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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高华德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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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对有效政府的目标来说，美国已经变成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系统。尤其是在政治右派看来，始于新政终于克林顿政府的漫长时期不是庆祝对政府的一种实用主义共识浮现出来的机会，反而代表了他们以为不合美国生活方式的一套观念的得胜。这些死心塌地的保守主义者认为新政是个谬误，州和地方政府总是比联邦行动更可取，私人部门开展其他社会惯常交给国家的活动也更优越。伟大社会计划问世前最后一位竞选总统的保守主义者贝利·高华德，就把这样一些主题置于他1964年竞选运动的中心；他说他会卖掉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让社会保障成为非官办的。菲丽丝·施拉夫利，一位关键的保守主义活动家，在这次竞选运动期间写了一本书，叫作《要选择，不要附和》。真是好题目。美国人被给予了一次选择机会。他们选择了彻底拒绝自由放任主义，一种政治观念被拒绝，大约也只能那么彻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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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德的失利给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家造成严重的政治两难。如同他们在任期间所表现的，保守主义领导人从未动真格地要把高华德的梦想化作现实。原因再明显不过了。不仅因为与福利国家相关的那些计划已蔚然成风，连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或美国的里根这种政治家都回天乏术。同样也因为有钱有势者投票支持保守主义政党，与贫苦弱势者投票支持自由主义政党同出一心：在两种情形下，获胜的政治家都能提供政府掌控的东西。大公司如此，小农场主亦然；南方房地产开发商如此，西部牧场主亦然；军方承包商如此，华尔街掮客亦然；制药公司如此，医生亦然，甚至以信仰为本的宗教右派也未能免俗——他们无一支持保守主义政党减少投向他们行当的政府合同的数量。现代政治主要涉及瓜分和仰给政府不得不提供之物，而无涉削减它的供应品。宣扬高华德主义，你可以得到党的提名。实行高华德主义，你将耗费你的任职时间去和沸腾的异议交战，它出自原来支持你的每个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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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政治家依然继续高唱高华德主义。像那位亚利桑那州参议员一样，他们谁都不肯——至少在修辞层面上——提出正面理由捍卫政府价值。这方面很典型的是美国保守主义最挚爱的保守主义者，罗纳德·里根。仿佛在和罗斯福直接对话，里根在他的初次就职演讲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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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管理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政府的管理就是问题所在。”也如罗斯福的情况一样，里根的方针太有名了，结果我们都忽略了他为它亮出的理由。照罗斯福的观点，自由主义基于一个观念：由于我们能够管好自己，我们应当可以管好社会。里根的主张截然相反：“假如我们之中谁也管理不了自己，”他问道，“那么，我们之中谁还能去管理他人呢？”里根那么激越地反对政府管理观念，所以自远于18世纪的保守主义者如汉密尔顿诸人，后者不但信任国家，还想看到它的权力集中在联邦政府手里。里根说“不是联邦政府创立了各州，而是各州创立了联邦政府”，此时他反而站在汉密尔顿的对手一边。他又说他无意“取消政府”，以此缓和了他的言辞。另外，他的初次就职演说像他的众多演讲一样，充溢着希望的语言。但他也以严厉的语言诋毁了美国人自新政以来一直赖以在实践中实现希望的那唯一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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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守主义政治家来说，抨击政府有其政治用途，其中无过于它们对共和党联盟内部在别的方面本来可能没什么共同点的各色集团的吸引力。对商界人士来说，它们提供了逃避会令利润降低的调控和税收的渠道。年轻选民——新政在他们是遥远的历史事件——从这般花言巧语中听出了对经济机会的呼唤，以及一种社会自由至上主义寓意，它吁求充盈着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西部人喜欢州权语言，是因为他们远离华盛顿，往往误以为他们不如东部人那样依赖联邦政府。正是这种语言把南方人重新集结起来，他们从抨击政府中听见了对州权观念的捍卫，而那曾被用来企图保存和保卫种族隔离。保守主义政界里的反政府言论那么迷人，以致供给经济学——它要求彻底减税，以此作为精简政府规模的一种机制——已经成了共和党人的试金石，正如支持堕胎权利曾是民主党人的试金石一般，尽管供给经济学造成的财政赤字与保守主义曾明确表达过的财政责任原则势不两立。