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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170332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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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第二部基督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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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170332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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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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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圣奥古斯丁对后来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以他的去世作为古典政治思想史的结束似乎不合情理。难道不应该以他作为基督教政治思想史的开端吗？对这个问题没有一锤定音的回答，但有一个看待政治思想史的有效办法：奥古斯丁的政治世界是罗马帝国的世界。无可否认，当时西部的帝国日薄西山，在无数入侵的“蛮族”部落的蚕食下逐渐分崩离析。在东部，帝国仍巍然屹立，6世纪时在查士丁尼皇帝的统治下还收复了被入侵者抢走的大片领土，包括北非、意大利、西西里岛、西班牙和达尔马提亚。然而好景不长。查士丁尼是最后一位以拉丁文而不是希腊文为第一语言的帝国皇帝。他去世后，夺回的大部分领土又得而复失。奥古斯丁注意的是西罗马帝国。我们前面看到，他反驳了西塞罗关于合法共和国的理论。他敏锐地指出，如果罗马不好大喜功，一意推行帝国统治，如果能建立众多的小型王国，彼此互不干扰、相安无事，世界就会太平得多。除此之外，他主要批评的是罗马的政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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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罗马帝国解体后的漫长时期内，天主教是西欧唯一的统一力量。在长达几世纪之久的时间内，欧洲的政治版图一直由王国组成，而各个王国的国王在现代的意义上说就是军阀。根据现代观念，国家这个实体的关键特质是：有统一的权威，由一个或一群人掌握，在下属官员的辅佐下依照法律行使权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观念不是由世俗当局，而是由教会提倡而成的。继承了西罗马帝国的领土，也继承了帝国的国家观念的，是教廷，而不是蛮族的王国。教廷模仿了帝国机构的外部特征，但关键并不在此。重要的是，教会成了向中世纪欧洲传达罗马关于依法治理的政治社会观念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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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世俗政治的发达不重要。征服者威廉在1066年入侵不列颠后之所以轻而易举地站稳了脚跟，一个原因就是已经有了一个权力集中的国家，既有力量对外作战，又有能力对内维持法律和秩序，保护财产权和个人权利，治理国家的方式也有了明显的近代特征。的确，国王有义务带兵打仗，但威廉的大军不是蛮族的乌合之众，而是封建制度下征来的兵员。当然，到那时，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都已成为明日黄花。早在公元800年，查理曼被加冕为皇帝。962年，奥托一世登上皇帝的宝座，通常认为他开创的奥托王朝是神圣罗马帝国“真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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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这八个世纪间的政治思想无从分析。思想家都把社会视为基督教主导的整体，不将政治看作有自身规则和目的的单独一类的活动。试图探究各种近代思想在中世纪的源头，好比想把烘好的蛋糕再变回水和面粉的状态，或把毛衣拆成一段段彩色毛线。然而，问题不在于近代对人性的看法与中世纪早期大相径庭。很容易如此认为，因为一般人都会想，中世纪政治思想以宗教为基础，近代政治思想则以世俗化为特点；中世纪的人相信上帝和原罪，今人却不信。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认为，不能让自己关于上帝和罪的观点影响对政治、公共政策和政府结构的看法，而我们的中世纪祖先却看不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决定他们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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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并非中世纪思想和近代思想真正的分野。谁都知道，无论是否相信原罪，人在政治斗争中的行为与原罪促使人做的事别无二致：仅仅为了获得击败对手的满足而进行毫无意义的争斗、为谋私利剥削别人、公开发表恶意和残酷的言论，并且热衷于权力欲（正如奥古斯丁痛斥的那样）。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中心人物大卫·休谟对宗教持怀疑态度，但他坚持，“每个人都应被假定为恶棍，这是一条政治准则。”