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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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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十九章 功利主义：杰里米·边沁与詹姆斯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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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父亲和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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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自由主义思想根众源繁。最重要的是约翰·穆勒的思想。一位美国批评家称穆勒为“撒旦式自由贸易之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陛下”，别的人却对他奉若神明。穆勒深知，他从两位前辈那里获益匪浅，一位是他自己的父亲詹姆斯·穆勒，另一位是杰里米·边沁。因为穆勒继承了杰里米·边沁和詹姆斯·穆勒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改革事业，并对其做出了重要的改变，所以应该对这两位稍做介绍。杰里米·边沁生于1748年，卒于1832年。终身未婚的他常常遭到持各种政治立场的批评者的恶毒攻击，但他私下里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在政治上，他起初属于保守的托利党，但后来相信，不民主的政府不会促进普遍的福利，于是转而热情支持议会改革。他对美国革命的看法好坏参半。一方面，他认为保持殖民地是浪费钱财，对维持大英帝国在北美的势力范围毫不热心；另一方面，他又对美国人声称自己有自然权利非常不以为然。他有句名言：“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站在高跷上的胡言乱语。”11789年，法国和弗吉尼亚州相继发表了人权宣言，他受此刺激，哀叹道，美国独立这个如此理性的事业可惜建立在如此非理性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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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敌视自然法，发展出了实证主义的法律理论，因此成为英语世界法学历史中两三个执牛耳者之一。他严厉批评与他同样重量级的威廉·布莱克斯通，在《政府片论》（Fragment on Government）中把布莱克斯通关于契约法和自然法的思想一条条批得体无完肤。边沁认为，英国的法律制度是由晦涩难解、浪费时间的程序混合而成的一团乱麻，所以他不遗余力地详细解释（大多数读者都觉得太过烦琐）如何编纂法律、如何简化程序以及如何改革政治制度，使选民得以选举政府，政府得以开展法律和行政改革。功利的原则并非边沁的发明，但“最大幸福的原则”可能确实是他发明的。边沁认为，要想制定法律或建立制度来管理在押的囚犯或接受公共救济的人，必须了解所提议的法律或制度如何能够促进每一个受影响的人的幸福或福祉，这样才能知道应该通过何种法律，对违法行为规定何种惩罚，如何管理有关的机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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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心所系之的问题之一是监狱改革，他因设计了“环形监狱”而大名远扬（或臭名昭著）；这种设计以监狱长办公室为中心，囚室排列在从中心向四周辐射的走廊里，全部都在监狱长的视线之内。这样，每一个囚犯都知道，自己无时无刻不处于权威的监视之下，这将促使他洗心革面，争取早日获释。边沁称其为“把流氓磨成诚实人的磨坊”。批评者痛斥这种对罪犯还要如此严密监督的做法；他们说，这等于把人当作机器。边沁强力回击说：“叫他们士兵也罢，僧侣也罢，机器也罢，只要他们快乐，叫什么我都不在乎。”3他的设计在美国比在英国更受欢迎，不过事实证明，他设计的建筑模式非常适合英国的精神病院和医院。他的《道德与立法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奠定了功利主义体系的理论基础。该书首先指出，自然将人类置于两个至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它们不仅决定着人的行为，而且确定了人的努力目标，那就是尽量争取快乐，减少痛苦。为达到这一目的，边沁发明了“快乐计算法”（felicific calculus），这是一种对某个行动或做法带来的快乐或痛苦做出量化估算的方法。这个方法的科学基础不像边沁自认的那样牢靠，但它清楚地显示，边沁企图精确地决定政策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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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的兴趣在于法律与行政。他遇到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父亲詹姆斯，请他担任秘书兼总助理，为自己找到了个最合适的助手。詹姆斯·穆勒生于1773年，卒于1836年，比边沁小25岁。