各政治派别的现代人越是渐趋依赖政府，保守主义的反对理由就越是受意识形态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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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保守主义内部隐现的冲突，直到布什政府方才孕育成熟。美国政治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一个保守政党如今控制了总统职位、国会两院以及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派——依所涉议题而转移。不止于此，该党原来是由强硬派和温和派的保守主义者组成的，而今却在逐渐失去温和派，递补进一些强硬人士。最后，领导他们的老大即布什总统，坚决信奉减税这一自由放任纲领的关键条款，其坚决程度不亚于信奉过它的任何总统；不管是在竞选运动期间还是在秉钧岁月里，也不管经济或世界的形势如何，布什从未从他的减税热忱退却过。各种政治势力以早年的保守主义者难以置信的方式结成了联盟。高华德把政府裁至一定规模的梦想——被保守主义活动家格罗夫·诺奎斯特的隐喻一语道破：把政府冲进浴室下水道——可能终于要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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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永远做不到。布什不像高华德，而像之前所有现代共和党人总统，缺少遵行他的自由市场信念的勇气。虽然兴致勃勃地要求减税，他却不愿为了平衡预算而裁减广受支持的政府计划，由此冒政治上不得人心的风险；尽管在他第二个任期末，他的确否决了民主党人控制的国会所通过的几乎一切国内立法，包括本来会给儿童提供更优厚的医疗保险的一项法案。因此他不仅很快挥霍光了他的民主党人前任积攒起来的预算结余，还选择发动了一场耗资巨大的战争，且没有把它的开销计入常规联邦预算中，又在教育和老年医疗保健上提出了一系列靡费的新计划，却没有任何明显办法负担其费用。2008年秋，金融危机席卷华尔街之际，布什领导了提供政府援助的各种举措，意在帮助信贷市场复原——顶住了他自己党内强硬右翼的自由至上论者的坚决反对，对他们而言，高华德的梦想从未破灭。在21世纪最初八年里，最受欢迎的一项华盛顿娱乐当属坐看接二连三的自由至上论者如梦初醒地意识到乔治·布什在财政上、政治上都是不负责任的。不过无论布什总统可能多么不负责任，反对奥巴马2009年的经济复苏计划却又拿不出自身计划的共和党人，甚至将政治不负责任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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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什总统的自由至上主义批评无疑将持续引起共鸣。自由主义者批评布什政府是一回事，可是当许久以来归属卡托研究所等右翼智库的思想者加入战团时，全华盛顿到处都能听到保守主义运动破裂的噼啪声。自由至上主义对布什先生的失望也有某种清新诚实的东西。相比于极力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新保守主义者，自由至上论者在对外事务上一如国内事务那样对全能国家持批评态度；不仅他们中间有些人反对那场战争本身，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抗议总统集权和随之而来的限制公民自由。而且自由至上论者一旦认识到布什那种保守主义正在多大程度上引领共和党走向与高华德标绘的全然相反的方向，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表露他们的忧虑——在这个城市里这算是珍稀品质，这里的人倾向于克制他们的异议（如果他们真有异议的话），万一未来某个政府或许会邀请他们进入权力中心呢。自由至上论者影响力不大，但他们制造的噪声确实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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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至上论者偶尔就某些议题意见一致，如公民自由或是对某种军国主义国家的担忧等，他们却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心同意合，对于国家应当在现代社会扮演何种角色尤有分歧。自由至上论者怀疑政府也怀疑治理；从严格自由至上主义的观点看来，好政府——也就是让国家的高压权力显得不那么沉重和危险——比坏治理还坏。唯此方能解释，在寻找最能表现他们诟厉的那个政府的特征的一个词语时，为什么自由至上论者把布什称作“自由主义者”而草草收场。在自由至上论者的圈子之外，这样的指控没什么意义。但是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界只包含两极：大政府和小政府，前者是自由主义的、坏的，后者是保守主义的、好的。既然布什主持了政府的扩张，从自由至上主义的角度看他必是自由主义者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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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可不这么想。诚然，布什扩大政府作用并不特别令他们心烦；要干好了，那正是自由主义者梦寐以求的。但布什干得太差劲了。不仅因为他在伊拉克未能凯旋，对卡特里娜不愿承担责任。在布什政府触及的几乎每个公共政策领域，它利用政府却又轻视政府的态度差不多注定了行政失灵。