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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 第五章 中产阶级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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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自由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便是中产阶级的兴起。中古末期以来，组织健全的商人与匠人团体便控制了欧洲城市的生活，有一段时期，他们还有能力通过诸如“汉萨同盟”（the Hanseatic League）之类的组织在政治上扮演独立的角色，与国王及封建领主在实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抗衡。君主专制的胜利虽然使许多都市丧失了一度享有的行动自由，但是都市的中产阶级却仍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中产阶级的成员与领地王侯联手，一起对付封建贵族，在创造近代国家官僚体制的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也因此赢得相称的声望与利益。宗教战争结束后，物质日趋繁荣，更使他们有晋身的机会。如是，到了十七世纪末，西欧中产阶级已稳固地形成具有影响力与自尊心的群体，不但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也决心面对敌对压力，维持他们的利益。十八世纪，当君主专制的政策与他们的目的背道而驰时，他们的态度就逐渐变成批判式的，最后终于演变成革命的心态。由于相信世俗社会的价值与潜力，他们遂把可与中古教会所产生的压力相比的（经过组织的）社会压力加于国家之上。他们的活力与奉献使首次纯以世俗基础重建西方文明二元传统的企图获得成功。虽然在这次事业中，指导他们的思想与制度是建立在较狭小的社群经验上的，不足以创造包罗广泛的普遍意志，但是却成为日后民主发展的起点。因此，中产阶级的觉醒遂成为近代自由主义史的第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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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的革命高潮看起来虽然像是意料之外的突发事件，其实却是早已在西方文明中趋于成熟的诸多力量造成的。宗教战争结束后，欧洲就一直迅速朝着彻底技术革命的方向迈进。近代科学在牛顿（Issac Newton）等人的努力下建立了稳固的基础，渐渐显露出潜力，足以成为了解与控制自然环境的武器。新的经营商业方法以及殖民地的拓展早已使世界上许多地区成为欧洲的属地，现在这些因素也提供了累积财富的新机会。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一系列技术发明，使西方工业的生产能力大为提高，对有能力参与这些发展的人来说，这一段历史提供了无限美好的拓展与获利的远景。然而，任何想要利用新机会的企图，迟早都会和既存的社会秩序发生冲突。自从教会成为智识生活的权威中心后，宗教与政治的检查制度（censorship）便一直威胁着科学的成长与散播。商业受到许多复杂的地方性与国际性贸易限制，这些限制是当初经济往来仅限于狭小区域时的残留痕迹。在过去，传统技术的传递是生产的基础，因此有行会（guilds）及其他垄断机构的存在。现在，这些垄断权利便成为人们采取进步工业技术的障碍。过去，足以应付较静态社会需要的制度，几乎都不能适应更动态时代的需要。结果是不断的摩擦，最后除了以革命解决之外，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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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有少数人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冲突。唯有具有相当禀赋、受过相当教育，同时又有心要摆脱传统习俗的人才有机会参与较进步的知识与经济活动。也就是说，有可能从革命中获得利益的大多是一些都市的中产阶级。在十八世纪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人民多半都是一心遵奉古老生活传统的不识字农民，另一端的社会阶级——土地贵族与乡绅——虽然有机会享受更多教育，但却也一样只专注于执行传统的统治阶层功能，对于新机会的拓展则不感兴趣。除去英国与其他少数社群而外，人们大多受到境内的法律与习俗的约束，无法参与任何形式的工商业活动。科学与文学活动则未完全受到禁止，因此有些贵族遂利用财富与教育上的优势，在此一时期的智识生活中扮演了杰出而重要的角色。