他的政治能力比边沁强，同时也是非常能干的经济学家，去世前的20年间一直在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事务；他的职务是印度函件检查官，等于东印度公司伦敦办事处的高级职员。他是“哲学激进派”的主要人物，这个派别的人锐意改革，决心实现英国政府与行政管理的近代化。詹姆斯·穆勒对功利主义政治理论最著名的贡献是写了题为“论政府”的论文，载于1818年的《大英百科全书》。4他和边沁一样，首先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思想，说所有人都自然会追求自身利益。因此，显然需要某种政府制度来协调人的行动，制定法律，镇压犯罪，但是，有能力通过此类手段行善的人也有能力作恶。政府面临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把公众的利益与掌权人的利益统一起来。君主制和贵族制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民主的形式可以，但这种民主不是雅典公民大会那种直接参与性的民主，而是一种代表制度，使得公众可以推翻不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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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穆勒说，因为每个人都要促进自己的利益，所以“公众”作为集体就一定会促进公共利益；此论未免过于武断，不止一位批评家就此嘲笑过他。到底有没有“公众”这种生物，政治分析家至今仍纠结不已。1832年的《改革法案》仅把投票权扩大到14%的成年男性人口，但詹姆斯·穆勒好几年前就已认定，需要实现普遍投票权。但令人惊讶的是，为了减少管理代议制的费用，他提出，妇女的利益已经包含在了她们的丈夫或父亲的利益当中，所以妇女不需要单独的投票权；40岁以下男性的利益与40岁以上的男性并无不同，所以把投票年龄定为40岁可以保证所有适当利益的代表；工人的利益与中产阶级的利益没有抵触，所以工人也不需要单独的投票权。关于詹姆斯·穆勒把妇女排除在外的主张，历史学家兼散文作家T. B. 麦考莱尖锐地指出：“他连无稽的理由都懒得去找，就武断地去除了占人类一半的人的利益。”5边沁没有提出过这样的主张，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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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和詹姆斯·穆勒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他们决定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教育，因此也决定了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特点，而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涉及了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自由与幸福的关系。边沁是自由论者，他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对受欺负受压迫的人遭受的痛苦，他真心地感到震惊和反感。他还认为，把同性恋行为入罪的法律达不到任何目的，反而造成极端的痛苦；这个思想非常超前。但是，他并不特别看重自由本身。自由是工具，应该用来实现幸福。如果能够失去胡作非为的自由，或给自己带来痛苦的自由，那再好不过。这说明了他为什么不明白别人对环形监狱的批评。第二个是政治与行政管理的关系。功利主义经常被说成是“政府大楼内的道德”；它好比一个仁慈的殖民地官员，关心如何使他治下的人民得到幸福。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政治与行政管理不同，它认为公民有自己的意见。关于功利主义能否真正重视政治，众说不一。应该说，它至多把政治活动作为手段，用来达到政府的真正目的，即保证最大的幸福。它为了达到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利益的一致，把问责制视为至关重要，对公民的生活却毫不关心。最后是个人主义，它在功利主义伦理与政治中的地位含糊不清。在一个层面上，功利主义只关心个人，因为只有个人才能感觉幸福或不幸福；在另一个层面上，它又对具体的个人并不真的关心。它的目标是实现人类幸福总量的最大化。与之类似的是政府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关心。从一个意义上说，GDP是涉及个人的目标，因为国民收入就是个人收入；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则正好相反，重要的是英镑、美元或欧元的总数。注重具体个人的特点及其生活的个人主义自然将个人视为自主自立的公民；注重他们感受幸福或痛苦的能力的个人主义自然会导致对理性、仁慈的管理的注重。对于这些问题，小穆勒做了多方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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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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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年生于伦敦，1873年死于法国南方的阿维尼翁。他写了一部杰出的《自传》，留到死后才发表。这部自传详细叙述了他想让读者知道的他所受的教育和他一生的事业，却进一步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穆勒由父亲詹姆斯·穆勒带大，并得聆杰里米·边沁和激进政治家兼出版商弗朗西斯·普莱斯的教诲和鼓励，长大后成为19世纪早期英国进步政治意见的领袖。