它的老年医保改革弄得不必要地费钱和复杂，为的是回报坚定不移支持它的那些制药公司；仅举最恶名昭彰的例子，州政府被禁止谈判压低可能正由它们付钱的药品的价格。它的经济调控办法，激励院外说客得陇望蜀，每当政府起先给他们提供某种东西，就从政府索求更多东西。在政府过去业已证明其效能的地方，布什政府任命了一些人，他们的使命就是防止它将来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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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格·安里格是个自由主义者，世纪基金的政策副总裁，他在记载保守主义这段前仆后继的失败史时，回溯到了里根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上：“在今日美国，”他在《保守派什么都没穿》一书中写道，“保守主义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保守主义就是问题所在。”从自由主义的视角看，保守主义者不能治国，其理同于素食者不能烹制出世界级的勃艮第炖牛肉；如果你相信你被要求去做的事情是错的，你不大可能做得出色。承继了高华德梦想的那些人，永远祛除不掉高华德主义在他们身上施的魔法，当他们错误地相信自己的观念时，付出了惨重的政治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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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靠天大的管理不善，才把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至上论者拖入一场竞赛，看谁能对布什政府批判得更狠。然而，尽管自由至上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共识，但一说到如何修复保守主义的治理失败所造成的公共生活损害，它们就分道扬镳了。对自由至上论者而言，高华德的梦想虽变为了布什政府的噩梦，但仍能实现；这个坏治理的实例成了少治理或不治理的论据。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坏治理的实相提出了支持好治理的理由；高华德的梦想越早被揭示是个幻想，我们就能越早回归新政和伟大社会的教诲。尽管自由至上论者具有一致性——也许就因为具有一致性——但他们没有专属自己的大政党；使用这个名头的政党可能在不远的未来成为美国政治中的第三或第四党。由于新政和伟大社会的遗产已历日旷久，自由主义者有自己的政党：它叫作民主党。自由主义者面对的最重要问题是，如果他们再度发现自己掌管着政府，当此之时，他们将用它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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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古老的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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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有一种普遍感觉：政治意识形态容易变得陈腐，需要不断输入新思想。在美国，据此进行论证的人常常指出，政治右派比左派更敏捷地参透了这一思维方式的智慧。“出自rive droite（右岸）的有些思想可能是牵强附会的，”《经济学家》杂志的两位英国报人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在《右派国家》（2004）中提到，“还有另外一些思想可能是陈货。不过右派比左派明显更富智识活力——至少就提出实际政策而言。”照他们讲述的当代美国政治的故事，“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间美国政治生活背景中一直听到的乐调是自由主义忧伤的退潮轰鸣”。来填补这真空的，有一种新的、前瞻性的、政治上进取的保守主义。米克尔思韦特和伍尔德里奇相信，这一保守主义势头可能消退，特别是假如共和党人抛弃了少数种族群体，或者把他们的命运与商业紧紧拴在一起，以致切断了与其他所有人的联系的话。但是这两位报人看不出那样的事有什么理由会发生。他们争辩说，美国在实践上是保守主义的，正如早先的作者认为它在理论上是自由主义的。他们断定，保守主义者不仅站在右翼一侧（on the right），他们还相信他们站在正义一边（in the right），而他们的自信赋予他们巨大的政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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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儿有娓娓道来的保守主义成功记，那也有同样娓娓道来的自由主义失败史。新闻记者马特·巴伊在《论证》（2007）中主张，民主党人可能因共和党人的无能赢回政治权力，但是他们缺乏曾经激发过新政和伟大社会的那种种大胆思想。假如民主党人重新赢得总统宝座，他们也本可建立饱读政策文件的华盛顿智囊团，以及准备接掌权位的工作班子。但这不是他们要做的事。相反，力气都使在“网根族”、博主和积极分子身上了，他们虽然长于新技术和义愤，却短于实际的政策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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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拒不采纳新思想，自由主义者不论优劣，都停滞在旧观念上。