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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 第八章 都市无产阶级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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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无产阶级（urban proletariat）的觉醒是近代自由主义演化的第三个阶段。十八、十九世纪早期，城市仍然不大而且多数是商业性都市，此时对启蒙运动哲学的反对主要是靠农村人口的支持。工业革命的来临改变了一切。随着生产性都市的扩大与日益重要，为数巨大的工厂劳工阶级出现了。由于无法在既存的社会秩序中获得满足，这些工人很快就仿效前辈的榜样，发展出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革命理论。他们学会了西方那一套天启论，深信本身的特殊存在事实必然会为人类生存问题带来一般性的解答，因此他们也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其他人身上。他们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却唤醒了社会中沉睡的民众，促使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中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以及保守主义者的反动运动一样，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扩大近代政治、社会基础的要素，也是近代自由主义思想中重要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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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是十九世纪“劳动力市场”（labor market）这个奇特发明的产物。在此之前，工人的权利与责任由地方或行会传统所规定，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十九世纪的劳工则不同，就业缺乏保障。根据启蒙运动的经济学原理，工人和其他贸易者并无不同，都是高价出卖服务的个体。他的工作权利以及运用这项权利的条件都只是他和未来雇主间的协定。假如雇主发现有人愿意以更少的报酬做同一项工作，或者贸易情况转变，不利于继续经营，雇主随时可以终止协定。假如工人发现他的技艺乏人问津，就必须移居他地一展所长或者改行做其他营生。他必须不断适应起伏不定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同时也必须忍受贸易循环与技术变迁带来的无妄之灾——这就是他的经济生活概况。绝对不安的就业情况是十九世纪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的基本原则，无产阶级便是这个独特的工业关系实验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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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进步的观点来看，庞大、富有弹性的劳动力供给有很大的用处。从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就一直为经济变迁带来无限的机会。新工业制造方法的采用与资源的开采造成了高度的职业性和地域流动。如果人们仍然和往日一样固着于某一特定技术与特定地域，工业革命就无法迅速开展。例如，十九世纪美国令人叹为观止的发展就不可能发生在工人不喜欢移民的社会。流动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近代企业家能够随着技术变迁的需要，引导整个人口的移动。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是工业文明胜利的一个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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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像所有伟大的社会实验一样，劳动力市场的出现所付出的代价昂贵无比。例如，它首先就造成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水准的快速、激烈下降。几个世纪以来，由行会与手工艺制度（handicraft system）获得的经验使人们建立了尚可忍受的就业状况。各行各业的工人都知道传统的工资标准，也都能依此安排生计。工厂制度的出现使安全的因素消失，因为工厂制度本身就是新事物，无法根据传统规定工资或维持雇工标准。工厂主认为，依照市场竞争的原则，他们有权以可能的最低工资换取最大可能的工作量。劳工个人要不是力量过于薄弱就是太缺乏商业协谈经验，因此无法提出有效的抵制办法。为了免于挨饿受冻，全家人（包括不到五岁的孩童）都必须在不健康的情况下工作，有时一天达十六小时，以换取最基本的生存机会。物质日趋繁富的同时，却有一大部分人的生活被压低到前所未有的水准。有人大发利市，但是这些工人却只承担了工业革命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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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匮乏还只是无产阶级牺牲的一部分。工厂制度造成的更大灾难性结果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解体（social disintegration）。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使工人远离了先前为其社会利益中心的地方、职业性结社组织。为了找工作，他们必须到大城镇去，在贫民区中与陌生人一起生活。为了找寻就业机会，他们辗转流徙，甚至远赴海外，以致家庭离散。离乡背井的人固然可以在新环境中与新的人群接触，但是却不像往日那么密切，为了应付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改变，这种接触随时都可能中断。在这个社会流动日增的时期，上层阶级与中产阶级生活得相当富裕，能够保持家庭的完整，并且在比较自由的情况下形成新的结社组织。生活在饥饿边缘的工人则没有类似的机会，对他们来说，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就是与社会隔绝的过程。在这方面，低阶层的人被迫为工业进步付出多于他们所应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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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难以忍受的状况，工人的第一个冲动也和贵族与农民的第一个反应一样，是维持一种保守的姿态。