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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170332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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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第八章 过渡的1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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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之后才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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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介绍14世纪三位思想家的关注：但丁提倡的普遍君主制、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关于国家与教会都应由代议制和立宪制度来治理的论点、萨索费拉托的巴尔托鲁对意大利北部半自治城邦共和国的分析和捍卫。推动公改革的教会会议运动在本章结束时仅会简短提及，对奥卡姆的威廉，以及库萨的尼古拉和让·热尔松这两位公会议主义理论家的论述也只能稍作介绍。从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来看，他们的著述未能产生任何效果。13世纪晚期，哈布斯堡王室的成员开始出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几任哈布斯堡的皇帝放弃了过去历任皇帝为之心力交瘁的事业，不再企图将整个意大利纳入帝国的版图。14世纪初，卢森堡的亨利和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重拾这一抱负，仍以失败告终。路德维希的继承者查理四世只关心自己的家乡波希米亚，他依照向教皇作出的承诺，只是在他的加冕日在罗马待过一天，而且为他加冕的不是教皇，而是罗马城的长官。建立一个与西罗马帝国的政治与军事势力范围相等的新罗马帝国的梦想遂告彻底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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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马西利乌斯和巴尔托鲁所关注的意大利城邦日益落入贵族的专制统治之下，而那些统治者自己又日益依赖教皇或外国君主的支持。主张公会议至上的人努力推动建立有法规治理的教会，在15世纪初曾暂居上风，随即遭到失败。接下来，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取代了公会议至上主义，之后罗马天主教教会保持了教皇和教职等级制，而新教教会则显示出几乎无穷无尽的各种政治形式，都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形式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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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把本章讨论的思想仅仅视为“没有走的路”。这些路在很久以后还是有人走了，而且方式出乎意料。先是拿破仑，后来出了更可怕的希特勒；他们二人都差一点就建立起了腓特烈二世和但丁所向往的大规模欧洲帝国。今天有时会有人指责欧洲联盟存此野心。马西利乌斯若是看到普及全西方的代议制政府，应有深合吾意之感。倘若萨索费拉托的巴尔托鲁和关注半独立城邦法律地位的法学家仍然在世，他们会发现，美国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或欧盟与其成员国的关系是丰富的研究素材；此说可能想象力过于丰富，却并非完全匪夷所思。公会议至上主义几乎只关心教会的治理，对更广泛的政治不感兴趣，但它的鼓吹者对于21世纪的代议制民主不会惊讶，我们今天对投票制度所做的理论分析（以及我们不用的一些方法）的开创者是库萨的尼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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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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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之初，政治思想发展的大背景是人所熟悉的教会与国家的冲突，特别是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冲突。先是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和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各不相让，接下来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再次发生冲突。至于历任教皇与英国、法国、西班牙的国王之间的冲突，根源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因为国王要对教会的财产征税；这样的冲突比较容易化解。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冲突则更接近零和。中部意大利只能由一方或另一方来统治，不可能双方都去统治。教皇要么在皇帝的选举中具有特殊的作用，要么没有；皇帝要么对教廷有特别的影响力，要么没有。