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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170332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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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第四章 罗马人之卓见：波利比奥斯与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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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奥斯与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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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的两位人物的主要身份都不是哲学家。西塞罗是政治家，尽管他在哲学上的造诣比他自认的高，作为政治家的成就却不如他想象的大。波利比奥斯是军人、外交官，还是继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之后第三位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他在政治史和军事史方面的继承人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和李维。波利比奥斯的《罗马帝国的崛起》只有部分内容流传至今，但他在书中对罗马人政治和军事上的丰功伟绩的解释，帮助西塞罗以及后来的学者了解了罗马的共和政制——“混合型”共和政制——以及它可能遇到的危险。因为现代共和政制的灵感主要来自罗马共和国而不是希腊民主，所以我们自己也是该书的受益者。波利比奥斯出生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阿哈伊亚的一个希腊贵族家庭，受过极好的教育，自年轻时起就积极参与家乡的军事和政治生活。他出生的时间是公元前2世纪初，大约是公元前200年和190年之间。那时，罗马挟其赫赫军威，已经把马其顿王国变成了属从，先后有好几位马其顿国王曾试图恢复国家独立，均未成功。到公元前168年，最后一次马其顿战争结束的时候，波利比奥斯和许多阿哈伊亚上层阶级的成员一起被带到意大利接受审讯，并被扣为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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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奥斯在外流亡了18年，其间幸运地结识了小西庇阿[1]；他因担任小西庇阿的导师和他相识，两人遂结为终生挚友。小西庇阿的父亲是将军，率领罗马军队在决定性的彼得那会战中打败了马其顿，小西庇阿自己也参加了彼得那会战。他义父的父亲是击败了汉尼拔[2]的大西庇阿，而小西庇阿亲自于公元前146年最终消灭了迦太基。波利比奥斯的《罗马帝国的崛起》就写到这里为止。西塞罗的《论共和国》把小西庇阿作为中心角色，但书中对他的叙述是虚构的。在共和国各机构衰朽老化，毁于内战之前，罗马共和主义曾有过一段最后的辉煌；西塞罗在书中借小西庇阿之口阐述了那段时期的共和主义价值观。波利比奥斯的流亡岁月在罗马度过，他在那里当过小西庇阿的秘书，因此对罗马共和国的运作了如指掌。公元前150年，他获准回家，但仍与小西庇阿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第三次布匿战争期间，他随侍在小西庇阿身旁，亲眼目睹了迦太基的毁灭。后来，希腊人不自量力，又一次发动叛乱，但和所有叛乱一样，被罗马轻易镇压。叛乱失败后，波利比奥斯担起了和罗马人打交道的任务，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祖国的利益。希腊人感念他的功劳，他去世后在各地为他树立了很多雕像。迦太基遭罗马人洗劫、纵火、夷为平地的悲惨命运证明了波利比奥斯的调停弥足珍贵。他生命最后几年的情况不详，据说他是公元前118年于82岁高龄时坠马身亡的。这个传说证明，波利比奥斯的秉性更接近军人和政治家，而非沉思默想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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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比波利比奥斯晚生90年。他于公元前106年出生在离罗马不远的阿尔皮诺城，家里是富裕的外省贵族，但不是元老阶级，不属于统治精英。他家属于骑士阶级（equites），居于这种社会地位人养得起马，也担负得起从军所需的其他武器装备的开销——如同后来中世纪的骑士。到西塞罗出生时，骑士阶级成了家境富裕的人的统称。元老院成员只限于担任过高级司法和行政职务的人。因为元老院的成员从事经济活动要受限制，所以家境小康却非大富的人一般不太愿意谋求公职。可是，西塞罗的父亲望子成龙，于是送西塞罗去罗马学习如何在那个陌生的世界里寻找并把握进身之阶。西塞罗在罗马是“新人”（homo novus），也是他家中第一个有志担任公职的人。他16岁当兵，参加了公元前90年罗马和它昔日的意大利盟友（socios）之间的“同盟者战争”，但他的志向一直是在法律界和政治界出人头地。