在法国尤其是如此；法国王室为使地主与其产业分离，命土地贵族住在宫中，为了排遣宫中生活的无聊，许多宫臣都致力于智识追求以为调剂。但大体而言，最有准备要在新时代拓展智识与经济机会的，却是较具雄心的中产阶级。这些人熟知工商业生活的问题，拥有相当充裕的流动资金，因此在较具试验性的经济活动中占据了极有利的地位。他们教育背景良好，探求新知的欲望又强，因此能在新知识领域的探究中扮演积极的角色。由是，十八世纪乃是中产阶级机会特别多的时代。由于既存的社会秩序不允许他们完全利用这些机会，他们特别觉得有必要做激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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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或多或少是被排除在政府责任之外的少数分子，没有机会通过直接的政治行动来表达他们的苦痛。但到了十七世纪末，他们渐渐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独立权力。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早期，商人与制造业者都必须仰赖政府之助才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冒险。带动经济进步的典型机构是官方与半官方的贸易公司，例如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ies），以及由政府拥有并实际负责经营的工厂，例如法国塞夫尔（Sèvres）地区的瓷器工厂。在智识生活领域中，中产阶级一样需要王室或贵族的赞助，因此中产阶级的作家与艺术家也和商人一样，处于类似的非独立状态。只要这种情形还存在，中产阶级几乎没有希望得到真正的行动自由。不过，十七世纪末，这种情形开始有了改变。通过像英格兰银行（the Bank of England）等机构的协助，公私企业都有机会取得大量的资金与货款。控制了这些资金与货款（已较全国总税收之数额为多）来源，伦敦、阿姆斯特丹等地的杰出商人及金融家，乃能把经济领导权转移到自己手上。同时智识生活的领导地位也有从礼仪烦琐的宫廷转移到较自由、较富生气的私人沙龙的倾向；十八世纪，沙龙以巴黎为中心发挥了最大的国际影响力。许多成功的中产阶级人士利用他们新近挣得的财富与闲暇去赞助、参与此一艺术与文学世界，并且以平等地位与土地贵族阶层的志同道合之士结交为友。由于书籍与期刊的读者群不断成长，有才华的作者如伏尔泰（Voltaire）及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等人甚至能靠写作为生，不必依赖有钱人的赞助。不论在智识生活还是经济生活上，十八世纪的中产阶级都已形成颇具独立形态的社会组织，这使他们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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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在面对稳固专制王权的情况下缔造重大结果，则所需自不止此。罗马帝国曾被迫与基督教会共享权力，因为基督徒的教会组织虽然有弱点，但他们却因献身于同一信仰而紧密团结，这些占全人类少数的基督徒深信“来世之救赎”（other-worldly salvation）的福音是唯一能满足人类需要的东西，并能使世俗统治者接受他们的想法。十八世纪的沙龙与银行团虽然是在纯世俗的基础上运转，但是地位却和早期基督徒的集会相当类似。他们是分散各处且未获尊重的少数人的代表，唯有以有效的战斗信念唤醒整个中产阶级，才能使他们的观点为社会所接受。十八世纪的思想，就是要为这种信念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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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这种知识运动满足了这项需求。启蒙运动并非源自某一个人的著作，而是数世纪以来政治与社会思想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启蒙运动的作家虽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写作，但是关心的是同样的问题，亦即如何将创造力从古旧的社会体系束缚中解放出来。这问题有许多不同层面，因此许多有功于这运动的人都可从不同的利益及意见去一抒己见。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心的主要是自由贸易问题；伏尔泰攻击愚蠢的文学与知识检查制度，而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onesana Beccaria，1738—1794，意大利经济学家及法学家 ）则专注于刑法改革问题。