这使得双方的争端在意识形态、理论和神学方面染上了更激烈的色彩，这也是教廷与帝国的争端如此旷日持久，如此难以解决的原因之一。神圣罗马帝国由教廷一手创立，在位的教皇为皇帝加冕，这对皇帝的地位名分至为重要。直到1356年，查理四世皇帝颁布了所谓的“金玺诏书”，任命了七位选帝侯，并敕令皇帝只须由他们选举，得到七票中的多数票即算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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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以前，历任教皇都认为，只要是他们给予的东西，他们都有权收回。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历史依据。查理曼的父亲丕平在当选为法兰克国王之前，贵族们向罗马派了一个代表团，请求教皇准许废黜墨洛温王朝的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不是因为他有罪或者是异端，而只是因为他“无能”。教皇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教会对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有诸多不满，其中一项就是他写了题为“帝国的变迁”的小册子，里面说，尽管希尔德里克的被废和丕平的当选得到了教皇的承认，但其实那些行为作为法兰克王国政治社会成员的行为，本身就是合法的，具有法律上的有效性。1教会法和民法的律师就杰拉西乌斯的双剑说反复辩论，却总是无法就一个伤脑筋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那就是：既然神权至高无上，它是否意味着手握神权之剑的人可以向世俗统治者发号施令？倘若如此，教皇是否能够，以及在哪些方面能够向所有的世俗统治者，特别是皇帝发号施令？从未有人提议过，应由教皇接管世俗统治者的普通司法及行政职能；本来神权和王权就是两把剑，不是一把。也从未有人否认过，代表神权的剑更“高”，正如灵魂高于肉体，对于天堂的思考高于尘世的关注。然而，这丝毫解决不了围绕着世俗法庭对神职人员的管辖权、教会法庭的强迫性权力，以及税赋等问题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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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和14世纪相交之时，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教廷在意大利之外地方的世俗政治中起不到任何作用。明白展示了这一点的是一位法国国王，不是来自德意志的帝国皇帝。阿奎那于1274年逝世时，谁也无法预料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1250年腓特烈二世去世后，皇帝的宝座虚位以待长达20年。直到1272年，才选出了新皇帝。在教廷与世俗统治者的斗争中，几乎每一次都是教廷胜出，即使有时打成平手，也是教廷稍占优势。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对英国发出停止宗教活动的禁令，迫使英国的约翰国王含耻忍辱，承认教皇为自己的封建主公。1225到1250年期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和他的继任者英诺森四世横加阻挠，使腓特烈二世希望破灭，没能在自西西里岛到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全境建立起单一的世俗国家。但在13世纪最后几年和14世纪的头几年间，法国的腓力四世国王决定性地击败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事实上，这位法国君王劫持了整个教廷，将它强行迁往阿维尼翁，开始了所谓的“阿维尼翁之囚”时期，直到1378年才结束。从法律上说，阿维尼翁教宗领地（Comtat Venaissin）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一直是教廷辖地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教廷完全被法国国王抓在手心里。不过，教廷若是被与法国国王竞争的罗马贵族抓在手心里，也很难说处境就一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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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虽然成功地挫败了历任帝国皇帝企图统一意大利，乃至统一欧洲的努力，但它的成功只是虚有其表。英国的约翰国王对英诺森三世教皇俯首称臣后，后来的国王并不受解除禁令的条件的约束。教会在选择主教方面的自主权稍有增加，但王室仍掌握着否决权。尽管英诺森坚持，只有在教皇准许的情况下方能对神职人员征税，但是法国和英国的国王照样不等教皇批准即要求本国的神职人员缴税。天主教教会力量雄厚，比欧洲的任何一国都更富有——它大概拥有欧洲所有的土地和动产的1/4，也比大多数世俗统治者都更受基督教世界中民众的拥护。然而，教会资产在日渐消耗。主教的生活奢比王侯，证明了教会声称自己是为穷人代管财富的话纯属谎言；教皇用法国和英国的信徒缴纳的税款去和位于意大利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打仗，却遇到了当地民众的抵抗，因为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在日益加强。卜尼法斯八世企图效仿英诺森三世，对法国和英国国王发号施令，结果是打破了80年来大家心照不宣的妥协，引发了一场他全无胜算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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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虚弱的根子在罗马。