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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第二十章 周扬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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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人全都为一个人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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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7月31日，周扬与世长辞。他的已经冷落了五年的家，现在成了灵堂。席卷京城的政治风波归于沉寂不过几个星期，官方显然并不希望周扬的去世引起太大的反响，所以只是在报纸上发表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但是，人们还是自发组成了吊唁的队伍来到这里，依次进入，垂首默哀。作为共产党老一代的革命者以及本世纪我们国家文坛颇有声望的文化人，周扬生前为重重荆棘所包围，死后却又被层层鲜花簇拥着。那些鲜花的中间还凸现着数不清的挽联，从客厅一直延伸到院落。京城内外的唁电则又络绎不绝地传递到这里，经由这条鲜花组成的小路送进灵堂深处。挽联和唁电上的文字一律缅怀着周扬的业绩和品格。陆定一说，他是个“好人”、“正派人”。冰心说：“我为他‘解脱’而感到放心。”巴金说：“他活在我的心里。”吕正操说他“殚思竭虑，追求真理”。周而复说他“忠实马列能玉汝，忍抛心力媚佞人”。冯牧说他“无私无愧战斗业绩重不朽”。鲁迅文学院全体师生则说他“一世忠勤担道义，百年功过付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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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周扬唯一的女儿周密，此刻对父亲生前一切是非功过，已经能够淡然处之。“摆脱了人世间的诸多烦恼，归于自身的永恒”，她这样谈论她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找到了永久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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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三十六天之后，也即9月5日，官方为周扬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才在八宝山开始。单就形式来看，这仪式已经达到了官方所能准许的最高规格。所有尚在人世的老一代共产党人都送来花圈，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彭真。所有现在任上的领导人全都亲往告别哀悼，包括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和政府总理李鹏。灵堂灯暗，逝者如斯。吊唁者摩肩接踵，拥挤在里里外外。年轻的和年老的、认识死者的和不认识死者的、接到通知的和没有接到通知的……全都来了。报纸上说，有五百多人，但是，据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的估计，实际的人数要超过很多。另一个人，人民日报社记者李辉，为这个场合能够具有如此大的包容性惊叹不已。“那天，八宝山几乎成了一个社会舞台”，李辉说，“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政见的人，对死者有着不同认识不同关系的人，都为一个人默哀，就文化意义而言，追悼会的兼容性同样达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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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国家一向遵循的规矩，大人物的去世，是一定要有一些文章来悼念的。这些文章大致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但却可以代表官方的意见，至少也不会与官方的想法相违背。然而奇怪的是，在周扬逝世之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报纸上几乎没有发表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大概是各种人由于各种原因，当时都感到难以下笔吧”，龚育之在八年以后回忆当时情形的时候说，“我的一些朋友劝我写一点，我也想写一点。从哪里下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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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的去世乃是因为本身疾病的不治。从人的生理极限上讲，这是一个老人在享尽天年之后的必然归宿，并无其他“非命”的原因。然而如果仅仅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与他素不相识的人前来向他表示哀悼，也就没有可能激起那么多人的那么复杂的感情。看来事情的确如李辉所说，人们“并非完全为了一个个人而来到这里”。其间种种情由虽为外人不能详知，但大多数人都已料到，必是发生了一些令官方尴尬、令文坛不平的事。不然，在悼念周扬的日子里，怎么会出现种种隆重与哀伤、热闹与冷清、纵容与限制交织在一起的情形？陆定一又怎么会说出“他是被气死的”这句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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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报告引起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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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是在1989年8月19日写给周扬的女儿周密的信中说这个话的。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说周扬是“被气死的”。但是周密以及所有的人都彼此心照，陆定一指的，并非周扬在“文革”时期所遭遇的迫害，而是在说1983年发生的那一桩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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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在“文革”当中的处境是悲惨的，无数次被抄家、批斗、辱骂和殴打，然后是八年的冤狱。1975年7月，当他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满头白发，面容憔悴，脸色苍白，说话、走路都很吃力。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是非常达观，自认为“身体还可以”。“这老头总算挺过来了”，陆石感叹，“够坚强的”。“文革”的遭遇并没有彻底地摧毁他的身体和意志，他很快恢复了往日的豪迈和潇洒。他把这种气概一直保持到1983年，然后，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他的豪迈一落千丈，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该不该如此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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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的女儿周密的陈述，在那次众所周知的“事件”之后，他的精神备受刺激，身体急剧衰老，面容僬悴，动作迟缓，他不止一次地对周密说：“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觉得非常疲倦，实在太累了。是不是我活得太长了？”然后他就开始念叨那些他所熟悉的已经去世的人：“主席、少奇、总理、陈老总，他们都走了，还有梅兰芳、郭老、茅盾、老舍、田汉、立波、赵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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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密所说令周扬“备受剌激”、“急剧衰老”的“事件”，乃是指1983年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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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由周扬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所作的报告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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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3月为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日。