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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第九章 邓小平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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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问：这东西姓“社”还是姓“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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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月10日上午，晴空万里，天光澄彻。邓小平重新出现在上海。他和国家主席杨尚昆来到贝岭公司，贝岭公司生产的微电子产品属于髙科技的领域，亦是我们国家一项新兴的产业。所以上海方面的领导者便倾心尽力地向这位八十八岁的老人讲述这种技术。邓小平对于技术的热情与想像力，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他在放大镜里终于看清了三微米大的集成电路块的时候，就感叹这东西就像高楼大厦。然而，邓小平毕竟是一个政治家而非科学家，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着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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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这东西姓‘社’还是姓‘资’？”他忽然转头问吴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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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邓正面对着一大片来自美国的设备。设备被巨大的玻璃笼罩着，异常精密，一尘不染，所以这里也就叫作“百级净化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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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邦国此时是上海市委书记，全程陪伴在邓小平左右。听到邓小平忽然发问，他立刻就明白了老人的用心，便顺水推舟地回答道：“这东西过去姓‘资’，现在为我所用，就是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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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嘛，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引过来，它的姓就变了。变成姓‘社’了。”邓小平笑道，“我们不少干部，至今姓‘社’姓‘资’这个观念还没有解决好，要再开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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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邓小平的这一次行动，官方后来的说法是“视察”。这表明在中国人的眼里，已经退休两年三个月的邓小平仍然具有国家领导人的影响力。他在一大堆美国人制造的机器面前谈论姓“社”姓“资”，很快便在全中国引起震撼。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习惯的说法是邓小平“南巡”或者“南方谈话”。它在中国流传了多年之后，又成为《邓小平文选》三卷本的最后一篇。作为一个血肉之躯，邓小平的生命此后还要延续到五年之后，也即1997年2月那个同样晴空万里的星期三。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理论在这一路风尘当中已经最后完成。有如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所说，是“终卷篇”，亦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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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向喜欢为天气季节赋予政治的含义。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中国人眼里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记者、作家、诗人、歌手，竭尽全力为这个春天唱出一曲又一曲颂歌。“东方风来满眼春”，《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这样描写道。他的文章详细描述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情况，为世人争睹。不过，就普通的中国人来说，邓小平本人的形象，至少同他说了什么一样值得注意。奇怪的是，电视上面对这样重要的新闻居然没有立即予以报道，首都的大小报纸也好像不知道有这回事。所以普通百姓只好在外地的报纸上去寻找，他们看到的邓小平是一位慈祥的老人，目光明亮，嘴角顽强地翘起，有时候细心地倾听旁人的话，有时候则滔滔不绝地说出自己的念头。虽然没有一篇事先拟定的讲稿，但显然是心有所系，话有所指。他从北京走到武汉，从武汉到深圳，然后又在上海过了春节。他一路走一路说，发自内心，既真诚，又尖锐。没过多久，北京的人们就读到邓小平说的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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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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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邓小平看重经济的繁荣，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这一次南方视察，邓小平在路上更加清晰地看到，“左”的东西正在动摇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既定局面。他对几位陪同他走南闯北的人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还说：“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常识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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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些话，北京那些起劲地撰写文章的“理论家”们，不免要在心里诅咒。可是普通的老百姓都发出“大旱逢甘霖”的感慨。在他们看来，邓小平的话说得既高屋建瓴，又实际具体，就算是没有读过书的人，也能一听就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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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格外热衷“左”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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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开始后的两年里，中国表面上是热火朝天的经济，人人争言赚钱的事，80年代流行之“十亿人民九亿商”的说法，也还没有过时。可是，人心深处的焦点所在，却是另一个，也就是“反右”还是“防左”。人人皆在心里念着这一个问题。大人物们的讲话，必经反复地校正，确信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疏漏，然后方可发表出来。新闻界亦没有权力将领导者的私下的讲话公开出来。其他各种各样的中人物和小人物们，则竭尽可能地收集了各种各样公开的和内部的材料，反复地研究，来确定各方面的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如何，以及在这意见后面的倾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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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人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已经有了一个举世无双的智慧：要做什么的时候，总是分外含蓄。史家叫作“春秋笔法”；兵家叫作“暗度陈仓”。左右逢源并不能掩盖各自的政治倾向和利益倾向。比如，当时某位权威性人物说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便有着格外鲜明的锋芒。他说：“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反右必须防‘左’，反‘左’必须防右。”这一番话左右逢源，不偏不倚，滴水不漏。让任何政治派别都抓他不住，但是，接下来的话，还是心机毕露：“前三十年不断反右，结果主要犯了‘左’的错误。后十年主要反‘左’，忽视了右的倾向增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他说这话的时候是1989年10月，他本人那时则是国务院研究室的主任。应当说，以“左”和右为标志来将共产党的执政四十年“曲折的道路”划分为两个阶段，这是第一次。按照他的逻辑，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就不是防止“左”，而是反对右。此种意见在当时发生极大影响，也就成为必然。可以说，90年代初期的两年当中，整个舆论界就是围绕这个逻辑叱咤风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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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早春，邓小平的谈话不同于当时舆论的主导，真是引人注目。这不仅仅表现在，邓小平认定我们国家的根深蒂固的毛病还是“左”，也不仅仅表现在他直截了当地说，那些拿着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不是右，而是 “左”，而且还表现在他的整个讲话当中贯穿着反“左”的精神。这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既是情理之中，又是意料之外。