这个城市动乱不断，各贵族家族为夺取教皇的皇冠谋划贿赂、你争我夺。尤其臭名昭著的是，加埃塔尼家族和科隆纳家族把教皇的位子当成了为他们自己和亲戚敛财的捷径。历任教皇都利用德意志王公之间的不和来削弱自亨利四世到腓特烈二世的各个皇帝的力量。14世纪初，腓力四世对教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科隆纳家族和加埃塔尼家族之间的夙怨来削弱教皇的力量。卜尼法斯八世是加埃塔尼家族的人。自他兵败之后到19世纪中期意大利重新统一之前，虽然教廷仍然掌握着对教会辖地的军事和政治权力，但是，教皇出兵入侵世俗统治者的领土，向他们发出挑战的能力一去不复返了，教会辖地越来越与意大利其他的公国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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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力四世赢得对教廷的决定性胜利是1303年的事，比但丁写《帝制论》的时间早10年。1294年，卜尼法斯八世在非常离奇的情况下当选为教皇。从1292年开始，教皇的宝座一直虚位以待，因为红衣主教团无法就人选达成协议。到1294年，这个丑事终于得到了解决，一位名叫彼得·穆罗内的纯朴的老隐修士当选教皇，成为切莱斯廷五世。但是，他无法胜任教皇的各种职责，只做了几个月即主动逊位。他被他的继任者投入监牢，曾设法逃脱，却不幸再次被捉，10个月后死在狱中。卜尼法斯就是当选继任切莱斯廷五世的教皇。他年事已高，患有痛苦的尿道疾病，自然脾气非常暴躁；同时他又精力充沛得出奇，狂热地主张僧侣统治。卜尼法斯的当选是有争议的。切莱斯廷没有权利辞职不干，因此可以说，教皇的位子并未出空。直至今日，切莱斯廷的辞职仍是教廷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例。[1]但丁因为切莱斯廷怯懦地逃避自己的职责而把他贬到地狱的最底层（“他像懦夫一样躲避重任”）。2但丁这样做一定是因为切莱斯廷的逊位为卜尼法斯八世的当选提供了机会，而就是在卜尼法斯八世任教皇期间，但丁所关心的一切尽皆被毁，他自己也被迫流亡。自那以后，每一任教皇都不敢效法切莱斯廷，而是咬紧牙关，坚守岗位，直到死在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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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尼法斯甫一上任，即与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和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就对神职人员征税的问题起了冲突。两位国王为了筹款彼此打仗，都想从自己治下最有钱的人——僧侣——身上弄钱。但卜尼法斯无论是出于希望恢复和平的可敬的愿望，还是出于想将僧侣的税款收入自己金库的不那么可敬的动机，开始着手阻断他们二位的财路。他颁布了一纸教皇训谕《教士不纳俗税》（Clericis laicos），重申英诺森三世原来宣布过的规定，即只有在得到教皇准许后方可对神职人员征税，未经允许而向世俗当局缴税的神职人员将被开除教籍。这道教谕，加之卜尼法斯写给腓力四世的信《听着，孩子》（Ausculta fili）和后来颁布的另一份教谕《一圣》（Unam sanctam），清楚无误地阐明了卜尼法斯自认为对国王和皇帝拥有合法权威的观点。爱德华一世对卜尼法斯不理不睬。腓力四世却予以迎头痛击，禁止自法国输出货币和贵金属。结果，卜尼法斯让步了，可能是由于害怕教廷会破产，但也是因为他自己的辖地内出了乱子；科隆纳的各位主教不承认卜尼法斯当选的有效性，于1297年6月对他提出指控，说他谋杀前任。无论如何，卜尼法斯退了一步，同意腓力在紧急情况中不经教皇准许即对神职人员征税。教会的财政因之得以恢复，在1300年成功地庆祝了一个大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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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尼法斯可能是因为平安渡过了这个难关，一年后面对下一个挑战时就有些大意。1301年，腓力以亵渎、异端和叛国的罪名下令逮捕了帕米耶的主教，他被押送到巴黎，在皇家法庭受审后被宣布有罪，投入监狱。此举违背了长期以来神职人员只在教会法庭受审的“教士特权”；更有甚者，腓力还要求教皇支持法庭的诉讼程序，这不啻往伤口上抹盐。它重新引发了关于世俗君主是否有权任命和废黜主教的古老争议。腓力国王宣称，世俗统治者面对主教的叛国行为不能无所作为、任其作乱；此言的确有理。但指控帕米耶主教犯下的罪行既有世俗方面的，也有宗教方面的，这似乎暗示国王的管辖权延伸到了精神上的犯罪。至于腓力要求教皇表示支持，可以理解为他同意应当由教皇提出有关异端的指控，但也可以理解为他对教皇在法国的作用的彻头彻尾的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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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尼法斯一怒之下发布了教皇训谕“Ausculta fili”。这两个拉丁字严格按字面意思的翻译是“听着，孩子”，但译文太平铺直叙，完全没有捕捉到卜尼法斯那苦口婆心、无可奈何的语调。他告诉腓力国王，“尽管我们的德行不够，但是上帝将我们置于国王和王国之上，给我们的肩头压上使徒的重担，让我们按照祂的旨意拔除、捣毁恶的，培育、建设善的。”3《听着，孩子》教谕虽然没有明说教皇对国王有尘世间的管辖权，但腓力国王在字里行间读出了这个意思。于是，他召开了由僧侣、贵族和平民组成的全国大会来驳斥教皇，宣称皇家对法国教会有控制权；这就是第一次三级会议，其意义十分重大。腓力还开展了一场不择手段的宣传战，包括散发伪造的教皇信函和一份（伪造的）国王复函，里面称教皇为“蠢人”。三级会议上的大多数主教和全部非僧侣阶层的代表都支持国王。