他向罗马、雅典和罗得岛最好的演说家学习雄辩术，还拜见过一些著名哲学家，包括斯多葛派耆宿狄奥多托斯。西塞罗后来将狄奥多托斯接到家中供养，保证他老年生活无忧。西塞罗对哲学的热爱和他在哲学方面的才能无可置疑，但他注重的是如何通过学习哲学来成为伟大的雄辩家。公元前79至77年间，他在雅典学习雄辩术的时候接触到了逍遥派和学园派这两个相互竞争的哲学学派，学会了反驳两者任何一方论点的本领。他因此认为，在真理尚未确定的情况中，应当为看似最有说服力的理念辩护。难怪批评他的人说他不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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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注重名声，自视甚高。他野心极大，自认可以成为罗马共和国的救星。他的文笔非常漂亮，在私人生活中对朋友慷慨大度，对子女慈爱有加，尽管在公共生活中无时无刻不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从政初期如彗星般迅速蹿红。公元前75年，他担任财务官，公元前66年升任司法官，公元前63年又升为执政官，每一次任职都是在规则许可的最低年龄。西塞罗成为检察官时，罗马已经打过两次内战，还经历了公元前82年的流血，那次流血事件是因为屡建战功的军队统帅科尼利厄斯·卢修斯·苏拉实行独裁而造成的。独裁官这个职位在一个多世纪前打败了汉尼拔后被废，在苏拉手里重新得到恢复。苏拉实行的独裁形式预示了后来奥古斯都皇帝的统治。过去，独裁官任期一次只限六个月。公元前82年，苏拉自立为独裁官，却宣布没有任期限制。不过，他推行了几项短命的政制改革后，出乎意料地自动引退。他推行的那些改革效果不彰，反而是他带兵攻打本应受军队保护的城市，创下的恶劣先例流毒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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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做财务官时，任所在西西里；他审慎管理行省的财政，获得了人民的尊敬。后来，他以勒索罪对总督韦雷斯提出起诉，更是声名大振。西塞罗成功了（韦雷斯被西塞罗的起诉吓坏了，案子还没判决，就流亡国外），但他的政敌却说他接受了贿赂，减少了对韦雷斯的罚款额；立功而受诬这类情况在西塞罗的从政生涯中屡见不鲜。其实，西塞罗对韦雷斯的起诉能够成功已经是破天荒，因为这类审判的陪审团由元老院议员组成，他们通常都会宣判属于他们自己阶级的人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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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骑士阶级家庭好几代才能出一个财务官以上的官员，但西塞罗40岁就当上了负责财务法院的司法官，43岁又高升为执政官。他担任执政官时，发生了喀提林及其同伙图谋叛乱的事件。喀提林是一员猛将，但在政治、金钱和性生活上贪得无厌，虽然关于他的大部分故事都是坊间谣传。他曾经因强奸维斯太贞女而受到审判，那是最令人发指的犯罪，因为维斯太贞女负有在灶神维斯太神庙中保持圣火的责任，宣誓终身守贞。那次他被宣判无罪，他的敌人说那是因为他行了贿。喀提林不仅计划要抢班夺权，做独裁者，而且夸口说，一些反对他的元老院议员和官员遭到谋杀是他一手策划的。在西塞罗的运作下，元老院给喀提林定了罪，喀提林随即逃出罗马，兴兵造反。西塞罗趁喀提林不在，劝说元老院同意，对参与喀提林谋反的人抓到后格杀勿论。这是公然而且双重地违反法律：元老院无权审判死刑案，而且此举等于不经合法程序即定罪处决。然而，在当时内战一触即发之际，此乃不得不为。如西塞罗所说，在武装冲突当中，法律是没有发言权的（inter armas silent leges）。西塞罗被支持者赞颂为共和国的救星，他自己终其一生也不断在演讲和撰著中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他的功劳；塞涅卡讽刺他说，“语出有因，却无尽头（non sine causa, sed sine fine）。”1喀提林逃走，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为了组织军队反击共和国。他也许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但也是个非常勇敢的人。他的叛军和西塞罗带领的军队短兵相接后，他奋勇作战，直至战死，他倒下的地方深入敌阵，周围躺满了敌人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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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populares）哀悼喀提林的死亡；他们是罗马穷人的领袖，而穷人都支持喀提林，因为他提议免除穷人的债务。西塞罗所属的贵族派（optimates）则捍卫上层阶级的利益，反对任何减债免债的措施，或任何有财产平等化含义的行动。西塞罗不是极端反动派，但他是保守派，认为罗马的麻烦始自格拉古兄弟（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为帮助穷人所实行的土地改革。西塞罗对暗杀格拉古兄弟的人大加赞扬，但他在任何著作中都未曾表现出他真正明白罗马共和国垮台的社会和经济原因。