和新的生活环境比起来，旧有的生活要令人满意得多，因此除非受到极大的压力，他们不愿意进入劳动力市场。一度，工厂能雇到的人只是社会中的渣滓，如乞丐、醉汉与无所事事的浪人。为了在竞争中求生存，许多熟练的技工并没有抛弃家园与手艺，而是以更低的报酬，坐在纺织机旁工作得更久。后来，他们发现，无论如何也无法与工厂的竞争一较长短，所以有许多人曾经试图砸毁纺织机了事。和拥有土地的贵族比起来，在经济自由制度的笼罩下，熟练工（skilled workers）更只有输没有赢的份。但是，这个教育水准既低又不善于表达自己的阶级却找不到一个像柏克这样能言善道的人来传达他们的苦况。不过，从他们的行动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也和柏克一样希望能维持保守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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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传统为基础却没有解决近代工业主义问题的真正希望。在农业领域内，由于发展的速度比较慢，因此农村人口在十九世纪能够保留许多旧有的生活方式。然而，工业的改革力量十分强烈，保守的反对已经无法抵制。和旧有的手工艺比起来，工厂的制造方法要廉价得多，因此除非采取最无情、最具决心的政治行动，就无法阻止人采取这种制造方法。不论从政治或经济上来说，匠人都太过软弱，无法达成上述目的。到十八世纪末的时候，工厂制度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十九世纪上半叶传到法国，下半叶则传到德国及美国。二十世纪，工业主义的进展更是神速，机械化生产的利益已极为明显，不论是保守主义或反动运动都已经无法长期阻碍这种趋势在世界各地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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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已无法维持或重建旧有的经济生活形式，那么唯一能保障无产阶级利益的方法，便是为他们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基础。一个人要享受自由，他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就必须满足他的社会、经济需要。近代的工业主义使工厂成为无产阶级生活中的主要制度。因此，对工人来说，自由就是如何组织工厂社群，以表达工人阶级利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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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不将十九世纪工业主义的原则做激烈的改变，这个目的就无法达到。在早期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做法中，每个生产单位的生命都受到自由市场这个陌生制度的左右。工业控制权落在那些以“利润”为唯一成功的管理标准者手中，他们把工厂看成纯粹生产市场必需品的工具，因此没有兴趣为造福劳动社群而经营工厂。无产阶级要获取自由，这种绝对臣服于市场考虑的情况就必须要改变。保守主义者为了拯救传统的结社组织而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加以攻击，同样的，为了使新的工厂社群（the factory community）能够成为满足工人阶级需求的组织，无产阶级的支持者就必须向市场权力提出挑战。如何确保工厂社群朝这个方向发展，就是近代无产阶级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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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认真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所谓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utopian socialists）。从他们的社会背景和思想习惯来看，这些十九世纪早期的作家都是中产阶级社会的产物。但是，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一直是启蒙运动哲学中的重要成分，而早期工业主义的弊端却难以和人道主义的观点相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是一些中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他们发现，既存的工厂制度实际上并不是在为劳动人群谋福利，因此决心找寻用福利取代市场考虑，来控制工业社群生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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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是，唤醒工厂拥有人与经理人的人道良知，以改革工厂制度；英国改革家欧文（Robert Owen）的早期著作就采取这个办法。欧文是新拉纳克（New Lanark）一家成功的纺织工厂的经理及合伙人，他经营这家工厂的理念是：不仅要维护工厂产品的利润，而且要维护员工的福利。欧文坚持十八世纪的信念，认为适当的教育可以促使所有的人发挥潜能，所以他致力把自己的工厂社群变成一个教育工人的理想环境。他为工人提供健康的居住、工作环境，让孩童有闲暇到工厂的学校念书，并且采取了一些走在时代尖端的关照员工的方法，希望他们成为理性的人。他的《新社会观》（A New View of Society ）一书，目的便在于唤起其他雇主同样的社会责任感。他相信，用启蒙运动人道主义的良知来节制纯粹市场经济的运作，就可能把工业主义转变为真正促进人类福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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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市场竞争的力量极为强烈，不容许任何类似的解决无产阶级问题的方法。像欧文这样的雇主虽然愿意让人道的考虑影响利润，但在漫无限制的市场经济体系下很容易就被较无顾忌的企业家打垮。的确，较佳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往往不仅能增进人的福利，而且也能增加生产。当时大多数的工厂都由一些工作过量的幼童与不尽职的醉汉在操作，因此，在新拉纳克的工厂中，有理性与自尊的工人带来的超高效率使欧文在竞争时获利，以弥补社会实验的成本而有余。但是，欧文虽然是非常有效率的经营者，他赚的钱仍不能满足合伙人的需求，最后终于被迫退休。在类似的情况下，才干差一点的人更没有机会在竞争中生存。某些雇主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操，也足够富裕到即使不获高利，也能满足。另外，也有些雇主发现，对职工略加关照是一项健全的商业投资行为。