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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人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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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失职帮着破坏了新奥尔良，但政府的尽责当初也帮着建造了它。众所周知，新奥尔良位于海平面以下，差不多四面都被海水包围着，洪水泛滥时刻威胁着这座城市。把一个都市区坐落于此似乎有点草率，但是如一位地理学家说过的，新奥尔良有多么不可能就有多么不可避免：一个大港口城市，世界上文化最为多样的城市之一，势必要建立在密西西比河口。自然不得不受到控制以使新奥尔良成为可能。所以必须找到办法来让自然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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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新奥尔良变成美国的一部分以前，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者就试图筑堤保护这个地区，然而如克雷格·科尔滕在《一座违反自然的城市》中所写的那样：“私人建起来的结构体在设计和实效上是出了名地参差不齐，洪水仍旧在冲破这些不断加长的城市堤防。”路易斯安那购地没有改变这种失效的防洪模式；私人创举能够把水从一个地区转移开去，但不过是以邻为壑而已。几个州的防洪举措被证明不比私人举措改进多少。洪涝问题不只超出了新奥尔良，考虑到密西西比河的长度和宽度，它还超出了路易斯安那州。洪涝是传染病爆发的原因，对那些疾病的控制超过了任何私人公司或州和地方政府的能力。如果说像新奥尔良这样的城市被建造起来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联邦政府成为它的保护者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虽然19世纪下半叶目睹了私人企业在美国的势如破竹，但1879年国会创立了密西西比河委员会，象征着保护新奥尔良不受洪灾之苦的责任转移到了联邦政府。从那时起，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成了环城堤防系统的首要筑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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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用来描述陆军工程兵团所做之事的术语是“公共工程”。这个概念在美国历史上是个旧概念，起源于汉密尔顿的著作和19世纪多次参选的总统候选人亨利·克莱领导的国内改进运动。但是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像1930年代的大萧条那样，以对公共工程的执守为特征。当我们在当今世界争论新政的遗产时，我们常常集中关注社会保障之类政策，它们导致了福利国家的产生。不过1937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是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初次赢得大选五年后方才问世的。新政最初那几年被用来建立公共事业（后来改为工程）振兴署、民间资源保护队、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以及负责建造和再造美国基础设施的其他机构。这些活动肩负着刺激经济的希望，常被视为一种“政府投资”，意在让人们尽快重新开始工作。历史解释的一个新学派在它们那里看出了更多东西，如历史学家贾森·斯科特·史密斯在《建造新政自由主义》一书中所说，那是“在规模和范围上都很了不起的一场革命”。新政的公共工程活动改变了美利坚民族。史密斯认为：“这些计划为1945年后打造一个全国性市场奠定了基础，刺激了经济生产率的急速提升，勾画出了国道的蓝图，改善了军事基地，预示了阳光地带的崛起，并给予新政派一种政策工具，可用之于决定海外发展方向，从冷战的发动一直到越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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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新政期间到位的基础设施非常明显地正在崩圮，但重要的是它提醒了我们当初政府为什么采取如此惊人的举动。新政公共工程是一种政治哲学的重要部分，它们背后的哲学就是自由主义。人不满于唯自然之命是听地生活，而能按照自定目的改造自然，这是洛克和康德以来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主要成分。公共工程将同一基本思想既用于一个民族的个人活动，也用于它的集体活动；凭借它们，我们超越了高山流水、四季更替所施加的限制，筑起人类能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有主宰之权却无必要的主宰之具也无济于事。政府在那儿，政府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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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演说很少在政治哲学问题上用力，但罗斯福任职时的形势太严峻了，他要借就职演说让听众们回想起这些自由主义命题。那一演说已因坚称“我们唯一应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而名震宇内，结果我们往往忘记了起先我们在恐惧什么。“我们没有遭到什么蝗虫的灾害，”罗斯福宣称，“我们的先辈曾以信念和无畏一次次转危为安，比起他们经历过的险阻，我们仍可大感欣慰。大自然仍在给予我们恩惠，人类的努力已使之倍增。”毋宁说，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正在忽视我们在自然之所赋的基础上进行建造的能力。“富足的情景近在咫尺，但就在我们见到这种情景的时候，宽裕的生活却悄然离去。