个别国家盛行的思想学派也具有地域性的特色（这特色和地方情况的特殊性符合）。法国经济以农业为主，因此早期法国经济学家的领导群，即所谓的“重农学派”（the physiocrats）关心的便是如何使农业合理化；在英国则因经济利益牵涉范围甚广，因此英国的功利主义者（utilitarians）注意的便倾向于如何使国际贸易合理化。但尽管启蒙运动的倡导人之间有差异，人们注意到的却是他们的相同点而不是相异之处。每个国家中产阶级的需要与理想多少都是一样的。共同的经验孕育了共同的思想与信仰，这些思想与信仰总合起来就是启蒙运动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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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膺这派思想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是“人类有可能获得俗世幸福”（terrestrial happiness）的信念。正统基督教虽然并非完全不关心如何改善人类俗世命运的问题，但却教导说，苦难是人类堕落后不可避免的结果，获得幸福的最终希望在于此生以外的来世。启蒙运动的哲学就是对这个观念的直接挑战，的确，哲学家并不一定否认死后可能有幸福的来生，有些哲人也继续信仰基督教。但是，由于他们对近代科技深具信心，因此对俗世生存问题也非常乐观。当时，近代医学虽然还在襁褓阶段，但已显示出足以克服古老疾病与苦痛的能力。商业与制造业的新技术已使西方人的生活水准提高不少，因此，贫穷终将被扫除似乎也成了合理的期望。这类经验造成的结果是使人对人性与人类命运产生了新的观念，根据启蒙运动的信念，这个世界是一个善意的上帝创造的，他并不想把它造成忏悔受难的地方，而是要使人人快乐幸福的地方。里斯本大地震以后，具讥讽天才的伏尔泰虽曾嘲讽主张“这世界乃是最佳世界”者的极端乐观主义，但是当时所有哲学家却都还一致同意未来人类的尘世生活有可能变得比过去更愉快、更欣欣向荣。设法把苦痛降至最低，使幸福达到极点，乃是人生的真正目标。这就是启发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思想的人道主义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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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假如幸福是上帝指定的世俗生活的目标，为什么它到此时仍未实现？基督教曾经解释说世上之恶（evil）是罪（sin）造成的，并且教导说以上帝的恩宠（grace）来克服，是战胜恶的唯一方法。对于此一令人困惑的问题，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也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根据他们的说法，过去人类无法使潜在的幸福获得实现主要是因为“无知”，而不是罪恶造成的；上帝指定的救赎工具不是“恩宠”，而是“理性”（reason）。通过天赋的理性，上帝使人类能了解宇宙的法则，并遵照上帝计划的善意要求去调整行为。在历史早期，人类曾因遵循大自然的单纯法则生活，而获得极大幸福。大多数十八世纪思想家都和卢梭一样，深深被一幅由“高贵蛮人”（noble savages）组成的理想化原始社会之图画所吸引，他们视这种原始社会为人类可生活于没有腐化的社会的承诺。后来基于某种永远无法彻底明白的原因，人类不幸失去理性的指引。具有权势的人发现，可以利用全面战争使人类一直陷于无知中，以增进他们自己的幸福。国王与教士强迫臣属纳贡以吸取人民膏脂，由于教会与国家的联手，冥顽与迷信遂成为群众生活的宰制。几个世纪以来的人类苦痛便是这非自然状况造成的，但是理性却仍能使人类重获幸福生活——这是天赋的权利。借理性之解放以克服无知，是十八世纪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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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却不以在世上建立人道主义的天堂为满足，也不以主张人类理性为达到此目的之方法为满足，若要使中产阶级彻底发挥攻击君主专制的力量，就要使他们相信，中产阶级的全胜不仅是可能、可欲的，同时也是无可避免的。在这方面，十八世纪的人无意中显露出一种长久为西方文明秘藏的心智习惯。其他文化的改革者在尽力而为时，并不预期他们的努力会获得完全或永久的成功，例如，中国古代一代接一代的儒家圣人都满足于致力恢复先圣美德，而心中却清楚知道所有人类的努力（包括他们自己的努力）都是不完美、会衰颓的；但是，对一个生长于犹太教——基督教背景的人而言，认命是一桩极难忍受的事。创世、救赎、复活的故事中即已隐含着历史并非无意义之循环，而是具有独特、幸福结局的一场戏。通过基督教的影响，西方世界已习于认为基督再度来临，并且建立永恒完美之国度时，所有世俗的苦痛终将结束。