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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廉价品的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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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生态观点是有希望的。正视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生命构建网络,也就是发现用以面对资本新世的新的概念工具。随着法治活动开发出应对全球危机的战略(以及我们目前组织自然方式的替代方法),我们需要考虑创新和扩展的民主生活形式的繁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以这样的观点结束我们的绪论部分和本书的全部内容,因为这些观点能够给我们指引航向,让我们为前方的状态转变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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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白的环境保护论,如果其原则理论仍然基于历史上完全垮台了的观点,即人类永恒不变地与自然相分离,那么它就不可能带来变化。不幸的是,今天的许多政见都想当然地认为,这个世界能够转变成廉价物。回顾一下上一次金融危机是怎么引起的吧!那就是因为美国零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界限被拆除了。大萧条时期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设置了那道障碍,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将来发生那种交易,当时认为,那种交易将全球经济带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深渊。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在鼓动将银行国有化,因此,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就提出了这个法案作为一种折中的保护措施。118当21世纪的自由派抗议者要求重新启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时,他们其实是在要求一种折中,而并非要求价格突降的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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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当美国的工会要求每小时工资报酬15美元时(这一要求已得到支持了),却对未来工作的宏伟蓝图视而不见。为什么护理业和食品服务业工人的将来,要接受一个几乎不能糊口的工资增长呢?为什么人类尊严非要与艰苦劳动连在一起呢?人类要求的不仅是免于艰辛的劳动,而且还有机会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做出贡献,难道没有这样的空间吗?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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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家福利已经扩大,成为美国家庭收入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截至2000年,已经占家庭收入的20%。120然而,这种转移却并没有终结女性的劳动。减轻家务劳动,给以报酬并且重新分配,这个政治要求确实只能是终极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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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我们梦想得到的变化,是当前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根本提供不了的。再举个例子,从印度到美国的智囊团里,都有人鼓吹使用廉价的矿物燃料。尽管自由派建议未来使用光伏能源,但是他们却很容易忘记替代技术依赖的矿山基础设施包含的艰辛劳动。他们或是忽略贫穷,提高食物的价格,或是设计替代食品从而使贫穷继续下去(尽管添加了维生素),总之在生产食物时总有一套办法。121当然了,当优越主义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回归到俄罗斯、南非、美国等国时,“廉价的生命”的政治逻辑仍将根深蒂固。我们对未来也并不乐观,因为从芝加哥大学的国家民意研究中心所获得的投票数据可以看出,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美国人中,有35%的人认为,与白种人相比,黑人更加懒惰,或者说工作不那么努力,在千禧一代人(18~36岁)中,有31%的人有同样的感觉。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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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对知识界有一种合理的悲观情绪,但是我们对一些组织的工作所展示出的意志力还是抱乐观态度的,因为他们看到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着非常多的可变性。其中的许多组织已经在着手解决廉价物的问题:工会要求更高的工资;气候变化活动家们要求重新评价我们与能源的关系;还有,那些读过纳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的著作的人会承认,需要改变的东西还有很多123,参与食物运动的人想要改变我们吃的东西,想要改变我们的耕种方法,为的是让人人都吃得好;家务劳动组织者们要求社会承认家务劳动和护理机构的劳动;“占领华尔街运动”要求取消债务,还要求那些受到止赎和被赶出家园威胁的人仍然能留在自己的家园;激进的生态学家们想要改变我们对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认识;维护黑人生命、保护原住民组织、保证移民权利运动的积极者们,要求平等并对历史上的不公平做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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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场这样的运动都有可能引起危机。资本主义从来都伴随着抵抗,从奴隶起义到工人大罢工,从抗击殖民主义和废除旧制,到组织女性和原住民维护自己的权利,可是资本主义又总能生存下去。然而,今天所有的运动都是相互联系的,形成一股力量,可以给悲观主义提供一剂良药。能够将这些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世界——生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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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提供那种走过去老路的解决方法。在这一点上,我们和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的观点一致:“行动主义就是我为住在这个星球上所付的租金。”124再有,如果说资本主义之后还能生存,那么这种生存也是通过人民自己进行的斗争换来的。我们不否认,如果政治斗争发生改变,必须从人民现在的利益出发。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出现与资本主义从自然、社会和经济中炮制出来的相同的抽象概念。我们必须为新的文明找到语言和政治理论,并通过资本主义的生态所引起的状态转变,找到生活方式。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我们在结论中才提出一系列的观点,以期通过对补偿的辩论,帮助我们认识并指导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权衡几个世纪剥削所造成的不公平,可能会“再圣化”人类在生命网络中的关系。重新分配关怀、土地和工作,让人人都有机会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做出贡献,为改善他们周围的生态做出贡献,这样就可以解除资本主义每天都逼迫我们做的那种抽象暴力。我们给这种憧憬起名为“补偿生态学”125,将其作为看待历史和未来的一种方法,作为对平等和人类在生命网络中重新构想关系的一种实践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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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新世(Hololcene)是最年轻的地质年代,从1万多年前开始。根据传统的地质学观点,全新世一直持续至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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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瑞典地质学家斯特默(E.F.Stoermer)考虑到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已成为对地球表层有重大影响的地质营力,因此提出了人新世(Anthropocene)这一新术语,具体时间定为从1784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到10200年左右。