他是道德主义者，认为领导人和公民的个人品质就是一切；他不是社会学家，不关心政治稳定所需的经济和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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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院并不一致支持西塞罗，他一卸任执政官，反对他的人就联起手来。恺撒、庞培和克拉苏在公元前60年组成三头同盟时，西塞罗拒绝成为这个小团体中的第四个成员；于是他们转而寻求民主派的支持，西塞罗则和贵族派的领导人小加图结为同盟。公元前58年，西塞罗被保民官克洛狄乌斯流放，财产被没收，但几乎立即就被庞培召回，财产也得到了归还。他对三头同盟没有用处。在罗马做领导人需要掌握兵权，还要能集合城里的暴民威胁元老院和主要的政治人物。西塞罗的演说口才派不上用场，他的政治触角也不太敏锐。他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总是支持失败的一方。他是庞培的门生，在公元前50年代晚期的内战中支持庞培，反对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48年，庞培战败。公元前46年，西塞罗获得了恺撒的宽恕。自己也写得一手好文章的恺撒非常欣赏西塞罗的文才，西塞罗却不肯与恺撒和解。他没有参与公元前44年刺杀恺撒的阴谋，因为策划者知道他守不住秘密，喜欢多嘴多舌，一定会把阴谋泄露出去，但他赞成刺杀恺撒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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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恺撒本意是要拯救共和国免于一人独裁，实际的结果却是毁了共和国，引发了一系列的内战。直到恺撒的义子兼继承人屋大维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角战役中击败马克·安东尼，内战才告结束。马克·安东尼是恺撒的支持者中最出名的一位，曾辅佐恺撒长达20年之久；被恺撒任命为继承人的屋大维还是个孩子，恺撒遇刺身死时他才18岁。内战的结束也意味着安东尼与屋大维之间斗争的结束。至于参与暗杀恺撒的那些人，他们低估了罗马穷人对恺撒的爱戴，在恺撒葬礼上的群情激愤中几乎当场丧命。不久后，西塞罗也被杀死。西塞罗将马克·安东尼视为对恢复共和国这项事业的最大威胁，在元老院中作了一连串反对安东尼的激烈演说。他的《反腓力辞》是以狄摩西尼反对马其顿腓力国王的演说为样板的；那篇演说也是他遭到杀害的部分原因。公元前43年，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结盟期，两人同意互不干涉，各自对自己的敌人下狠手。他们想得有道理：正是因为恺撒在打赢内战后对敌人宽大，才使敌人有机会密谋策划反对他，最后甚至杀害了他。他们决不会重蹈恺撒的覆辙。两人也都想没收富人的财产，用来奖赏自己的支持者。杀戒一开，血流成河；据说有300名元老院成员和2000名骑士阶级的成员死于非命。对西塞罗，安东尼采用的手法异乎寻常地残暴。他将西塞罗的头和双手砍下来，钉在元老院的讲台上，用以震慑敢于发言反对专制统治的人。西塞罗则显示了视死如归的勇气。他在乘车逃跑途中被敌人追上后，拉开车厢的帘子，探出头来，伸长脖子，命前来杀他的人赶快下手。西塞罗的生与死表明，他对罗马政治痴迷到欲罢不能的地步。他写过描写乡间隐居乐趣的优美文章，但心中真正渴望的却是元老院和法庭的喧嚣与躁乱。2他的政治理论经过了深思熟虑，但远非公平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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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的政治，而非哲学家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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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转向波利比奥斯和西塞罗需要换一种思考政治的方法。简言之，需要从哲学转向治国术，但这样说未免过于简单，因为西塞罗从柏拉图那里学来的不仅是著作的标题——《论共和国》和《论法律》[3]。他自己说，他的《论责任》采用了古希腊哲学家帕奈提乌斯著作的格式，该书也的确有很多关于道德哲学的论述。尽管如此，西塞罗感兴趣的并非构成哲学家世界观基础的那些问题，而是政治家，或者说是罗马的政治家，应如何把希腊哲人智者的思想拿来为己所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本质各执一词，但他们都是货真价实的哲学家。称他们为“职业哲学家”是年代错置，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一行，但他们的确终其一生都在教授哲学和思考哲学问题。柏拉图如果给西西里的狄奥尼修父子提供了什么建议，也都是哲学方面的教导。柏拉图并不关心如何把戏演下去。哲学家和政治家之间的这个区别不是绝对的，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愿意出谋划策，使不完美的戏继续演下去。同样，西塞罗提出，治国术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保证领导人有正直的人格，还罗列了领导人应具的各种美德；这也模糊了哲学家和政治家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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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治理论是哲学分析、道德意见、政制思辨和务实建议的混合体，那么下述的两个极端例子就可以凸显治国术与哲学之间的差异。