这主要是因为主宰人类物资交换的统治者们既刚愎又无能，故而失败了，而且他们已经认定失败，撒手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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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福看来显而易见且他尽力使之对他的美国同胞也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他们“不是要别人侍奉，而是为自己和同胞们服务”，他们本来不得不找到办法“刺激和重组对我们自然资源的利用”，以便重拾“美国式开拓精神的古老而永远重要的表现”。罗斯福是个自由主义者，同样是个进步主义者，他的前进之路——“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忠诚军队，愿意为共同准则之利而献身”——在今人耳朵听来，令人不安地有军国主义之音。不过他选用的军事比喻，也强调战争——还有萧条——将需要社会透过自觉、有意的行动动用它的资源，如果人类打算过有目的的生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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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政府争取一个可满足现代生活条件的角色之前，我们不能不首先推翻一种观念，那就是经济遵照人类无从干预的自然法则运行的观念，我们把它和斯宾塞之类的思想家联系在一起。在做这件事情上，没有人比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凯恩斯断然反对人类行为的生物学解释；他不仅拒绝斯宾塞式的那类解释，也反对斯宾塞的主要批评者托马斯·希尔·格林，因为后者太同情有机思维方式（格林毕竟是个牛津人，而凯恩斯是剑桥教员）。凯恩斯像庞巴尔侯爵一样，绝非民主主义者。作为当时非常精英主义的英国精英阶层的骄傲成员，凯恩斯不信任民主制，因为他信任智能；他相信，让专家来管理经济之类复杂事物，胜过我们把命运交付公众舆论的心血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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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算不上好的民主主义者，凯恩斯却是个道地的自由主义者。除了少许即兴短章，他没有广泛述及政治哲学。但是他确实论述过卢梭和康德提出的那些问题，并直接宣布支持这一观念：我们最好生活在社会之中，而不是让我们的需要服从假定的自然律令。在为1929年英国大选而写的小册子里，凯恩斯以毫不含糊的措辞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说“保守党人相信，有某种自然法则阻碍了失业者找到工作，为他们提供工作是‘鲁莽的’，在不定的期限内让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维持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下，从财政上说是‘合理的’。这种信条是荒谬的、脱离现实的，没人会相信，除非他的头脑年复一年地被胡说八道搅糊涂了”。凯恩斯说，最好是让人们“以战争时期克服千难万险时的那种必胜信心、无畏的乐观主义，奋发进取、精神饱满地”工作，“力争在预定的时期内，不负众望地实现计划的各项目标”。[41]坚信社会的重要性，这在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如康德等人中很典型，如果有人在寻找这种坚信的20世纪传人，凯恩斯或许是个明显的入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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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42]，发表于1936年，不像密尔的《论自由》那样，可以被轻松吸纳进可读性强的自由主义经典的万神殿。虽然是为专家而作，外行读者也不难把握它的中心见解，如凯恩斯所说，那就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下结论：这不高不低的位置，既然是由‘自然’趋势所决定……故这个位置是建筑在必然律上的”。一旦凯恩斯从理论上证明经济中不存在一个自然的均衡点，而是存在多个可由政府行动建立的均衡点，社会控制其经济生活而不是被后者所控制的通道就打开了。一个苦于需求不足的社会可以选择靠赤字开支等宏观经济手段刺激更大的需求。斯宾塞曾以为，一经证明经济规律很大程度上是自然制定的，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无力改变它们。似乎那句玩笑话是冲他而发。一旦河流筑上水坝，乡村地区电气化，城市改造一新，甚至自然区域受到保护以防私人侵占，那么距离社会无须遭受大规模失业和极度贫困等种种不幸的境地，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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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论》发表得太迟了，不能认作新政初期公共工程计划的灵感来源。但是无论对新政还是对公共工程思想，凯恩斯都一点也不陌生。并非早期所有新政人物尽皆支持公共部门的急剧扩张，可是有个支持的人是未来的最高法院法官费力克斯·弗兰克福特。弗兰克福特在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与凯恩斯相遇，赞助过凯恩斯论述那一事件的杰作《和平的经济后果》某几部分在《新共和》杂志上刊载。1933年，弗兰克福特担任牛津大学伊斯曼讲座教授，虽身在英格兰，却劝说凯恩斯将《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登于《纽约时报》。凯恩斯借此平台力劝这位美国新科总统实行一项强劲的公共工程计划。后来凯恩斯到纽约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表彰时，弗兰克福特安排了他与总统的会晤；呜呼就历史而言，他们似乎各持己见。不过，凯恩斯在美国有了他的推广者和鼓吹者，他们让华盛顿确信，政府能够通过刺激经济，帮助抵消大萧条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残酷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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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格林和托尼这些平等倡导者，凯恩斯绝不是向日渐世俗化的公众抒发宗教情怀的基督徒。