当启蒙时代的人把注意力从宗教活动转移到世俗活动，他们天启式的希望便从精神界转移到世俗界了。虽然偶尔会有像卢梭这种不快乐、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会脱离那个时代的正常乐观主义，但一般而言，人们仍然理所当然地认为“完美”是历史注定的结局。如何以俗世观点阐述这宗教性的信念，乃是启蒙运动特有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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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progress）理念便是十八世纪对此一问题的解答。在此之前，人们总认为腐朽与死亡就像诞生与成长一样，是世俗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在西方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一种较为乐观的观念基础也一直在累积成长。自黑暗时代以后，欧洲社会一直想要重新学习古典文明的艺术，到十八世纪，此一发展已达相当之地步，一千余年以来，人类首度体认到他们的成就已超越古人。在自然科学、医药、军事技术及其他许多领域内，近代的发现都已使古典权威作品成为过时之物。在文学与艺术领域，优劣程度较难以经验性的试验方法衡量，因此古人在这方面所享的声誉便较为持久。然而，到了十八世纪末，人们也终于有勇气向古人在此一领域的优越地位提出挑战。所谓的“今古之争”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便是因为此一有名的文学论战代表了西方人的心灵从长久以来的自卑感获得解放的最后一步。在人们心目中，世俗历史再也不是为了重获希腊、罗马逝去的光荣而做的痛苦努力，而是日趋完美的胜利历程。这观念极为新颖且令人振奋，因此紧紧抓住了西方人的想象。这观念最富影响力的陈述见于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Outlin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Spirit ）一书；然而，此书写成时，孔多塞本人却是法国大革命断头台下的逃亡者。从个人观点来看，孔多塞所促成的运动虽然有点令人失望，但他对“人类终必不断进步”的信心却是无法动摇的。他的态度便是启蒙运动精神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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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观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激励中产阶级士气的工具，同时也因为它是腐蚀对手信心的工具。在改革者遭遇的所有障碍中，最恼人的就是人类倾向于执着于长久以来早已存在的习惯。某一制度或习俗，只要存在的时间一久，人们就先入为主地认为其存在是有道理的，至于它们为何没有道理，却要由想改变它们的人去举证说明。然而，对任何相信历史有进步特性的人来说，这种新旧事物之间的正常关系，都被倒转过来。假如人类事务有不断改良的倾向，则整个来讲，新观念与新制度应该比历史发展早期的观念与制度更优秀才对。当然，这并不是说，任何轻率的计划都一定值得接受。即使热心于近代化的启蒙时代人物，也不曾极端到认为目前一切和古代一样不可用理性批评。“进步”观带来的乃是举证责任的改变。过去的人总认为，直到新事物被证明更好以前，旧事物总是好的；今人则认为，除非有人能证明新事物比旧事物更差，否则旧事物就是不好的。此一观念赋予人们极大的自由去批评既有的习惯。在英国，此一态度的最典型的表现乃是功利主义者的著作；这些功利主义者主张，所有的观念与制度，不论多古老、多受人尊重，皆要拿来以“它们是否有能力证明它们能满足目前需要”的标准来评断。其他具革命精神的思想家虽然以不同语词来表达思想，但是他们的立场在实质上却也和功利主义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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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近代科学与工业技术虽然远景一片美好，但毕竟还是在发展初期，所以这种认为有可能做立即改革的信心，似乎是言之过早。然而，我们必须记得，十八世纪的进步观并不是基于十九世纪的历史进化（historical evolution）观，而是基于没有时间限制的十七世纪科学的数理前提。在所有近代学术成就中，牛顿的物理学（Newtonian physics）是对启蒙思想最具影响的发现。牛顿对他观察到的天体运动赋予某些数学上的假说，利用一些极为简单的运动定律成功地解说了地球与天体的广泛现象。这杰出的成就使人们产生了过于夸张的观点，以为宇宙具有合理的单纯性。