教皇则一口咬定，他透彻了解双剑说的理念已有40多年，从未有过教会对世俗事务有管辖权这种“愚不可及”的念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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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没有马上爆发。1302年夏，法国军队在佛兰德的库特莱自治镇居民手中遭到惨败，法国国王与教皇的争端因此暂且被放到了一边。然后，卜尼法斯在11月发布了《一圣》教谕，坚称精神权威至高无上；教谕中的措辞很容易被曲解为宣称教皇为最高主公，尽管不是英诺森三世迫使腓特烈二世和约翰国王承认的那种封建宗主。腓力国王为了自己的目的，硬说教皇自称是国王的封建主公。事实上，《一圣》教谕中引用的许多先哲的著述包括阿奎那的理论，所以教皇不可能自称为世俗统治者的主公。卜尼法斯宣布的是教皇“以罪为由”废黜国王的权力，这是八个多世纪前杰拉西乌斯提出的教会精神权威说的底线。教皇在行使“以罪为由”的权力时，面临的一个明显的困难是，政府做的事情没有多少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的。即使像规划道路交通这类普通的事务也可能会给某个群体造成不公平的负担，而不公平就是道德的缺失。通常认为，这个理念仅适用于特别暴虐的君主或公开的异端邪说。1570年，庇护五世教皇就动用了“以罪为由”的权力宣布废黜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继续在王位上坐了33年，但因为教皇诏令有可能引发民众的反叛之心，她就借司法审判的方法杀害了英国的大批天主教徒。今天，我们无法想象一位保守的教皇会使用“以罪为由”的权力来废黜美国总统，虽然天主教的主教可能会敦促教众投票反对支持堕胎权的政客。腓力四世看到《一圣》教谕后勃然大怒，马上再次召开三级会议，宣布卜尼法斯当选教皇为无效，说卜尼法斯是异端；三级会议凭什么有权做出这两项宣布并不清楚。教皇一方则准备开除腓力四世的教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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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力先发制人。罗马附近没有法国军队，但若要采用暴力，很容易募到雇佣军。1303年夏天，趁卜尼法斯离开罗马来到阿尼亚尼的加埃塔尼城堡之机，腓力的首席谋臣纪尧姆·德·诺加雷率领着由雇佣军和科隆纳家族的武装组成的大军向阿尼亚尼发动了攻击。可以说那场攻击造成了教皇的死亡，因为年老多病的卜尼法斯经历了那场惊吓几周后便一命呜呼。诺加雷和夏拉·科隆纳也几乎丢了性命；他们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阿尼亚尼的城堡后，对接下来该怎么办反而茫然无绪，两人花了一天的时间就下一步的行动争执不下。愤怒的镇民利用这段时间组织起了对入侵者的反击，诺加雷和科隆纳险些没能逃脱。尽管如此，腓力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卜尼法斯的继任者只活了几个月的时间；他死后，红衣主教团选出了法国人克雷芒五世，他根本没有去罗马，而是把教廷设在了阿维尼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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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的虚弱不利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法国国王惯于在德意志选帝侯之间挑拨矛盾，使帝国无法推行积极扩张的政策。各位选帝侯多年来甚至无法就皇帝的人选达成协议。腓特烈二世于1250年去世后，帝位一直虚悬，直到1272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当选。鲁道夫并不想将帝国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意大利。有此野心的皇帝是后来的卢森堡的亨利（1308——1313年在位）；他是自腓特烈二世以来第一位在罗马加冕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加冕地不是圣彼得大教堂，为他加冕的人也不是教皇。亨利的意大利之征开始顺利，但后来陷入了僵局。他的士兵或是死于疟疾，或是开小差逃跑，他自己也因病而死。但丁原来对那次征战寄予厚望，期盼它能改变佛罗伦萨的政局，他就是在它的鼓舞下写出了《帝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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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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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在欧洲文化史上地位的奠基之作是他的诗作《神曲》。5然而，他绝非不关心政治。他生于1265年，少有大志，加入了作为民事官员后备队的一个组织。1300年6月，他成为治理佛罗伦萨的六名“最高执政官”之一，这六名最高执政官任期为一年，每人执政两个月。1301年，他作为外交官出使罗马；他不在期间，所谓的“黑党”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但丁被迫流亡，如果他回到佛罗伦萨将会被处以火刑。佛罗伦萨一贯支持教皇对抗神圣罗马帝国，是“归尔甫派”，虽然“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2]这两个称谓的使用并不严谨。卜尼法斯八世当选后，佛罗伦萨的归尔甫派分裂为两个阵营；“白党”，即但丁所属的阵营，反对卜尼法斯；“黑党”则附属于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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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的政治残酷无情，但丁因被“黑党”强迫流亡而对卜尼法斯恨之入骨。