1坚定的无神论者伯特兰·罗素声称，不深信原罪存在的人不能教学生。他指的不是亚当被逐出天堂的原罪。他的意思是，每一个孩子的本性深处都存在着做毫无意义的不公不义、不忠不信之事的欲望，老师若是认识不到这一严酷的现实，就很难教好学生。220世纪早期，西格蒙·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说儿童深受性欲之扰，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性满足的需要，这种需要的形式变幻不定，但十分强烈。罗素和弗洛伊德都不认同奥古斯丁的宗教信仰，但都同意他关于人性的观点。评论家说，奥古斯丁的观点有奇怪的“近代”色彩，其实他不过是看清了问题而已。今天的政治与自古以来一样，受制于堕落的人性，考虑到现代世界中坏人一旦得逞所获得的好处，人性之恶的政治困扰可能于今尤以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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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另一个观点使今人比较费解。他认为，真正的人性，即上帝造人时赋予他的本性，只存在于亚当被上帝造出来到他犯错之间的那一段时间。通常泛指的人性是人被逐出天堂之后的堕落的人性。政治要应付的就是堕落的人性。堕落的概念大大补偿了世俗政治的有限价值，人们意识到人性趋恶，而由此引发的事务就超出了世俗政治的范围。结果，即使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基督徒开始在罗马行政机构任职后，基督教对世俗政治的态度仍然若即若离，把基督徒担任行政职务和尽忠职守仅仅当作道德上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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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对政治是认真的，他们认为，在政治领域中，虽不完美但有建设性的意图抑制着罪恶的、破坏性的意图。但基督教与古典政治哲学及历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降低了政治的价值。如果此生只是来生的前奏，政治就远不如宗教重要，国家能为人民提供的最大服务是帮助他们做虔诚的基督徒。现代的自由主义和古典的爱国主义之间有着类似的分别；如果终极价值属于文化和人际关系这些私人领域，那么政治的重要性就只在于为私人领域中的那些价值提供保护。然而，基督教对政治的贬低并非自始至终一以贯之。阿奎那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阐述的观点，再次提出政体是人的（世俗）组合的最高形式。但无论如何，奥古斯丁认定人只是尘世间的过客，这对亚里士多德说政治生活是至善生活的观点等于是釜底抽薪。尘世间的城市最多不过是基督徒梦系神萦的天堂之城的苍白影子。奥古斯丁同意，被波利比奥斯和西塞罗推崇备至的罗马共和国展示了“某种善”，他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上帝想要人通过罗马共和国稍窥真正的上帝之城。3教会成立早期，基督徒属于另一个城——上帝之城——的观点导致了反律法主义（antinomianism）的兴起，其主张是，基督徒不受国家法律的管束，因为基督的到来废除了国家的法律。这一观点也促成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认为基督徒应生活在自己的社区里，对周围的政治不闻不问。宗教改革期间，力图恢复早期教会的纯洁的努力产生了类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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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那时，我们今天所知的古典文学和哲学文献大部分已经重见天日，中世纪期间按古典城邦的形式建立意大利城邦共和国的过程也开始由盛而衰。同时，由官僚管理的近代君主制国家正在欧洲北部兴起，这个兴起的过程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上由于宗教战争而遭到拖延，在法国受到百年战争和宗教冲突的耽误，在英国因玫瑰战争的王朝之争而进展放缓。但是，大势所趋已显而易见。至于新的君主制政权的专制程度是大是小，信奉的是天主教还是新教，这些全由当地的力量平衡来决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君主制是未来的国家形式，其他形式均为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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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170332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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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第六章 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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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有政治理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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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有四章以宗教（具体来说是基督教）对政治思想的影响为主题，本章是其中之一。