穆勒在《自传》中说到，他的全部教育只有一门课，那就是边沁主义。此话的意思是，他父亲和边沁给他提供了完全理性的教育，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一样不少，希望他能够推动他们心神所系的近代化计划得以实施。这并非要求他必须从政。直到1911年之前，英国议会的议员都不领薪金，而出身寒门的穆勒没有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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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若是做律师，会有丰厚的报酬，还能通过为激进报刊撰文来追求政治抱负，并可在操律师之业的同时担任议员。但是，詹姆斯·穆勒成为东印度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之后，约翰·穆勒放弃了投身法律生涯的想法，随父进入东印度公司任职。他16岁加入东印度公司，工作了36年。1857年的印度反英暴动后，公司被英国政府解散，穆勒也就此退休。退休后他终于成为议员，从1865年干到1868年。6与大部分哲学家相比，穆勒的一生深受他童年经历的影响，这一段童年的经历在《自传》里占据了核心位置。他是一场教育实验的对象；这场实验在一个方面成就卓著，在另一个方面则效果不彰。穆勒对此心知肚明，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渗透了他的政治理论，一个重要的结果是他高度重视对日益民主化的英国社会的教育。詹姆斯·穆勒相信，可以教会孩子许多东西，比大多数父母或学校教得多得多。他全力以赴地向约翰灌输知识，立意让约翰比同龄人早起步四分之一世纪。他用一边是英文单词另一边是同样意思的希腊文单词的“识字卡”教3岁的小约翰学会了希腊文；约翰6岁时又教他学会了拉丁文。约翰大量阅读古典和近代历史著作，12岁即开始学习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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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穆勒是严师，他的儿子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自己成绩好时父亲的嘉许，而是表现不理想时父亲的苛责。不过，约翰·穆勒受的教育是导师式的教育，不是死记硬背的填鸭式。詹姆斯·穆勒教育儿子的方法是提出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他鼓励约翰就自己读过的任何东西提问，教他不要接受任何不能使他满意的答案。这种教育的某些残酷后果属于无心之失。比如，詹姆斯·穆勒想出了一个办法，要约翰教他的姐妹，看她们能学会多少东西，以此来评估约翰学业上的进步。但这个办法的坏处是，受罚不准吃晚饭的是约翰，而不是他的姐妹们。约翰·穆勒后来说，这个办法对教人的和被教的都不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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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约翰·穆勒和声称宁死也不肯再经历童年痛苦的圣奥古斯丁并不一样。边沁和支持改革的辉格党大佬谢尔本勋爵是朋友；他每年夏天都在谢尔本位于威尔特郡的舒适宜人的别墅“博伍德”度过，也带穆勒一家同去。穆勒14岁时，被送去法国，在边沁的兄弟塞缪尔那里住了几个月，其间学会了跳舞以及流利的法语会话和写作。穆勒也爱上了这一段远离英国、生活在更加活泼、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的文化中的经历。他从来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人那样看不起法国人的轻浮，他认为英国人的本性比欧洲大陆上的人更沉闷无聊。他自16岁起和父亲一起进入东印度公司的伦敦办事处工作。除了工作以外，他很快又接下了另一项任务——帮助边沁完成他一拖再拖的著作《司法证据原理》（Rationale of Judicial Evidence）。边沁主动担起这项任务，是为了把英国法律整理出头绪，但他的工作习惯乱而无序。结果，收集边沁的笔记、对手稿进行编辑、把它整理成能够出版的书稿这副重担就落到了穆勒肩上，其中的艰苦麻烦超乎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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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改变了穆勒的一生。9身心俱疲的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决定命运的问题：如果他促进别人幸福的所有计划都得到了实现，他是否会因此而幸福？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他的生活全部乱了套。穆勒受功利主义的教育长大，在评判政府政策与法律安排时，一直以能否促进受影响的人的幸福为衡量标准。他本来认为，改革者希望促进所有公民的福祉，因公民得到了幸福而欣慰，并因自己努力的成功而感到幸福，此乃天经地义。然而，他所受的教育教他应该重视的事情一旦全部成功会有何感受？当他如此扪心自问的时候，回答居然是他会无动于衷。对一个敏感的20岁青年来说，这是他个人的灾难。对一个功利主义者来说，这也是理论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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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对此一时无计可施。