参见:潘云唐。地质年代术语商榷[J].中国科技术语 ,2011(1)。——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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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常情况下,在某个地质时期,物种灭绝的发生频率很低,甚至比物种形成的频率还低,这被称为背景灭绝速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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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本新世(Capitalocene)是学界相对于“人新世”而提出的学术理论。有些学者认为人类活动对气候及生态系统造成全球性影响应始于资本主义出现之时,而这些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始于15世纪。——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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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她犯下罪行到被处死仅花了一天时间。然而,法庭文件甚至都没有记录她的名字。她住在新西班牙[1](New Spain)的特拉斯卡拉州。在1599年7月18日,她砸烂了一座教堂的十字架,煽动奇奇梅克印第安人部落反抗西班牙人,并用巫术杀死了一个塔拉斯坎印第安人。第二天她就被逮捕了。有6个目击证人证明她有罪。在日落时分,她被允许为自己辩护。她叙述了整个事件。而且,当时的法庭笔录显示,她还描述了一个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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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关于鹿的梦境。有两头鹿叫她不要走开,它们正在找她。这两头鹿之所以只对她现身,是因为她生病了,而且鹿想见她一面。她说在梦里见到两头鹿的时候自己还是年老体衰,可是见到鹿之后她不再老眼昏花,而是身体康健,青春焕发。后来这两头鹿带她进入了一个山洞并赠予她一匹马。这匹马就是她目前在特拉斯卡拉州普韦布洛小镇的财产。当时,有一头鹿骑在马背上,另外一头鹿则给马系上缰绳——之前她还是身体有残疾,可是见过那两头鹿以后,她就康复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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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犯下的所有罪行当中,她的梦境是最恶劣的。她可能煽动了暴乱、亵渎了教堂并妨碍了白银从奇奇梅克正常地输出,但是最危险的是,她提出了一个跟殖民者背道而驰的秩序和自然愿景——她梦里的马不是被西班牙人骑的,而是被象征着奇奇梅克的鹿所驾驭的,也就是说,不是白人凌驾于自然,而是当地人的生命高于殖民者。这个做梦之人的罪行不光是召唤了政治暴乱,更是煽动了一场范围空前的暴动。她梦想着世界秩序,这极具煽动性。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她就被以“女巫”的罪名处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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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知道她姓名的情况之下,我们很难进行评判。处死她的人称她为女巫。当然,去除殖民者所加的恶毒色彩,她自己可能也以“女巫”自称过。即便她的名字轻如鸿毛,在征服者的文书里根本不值一提,但是记录这个事件是为了避免她所讲的故事被人遗忘。这个梦想与现实完全对立的人必须被立刻处死,而让她活在这个世界上,就相当于认同资本主义的世界-生态观的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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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位奇奇梅克女性因为“自然的野性”违背了一个文明社会的准则而被处死。这种违法行为或罪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直到1330年,“savage”一词还是“无畏的、不可战胜的、英勇的”意思。2到15世纪末,这种正向的用法逐渐消失,被“自然、野性的状态”这种现代意义所取代。3这不是一个意外事件。在处死那位奇奇梅克“女巫”的时代,术语“nature”(自然)和“society”(社会)正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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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和塞普尔韦达还在为原住民的命运辩论的时代——他们是否“自然”成为奴隶?——我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单词“society”的意义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改变。从16世纪中叶开始,“society”不光指我们结交的圈子,还指囊括了众多个体的更大的圈子。4个体属于集体组织的一部分、集体比个体更重要——这一概念并不是新发明的。对于社会群体,人们很早就赋予其名字并设立了界限:城邦、城市、中央王国、基督教国家以及上帝的选民等的一部分。可是现代的“society”一词在历史上有个独特的反义词:“nature”(自然)。在“society”(社会)的另一面,不是别的人类群体而是野蛮。先有社会,后有国家。在社会能够被维护之前,它要先被创造出来5——就在与自然严格划清界限并加以治安整顿的过程中,社会被创造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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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中,单词“nature”和“society”在1550年以后才有了我们所熟知的意义,而这跨越了“漫长的”16世纪的时间弧线(1450—1640年)。6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时期也是英国资本主义历史和殖民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这段时期标志着西班牙帝国、葡萄牙帝国以及它们胁迫原住民劳动力和非洲劳动力所建造的庞大的新大陆生产体系的崛起。这些变革是致使全球权力和生产中心从亚洲转移到北大西洋的关键性因素。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跟亚洲文明相比,欧洲的技术和经济一直很落后,直到1800年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7中国当时已经有了印刷机8、强有力的海军9、火药和繁荣的城市10,也面临着财富和环境危机的双重困扰11。而欧洲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兴盛,是因为它具备了将自然转化成生产力,进而转化成财富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但取决于权力、商业和技术的特殊融合,而且取决于一场思想革命,一场由新思想所支持的知识革命,即将自然视为社会的反面。这种将自然与社会对立的理念的影响远超哲学思想。它让征服和掠夺合情合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正如前文所说的那个被以女巫罪名处死的女人的故事所显示的,自然的血腥在资本主义暴力镇压叛乱的新大陆得到了最完美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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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世界的有些部分是“社会”的,其他部分则是“自然”的。极端主义暴动、大规模失业和监禁,以及消费文化属于社会问题和社会不公。气候、生物多样性和资源枯竭则属于自然问题和生态危机。我们不但用这样的思维思考这个世界,还制定了这样的逻辑,就好像社会和自然是独立自主的领域,就好像人类力量的种种关系不受生命网络影响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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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里,我们在以一种不同于日常所见的方式使用单词“Nature”(自然) 和“Society”(社会)。我们将这两个词大写,使它们成为一种符号,一种不仅能够描述这个世界,还能帮我们组织世界和自我的概念。学者把这种概念叫作“真实的抽象”(real abstractions)。12这些“抽象”用于关于本体论(是什么)和认识论(我们如何知道是什么)的论断。真实的抽象既描述这个世界又规定这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真实的抽象经常是无形的,也是为什么我们使用世界-生态等理念促使我们的读者将自然和社会看作暴力的隐性形态。自然和社会这两个词还未“引爆”而已。真实的抽象不是“清白之身”,它反映了权力集团的利益并特许当权者组织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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