严重的征兆：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北京向阳宾馆里面正在召开一个农村工作会议，数百名与会高级干部为之大哗，以致正常的会议议程无法进行。乡下的社员则目瞪口呆地听着高音喇叭里的声音，然后就不知道是否还应当下地播种。
1703317996
1703317997
编者给张浩的信加的题目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信中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已经实行二十来年，群众已经习惯，现在轻易地从队为基础倒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有一点像另立一级新的核算单位，定会削弱和动摇队为基础的组织，搞乱思想，造成危害。所以张气愤地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干？然而令那些正在分田分地的人们更加吃惊的是那个编者按语，它要大家认真地读一读张浩的信，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和“包产到组”的地方，必须认真地学习中央的文件，坚决纠正错误的做法。
1703317998
1703317999
毫无疑问，这是要给那些在农村闹事的人一个警告。尽管主张“分组”的人们答辩说，既然中央文件规定“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不分农具怎么包工？不分地怎么联产？但是这时张浩的信以及党报编者的意见已经起到了效果，不论是非曲直，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党对农村方针的最新解释，而不会简单到仅仅是一个普通读者的意见。要求制止乡下混乱的信件继续寄到编辑部来。编辑遂陆续将这些信件附以自己的意见，上达更高的领导人手中。这些信说报纸抓住了问题的苗头，制止了混乱。真的就有人兴高采烈地拿着报纸责令队长取消分组分田，不少地方顺势作出决定，所有生产队立即停止划分为组的责任制。汝阳县则把已经分为作业组的三百一十五个生产队中的半数重新合并起来。陕县有个生产队本来正在往地里面送粪去做肥料，这时候忽然大喇叭里播出张浩的来信，社员们当即便停下手不再送粪。支部书记说：“报上又批评了，算啦，不干了！”有些人还从报纸的声音里面听出了更多的东西，说“看起来三中全会的政策都是复辟资本主义”。种种明显的夸大之辞使得几乎所有主张分组分田的人都哑口无言。那些既不愿重新合并又不敢对抗报纸的生产队长，干脆躺在自己家里说是生病了。
1703318000
1703318001
不过，看来更多的人不同意张浩的意见，对编者按语的半威胁半命令式的结论更加不满。这些信说报纸不是制止混乱，而是在制造混乱。乡下的农民争吵了好久，终于分好小组，配好土地牲口农具等等，如今春耕在即，一张报纸就全都乱了套。那一天清晨，安徽省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正在嘉山县的乡下吃早饭，忽然喇机里面响起了张浩来信，他目瞪口呆地听完，一下子跳起身就上了他的吉普车，径直跑回滁县地委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会议商讨对策。十年后，他回忆说：“我的第一个感觉，坏了，又要折腾了。”农民们可没有这样的政治敏感，他们只知道气愤。有人说，编辑都是吃着老百姓种的粮食，坐在办公室瞎编胡说的“老爷”，然后痛斥：“你们几句话给农民造成了多大的困难，你们知道吗？”另外一封信说，这一下他们的村子至少要减产几十万斤粮食。因为报纸一到，全乱了套，作业组砍光，农民垂头丧气，如此分分合合，谁也无心生产。愤愤不平的写信人最后说：“你们应当赔偿老百姓的损失，可你们赔得起吗？”甚至在张浩的老家洛阳，人们也并不同情他。他们揭发说此人家里劳动力不多，在分组的时候受了冷落，才会借着维护人民公社的招牌来索回自家的利益。在北京城向阳宾馆里面开农业会议的那些人，几乎所有人床头的电话都是铃声不断。这些电话由三十个省市区打来，话筒里面都无一例外地要求回答共产党的农业方针是否又发生了变化。人们冲着电话讲得口干舌燥，掉过头来又向《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大发牢骚，指责说“你们怎么搞的”。面红耳赤的李克林本来就不赞成发表这个东西，可是《人民日报》是党的工具，她一个编辑除了服从，又能怎样？她甚至不能详细地加以解释，只把一口气憋在肚子里，说出两个字：“奉命”。
1703318002
1703318003
《人民日报》的确是“奉命行事”的。
[
上一页 ]
[ :1.70331795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