一般支持启蒙运动的人都认为，所有受造物都是依据一些有限且可为理性了解的法则所建构的实用机械（economical mechanism），对聪明与善意的人来说，发现并应用这些法则是颇为容易的事；一旦发现并应用这些法则，人类生存的问题就可以永远解决了。后来几个世代的科学家认为，进步乃是人类缓慢、有耐心地累积经验资料所形成的；而十八世纪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却认为，人类可因突然引介理性所直觉、所知道的假说（rationally intuited hypotheses）而获致终极的完美，这看法使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有极具说服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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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的智识气氛塑造出非常特殊的人格典型，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不论在美国或欧洲都负有盛名，就是因为他给同代人一种人类理想之化身的印象。富兰克林出身贫困，以一己之力跻身富人行列，成为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作家、印刷家、出版家。他天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与热忱的生命意志，并积极参与当时的智识生活，做出好几项重要的发现与发明。富兰克林生长于欧洲社会旧传统较弱的国家，故能以新颖、批判的眼光看待宗教与政治问题。的确，他的心灵在许多方面都带有某种程度的浮浅实用特色，致使他无法体会到人类经验的复杂层面；在这方面，他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代表人物；在革命即将来临的时期，富有活力、能信心十足地行动、不为微妙哲学思想的无尽复杂性及条件限制所抑制的人才是人类最需要的人。启蒙运动正足以鼓动人类心中的此类热忱，这方面的能力正是它是否能成为成功的革命学说之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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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重要层面，十八世纪的思想却不如它外表那样清楚单纯。这乃是以新的世俗形式出现的西方宗教特有的两难处境。基督教（尤其是西方形态的基督教）乃是“独善”（self-regarding）与“兼善”（other-regarding）两种动机间不甚平衡的结果。基督教强调个人之得救为无上重要，在这方面，它强调个人的道德意识而牺牲了社群的道德意识。耶稣基督曾指示他的门徒弃家相随，这就是基督教教义中隐含的无情的道德自我中心主义（moral egoism）。基督教对僧人、隐士表示尊敬，而且通过诸如忏悔等制度来鼓励一般人内省，这都显示它深信宗教活力的真正来源是个人良心之发展。然而，除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倾向外，基督教也包含强而有力的社会因素。其最崇高的理想之一便是要将全人类团结在一个爱与慈善的社群里。基督教实行上的关键问题，便是如何在这些相反的力量间维持有效的平衡。启蒙运动兴起，这个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从宗教层面带到俗世层面，这点正解释了为何在十八世纪思想的单纯外表下潜藏着许多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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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最明显的特色或许就是夸张的个人主义（exaggerated individualism），在新兴的知识与经济力量跟旧社会传统发生冲突的时代，新兴运动的支持者自然会极度强调个人自由的需要。基督教的创造活力存在于个别圣徒的宗教活力，同样的，启蒙运动的希望也维系在个别科学家与企业家促使事物合理化的能力。这便导致一种激烈主张，认为个人有权利不顾社会的传统约束去追求自己的合理利益。当时心理学的“感觉论学派”（the sensationalist school）正达巅峰，其假说便是人类生来本就不具任何道德或社会观念，后来所有人格发展纯为“独善”企图所造成，其目的是使人类有机个体的痛苦减至最低，快乐达到最高。根据这个理论，社会乃是一种由有感觉之个人所构成的机械聚合体，而个人之行为动机则完全是为了追求合理的个人利益。