但他是个世俗的道学家，撰作肯定带有宗教寓言的散文。虽是经济学家，凯恩斯却鄙视经济问题，相信它们根本上是技术性的，解决得了，因而对后人影响不大。他坚持说，一旦我们超越它们，我们就可以摆脱“两百年来如噩梦般困扰我们的那些伪道德原则，因为它们，我们已把最令人反感的某些人类品性抬举为最高尚的美德”，然后“重归于宗教和传统德行中最为确凿可靠的那些原则——贪婪是一种恶癖，高利盘剥是品行不端，爱财可鄙”。凯恩斯警告说，可能我们至少要花上一个世纪，才将“再度重视目的甚于手段，看重美德而非功用”，但他仍然盼望“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全人类的物质生活环境能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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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工程到凯恩斯所说的后经济天堂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第一步或许就是政府活动从经济复苏措施扩展到提供更大经济安全的措施。如果人们没有工作，他们就无助于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总体繁荣。若是他们贫困潦倒，他们会吃苦受罪，依靠他们的和他们所依靠的所有人亦然。如果疾病毁了他们的生活，不只他们的寿命可能缩短，而且其他每个人都将以某种方式承受代价。我们大概会认为人人都要为自身命运负责，可是那些年幼得不能做决定或年老得非依赖他人不可的人怎么办呢？里斯本地震教导我们，恶这个范畴用于自然造成的事件时毫无意义；此后人们奋力与道德的意义问题相搏。大萧条之后差不多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匮乏和绝望之恶不是自然也不是上帝造成的；它们是一套政治经济安排的结果，那些安排使人不可能矫正商业周期的负面后果。新政——某种程度上还有凯恩斯主义——教导我们，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之恶，可以用先前时代矫正自然之恶的方式加以矫正。在现代政治状况下，我们拥有如何防止苦难的知识却任凭苦难淹留，这已变得不道德。自由主义对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的全部贡献中，这一点无疑是至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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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一位年轻的得克萨斯州众议员，公共工程供给政治的老手，他是最热烈的新政派之一。当约翰逊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在办公室挂了一幅罗斯福的半身像，把许多老新政派请回白宫，效法新政经验推行他的“伟大社会”计划。伟大社会期间通过的那么多项改革，背后的统一因素是刻上了新政特征的同一自由主义动力：个人凭借政府，能够对他们的生活取得某种程度的掌控。不顾白种至上主义者认为黑种公民天生劣于白人的主张，1964年的《民权法案》，随后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终于实现了这一理念：每个公民，不分种族，都有参与国家生活的平等权利。“向贫穷宣战”反对贫穷是人性的永久固定装置的观念，目的是交予人们能够改善生活状况的工具。约翰逊没能提供一个全国性医疗保险体系，但是老年医保制度（Medicare）的采用使年长者得以避免长久以来的依赖状态。在约翰逊因越战之祸蒙羞，决定不参加1968年的连任竞选之前，他把美国自由主义带上了未曾达到过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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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约翰逊离任以来的这些年里，有比民主党人更多的共和党人当选为总统，他们政治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抨击1960年代的过火行为。因此值得提醒一下我们自己，伟大社会的成就，如同新政的成就那样，业已证明是多么彪炳千秋。但凡还有一丝信誉的人，谁都不反对1964年的《民权法案》，是它帮着把美国从默许种族隔离的国家，转变成选举一位非裔美国人为总统的国家。与他们对《民权法案》的支持不同，保守主义者已经动员起来反对《投票权法案》的扩展部分，但他们的努力遭到实质性抵抗而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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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医保制度像社会保障制度一样被广为接受；事实上，那么多事情上都那么保守的布什，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里倡议了对该制度受益范围的一次重大拓展。约翰逊夫人“小瓢虫”（Lady Bird）支持的环境保护计划，在政治上是不容批评的。联邦教育开支一度被认为是激进的想法；21世纪最初那几年里，《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使它成了办学治校的一条原则，该法案给学校提供额外的联邦经费，作为对它们更广泛地运用评估测试的回报。经济机会办公室固然于1973年被解散了（这至少部分因为它那争议性的社区行动计划），但是它的其他许多计划，如启智计划和为美国服务志愿队［Vista，现在叫作“美国志愿队”（AmeriCorps）］等，在其他联邦部门里幸存下来。正如艾森豪威尔做总统时以不废新政使新政合法化一样，尼克松以来的共和党总统以不削减伟大社会的某些特色同时急剧强化其他特色强固了伟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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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伟大社会计划，美国终于逐渐接受了欧洲人早就懂得的道理：政府不论好坏，是现代生存无可回避的事实。我们——即是说，现代社会里的几乎每个人——相信，不论我们的实质性政治观点如何，我们极为看重的一些事情都不能单凭一己之力去实现，从保卫国家抵御外侮到保卫我们耗费心血攒起来的积蓄，到卸下我们子孙对我们变老的负担以缓解贫困效应，再到消除与种族和性别相连的污名等。