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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第二十一章 民主要走向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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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民主是一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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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内的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那时候，党的领袖们几乎全都义正词严地抨击蒋介石政府的独裁，还说只要蒋介石真正地改变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政治，则共产党一定会同国民党精诚合作。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的时候，曾经对延安的欣欣向荣感慨良多，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的前途。但是，作为一个熟知古今兴亡大历史的学者，他还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对毛泽东说，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上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则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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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对于民主制度的追求，毛泽东在共产党执政后领导制定第一部宪法的时候，明文规定了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的自由，还规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一宪法诞生于1954年，正是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也表明，自由和民主的原则不仅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排斥，而且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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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似乎发生在两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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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面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且指出这在苏联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如许多历史学家所说，毛泽东虽然深深地了解斯大林的错误，但他对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并不满意。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乃是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事件的第一个反应。此文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想法。文章并不追究“个人崇拜”的问题，只是说，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他的思想方法发生了偏差：“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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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星期以后，也即1956年5月2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举国为之欢呼，直到现在人们还念念不忘。实际上毛泽东所说这八个字，只是重申了1954年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他的贡献在于，以一种生动和朗朗上口的语言将这种权利加以概括。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公民本身就拥有的权利现在不知不觉地成为党的领袖颁布的最新政策，宪法的权威之上已经覆盖着领袖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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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可以知道，他始终认为民主只是领导人的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而非制度和法律。这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下的讲话里面可以找到许多证明。比如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让人们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这当然表现了一个领袖的襟怀和气魄，但也同时表明了，人民的说话的权利，是要通过领导人的“让”方能实现。毛泽东还曾直言不讳地说他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他所需要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当南斯拉夫的铁托在1956年11月11日发表演讲，指出赫鲁晓夫把“整个事件当做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不是当做一个制度问题”是一个不足，因为斯大林现象“是一种制度的产物”的时候，毛泽东就表示不能同意这样的判断。这一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这正是代表了毛泽东本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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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在私下里并非没有另外的想法。就是在那些日子里，他对党的一些领导人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一重要的细节是否表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民主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而且也是一种制度？我们在今天已经无法揣测，我们所能知道的是，他在生前从来没有公开过他的这种想法。他在公开的场合只是批评苏联人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有如《论人民民主专政》所说：“无论怎样的错误，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总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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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1957年2月毛泽东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中，相当完整地表明了他对民主的看法。毛泽东的一些论述，可能是缘起于当时我们国家发生的种种罢工、罢课、游行和请愿的事件。据薄一波的陈述，此类事件在邻近1957年的几个月里波及几十个城市，在乡下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毛泽东针对这些情节说他不赞成闹事，因为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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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一个方法”，毛泽东说，“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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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说，“民主的方法”对敌人和对人民是不同的。对于人民内部，就是“团 结——批评——团结”。至于罢工、游行之类，毛泽东认为是“大民主”。“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他说，“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他还列举了发动群众斗垮蒋介石等等事情，说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用来对付阶级敌人，而不是在人民内部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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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人民内部的民主，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亦即“说服教育”。毛泽东的设想是，从团结的目的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达到团结。从毛泽东阐述这一思想以后的二十年来看，无论是“民主集中制”，还是“团结——批评——团结”，都没有能够防止中国出现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那样的错误，反而还会推波助澜地把这种错误“升华”到“文革”那样极端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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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在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不禁要想到毛泽东1956年曾经说过而在生前从未公开的那句话，发生在中国的这些悲剧，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有可能发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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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许已经认识到制度问题的重要性，至少在私下里是这样。但是，更加明显的是，他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在迄今为止我们读到的毛泽东的公开发表的文章里面，他是把民主看作为领导人的思想方法问题的，而不是看作一种制度。这一点也许是后来我们国家发生的一系列悲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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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最重要的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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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几年里，我们国家的民主思想，在对“文革”的反思当中迅速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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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历程的时候，邓小平说过一句话：“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是在这一年12月13日说这一番话的。大约十三年后。胡绳在他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邓小平的这一次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还说：“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巳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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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还注意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民主的讨论。他说，全会公报对民主和专政、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作了较详尽的论述。会议认为，由于还存在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必须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去解决，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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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使我们的人民拥有“充分的民主”？下面这些话引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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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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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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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证人民在自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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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民主看作是一种制度，并且将民主与法制联系起来，在我们党的文件当中，这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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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这时起，党内的舆论也开始将民主看作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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