但本章与前后的章节不同，重点介绍的不是具体的思想家，而是世俗和宗教当局最为关注的一些问题，如统治者的权威和被统治者的义务、中世纪关于法律、财产和奴隶制的观点、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等等。最后有一小段结语，介绍1159年索尔兹伯里的约翰[1]发表的《论政府原理》，那本书被许多人视为政治思考的重生。既然说是重生，那么中世纪是否有过政治思考似乎就成了值得怀疑之事。有些学者断然否认中世纪有政治思想。评论家都同意，中世纪的思想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时期都完全不同。这不是因为所使用的语汇不同。古希腊人，还有罗马共和国灭亡前的古罗马人，都曾就严格意义上的城邦的政治争论不休。那时城邦的公民不像现代人具有个人人权的意识，但他们强烈认为，自己有权在城邦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有权参与制定管理着自己的法律。关于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美德和暴君制、寡头制、暴民统治的危险，大有争论的余地。事实上，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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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7年建立帝制后，罗马帝国取代了罗马共和国。这在思想上或理念上确定了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模式——君主制。另外，罗马帝国像过去希腊那些实行君主制的国家一样，采纳了波斯人将统治者奉为半神的做法。自4世纪开始，君士坦丁大帝之后的皇帝都成了基督徒，不能再像过去信奉多神教的皇帝那样自立为神，但除此之外，他们全部继承了过去的做法。对此西罗马帝国的教会不仅不予抑制，反而将罗马帝国皇帝的御座、皇冠和皇袍全盘照搬过来。红衣主教本来是协助教皇主持礼拜仪式，并且照顾穷人的，后来逐渐形成了仿照罗马元老院的红衣主教团。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集世俗及精神的权威于一身，拥有任命君士坦丁堡最高主教的不容置疑的权力；在西部，任命教皇的适当模式到了1059年才有定论，当时锐意改革的教廷坚持，红衣主教团选举教皇是唯一合法的方式。教廷这个唯一的跨国机构与西欧五花八门的王国和更小的实体同时并存，这提出了世俗与精神权力的关系这个古时候没有先例的问题。国王能任命主教吗？还是说国王由教皇任命？或至少需要教皇的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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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仍然以古典哲学作为知识来源，尽管他们对古典哲学的了解是二手的。12世纪之前，西欧人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没有直接的了解。这种情况的一个后果是，近代西欧各国和欧洲定居者在别的大陆上建立的国家的政治机构植根于中世纪的欧洲，今人却以为它们源自古希腊和古罗马。近代代议制政府的根源是中世纪的行政和征兵制度，那种制度经常被称为封建制度，其中依稀可见古时候部落组织的痕迹。但是，我们描述它们时使用的却是希腊民主制和罗马共和的语汇。我们所知的代议制政府始自中世纪，当时代表的是地方和群体。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以地理选区为基础来选举立法机构成员，只不过选出来的代表是代表每个公民罢了。英国议会制政府的前身是君主制下“国王与议会”的制度，美国则把英国的代议制纳入了一个别有渊源的框架——以西塞罗的理想为基础，也许还部分地受了吕西亚联盟[2]启发的共和国。不过，这种矛盾只是表面上的。西欧中世纪的制度的确受到了古典思想的启迪，尽管那些思想起源于别的地方。波利比奥斯关于混合型政府的思想与中世纪关于国王应听取贵族议会的意见、征税应得到代表平民的机构的认可的思想不谋而合。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希腊人为了共同安全建立起联盟，采用了代议制，吕西亚联盟实行代议制的时间更长得多。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人或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人假使能穿越时空，向10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解释古希腊或古罗马的公民概念，听者完全不会有理解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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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权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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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中世纪政治思想的学者非常重视权威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这两种理论的分别。1自下而上的理论认为，统治者的政治权威来自受他统治的个人、群体，或全体“人民”。自上而下的理论则认为，统治者的权威是固有的，或者是由上帝这个更高的权威赋予他的。自上而下的观点似乎比较适合君主制和视上帝为王中之王的世界。但在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封建制度中，王公与臣民是契约的关系，这种关系把自下而上的观念和自上而下的观念结合在了一起。共和制度是权威自下而上模式的典型范例，但在原则上，即使是最广泛的绝对权威也是由人民（一次性地）赋予的。