他觉得自己的这种感觉无法抗拒。根据他对那段时间的叙述，他这种抑郁的精神状态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可能长达两年。最后帮他走出了颓废的是一次偶然却意味深长的事件。他在读法国作家马蒙泰尔的回忆录时，看到马蒙泰尔描述他父亲的去世和他决心努力为全家挑起大梁的那一段。读着读着，穆勒的眼泪夺眶而出。10结果他重新感到了幸福；他一直害怕自己没有人的正常感情，害怕被父亲变成了一部计算机器。事实证明他还是有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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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穆勒感到的是一阵内疚的狂喜，因为他知道他终有一天将摆脱父亲的管束，成为自主的大人。年轻的他非常重视那个事件。他认为它表明了两点：第一，教育必须既培养智力，也培养情感。他认为自己受的教育只重智力，这个想法是否准确值得存疑；他父亲引导他读了大量的诗歌、史诗性的历史著作和小说。穆勒以自己的反应为根据，在18世纪与19世纪的思想方法之间，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或者说看待政治的机械眼光与历史眼光之间做出了区分。功利主义的范围因而得到了扩大。友好的评论者认为，这使它成为极具说服力的生活观，持批评态度的评论家则说穆勒抛弃了功利主义，用一种没有原则的折中主义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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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用功利主义理论解释不通的一些道德及政治价值观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自主、活力、塑造自我的愿望、人的尊严。穆勒一直感觉他的生活早已由别人定好，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感到压抑。他得以摆脱这种情绪，是因为他终于感到，他还是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自那以后，自主即成为他的中心思想。穆勒把那件事描述为“（他）精神生活的一场危机”，此言既有后顾性，彰显了他接受的古典教育；也有前瞻性，预示了19世纪最为流行的思想。古希腊人把“危机”视为戏剧中的转折点，是催人采取果敢行动的时刻。对法国大革命记忆犹新的19世纪危机必然会发生。1789年之前的各国政府也遇到过起义、叛乱、农民暴动和城市动乱，这些都被视为对和平的威胁，遭到了极为残酷的镇压。然而，它们属于“警察”事务，是乱象，不是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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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完全另成一类，它的爆发几乎没有任何预兆。攻击巴士底狱居然引发了欧洲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最大的政治动乱，这几乎和伦敦的城市暴乱会导致英国君主下台一样难以想象。19世纪成了心心念念担忧革命的世纪，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政治、艺术、宗教和个人生活中可能出现危机的时刻。对今人来说，这种思考方式几乎成了第二天性，但它一度是货真价实的新鲜事物。穆勒以适用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革命的概念与词语来描述他个人感情的起伏完全是有意而为。坚信经验主义的穆勒同意黑格尔的观点，认为19世纪的哲学必须有历史眼光。穆勒读过黑格尔的著作，认为它们极其晦涩难懂；但确立有历史眼光的哲学这项任务清楚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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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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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的朋友们谁都没有察觉到他的精神危机。他继续在东印度公司的伦敦办事处工作，从19世纪20年代晚期开始以及整个30年代期间，他专注于政治新闻报道和评论，最后成了一家激进文学及政治季刊《伦敦和威斯特敏斯特评论报》（London and Westminster Review）的老板兼主编。有件事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巨变：他爱上了哈丽雅特·泰勒。哈丽雅特是已婚女子，虽然她也深深地爱着穆勒，但是两人的行为从未逾矩。哈丽雅特的丈夫约翰·泰勒也相当配合，他没有因妻子移情别恋而大吵大闹，而是希望为了维护他做丈夫的自尊，也为了孩子们，能够大事化小。即便如此，穆勒和哈丽雅特的关系还是不见容于社会。穆勒退出了社交生活，尽量多和哈丽雅特待在一起，与从前的朋友几乎断绝了往来。在他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个人的因素越来越少。