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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大驯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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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相互照料没有什么固定的方式。人类历史上群体形式和人口动态的多样性就说明了这一点。20在任何情况下，照顾、关怀和繁衍人类生命的系统都与超人类的自然体系联系在一起。这种存在的联系不仅包括物质和生物方面，而且涵盖我们的信仰体系和思维模式。每一个过渡礼仪，每一次春天的生育仪式，从五朔节花柱到刺络放血，都标志着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相互渗透的各种方式。但是当我们讨论资本主义下的生育劳动时，我们指的是一套非常具体的安排，那些安排是通过世界——生态重新安排的，并且持续到今天。21在这些安排下，一些人被限制在新的政治、社会和生态单位中，即家庭。家庭更适合从事资本主义生态中的照料工作。我们称之为“大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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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来看看下面这些看起来完全独立的观察吧！皮尤研究中心在2010年的“国际态度项目”中得到了一系列针对“就业岗位短缺时，男性应该比女性有更多工作权利”这一说法的回应。在冰岛只有3.6%的人表示同意，但在埃及有高达99.6%的人赞同这一说法。22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呢？原因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文化、宗教、传统、收入水平的差异。然而在著名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的一项研究却没有提到任何这些因素。在研究了过去200年包括宗教、战争、石油的出现等方面的历史数据后，作者发现，在很多国家，与性别不平等有关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引入了一种特定的农业技术：犁耕。23如果一个人在使用犁耕的传统社会中长大，他不仅在家庭中永远持有性别不平等的态度，甚至当他迁居别处时这种态度也不会改变。和其他优秀的经济学家一样，该项研究的作者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有一点比较明确的是，如果我们现在用另一种农业技术取代犁耕，那么性别、不平等和歧视等问题也不会消失。我们不仅要理解某种特定的农耕方式如何自然划分了男女之别，还要了解如何实现平等，这是更深层次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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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这种公元前2600年的埃及象形文字中就有描述的农具可以解释21世纪的沙文主义呢？24编年史家印加·加西拉索·德·拉·维加(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提到，16世纪秘鲁边境的一些情况或许可以解答这个犁耕性别歧视的谜题。25原住民普遍将驯化牛、用牛犁地视为奇怪的行为，因为这种做法既破坏了自然的秩序，也破坏了驯化者的理念。原住民的解释是，西班牙人懒得去耕种土地，不得不训练动物来替他们干活，他们则坐享其成。原住民也觉得西班牙人选择耕种土地和占领土地的方式很奇怪。殖民主义者喜欢在相对平坦的平原上建庄园，而原住民则喜欢梯田技术，这些梯田如今在库斯科(Cuzco)26周围仍然可以看到。在陡峭的山坡上是无法用犁耕种的——自然条件和社会习惯都不利于这种方式，而在大面积、连片的私有农庄上耕作就容易得多。换句话说，奇怪的不仅仅是犁本身——还有劳动、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的关系以及包括犁在内的财产等一系列的变化。这些思想的核心是围绕动物和人类驯化动物而形成的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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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家庭及其成员的关系起源于欧洲资本主义的生态变迁。在《17世纪妇女的工作生活》(The Working Lives of Wome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一书中，艾丽斯·克拉克(Alice Clark)认为，由丈夫、妻子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的出现源于因经济地理的改变而发生的关怀的改变，以及公用地生产的变化。27回想一下，当时妇女在公用地上的工作包括燃料收集和拾穗，这使得她们能够存活下去，有时还能将之售卖出去获得一定盈余。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由来自整个社会的支持网络——宗教的、个人的、社会的支持提供保障。这些安排无法相容于犁耕的广泛使用引发的各种农业革新：更大面积的土地被圈起来，单一农作物耕种文化的出现，专有私人财产的规定以及由于饥饿和监禁等威胁而造成的劳动力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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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圈用使得农民无法依赖贫瘠的土地生存。