他所说的“要反对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立即成为中国人挂在嘴边上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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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里面，无论什么时候总是舆情鼎沸。不过，总是有一部分人慷慨激昂而另一部分人沉默不语。那些理直气壮地论证“和平演变三部曲”的人，现在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另外一些人原来不怎么说话，现在却都开了口。3月，王瑞璞在这里作了一次报告。他精心地回顾共产党治国历史，列举事实证明，中国人“反右”的残酷无出其右。而左派必定是立场坚定、无产阶级感情深厚，即使有错，不过为思想偏激方法简单之类，断不会影响仕途。所以人们总是对右避而远之，对“左”则会蜂拥而上，惟恐落后。“右是粪坑，‘左’是棉花坑”，王瑞璞说，“跌到‘左’边，不伤筋，不动骨，爬上来，仍是好人一个。一旦跌到粪坑里，即使淹不死，也会弄得满身腥臭，所以人们对它极为警惕，一旦犯了右的错误，整起来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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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同时，胡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在说同一个问题。他的讲话的题目就叫作《关于防“左”》。“为什么会产生‘左’呢？”胡绳问道。他是共产党的历史专家，自然不会用“棉花坑”和“粪坑”之类的说法来解释，但他说的是同样的道理。他说，党史界、理论界有一种解释，“左”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1945年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里说，“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同时指出它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这恐怕未必恰当。因为这种说法好像有一个前提，就是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就不一定会犯错误，一旦有了错误，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资产阶级思想造成的。这也不大说得过去。“通常有一种说法是，‘左’代表小资产阶级，右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如果按这样简单的阶级分析，那么‘左’也比右好。”不仅如此，胡绳还认为，右，也不一定简单地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他举例说，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错误，难道说他们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吗？恐怕不能那么说。近些年，我们两个总书记犯错误，应该说是右的错误，他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斗争，对动乱不坚决斗争，但也不好说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我们既然是革命的队伍，就比较容易简单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为越革命越好，调子越高越好。这样就容易产生‘左’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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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也谈到防“左”。“为什么目前主要应该防止‘左’呢？”廖自问自答，因为近两三年来出现的主要是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左”的东西；有些人借口国际形势变化，在1989年提出必须重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思想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什么是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观点呢？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由此可见，提出重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思想，这就是要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为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翻案，就是要推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就是要求我们回到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老路上去。”在说了这些之后，廖盖隆仍然不罢口，他接着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决定不再搞运动。这很重要。可是现在有人却说“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远没有胜利”，这是不是要搞新的反右派运动，或者是搞新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报纸上面连篇累牍地警告人们国际上现代修正＝ 主义思潮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空前泛滥的话，廖盖隆嗤之以鼻：“这样说来，我们正处在反右派运动或‘文化大革命’的前夜。这也是拿大帽子来吓唬人。”他说：“其实，足以亡党亡国的正是使我们放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而回到过去极左的老路线上去的那种主张。”如果我们想到过去若干年里发生的种种事情，就会觉得，廖盖隆的这些话不是无病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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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说，所谓防“左”，最要紧的是“防”两件事，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对改革开放动摇”。这种用语尽管明确，听上去仍属委婉。六年以后，胡绳年事已高，退居二线，久卧病床的时候重提这一段历史，就觉得应当将这一段历史更明确地整理清楚。胡绳说，为什么邓小平要说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因为当时有动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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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胡绳的这些话，人们就不免想到胡乔木的一些话。胡乔木出访美国的时候，作了一次出人意料的讲演。他说中国共产党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并且还详尽地分析了中共“左倾错误”的种种渊源。他说的“二十年”，是指1958年 到1978年的一段时间。至于“左倾错误”的原由，总计有五条。按照胡乔木的说法，其中一个是“相信经济建设离不开阶级斗争”，另外一个是“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还有一个是“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以及“制度的缺陷”。他是在1989年春天说这些话的，刘大年当时就说，“这些论述都是客观的，实在的。”张湛彬则在事后追述道：“这是到目前为止党内高级领导人中关于‘左’的错误发生原因的最系统、全面、透彻的分析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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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春天，人们想起这些话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胡乔木真具有先见之明，因为他说的这些东西不仅仅发生在那二十年，即使是在后来的岁月里，也总是缠绕在中国人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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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夏：反“左”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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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邓小平南方视察的真正动因，尽管在当时没有真正解释清楚，但事情还是越闹越大。两年多来作为真理代言人的诸位“理论家”和“政治家”，现在不是沉默就是改口。当然，也有人说：邓小平只是一介普通党员，有什么资格出来干预国家大政？的确，邓小平说这些话的时候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他的南方视察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震撼力量，既有他本人的威望，也因为他的背后所积蕴的广泛的社会情绪。但是，问题的关键更在于，那些“理论家”发出这样的质问，让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在为他们自己寻找渡过艰难的借口。却不料，到了3月，他们的这个借口就再也不能成立了。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赞同邓小平南方谈话，并且作为党中央的决议予以公布。这等于是由党中央出来，将当时流行之“反右”为主纠正为“防左”为主，亦将“反和平演变”的潮流扭转为一心一意搞经济。形势开始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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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第三周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发表了一番讲话，这是在这个突变的春天里面第一个公开自己意见的党的领导人，所以便引起人们的特别的关注。乔石由邓小平南方视察时的讲话谈起。他认定邓的讲话“针对性很强”。针对的是什么呢？乔石并没有像胡绳那样直接说出“一防”、“二防”，但是他却明确地说，邓小平是在针对“党内值得注意和应防止的问题及思想倾向”。他更进一步谈及中国共产党的一“左”再“左”的历史，以史为镜，“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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