不过这种情况究属少数，还不能构成一般性改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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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既存制度，使其符合人道主义，是有不少困难，这表示有必要建立一套迥然不同的生产体系。假如市场的考虑使工厂社群无法朝适当的方向发展，明显的解决之道便是创造一个与一般市场经济体系隔绝的劳动社群（working community），这是大多数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采取的方向。例如，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在他的著作中就详细地规划出自给自足的经济社群——即所谓“共居团”（phalansteries）——的蓝图。这些社群自己生产社员所用的物品与劳务，因此可以不和外部世界发生市场关系，而自由地依照理性人道主义的标准管理自己。乌托邦主义者相信：一旦他们建立起少数实验性的共居团，这个生产方法的好处将立刻显现出来，有越来越多的人会退出经济竞争的世界，建立他们自己的共居团。结果会使市场经济体系逐渐消失，而出现一个劳动社群自愿合作的世界秩序。这就是乌托邦主义者提出的革除近代工业主义弊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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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态的发展却使他们的希望落空。十九世纪早期，世界各地都建立了一些乌托邦主义的社群，由于对雇主的家长式管制（employer paternalism）感到失望，欧文也领导了一个类似的实验。但是，乌托邦主义者却步上开明理性主义者过度乐观的后尘，夸大了社会计划（social planning）的可能性，一旦面临意想不到的困难与反对，他们刻意构筑的社群就土崩瓦解。此外，“社群式自给自足”（communal self-sufficiency）的概念也和近代工业技术的需要不相容，因为后者唯有在广泛的经济交换与控制体系下，通过益趋专业化的功能运作才能存在。然而，一如雇主的家长式管制作风，乌托邦式的退隐观念也不是完全没有用。乌托邦主义运动之后，非市场性的生产与分配媒介以工人合作社（coöperatives）的形式，在改善工人阶级的命运方面，扮演了一个还算成功的角色。但是，这种成就却极为有限，不足以为无产阶级的需要提供令人满意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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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劳工阶级制度的产生，其方式与前述者极为不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枉费心机，想要依照他们的理性计划创造福利社群，但是无产阶级本身却已经发展出有机体一般的社会组织模式。都市的劳动者被迫离乡背井，渐渐在过度拥挤的工厂与贫民区的亲密环境中发生接触。共同的物质利益与人性中寻求伴侣的企望使这些人渐渐找到新的效忠对象。各地的工人不管是否受到开明理论家的鼓励都开始组织工会（trade unions），以维护自身的权益。由于长久以来都被看成妨碍贸易行为的非法结社，这些工会开始的时候都必须以秘密组织的形式出现，当它们逐渐强大，而且越来越具信心时，当局无法再加压制，最后终于得到法律的承认。在最早受到工业革命彻底冲击的英国，禁止组织工会的法律早在1824年就被废除。在工业成长速度较缓的国家，同样的发展也比较晚出现。各地的劳工阶级在试错的过程中发展出满足共同需要的制度，近代的工会运动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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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虽然只是尝试性的组织，也没有气势凌人的态势，但却比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设计更能为都市无产阶级提供健全的社会行动基础。由于它们是真正有机性成长的产物，而且是靠累积的经验而不是靠预想的（preconceived）理念发展出来的，所以能反映劳动人群的利益与能力。乌托邦主义者相信，创造可取的社会条件是开明的中产阶级的责任，纯朴的民众只是人道主义慷慨行为的被动收受者。即使善意的雇主或社群建立者能顺利达成目的，结果也不会令人完全满意。为了工作效率，欧文在新拉纳克的工厂曾经禁止酒类的销售；他这样做和最理想的管制原则一致，但我们却没有理由相信他的工人会为这项改革感到高兴。人之所以需要社会制度，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客观的福利，同时也是为了获得表达本身欲望的工具。每个阶层中有雄心、有才干的人都需要一个舞台在上面扮演积极的角色，以赢取周遭亲友的称许。早期历史上的小村落，社群中的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因此有一个赢取某种形式的社会地位的合理机会。在大城市不具人格性的生活中，在工厂专制严格的统一管制下，这项基本的满足却被剥夺了。一般工人只有在工会中才能发现一种可以由他们自己控制，可以靠个人服务而获取社会地位的结社形式。因此，工会主义（unionism）成为无产阶级生活中的要素，有经济性的，也有社会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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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劳工阶级如果要把工厂制度变成创造劳工福利的机构，就必须对工业决策有某种程度的控制权，而这只有团结无产阶级才能做到。借助罢工和其他方法，工厂的雇员也许能迫使雇主让步，但只要自由市场依然是在工业界生存的决定性因素，他们的收获不会稳定。从经济的观点看，给罢工者优厚条件的经营者相当于人道的家长式管制者（humanitarian paternalist）。但是，他这么做却会增加生产成本，有可能因此被排挤出商业圈。要消除这项困难，唯一的方法是让所有的竞争者同时接受同样的条件。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行动。如果某一国家的工人同时罢工，迫使全国的雇主让步，则外国廉价劳工的竞争仍可能使前项结果消失于无形。只要国际市场还是工业生产的主要因素，无产阶级的行动就必须配合着采取国际性运动的方式。唯有这样的努力才能使劳工阶级有效地控制工厂社群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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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没有有力的政治学说的支持，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有这种规模的团结。实际的经验或许能教导特定工厂、特定地点工人认识一致行动的好处，但是这种经验也过于狭隘，无法促成更广泛的全国性或国际性团结。