农民变成了被迫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计的工人。这也迫使妇女和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相互竞争。有了公用地，乳业一直是妇女从事农业的一种方式，她们通过牛奶和奶制品销售维持家庭生计。没有公用地，就不能放牧。应用乳业技术的市场变得紧张。羊毛比牛奶更赚钱，剪羊毛也被当作男人的工作。春天只需要妇女从事挤奶和帮牛产犊之类的有偿工作。春耕和秋收都涉及较重的劳动，也常被视为男人的工作。这种劳动分工导致男女工作报酬的不同。正是在这些领域，我们发现了当今全球工资差距的根源，这一现象从一开始就涉及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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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现代家庭模式持续下去，光有经济学是不够的。男性和女性都需要接受新的有关家庭责任方面的教育和训练。早期的现代欧洲人可能会认同，所有人类社会关系的原型就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国王体现了上帝对其臣民的统治，在家庭中丈夫扮演了类似的角色。28不难理解，当教皇的权力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衰落时，15世纪和16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大量关于教会权力和国王统治方面的作品，同时出版了许多关于家庭管理艺术的手册。因城市化和工业化形成了新社会秩序而受到困惑的人们，从这些书中得到了指导，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威廉·苟格(William Gouge)的《论家庭职责》(Of Domesticall Duties)。这本书开篇引用了《圣经·以弗所书》中的一句话：“当存敬畏上帝的心，彼此相爱。”29该书通过探究《旧约》中愤怒的上帝在《新约》中变得仁慈这一主题来呼吁，在家中女人要服从男人，仆人要服从他们的主人，人们要遵循上帝的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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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家庭的领导权不是纯粹通过指导手册确立起来的，还要采用武力手段。正如廉价的劳动一样，某些人的身体也需要加以训练才能使廉价的关怀战略发挥作用。将妇女的身体转化为合法的生育体需要动用武力、恐吓手段和社会治安机构的力量。30这种社会治安机构包括监狱、学校、诊所、精神病院以及通过暴力和羞辱对公众及个人的性和性行为进行管理。31女性异教徒被指责为超自然，超越了自然的秩序。那些无视新秩序的女巫遭受了可怕的公之于众的酷刑。对于那些非资产阶级的妇女、没有机会阅读手册的妇女，以及有可能被引诱加入反抗势力的妇女，女巫的行径被当作反面教材。32正如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所指出的那样，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感兴趣的暴力形式——对个体在工作、生育以及行为举止方面进行特别训练——只是作为早期资本主义战略需要的一部分出现在历史舞台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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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点用世界——生态的语言来说明，那就是将人类和自然结合起来进行的探索，这与其说是以人类为中心，不如说是以男人为中心——暂且借用凯特·雷沃思(Kate Raworth)的犀利措辞吧！34家庭的暴力教育是通过法律，尤其是财产法来执行的。虽然这个讨论最好推迟到第7章——对廉价的生命的研究之后，但这里还是值得用现代资本主义所有权原著——约翰·洛克于1689年首次出版的《政府论》(下篇）中的一小部分内容来埋个伏笔。此书概述了所有权的主体和客体，并把新的资本主义的形态领域与其他的人类阶级社会区分开来。《政府论》(下篇）一书中的第二部分这样写到，“地方治理者对属民的权力，可能有别于父亲对子女、主人对仆人、丈夫对妻子、贵族对奴隶的权力”。35这就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划分了界限：在公共领域中，一部分人可以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参与；而在私人领域，奴隶制、父权制和夫权制会很普遍。换言之，自由个体天生是男人。这个男人的诞生伴随着暴力和某种特别生产体系的传播，即资本主义农业的全球扩张，继而产生了关于自然和社会新的现实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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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是难以想象的，但很多地方的情景与图4—2的描述很接近。这幅油画曾经被认为描绘了一片赏心悦目的乡村风景。之后的评论家仔细观察后从中发现了更多信息。36《安德鲁斯夫妇》这幅作品现今挂在伦敦的英国国家美术馆中，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Gainsborough)在画中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世界——生态的生动画面。我们从图4—2左边开始，看看最轻松的这位：罗伯特·安德鲁斯(RobertAndrews)。他是画中的一部分，但是他的服装显得不大正式，可能当时他在公共场合的穿着就是这样的。安德鲁斯先生穿着18世纪50年代类似于现在“亲吻厨师”牌子的围裙一样的衣服。