按照既定的安排，一个学术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这时候周扬在中宣部并无实际的职务，名义上只是一个顾问，但中宣部还是提名由周扬来作主要的报告人。这或许是因为他在“文革”以前是党在文化方面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或许是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拥有极好的口才和鼓动人的本领，或许是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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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接受了中宣部的要求，但他不满意中宣部为他确定的演讲选题。这个选题仅仅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他认为范围太窄，便自作主张以更广阔的视野来作他的报告。他似乎也不满意中宣部为他组成的写作班子，自己挑选了王元化、顾骧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若水组成一个小组，为他起草讲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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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上午，报告会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按照党的既定之规，周扬的报告是要提前送达上级审阅的。可是，直到前一天晚上，那份演讲稿还在人民日报社的印刷厂里排印。会议就要开始的时候，排印好了的讲话稿匆匆忙忙送到会场上，看来送审是来不及了。这时候中宣部部长邓力群表现出令人感动的宽厚，他连看也不看一眼就说：“先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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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就这样讲了。他的讲话洋洋万余言，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所阐述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思想。他说：“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生产本身不是目的，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不是目的。过去，许多同志把这一点忘了。”他说他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他还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许多话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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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了这些阐述之后，周扬开始说明“异化”的概念。他说，承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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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异化”呢？周扬举例说，我们过去在经济建设当中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作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个人崇拜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有鉴于这些事实，周扬就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异化，所以也就有必要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还说，这个问题应当继续讨论，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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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毕竟已经年迈，身体也不大好，所以不能再像往日那样慷慨激昂。事实上他只是作了一个开场白，他的这些论述是通过一个广播员朗读出来的。广播员不负众望，居然能够将这些理论色彩极浓的文字念得抑扬顿挫。台下鸦雀无声，听者聚精会神，然后是一片热烈的掌声响彻会场。直到多年以后，在场的人还能对此时的情景记忆犹新，说“这是这次大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而王震在当时便走到周扬面前，连连称赞“讲得很好”！他一边同周扬握手一边问道：“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异化’，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邓力群也当场走过来同周扬热烈握手，只是对报告的内容没有一点明确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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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完成了中宣部交给的任务，兴高采烈地回家了。他可没有想到，他的讲话居然成了一场大批判的起点。这场大批判在形式上仍然不失温和的尺度，但是周扬的精神由此经历的打击之严厉，甚至超过了“文革”时期他在秦城监狱的那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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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会原定3月9日结束，现在忽然接到指示需要延期。奇怪的是，在接下来的两天当中，却又没有开会。莫非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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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胡乔木忽然来到周扬家中。他要谈谈他对周扬的报告的意见。这时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贺敬之，文联副主席夏衍，以及王若水也奉命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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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此举显然不是随意为之。他说他“是赞成人道主义的”，还说他“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但是他批评了王若水写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两篇文章。按照王若水的回忆，胡的讲话大部分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但他始终没有直接地批评周扬的报告，他明显地认为周扬文章中有“不够”的地方，但是王若水听来听去，却“听不出两人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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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似乎也觉察到胡乔木的说法模糊不清，于是忍不住插话问道：“我没有讲非人道主义，我用了异化的概念，所以我找了若水。你觉得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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