巴伊指出，他们更热衷于成为正确的而不是构建多数派，因而再也不会唤起美国人的热情，除非他们追求新的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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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虽屡有人讲，却与现实不符，何以如此，原因颇多。有两种原因值得着重一提。其一是保守主义者实际上发展了相对较少的新思想。更重要的另一点在于，自由主义最古老的思想之一仍一如既往地可行：政府的存在是要帮助人们达成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状况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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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云集华盛顿智库的保守主义思想和政策专家们，与其说是发展新思想，不如说是抓住自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以来就让右派迷了心窍的一个思想，即市场总是优于国家，然后给它安上新名号。现代人要靠国家保护他们抵御经济和自然灾难，保守主义者对此心知肚明，他们不是简单重述迄今已是陈词滥调的自由放任主义，而是摇身变成乍一看似乎是最前沿的经济思想的建倡者：理性选择理论，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名头最响的供给经济学。但这全是从未质疑过的一项命题的变着方的重新阐述，五十年前当代保守主义者就已凝聚在该命题周围了。那完全是重新包装的事，不是重新思考的事。不管高华德的梦想在政治上可能怎样信誉扫地，在智库、在国会里它仍然活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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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近些年引起共和党政治家们关注的所谓新思想，其实新不过与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赫伯特·斯宾塞相关联的那些思想。毕竟斯宾塞有种很有意思的新想法，就是借达尔文进化论加强他支持资本主义的理由；撇开正误不论——太半证明是错的——它真是独出心裁的。再说，21世纪初的华盛顿场景下，就兴趣广度而论无人敌得过斯宾塞；他不是一个自封于经济学的思想家，而是对他周围世界钩深致远地加以理论化的思想家。最后，斯宾塞是在现代国家呈现其当前的规模和形态之前立论反对国家的。他的目标是防止他所担忧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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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今天反政府的保守主义者是在政府不离我们左右的时代里提倡政府收缩——这不但是一项更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心比天高的任务，要实现它恰恰需要保守主义者反之不已的政府相助。布什政府八年间公示于众的那种保守主义，非但比不上斯宾塞这样的维多利亚自由至上论者，也不能望迪斯累利这样的维多利亚保守主义者的项背，后者才智卓绝地预见到保守主义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度会发生的事。在他1844年发表的小说《科宁斯比》中，这位未来的首相写到了一种保守主义，它“抛弃处方，躲避原则，否定进步；丢掉了对古代的一切敬意，它既不匡济现在，也不绸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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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当代保守主义满溢着意义深远的新思想，那也不表明应该接受它们。思想之正确比思想之新颖更为重要，而利用国家来帮助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这个自由主义思想是一种正确的思想。罗斯福的话，尽管是在一段时间以前、在迥异的经济状况下说的，但听来仍旧真实可靠：我们有能力掌握我们的命运，只要我们愿意利用代表我们这个民族的那一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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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这意味着自由主义者不应为依靠政府而谢罪，它也意味着他们不应成为政府的辩护士。自由主义者理当清楚认识到，在利用政府的时候他们不是在采用一种万灵丹。我已说过，国家往往会施诅咒于一切当代政治哲学。官僚机构可能变得低效，它们拟定的解决方案可能对它们打算纠正的问题适得其反。政府官员会发展出自身利益，并利用国家增进它们。依靠政府的财政成本可能很高，虽然公共开支能够刺激经济，它也可能具有通胀效应。对私人性的个体和机构的各种选择的微观管理，可能导致它们创新和试验减少。对不安全的工业实践的调控应当受到欢迎，如同对个人权利的调控应当力避一样，但这两者间要画出楚河汉界殊非易事。没错，还有税负太重这类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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