画中所见的一切都属于他，奥布里斯庄园是其家族在埃塞克斯郡萨德伯里的财产。“该庄园位于斯淘尔河谷萨福克郡科拿森林的对面，由此向东南方向望去，一百码(约90米）以外的萨福克郡也是他的财产。”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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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安德鲁斯夫妇》，托马斯·庚斯博罗，1750年，英国国家美术馆，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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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财产是继承和投资所得。罗伯特·安德鲁斯的父亲老罗伯特·安德鲁斯是位非常成功的银匠和银行家。在老安德鲁斯所持的债权中，最大的一笔来自威尔士王子弗雷德里克，老安德鲁斯为他担保了3万英镑的贷款(相当于现在的640万美元)。38庚斯博罗的这幅画为研究廉价的货币、货币与战争的相互转化等关系提供了线索，该画作也描绘了一种财产所有权关系，而这份财产是用100年前从波托西土地上掠夺的战利品购买的。奥布里斯庄园是由安德鲁斯家族的财产和他妻子弗朗西斯·卡特家族的财产合并而成的。庚斯博罗绘制作品的佣金不仅来自上层社会，还来自一个新兴的富裕的城市居民阶层。这个阶层与那些300年来靠一轮一轮搜刮、积累获得财富的贵族阶层没有什么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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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评论家指出，这幅画的独特之处在于可以用来研究安德鲁斯家族及其土地财产。这幅画实际上描绘了一个应用了先进农业技术的农场。罗伯特·安德鲁斯是一位颇有著述的农学家，《农业年鉴》(Annals of Agriculture)中曾收录了他的 《论农业利润》（On the Profit of Farmin）和《论小麦黑穗病》(On the Smut in Wheat)。39画作中的庄稼都是一行行、一排排整齐排列的，可能是使用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于1700年发明的条播机来播种的，40但这种机械的应用在19世纪中期才得以普及。这项技术用于解决乡村农业越发类似城市工业时凸显的那些问题，即试图在劳动、机器、投入和市场间达到最优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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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斯博罗为研究罗伯特和他的妻子弗朗西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作为眼前一切的所有者，他无精打采地倚在椅子扶手旁，步枪斜挎在身上，而他妻子是笔直地坐着，双手放在腿上，下面就是画作未完成的部分。有人提出，庚斯博罗原来的意图是要在画作未完成的部分画上安德鲁斯射杀后、被猎狗叼回的野鸡的。41还有些人则认为，这个部分是留给安德鲁斯将来的孩子的。42无论是哪种解释，弗朗西斯·安德鲁斯在这里都被比作她丈夫所拥有的财产，就像她丈夫拥有的土地一样被圈围起来，像她丈夫身旁的猎狗一样被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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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斯博罗可能与罗伯特·安德鲁斯相识，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地方长大，很有可能还同时在同一所文法学校上学。他可能也知道老安德鲁斯很富有，甚至还可能得到过老安德鲁斯的资助，但他清楚拥有这样一笔财富对他而言是永远无法实现的。43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评论家在庚斯博罗的这幅画中发现安德鲁斯夫人的眼神中透着一种蔑视，好像在说尽管她或许是一种财产，但她的地位仍高于众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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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权力关系陪伴着以谷物驱动的资本主义单种栽培文化的传统和技术，也是大驯化的标志。庚斯博罗的画不仅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借鉴，而且对当代具有参考意义：它实际上也描述了当今世界各地被强制执行、引发激烈争论的各种社会变革。丹麦经济学家埃斯尔·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在讨论当时出现的社会关系时，提到一句伊斯兰教义：“先知本人认为，没有奴役的农场也不会有犁的使用。”45如果理解了圈地运动对公用地的破坏，理解了人类生产和生育之间的新型关系，就可能解开犁耕的奥秘。46否则不仅要回到200年前，还要追溯到更早以前才能发现犁耕最初是如何成为一种农业传统技术的，而这个过程充斥着它对社会系统的摧毁所造成的累累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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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金融化和女性的财产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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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控制方式使资产阶级妇女，特别是英国的妇女陷入困境。