霍布斯的《利维坦》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是异常纯粹的政治哲学著作。波利比奥斯的《罗马帝国的崛起》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则异乎寻常地只着眼于实效、历史和经验，其他一概不管。柏拉图和霍布斯要教人如何摆脱政治家为解决问题所采取的大致可用的粗糙办法。他们二人都没有提到过必须以经验为师，也没有说过，人能够学到的只有经验法则。相比之下，治国术研究的重点是政治家、领导人、统治者这类的从政者，还要研究他们所属的政制安排是否可行。在治国术中，经验至关重要。明智的人都同意，经验教训“多多少少”是有道理的。哲学看政治家，是要评估他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看政治体制，是要评估各种不同统治形式的合法性。治国术强烈偏重经验，因为它教的就是经验之谈。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和《论李维》中嘲笑哲学家，强调经验的重要；波利比奥斯认为，探讨没人尝试过的乌托邦完全是浪费时间。他说，“至于柏拉图那出名的理想国，我认为关于政制的讨论根本不应涉及。正如我们不让没有登记在册或没有坚持训练的艺术家或运动员参加节日庆祝或运动会，我们也不应该在讨论各种政制的优点时把柏拉图式的政制也考虑进来，除非可以提出它实际实行的例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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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拉图的对话《政治家篇》是对治国术的讽刺性评论，不是为治国献计献策。参加对话的人讨论了政治家的定义和出类拔萃的政治家所应具备的知识，但他们讨论的政治家的艺术无法保护共和国不受亚西比德、苏拉或恺撒这类野心家的破坏，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家掌握的辩论技巧也不能用来劝说罗马的元老院，使之“为了维护共和国，将原本非法的行为合法化”（salus populi suprema lex est），同意处决喀提林的同谋。柏拉图想象的政治家是神一般的高人，像牧羊一样照管着他治下的人群。苏格拉底式的治国术讲究的是对灵魂的培育。在《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自称为雅典唯一的政治家，但并不指望别人会相信他。在本章所涉问题的意义上，他的技能根本不是治国术，他也不是政治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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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为僭主和寡头政治家出谋划策，教他们如何在受到公共舆论反对的情况下保住权位。但《政治学》并非关于治国术的论文，亚里士多德的主意总的来说也和马基雅维利毫不掩饰地鼓吹暴力和欺骗的建议大相径庭。《政治学》从哲学的角度对善的生活的本质作了论述，进而阐述了希腊城邦的本质。它解释了政治家的技巧和脾性为何重要，却没有详细讨论政治家所需的技巧和脾性，也没有鼓励读者去学习培养这样的技巧和脾性。如亚里士多德自己所说，他的理想是法治，不是人治。5他论述的是政治生活，不是治国术。他令人信服地讲明，政治领域有其自主性，还大力提倡为柏拉图所不屑一顾的普通、务实的品质和才能。他为政治家的存在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也说明了为何不能用哲人王来取代政治领导人。他只需讲明柏拉图期冀的那种净化了的政治生活有其缺失，而不必详细解释哲学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因为《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伦理道德与政治的论述已经作了实际生活的说明，此外还告诫说，年轻人不适合探索哲学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应由世故较深，不会动辄头脑发热的人来做这样的研究。6亚里士多德倒是不像柏拉图那样，把雄辩术贬为粉饰太平、指鹿为马的狡辩，但他在《政治学》中对它没有提及。把雄辩术推举到中心地位的是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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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想把柏拉图和斯多葛派关于正义、勇敢、节制和智慧的论述传授给他的罗马同胞。他坚持说，他传播的是希腊的智慧，他自己不仅是老师，也是学生。他向罗马人教授希腊人的哲学智慧是为了政治的目的。他教导的年轻人以后要成为政治家，而非哲学家。哲学的价值在于它对共和国有用，因为学习希腊人最精湛的思想会改善年轻人的品格，使他们摆脱正在拖垮罗马共和国的贪婪、残酷、虚荣和短视等恶质。《论责任》是写给他自己的儿子马库斯的。马库斯资质平庸，但西塞罗一心望子成龙。圣安布罗斯向基督徒力荐《论责任》这篇论述美德的文章。在中世纪的欧洲，它被广为抄传评论。伊拉斯谟和路德两人的密友菲利普·梅兰希顿积极推动出版它的袖珍本。直到19世纪，《论责任》无论是拉丁文原文本还是其他语文的译本，都是上层阶级年轻人的重要教育参考书。