因此，随着世俗化的发展，基督教“个人灵魂有无上价值”的说法也随之转变为同样强硬的“个人的感官肉体有无上价值”的说法，结果便造成极端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其实此亦为西方文明一向具有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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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了配合西方思想的二元论习惯，除了强调独善动机，也要同样强烈地强调人类生活的“兼善”层面，以使两者平衡。虽然近代学者因反对十九世纪泛滥的个人主义而时常忽略这项事实，但这仍是启蒙运动包罗万象层面中的一层。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深信，他们的原则不仅可以增进禀赋特殊的个人之快乐，同时也能增进整个社会的快乐。在从前，基督教曾梦想有一天全人类会团结在互爱与慈善的普遍法则下，同样的，十八世纪的人也沉醉于慈善的普遍法则下，而且，十八世纪的人还沉醉于一幅远景——有一天，全人类将共享免于匮乏与痛苦的幸福。这想法并非虔信者的陈腔滥调，而是热情的信念，无数人道主义的奉献行动便可证明。仰慕富兰克林的人把他奉为那个时代的理想代表；但是，他们也清楚记得富兰克林是一位知名的慈善家，他曾经奉献时间与金钱创立许多的福利事业。当时的人普遍都持有这种分担社会责任的态度。由于震怖于人类的苦难，许多男女都乐意奉献于医院与监狱，去减轻这类怖苦。又有感于无知之普遍，另有一些人以同样无私的态度，献身于平民教育。虽然较极端的人道主义英雄作风与极端的圣徒献身一样，都不是常人能做到的，但当时人却都仰慕这些行为，认为这就是当时道德感的表现。这些发展都是由“兼善”的动机引发出来的，对此若无适切体认，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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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道主义的因素非常强大，有时甚至有摧毁个人主义之意义的危险，我们从边沁（Jeremy Bentham）的著作最能清楚看出这种西方二元主义的平衡所受到的威胁。英国功利主义学派受到牛顿力学的启发，相信人类的快乐与痛苦也和物体的质量与速度一样，可以用单一、普遍的有效标准来衡量其多寡轻重，这导衍出一种人类福利的观念，而由于此一观念的影响，个人被看作社会统计学计算对象。根据《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一书所述，生活的最高目的是“为最大多数的人谋取最大的幸福”，以某个人的快乐来抵消另一个人的痛苦，从而获取可能的最高“人类幸福净值”（net quantity of human happiness）。人类天生的倾向就是竭尽所能获取个人最高快乐，即使会使整个社群的幸福净值减少也在所不惜。在这种情况下，社群计算个人的私人利益时也有权加入新的因素。开明的立法者可以估计个人从各种反社会行为中所得快乐的确实“数量”，然后对这种行为赋加法律惩罚，使他的痛苦超过所得的快乐，以使自私个人的快乐计算符合更高层次的社会利益。然而，假如惩罚性的法律是唯一能对抗个人自私心而维持社会福利的力量的话，那么道德权威的最终来源便将是国家而不是个人了。在英国史上稍早的危机中，这样的人性观曾经促使霍布斯发展出强硬的国家专制论（state absolutism）学说，功利主义的逻辑含义（如边沁之法学著作所阐述者）基本上就是霍布斯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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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十八世纪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因素要比功利主义者所说的更强烈。启蒙运动时代的人虽然喜欢从“无条件的自我中心主义”（unqualified egoism）观点去描述人性，但他们对个人的看法同时也有某种程度的理性论式的理想主义（rationalistic idealism），这使他们不一定要诉诸国家，把国家当作人类价值的唯一守护者。大多数人都相信善心与同情心是人类理性的正常表现，根据此一观点，任何真正开明的人都会乐于行善，并发现使别人痛苦也会引起自己痛苦。因此，在使自己的幸福趋于最大值的理性企图中，个人通常都会以社会能接纳的方式行动。此一理性主义者理想主义（rationalist idealism）虽然在葛德文（William Godwin）、康德以及与虔敬主义者（pietist）和其他基督教派有所接触的思想家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但也是大多数十八世纪理性主义者思想的一部分。边沁虽然意图缩减为善所获的快乐，但也从不曾认为害怕法律惩罚是人类行为合度的唯一原因。