在英国，法律规定了妻权从夫——已婚妇女的地位，包括将她本人及其财产置于丈夫的权力之下。当时欧洲大多数地区承认婚姻中有三种财产关系——男方继承的财产、女方继承的财产和婚姻期间获得的财产，而英国的法律只认可两种：妻子继承的永久土地财产和所有其他方面的财产，其中寡妇只能继承1/3。这种妻权从夫的法律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这对剥夺妇女权利和身份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以至于反对者称之为“剥夺民事权利终身”。妻随夫姓正是源于这种制度。当然，中产阶级妇女还是拥有管理家中仆人的权力的(在17世纪的家庭手册中可以发现这样一句口号：“英格兰是女人的天堂、仆人的牢笼、马的地狱”)。47资产阶级父母对他们的女儿仍然比较忧心：女儿结婚后，她们的财产和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她们的丈夫能力不济怎么办呢？即使她们的丈夫还算体面，要是英年早逝了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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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路易丝·埃里克森(Amy Louise Erikson)用有力的分析表明，48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解释现代高度复杂的金融现象。在当时的政治迫害时期，公开反对妻权从夫的行为是很危险的。为了生存、为了不那么公然起来反抗，英国人制定了契约法并使自己遵守起来。这样一来，寡妇能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妻权从夫制度下的儿童有了生活来源，赡养寡妇的家庭获得了一份财富回报保障。埃里克森认为，虽然这些安排本身并非金融工具，但是它们“帮助建立了一种氛围，使得为名义上的财产寻求法律保障的概念被广为接受”。49这对于未婚资产阶级女性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她们能够获得资金参与投机交易，而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投机交易发展起来的。甚至有证据表明，当男人在英国南海公司金融泡沫中亏得精光的时候，同样加入这一投机狂潮的妇女却往往大赚了一笔。50虽然不宜以此做太多文章(当时的权益市场规模也不是很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金融工具、期权和衍生工具的法律和文化基础在那时就已经建立了，可以对冲资产主义制度下妇女在整个家庭的损失。当然，未婚妇女参与金融市场并非新型核心家庭的目标。我们只不过把它作为例子，用来说明阶级和性别之间的不可约性，也可以说明历史的偶然性在塑造现代资本主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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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意成为投资阶层的女性来说，婚姻提供了其他可能性。随着17世纪失业率的上升，妇女为了避免贫困而结婚的动机也随之上升。52然而，在女性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选择结婚的比重提升的同时，描述这一选择并非强迫的宣传也越来越多。当然，这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工人至少需要在理论上表现为自由的个体，虽然他们所谓的自由不过是选择工作挣微薄的工资，或是忍饥挨饿，或是因还不起债务而坐牢。这个新大陆的核心理论家当然是亚当·斯密。即使他的实际经验有限，他也思考过关于家庭和婚姻的问题。斯密既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养育过孩子。他与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Margaret Douglas)一起生活，成年后大部分生活都由母亲照顾，而他母亲是他的受养人。斯密的父亲在他出生之前就已亡故，而斯密的亲生母亲道格拉斯只继承了1/3的财产。斯密2岁时继承了他父亲的财产。道格拉斯在丈夫死后经济上依赖她蹒跚学步的孩子的原因就在于妻权从夫的法律。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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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首次出版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斯密提到了他对北美原住民婚姻的认识，斯密认为这是一种由长辈安排而不是由夫妻双方自由达成的契约合同。原住民为什么不能自由结婚？斯密使用与哥伦布对性的描述类似的语言写到，因为“爱情中体现出的柔弱……在野蛮人看来是最不可饶恕的”。54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但有助于表明他的观点：最好的婚姻是发生在英国的那种，男人和女人自由选择，在爱情上平等相待。这个最经常被引用的自由市场理论的奠基人也赞成个人爱情自由的观点，他还通过批判野蛮、自然文明的低劣来证明这一模式的合理性，这些都不足为怪。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斯密生活中最亲密的关系是与母亲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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