西塞罗坦承，他在书中吸取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的学说，但书的对象是罗马的上层阶级。几世纪后，欧洲的统治精英将罗马前辈奉为榜样的时候，无论实际行动如何，都言必称西塞罗教导的美德。西塞罗的拉丁文优美易懂，是古典文献的楷模，这也是造成该书广为流传的一个因素。他那两部和柏拉图的著作同名的政论专著——《论共和国》和《论法律》——流传下来的版本有残缺，但它们同样是受希腊思想的启发，为罗马的目的服务，属于实用性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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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奥斯的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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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更好地了解西塞罗的目标和思想，先要看波利比奥斯在《罗马帝国的崛起》这本小书中对罗马的政治机构及其成功所作的清晰叙述，7它也许是历史上第一部这样的叙述。然后，再把西塞罗的政治著作放到他自己跌宕起伏，以灾难结束的政治生涯的背景中去看。开始时，罗马比起周边邻国来具有军事优势。尽管如此，它也仅仅是意大利众多小部落中的一个。它在“已知世界”——即地中海世界——的崛起起步时比较缓慢。公元前3世纪之前，罗马人一直纠缠于他们自己上层阶级（patrician）和下层阶级（plebeian）的斗争；意大利半岛上与他们竞争的其他部落以及自北入侵的高卢人构成的军事威胁也使他们应接不暇。到公元前3世纪期间，罗马人才牢牢占领了意大利全境，北起阿尔卑斯山，南至阻隔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海峡。好奇喜猜测的人可能会猜想，如果亚历山大大帝把注意力放在西欧而非波斯的话，不知会产生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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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势力扩张所及，离西西里仅有咫尺之遥，因此与迦太基这个西地中海最强大的国家起了冲突。罗马在公元前146年将迦太基夷为平地，寸草不留，结果历史上没有流传下来迦太基人对自己历史的任何叙述。波利比奥斯叙述罗马在“已知世界”称霸史的著作涵盖的时间始于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止于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城被毁，前后共118年。迦太基是海上强国，也是贸易重镇，曾在不同时期控制过西西里岛、撒丁岛、科西嘉岛、北非大部和西班牙南部。它的政制似乎与罗马相似，是贵族把持的寡头统治，公民大会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但公民大会的作用受到严密的控制。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公元前218——202年），迦太基出了汉尼拔这位名将，罗马方面除大西庇阿之外，无人能与他匹敌。但汉尼拔的遭遇与在他之后很久的拿破仑和希特勒的经历一样，证明在供给线没有保证的情况下远离本土作战是必败之路。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结果是，迦太基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罗马夺取了对西班牙和北非的控制权。迦太基最后的毁灭发生在多年之后的公元前146年。当时爆发了一场叛乱，反抗罗马对迦太基独立的不断侵蚀，此即第三次布匿战争。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和东地中海一些希腊王国刀兵相见，这些王国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23年去世后建立的。迦太基本来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建立的殖民地。在对罗马的战争中，迦太基与马其顿的腓力五世结盟，罗马则和希腊的一些仇视马其顿的国家结盟。经过一系列马其顿战争，最后一次于公元前168年结束后，整个东地中海都被罗马收入囊中，希腊各王国被彻底击溃。罗马成为了一个帝国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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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奥斯在《罗马帝国的崛起》中对这些事件都有描述，我们要注意的是其中的第六章；在这一章里，波利比奥斯解释了为什么罗马共和国比所有其他形式的政府都优越。他提出了混合型政府的理论；之前亚里士多德对它有所提及，却没有深入阐述。这个理论影响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思想家，包括美国宪法的起草者，特别受约翰·亚当斯的推崇。美国宪法是对波利比奥斯提出的这一理论最宏大的礼赞。当然，这个理论不能全归功于波利比奥斯。事实上，《联邦党人文集》中对波利比奥斯只字未提。波利比奥斯把混合型政制原则的出处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的政制，认为莱克格斯是这一理论的发明者，也是第一个混合型政制的缔造者。