总括而言，启蒙运动的领导人物也和那些基督教先驱一样，对人性的“独善”与“兼善”因素采取相当平衡的观点，这一点使他们的政治思想得以循着西方二元主义的传统路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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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了调和对立的因素，必须找出一种社会组织的形式，使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价值能同时发挥。中古基督教以教会制度来解决宗教上的类似问题，教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提供一个架构，使特别富有宗教精神的人能献身于救赎全人类，身负特殊宗教使命的人经过缜密的拣择与训练过程后，被赋予牧师之职领导信徒。对于另外一些人，教会则鼓励他们在修道院中过沉思默祷的生活以修养灵性，根据一般人的看法，此种灵性不但有益于他们自己，也有益于供养他们的社会。在“圣灵”（Holy Ghost）的保护下，这些制度都能有效发挥宗教功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最重要特色之一，便是要寻找一种类似的有效世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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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the free market）的概念满足了此一需求；这种世俗组织不是以圣灵为守护者，但是却受到同样神圣、同样不可变易的“利益之自然和谐”原则的守护。市场是一种古老的制度，许久以来一直就是中产阶级生活的中心。大多数欧洲城市的兴起都因当地是商人与艺匠聚集处，他们汇聚于此把产品卖给附近的农民。从一开始都市中产阶级的权力就不像封建诸侯一样来自逼迫臣民纳贡，中产阶级是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发挥迎合顾客需要的能力而获得权力。十八世纪使中产阶级的社会抱负臻于新顶点，他们自然会把市场当作最可能满足其雄心的工具。在无外力干涉下，唯有协议双方都认为有利可图时，市场的关系才会形成，这就是市场的特性。换句话说，市场代表一种行动领域，在这领域里，企业家唯有利己利人才能获得成功。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便紧抓住此一事实，作为解决他们问题的线索。在完全自由协商的情况下，理性的人可以在顾及本身目的的前提下，发展出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系，让整个社会的福利趋于极大。牛顿建立的科学已为人熟知。众多的天体会因质量与运动的吸力与抗力产生，而根据造物主简单的数学设计做完美和谐的运动。这很容易使人假定，众多的人群也会依理性自利的吸力与抗力，依善意造物主所欲照着自由市场的单纯法则而完美和谐地生活。一如宗教领域的基督教会，市场似乎便是上帝安排的调和人类俗世生活“独善”与“兼善”因素的制度。具战斗精神的教会之目的是要使圣灵在上帝的人间之城完成善意的操作；自由市场的功能同样也是要在世间历史领域内完成善意的“利益自然和谐”原则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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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念是满足中产阶级需要的工具，而在经济领域中最有用。这段时期掌握最有效的商业与生产技术的十八世纪先进企业家，先天就占据有利竞争地位，然而，每当他们要提供商品与劳务时，都因职业行会（craft guilds）、官方及半官方机构、地方关税单位以及其他既存机构都具有广大垄断力量，而使企业家无法打进获利的市场而受挫。自由市场的原则使中产阶级企业家既可打着本身阶级利益维护者的旗号，也可以全人类利益支持者的姿态去攻击那些限制。根据十八世纪较具影响力的经济学派的说法，人类作为消费者的最高经济目标，是要以最低价格购入最佳商品与劳务，法律限制就算有效，也只能限制选择的自由，迫使购买者以较高价格购入较低劣的商品；因此，建立自由市场是与消费者经济利益相符的。另一方面，人类作为生产者的最高经济目标，则是尽可能以最少心力制造最大量供人享用的商品与劳务，无限制的竞争可确保高成本生产者终必消失，为有效运用劳力与物资的人带来经济生活的最佳报酬；因此，自由市场可以创造生产者与消费者间利益的自然和谐。通过无限制竞争的运作，消费者将购买成本降至最低以及生产者将劳力做最有效运用的欲望，同时都能满足。这便是十八世纪的人对经济福利问题提出的解答。经济理论家应用利益自然和谐的观念，满足了中产阶级个人主义式的雄心，同时又不损及当代思想的人道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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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系列相似的论点也用来支持那些兴趣在于智识活动而非经济活动的中产阶级及其追随者。