这些宏伟项目不仅本质上是集体性的，而且需要某种程度的公正管理以便成功施行。没有它们，我们就像头上无片瓦、腹中无粒米一样过不下去。我们越是认识到专断的不公和纯粹的无常未必使我们在劫难逃，我们就越是要求政府给我们的生活增添稳定和安全。由于总的说来，我们宁愿过好日子而不是苦日子，所以政府扩大了。排斥政府，我们过的日子会在超乎经济的更多方面变得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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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卡特里娜飓风袭击路易斯安那海岸之前登上总统宝座的最后一个自由主义者比尔·克林顿，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升到内阁级别，任命了一位备受推崇的专业人士詹姆斯·李·威特来掌管它，允许他终止将此机构用于政治恩庇的那种惯例并增强它的防范功能，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克林顿也对威特说来，最好状态下的政府并非野马无缰似的应得权利计划，而是罗斯福和林登·约翰逊把政府用作公共目的的工具那类措施的延续。威特任FEMA掌门的时候，没有卡特里娜飓风之类东西强袭美国，但是1994年洛杉矶确实发生过一起大地震，威特准备得当，不输于曾经对付过自然灾害的任何政府官员。事件发生后，威特迅速视察现场，愿意与州和地方政府官员共事，能够把钱用到需要花费的地方，这种种表现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关于政府的争论。谁也无法防止另一场自然灾害进袭美国。但是美国人见识过了一个范例：他们常怀忧惧的国家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冲去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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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治世界已渐成美国特征，若是在比它少受意识形态驱使的一个政治世界里，克林顿年代本该已经终结了现代生活中的政府角色的争议。20世纪最后几十年内，围绕政府恰当角色的共识开始形成。右翼政治家虽然许诺减税、攻击政府浪费，却不是真要取消公众计划，而克林顿之类民主党人敏于政治风向，即便在任命威特这样的能人以运转大政府之际，也圆滑地声称大政府的时代完结了。只要公共计划有益于为人充分理解的某种目的，税收不被认为难以承受，实用透顶的美国人乐得授予政府在管理现代生活状况上的恰当角色。树立这一要义也许费了大半个世纪，但是罗斯福在他初次就职演说中所授之课似乎已被吸收了。蒲柏说得没错，国事井然真是至高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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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高华德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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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对有效政府的目标来说，美国已经变成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系统。尤其是在政治右派看来，始于新政终于克林顿政府的漫长时期不是庆祝对政府的一种实用主义共识浮现出来的机会，反而代表了他们以为不合美国生活方式的一套观念的得胜。这些死心塌地的保守主义者认为新政是个谬误，州和地方政府总是比联邦行动更可取，私人部门开展其他社会惯常交给国家的活动也更优越。伟大社会计划问世前最后一位竞选总统的保守主义者贝利·高华德，就把这样一些主题置于他1964年竞选运动的中心；他说他会卖掉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让社会保障成为非官办的。菲丽丝·施拉夫利，一位关键的保守主义活动家，在这次竞选运动期间写了一本书，叫作《要选择，不要附和》。真是好题目。美国人被给予了一次选择机会。他们选择了彻底拒绝自由放任主义，一种政治观念被拒绝，大约也只能那么彻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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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德的失利给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家造成严重的政治两难。如同他们在任期间所表现的，保守主义领导人从未动真格地要把高华德的梦想化作现实。原因再明显不过了。不仅因为与福利国家相关的那些计划已蔚然成风，连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或美国的里根这种政治家都回天乏术。同样也因为有钱有势者投票支持保守主义政党，与贫苦弱势者投票支持自由主义政党同出一心：在两种情形下，获胜的政治家都能提供政府掌控的东西。大公司如此，小农场主亦然；南方房地产开发商如此，西部牧场主亦然；军方承包商如此，华尔街掮客亦然；制药公司如此，医生亦然，甚至以信仰为本的宗教右派也未能免俗——他们无一支持保守主义政党减少投向他们行当的政府合同的数量。现代政治主要涉及瓜分和仰给政府不得不提供之物，而无涉削减它的供应品。宣扬高华德主义，你可以得到党的提名。实行高华德主义，你将耗费你的任职时间去和沸腾的异议交战，它出自原来支持你的每个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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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政治家依然继续高唱高华德主义。像那位亚利桑那州参议员一样，他们谁都不肯——至少在修辞层面上——提出正面理由捍卫政府价值。这方面很典型的是美国保守主义最挚爱的保守主义者，罗纳德·里根。仿佛在和罗斯福直接对话，里根在他的初次就职演讲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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