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莱克格斯其人暂且存疑，不过通常都将他视为稳定的斯巴达国家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谈到斯巴达政制的优点时如是说：“的确，有人说最好的政制是由所有现存的政制形式混合而成的，他们赞扬斯巴达，因为它由寡头制、君主制和民主制混合组成……”8亚里士多德提到了混合型政制，却没有论述它的优势从何而来。他并不想进一步发展这个理论，虽然最实际可行的是共和制，但在这样的国家中，享受公民身份的人比纯粹的贵族制中多很多。9而他的理想是由“最好的人”施行真正的贵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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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没有像波利比奥斯那样，详细论述混合型政府为何比任何单一形式的政府都更优越。严格地说，混合型共和国的理论是：最好的政府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之大成。这是波利比奥斯的理论，也是西塞罗的观点。亚里士多德青睐的共和制是扩大了的贵族制（也可说是有严格限制的民主制），比起纯粹的贵族制来，能使更多的寒门之士进入“最好的人”的圈子（但比起较为激进的民主制来人数少很多）。亚里士多德对共和制的描述专门适用于希腊的情况。希腊人对于公民权的理解是：有权担任公职，统治别人也受别人统治；他们非常在意政治上的平等待遇。共和制能比贵族制容纳更多能干称职的公民，同时又不像纯粹民主制那样赋予许多不称职的人以公民权，因此可避免容易引发革命的阶级冲突。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政制均为混合型政制；君主有枢密院襄赞，公民大会则有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做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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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混合体似乎总是比它各个组成部分的纯粹形式要好。青铜是锡和铜的合金，但比这两种金属坚硬很多，这为混合体强于其组成部分的论点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不仅金属如此，骡子也比马和驴强壮得多。这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混合型政制的力量何在？第二，怎么能肯定混合型政制会吸收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纯粹政制的优点，而不是缺点？可以说，君主制的优点在于一人可以果断决策，而民主制的优点在于集思广益，更有可能明智决策。这正是西塞罗的观点。如果弄得好，两者的优点得以结合，那么就既有果断的决策者，又有众人集体智慧的协助。但是，弄得不好怎么办？难道不会出现众人的无常和鲁莽因领导人的傲慢和野心而变本加厉的情况吗？柏拉图认为，民主的雅典一旦落入煽动家的掌控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只弄好了一半，果断的领导人难道不会被踌躇不决的众人拖住后腿，一事无成吗？波利比奥斯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他撰写的罗马共和国历史特具价值，因为里面解释了罗马的混合型政制如何在保留组成它的各种纯粹政制优点的同时，又抑制了它们的缺点；于是，叙述罗马人成功解决自己专有问题的历史，变成了关于稳定政府的普遍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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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奥斯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做的那样，将混合型政府的理论放入政治体制变化的循环理论当中，这使他的论述难以自圆其说，也使读者莫名其妙。本来只要说明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点于一身的混合型政府为什么特别稳定、合法性特别强就可以了——它特别稳定，因为它兼顾了不同的利益，所以能把戏一直演下去；它的合法性特别强，因为它实行了公平正义，允许社会的每一分子都对社会做出贡献。完全可以就此打住，把建立这种形式的政府所需的条件留待以后讨论。然而，波利比奥斯继承了古典的观点，认为改变即退化。他和许多在他之后的人因此推定，无论建立何种政制，都必须从一开始就做到完美无缺。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政治安排都会退化，如果开头没有搞好，接踵而来的将是无尽的麻烦。必须寻找一个和为斯巴达制订法典的莱克格斯一样的人物，或祈望这样的人物出现。这是又一个延续至今的神话，反映在美国人普遍的观念中；他们视《独立宣言》为“费城的奇迹”，认为美国国父个个都具有超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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