他在流亡期间历尽艰辛，为寻求庇护费尽周折。因为他公开严厉地批评教廷及其干政行为，所以任何国家若给他提供庇护都很可能招致教廷盟友的报复。但丁对他在佛罗伦萨的同盟评价不高，他们对他也有诸多不满。佛罗伦萨恢复了和平后，并没有向但丁提出体面的条件请他回来，结果他于1321年在流放中死于维罗纳。后来，在佛罗伦萨的圣十字大教堂为但丁造了墓，但维罗纳拒绝将但丁的遗体送回对他薄情寡义的家乡，所以但丁墓一直空置。人们常说，《神曲》中对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的刻画入微的描写反映了但丁被迫离开佛罗伦萨四处流亡的痛苦。但丁借《帝制论》对放逐了他的神权派进行哲学和政治上的反击，也描绘了他所渴望的政治世界。《帝制论》分三卷，在三个不同的基础上论述普遍君主制的优点：哲学（即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罗马史、《圣经》。第一卷和第三卷着重理论的论述；中间的第二卷列举实际事实作为前一卷和后一卷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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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帝制论》的评价众说纷纭。研究但丁的学者视《神曲》为但丁留给欧洲文化的最重要的遗产，却对《帝制论》嗤之以鼻，不过他们的蔑视与书中的政治观点没有关系。《帝制论》是用正式拉丁文写的，而在学者的眼中，但丁的成就在于使用通俗的意大利文写出了宏伟的诗篇。无论《帝制论》以何种语文写成，都不易逐句进行内容分析，也难以想象它的下述论述能使人服膺：相信世界上唯一合法的政治权威是皇帝，所有其他权威，包括教会，都要听命于皇帝。但丁的观点并不愚蠢，但太理想化。他相信极端君主主义，但这不说明他认为卢森堡的亨利或其继任者应该插手包括他的家乡佛罗伦萨在内的意大利各城邦的日常行政管理，更遑论插手教会的日常生活。他并不认为君临天下的皇帝应该无分巨细，事必躬亲。罗马帝国在鼎盛时期，基本上由帝国内各个城市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但丁设想的君主就是以此为范本的。然而，他提出了一个极端的论点：只有按照罗马帝国兴盛时的模式重新振兴的帝国才能为人类繁荣提供合适的环境。教会掌握世俗权威成了他强烈批判的对象，《帝制论》因此自然为教会所深恶痛绝；1559年禁书目录甫一确定，马上就列入了《帝制论》，到1891年才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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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论》第一卷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三段论形式，读者经常因此误以为该书是这位流亡诗人阐述自己哲学梦想的理论作品。也许《帝制论》中的观点不切实际，第二卷关于罗马史的叙事方法也不像讲述历史，更像是在讲神话故事；但教廷的反应如此激烈，说明此书的敌人对它没有掉以轻心。《帝制论》第一卷纯靠推理来证明君主制的必要，第三卷则论证《圣经》经文里没有说过教皇能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但丁谴责的不是教廷在精神领域中的权威，而是教廷逾越权限，过分插手世俗事务的行为。但丁也并不提倡政教分家；就连马西利乌斯的《和平的保卫者》都没有提出这样的观点。但丁是虔诚的基督徒，他认为教廷应当在世俗事务中行使适当的权力，并就此提出了言之成理的论述。他所驳斥的是卜尼法斯八世声称教皇在法律和政治上高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其他世俗国王的言论。教皇与皇帝和国王的恰当关系应如阿奎那和无数其他人所说的那样：正直有道的君主向深谙圣理的教皇寻求精神上的解惑，并使用手中的权力保护教会的尘世间利益。教皇的世俗权威是清正称职的教皇对于正直明智的统治者行使的道德权威。正是因为教廷不恪守这样的界限，才使得意大利以至全世界遭受了无穷无尽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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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但丁的论点从他行文的繁复格式中剥离出来看，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五个世纪之后，他的一些想法成为了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基本思想。但丁的这些思想追根溯源来自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这一点乍听之下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亚里士多德完全没有历史发展的概念，但基督教的天意概念补充了亚里士多德理论所缺少的内容。但丁的基本出发点是：社会生活的目的是让人类展示出人所特有的一切长处，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按理性生活的能力和依照道德法管理自己的能力。没有和平，人类无法发展这些长处，而维持和平是统治者最根本的职责。但丁和那个暴烈动荡的时代中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一样，热切地渴望和平。6政府的最高责任是公平施政，使治下人民得以利用和平的良机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和平与正义是善的政府与善的生活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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