他变成了一个单枪匹马的教育机构，通过著述向读者介绍各种自由主义的观点，无论是英国的、欧洲的，还是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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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年，他写了一篇论边沁的文章，毫不留情地列举了边沁思想的各种缺点。1836年，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上卷出版后，穆勒是法国之外第一个将其赞为天才之作的人，1840年下卷出版后，穆勒再次予以盛赞。111843年，他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巨著《逻辑体系》（A System of Logic），该书阐述了科学的哲学，自出版后一直被经验论者奉为圭臬。它的目的是要表明，人类一切知识均来自经验，人既没有也不需要一种官能或“直觉”来感知伦理、数学或物理领域的法则。令人吃惊的是，《逻辑体系》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穆勒相信，特殊官能或直觉感知能力的理念是保守的社会、道德、宗教和政治理念的强大支撑。谁若认为自己的信念只要够坚定，就肯定是真理，此人一定没有自我批评的能力。12人类的一大弱点是太容易以为，深切的信念一定是正确的信念。直觉主义哲学加剧了这个弱点，更好的哲学则会努力纠正这个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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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打击保守派的否定性目标外，穆勒还有两个重要的肯定性目标：第一个目标，他提出，社会科学最终能够产生和物理科学一样可靠的结果。实现这个目的也许要等到遥远的未来，但是在科学的基础上了解社会是理性政治之必需。穆勒和他现代的后辈不同，没有援引经济学的例子作为论据，虽然那时经济学研究正方兴未艾。经济学是一门假设的学科，它要解释人在严密控制的条件中，在知识充足但行动的动机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一定会如何行动。重要的是弄明白为什么不能用经济学作为政治的模型，而不是试图用经济学的模子去套政治学。13穆勒的这个思想是对他父亲的《论政府》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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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的第二个目标是要说明，政治实践必须以有历史眼光的政治社会学为基础。因为政治制度的成败取决于操作制度的人的性格，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教育把婴儿的人性培养为成人的定型性格。他造出了“性格学”（ethology）这个词来描述他想建立的这种科学，其中一个内容是“国民性格的科学”。他称赞托克维尔明白地讲述了国民性格对民主在法国和美国的发展前景产生的影响。14穆勒认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基础牢靠的合适的自由民主形式。这项任务的分寸很难拿捏，因为既要解放老百姓，又不能完全对其放任自流；老百姓必须有足够的自信去行使将要交给他们的权力，却又不能危及他们自己与别人的自由。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中描述美国的情况时表现出来的焦虑说明，也许老百姓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下面将看到，穆勒坚持说，近代国家只能实行代议制政府。也许在有的环境中能实行不打折扣的自治，但近代工业化国家并非这样的环境。人民可以通过选举统治者、罢免他们不满意的统治者来保证好政府。实实在在的自我统治是行不通的。用杰斐逊的话来说，可以有代议制民主，但不能要纯粹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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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穆勒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这也是一部有政治意义的著作，而且它的政治意义不仅限于明确讨论政府运作的最后一卷。对于经济学家对社会与政治生活做出的决定论式的描绘，穆勒非常不以为然。问题不在于经济学试图对它范畴内的现象做出决定论式的解释。每一门科学都试图对事物提出解释，以显示因如何产生果。问题是当时的经济学家一口咬定只有一种经济制度可以成立，那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穆勒认为如此断言太过轻率。那些经济学家认为，高效的经济必然只能建立在维多利亚的英国所熟悉的私人财产权的基础上。穆勒则认为，在英国建设一种以工人共有的合作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而且大有好处，因为如果没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也不会稳固。15无论如何，政治自主与经济自主都密不可分。建立民主的理由是，自由人不能接受未经他们选择的权威的统治。那么，在工作场所同样不能接受自己未参与任命的管理人。穆勒没有说应该由他这样的人来决定何种社会主义适合英国，未来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应该由劳动人民获得了投票权之后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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