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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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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受苦难与赔偿金额进行计算绝非易事。寻求一项赔偿就等于假定《亡灵书》是一个会计分录,有两个条目——一个是损失金额,另一个是赔偿金额。赔偿既不容易达到,也不是最终目的。看看危地马拉的情况,戴安娜·奈尔森(Diane Nelson)所撰写的标题为《清算》的文章列出了行动指南,要求对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长期霸占危地马拉廉价香蕉市场所导致的战争以及该公司对土地改革危机所采取的措施追责,后者导致了中情局人事巨变。奈尔森长期以来跟踪报道要求问责与赔偿事宜,最终导致对方以战争罪支付债务,用其中的一部分钱成立了植树基金。她报道了她的一个叫米格拉的线人的情况:“在霍亚瓦赫,米格拉的丈夫得到了一些赔偿金,但他并没有种树。她很愤怒,因为她丈夫把钱花在了别的女人身上,却不帮他们的小儿子去美国。”16从另一方面看,这证明赔偿毫无用处,也证明当一切都须改变时,只改变其中一件事情是没有希望的。但奈尔森认为这是一场成功的政治抗争,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粉碎这样的抗争。赔偿金的使用尽管违背了初衷,但是这个问题还是大大好过根本没有赔偿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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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并不是唯一该对损害与赔偿负责的机构,记住这一点也很重要。商业公司也该还债,比如,造成博帕尔惨案的陶氏化学(现在控股联碳公司);或者像“黑人生活运动”组织所说的那样,“凡是保险柜里塞满了通过环境种族主义、奴役、食品种族隔离、住房歧视与种族化资本主义从我们身上榨取的财富”17的公司都该赔偿。然而,清算报表永远都不会平衡。原因不是生命与苦难方程式难以计算,而是因为赔偿引起关于历史的激烈争论。没有一个“元年”可以作为由于奴役、征服以及阶级战争而导致的伤亡人数计算的基点。最后,理解资本主义生态所造成的全方位损害,以及对谁造成什么样的损害,不仅需要金钱,还需要构想非货币再分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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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承认赔偿生态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前方困难重重。替代资本主义的建议深得民心,就像第1章所提到的,400多年前以女巫的罪名处决那个不知名的女人时一样,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共产主义者这样做,他们遭受到了迫害,今天的环保主义者这样做时,他们也成了美国安全部门的重点关注对象。18去殖民化的做法比简单的工人团结更危险,因为这更有可能奏效。19最终,它提出的问题是“你有什么?”“你是如何得到的?”,或许更有煽动性的是“你想要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所涉及的资源分配问题,与市场资本主义毫无关系。当然,市场决定资源分配,但我们想要的是非常不同的再分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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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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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奈尔森报道的危地马拉赔偿过程中当事人的命运,就会明白以金钱赔偿受害者本身不可能带来正义。相比之下,赔偿生态提出的问题不是“现在谁得到什么?”,而是“过去谁得到了什么?谁该为此买单?”。在家长制情况下,家务劳动的再分配就是我们所构想的赔偿生态所涉及的中心内容。同样,我们希望的再分配应包括家庭取暖或者制冷所需的能源,从资本主义必需品中解放出来的食物,两者都由共有制度管理。为了做到这一点,你需要土地和场所,在那里人们能过上超乎常人的生活,也需要聚会场所,形成新的生命网络并不断更新。这就要求长期的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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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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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类疏散,解决自然与社会的现实问题唯有真抓实干才能实现。针对强制实施这些观念的体制所采取的反抗措施——诸如加拿大的“立岩”运动——可以带来胜利,但这些措施总是成为长期抗争的一部分。20正如比伊德威·安妮可维托克(Biidewe’anikwetok)认为的那样,“一次一个名称”“一次一个路线”的去殖民化运动,既是体力工作,也是心理工作。21长时间待在心理治疗师沙发上十分危险。这并不是贬低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心理治疗工作的重要性,22而是认为此事不属于镶有橡木板的病房,而应该是在车间、在田野、在办公室、在教室里的事情。这样的重建是集体的解放行为。在资本主义之下,永远不会有人询问大众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想象,大胆地想象,这是许多人需要做的事情,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有人防止我们这样做。分享梦想的车间、社区中心、教室以及餐桌本身就需要重建。恢复生态带来快乐,是在找寻充满平等、愉悦的劳动机会的工作生活空间,而不是把工作看作苦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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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愉悦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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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掀起了宣称工作终结的小高潮,因为单调乏味的工作将由机器人来承担,这就解放了人类,使其有无限的休闲时间。23虽然这种分析存在使人们忘记了资本主义机制与廉价自然之间亲密而又存在暴力关系的危险,但是我们还是感谢这样的分析所带来的希望,人类可在新教徒工作伦理之外(其本身就是令人痛苦的殖民遗产)找到人生的意义与尊严。24这并非反对勤奋工作,而是要求工作有意义,令人愉快,还要求“工作——生活——愉悦”三者之间关系的和谐。在此我们发现促进性的司法观念很有用。恢复性的司法在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中颇为流行,甚至替代了监禁的手段,25其逻辑就是恢复性司法将各种事务重归了现状。但是,如果现状不够好,或很糟糕,该怎么办?在书写关于繁重的生态农业劳动时,克里斯蒂安·蒂默曼(Cristian Timmermann)与乔治·菲利克斯(Georges Félix)发现,将渊博的知识应用于土地、自我决策、联系生命网络所带来的机会,不仅是从事有偿工作,而且有助于改善公平状况,将使自己和所在的社区以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26在“赔偿生态”标题下,我们歌颂休闲27与勤劳所带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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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让我们想象在廉价物世界之外,如果没有自然与社会的现实抽象概念以及资本主义生态提出的战略,我们将怎样生活。如果这听起来很有革命性,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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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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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题记:Nietzsche, 2001, §125,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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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oberts, 1989; Hansen and Sat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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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arrington, 2016; 关于“人新世”的研讨会,2016。这里,我们将人新世作为一个地质调查的领域:地质人新世。它与其名气更大的同根兄弟“大众人新世”截然不同,因为后者包含了关于生态危机起源的广泛的讨论。参见:Moore, 2016, 2017a, 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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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arnosky et al., 201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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