6世纪初的查士丁尼皇帝就是这样获得了他的权威。由人民将短期或长期的绝对权威赋予领导人，这个设想并不荒谬，虽然它引起了人民能否收回权威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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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16岁的罗穆卢斯·奥古斯都于476年被推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最常见的政府形式就是某种形式的一人统治；政府首脑可能是国王，也可能是王爵、公爵、伯爵、主教，或教皇。也有其他形式的政府。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城邦是共和国，西塞罗若是看到一定感到似曾相识。那些城邦没有一个实行雅典式民主，虽然有的与雅典民主非常近似。它们大多由贵族家族统治，那些家族认为自己的统治权与生俱来，不是人民赋予的有条件的权利。还有许多城邦需要仰国王或教皇的鼻息。大部分政治单位都比较小，不过在800年，教皇利奥三世为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加冕为罗马皇帝，虽然查理曼自768年就已经是法兰克国王。不过，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版并不长久，到962年，德意志人奥托登上皇位，这个被伏尔泰讥讽为“既非神圣、亦非罗马、更非帝国”的机构才开始了它连绵的历史。神圣罗马帝国的大本营是德意志，但皇帝是选举出来的。德意志地区有一大批各种各样的政治实体，有主教辖区，有王国，还有自由城市，直到德意志在19世纪被普鲁士强行统一后，这些实体才告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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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在国家以下的机构，如欧洲各地的大学、行会和公社，自1000年左右开始实行自我管理。这种政治上的自治在当时并不少见，但这种自治权经常被解释为更高权威的赠与或特许，自上而下权威观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到14世纪，帕多瓦的马西里乌斯才清楚地提出，统治者行使权力须有被统治者的同意。但他也只是说，人民只需选择一位杰出的智者做统治者就万事大吉。根据自上而下的权威观，权威由上帝赋予教皇和国王，再向下传给他们的下属，这与中世纪统治者及基督教的世界观恰好契合。基督教世界观的基础是等级制僧侣统治的权威观念，这一观念超越了政治范畴，认为一切权威均为天赋神授。基督这个王与众不同，但他归根结底是王，不是雅典模式的管理委员会中任期只有一天的主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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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年登基的戴克里先是第一位来自亚得里亚海以东的皇帝。他建立了一个膜拜皇帝的非基督教教派，还对治下的基督徒大加迫害。君士坦丁大帝于324年皈依基督教，将基督教立为国教后，不能再把皇帝当神来拜。不过，君士坦丁和他之后的罗马皇帝除了没有将皇帝供上神坛之外，其他的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为铺设排场用尽手法，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安装精巧复杂的舞台机关，使觐见者眼花缭乱，不得不信皇帝陛下不是凡人，而是幸承了上帝的宠惠。拜占庭帝国对西方的影响比较有限，尽管皇都设在君士坦丁堡的帝国自称罗马（Rhum），自认是（唯一的）罗马帝国。1050年以前，一直存在拜占庭入侵意大利的可能，确切地说是入侵意大利剩下的地方，因为拜占庭本来占领着西西里岛，8到10世纪期间被阿拉伯征服者赶走，只在意大利南部仍保留了一些飞地。6世纪时，查士丁尼曾从哥特人手中夺回了意大利，在他之后的皇帝再创辉煌本来不是完全不可能。然而，查士丁尼死后没有几年，意大利的大部分土地就落到了伦巴第入侵者手中，两个罗马帝国渐行渐远。拜占庭帝国讲希腊语，西罗马帝国的通用语言则是拉丁语。新罗马实际上是希腊，与原来的罗马日益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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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查理曼在公元800年圣诞日那天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西欧就声称自己继承了罗马帝国的衣钵。随着拜占庭帝国一点点被斯拉夫和穆斯林敌人蚕食，它自称是整个罗马帝国继承者的说法日益站不住脚，它的影响力也日益衰落，因为在礼拜仪式和教义方面，东部教会与西部天主教教会之间的差异日益加大。两者在教义上的分别在不同的问题上有大有小，比如，西欧基督教特别重视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而希腊基督教却不认为圣灵是第三“位格”。它们对涉及教会政治的主要问题的观点也大不相同，这些问题包括：教会和国家谁拥有最终权威？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各自有哪些责任和义务？世俗和精神权威如何分工？等等。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之间的最后决裂发生在1054年，但在那之前，双方已经就是否应礼拜圣像圣图发生了争执，在教皇与东正教的大主教谁应服从谁的问题上也各不相让。这些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尽管两个教会1054年作出的互相开除教籍的决定和对被革出教门者的咒词均已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