启蒙运动时代的科学家及政论家也和当代商人与制造商一样深信他们禁得起倡导敌对学说的竞争，不幸的是，继承中古教会消灭异端传统的当代专制君主，却仍然声称他们有权阻止有害于既存秩序思想的传播。虽然这些声明大体上并没有彻底执行，但是，许多十八世纪的作家却都坐过牢或流亡过，且多少都受官方检查制度之害。由于厌恶这些经验，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遂在智识生活上发展出自由贸易经济学说的翻版。十七世纪宗教纷争的时期，弥尔顿（John Milton）与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等杰出之士已经提出，我们唯有容许每一种宗教思想自由传播，让人的良知来评断各种教理，人类的宗教利益才能有最佳发展。启蒙运动采纳这种宗教宽容观，并把它当作更广泛的思想自由理论的基础。根据这个理论，智识生活的目标是要尽量发现并传播可由理性验证的真理，如果让各种意见自由竞争，个人的理性判断终会分辨出真理与谬误。如果加上法律限制，将有潜在用处的思想观念排除在理性讨论的范围以外，便会强迫群众接受劣等的知识产品，剥夺知识生产者改进产品的可贵机会。启蒙运动时代的人相信，智识领域与经济领域一样，不论从个别利益的立场还是从社会普遍福利的立场来看，维持自由市场的情况都是必要的。他们相信有一种终极的“理性和谐”存在，这使他们在前述两方面都能调和“独善”与“兼善”的对立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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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中古时代的人深信教会功能一样，启蒙时代的人也深信上帝安排的自由市场的功效，这信心鼓励人采取激进的二元社会观。根据十八世纪人的看法，人生真正有意义的价值——包括经济上以及知识上的价值——都是个人的主动（individual initiative）造成的。经由“利益自然和谐”的善意运作，这些价值通过自由市场的自动运作而有益于人。政府若干预这些运作过程，结果是足以减少人类幸福之总量。从世俗的层面言，对“社会”与“政府”关系的评估正好相当于中古时代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评估。世俗社会和教会一样是个独立组织，能通过自己的制度产生功能。唯有通过这些制度，我们才能定义并达成人类的目的。近代政府一如中古的“国家”，与创造积极价值无关，而且也无能创造，因此必须接受其姊妹组织（译按：指社会 ）创造的价值。启蒙运动这层面的思想在潘恩（Thomas Paine）的著作中表现得最明显。潘恩直截了当地主张，人类一切福利都是社会生产的，而一切苦难皆是政府造成的；他相信，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政府权力应当经常由至高的社会道德权威来约束、控制。西方文明的二元理想，即使在中古教皇权威极盛的时代，也不曾这么激进地揭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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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思想的领导人物虽然极力强调社会道德无上的权威，却不曾否定政府存在的必要。有时虽然会有葛德文这样的狂热分子，因深信理性协商的可能而采取严格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的立场，但大多数人都同意某种程度的强制权力是不可或缺的。中古教士曾宣导要服从世俗权威，其根据便是国家权力是保护教会圣职工作，是使之免受无法律之暴力威胁所必需的。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也赋予国家类似的价值，认为国家是自由市场的保护者。自由市场的概念涉及某个场所，人们在此场所可以自由协商，而不受强制压力的阻碍。中古时代，市场城镇总是在城堡的羽翼下形成，因为当时唯有在强固的军事据点保护下，才能免受盗匪劫掠。是后，政治与军事技术的进步使人们有能力组织全国性甚或国际性的防卫组织，全国性以及国际性的市场乃随之兴起。设若无一适当政治组织提供保护，则无任一市场体系能长久存在。十八世纪的政治理论家便曾体认到此一事实。商人与知识分子虽然都深信自己有和别人和平竞争的能力，却没有理由假定在盗匪自由参加的竞赛中，也同样能有表现才华的机会。长久以来，人们便认为，保护市场，使其免受暴力与欺诈行为之干扰（包括强制履行契约义务）乃是有组织政府的一种功能。只要政府以执行这些功能自限，启蒙时代的人也和中古教士一样愿意劝导世人服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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