法国大革命时，中产阶级共同信仰启蒙运动的哲学，因此能够团结一致，并对成功的革命运动怀抱热诚。无产阶级如果想获得类似纪律与效率，就必须有类似的学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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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要塑造有效的劳工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相当困难的工作。创造与传播复杂的政治学说有赖睿智、有识之士的努力。中产阶级得势之初，商业生活已造就了一批为数不少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他们能占有优势。当劳工阶级也必须做类似的努力时，却找不到类似的人力资源。他们从小就开始每天工作十五到十八小时，鲜有机会在知识生活上求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唯有一些别具才干、极端幸运的人才有希望脱颖而出，与受过许多教育的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成员一较长短。此外，十九世纪早期的社会流动状况也允许出人头地的少数工人进入上层社会。在早期工业制度的扩张阶段，任何阶层中有活力、有才干的人都有相当的机会摇身一变成为工业巨子。在这种情况下，劳工阶级中最具才干、受过最好教育的人自然会与他们的出身背景失去联系，而与更高阶层的社群利益融合。这个因素使劳工阶级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proletarian socialism）的早期，找不到能替他们的抵抗行动著书立说的劳工阶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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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厂里的工人却不是唯一受到工业革命破坏性冲击的人。十九世纪的情况同样也在中产阶级中造成了无可弥补的裂痕。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够有强大的力量，主要是因为自由的观念不仅在知识生活上产生吸引力，在经济生活上也产生同样的吸引力。此外，和不熟悉的土地、人民接触带来的冲击，也是原因之一；十八世纪的商业阶层不仅以经济活动著称，在知识的好奇心上，也闻名于世。本杰明·富兰克林身兼商人与科学家，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典型。时代的重心渐渐由商业转到工业，这种和谐的状态也随之消失。有些中产阶级开始全心致力于商业活动，另外一些人则专注于知识问题的探讨。结果使中产阶级产生裂痕，为崭新的革命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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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社会在十九世纪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庸俗主义（Philistinism）。工商企业的报酬可观，竞争又激烈，因此经济权渐渐落入那些愿意花费全部精力追求财富者手中，这使对知识问题感兴趣的人逐渐缩小到一个小圈子里。对大多的中产阶级来说，金钱变成成功的唯一标准。每次问一个人“值多少”（worth）时，他们认为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关于这个人的金融资产。早期的工业管理强调个别的工厂技术与金融问题，因此造成一种褊狭、顽固的心态，不像广泛的商业活动能造成比较开阔的胸襟。所以，这个新的典型人物就不是像富兰克林那样兴趣均衡的人，而是心神不定，轻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荒谬、不切实际的幻想家的工业巨子；这些特质成为事业成功的中产阶级的主要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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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项发展外，十九世纪专业知识分子的数目与重要性也都增加许多。识字人数的增多使文学作品的读者越来越多。上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像伏尔泰或约翰逊这种绝少见的例子）大多依赖富有赞助者的支持维生，但是新闻事业、教育以及学术界所开放的新机会却使为数颇多的人能够专靠知识研究独立谋生。一个成功知识分子的专业收入虽然可能很可观，但是和成功的工商企业得到的利润比起来却不成比例。在一个视财富为个人价值标准的社会中，知识阶级的社会地位因此被永远打到底层。他们多数出身中产阶级，但是对这种歧视的怨恨却促使其中很多人反抗中产阶级社会中盛行的标准。“波西米亚主义”（Bohemianism）——艺术家与知识分子遁世退隐与放荡不羁的行径——变成对“庸俗主义”的典型回应。因此，工业主义的兴起不但没有摧毁知识阶级的精神，反而激励他们凭借己力，倡导行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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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产阶级立场的分化现象是劳工运动演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有些知识分子固然愿意步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后尘，从中产阶级社会退隐到自己设计的波西米亚世界，但是另外一些人却开始探讨是否有可能直接向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发动攻击。这使许多人开始用同情的眼光去看无产阶级的痛苦。和劳动阶级一样，知识分子也觉得受到所有价值都臣服于市场经济体系的压迫。他们也企盼有一个社会不以竞争性的经济力量为衡量个人权利与重要性的唯一标准。他们受过足够的教育，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创造、传播政治观念；在这方面，他们远超过大多数工人，所以很容易成为劳工运动的领导者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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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想为国际无产阶级提供统合性意识形态的人当中，最成功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他们两人都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马克思来自一个富有的职业人家庭，因此家人从小就预备将他培养成学术人才；恩格斯则是一个成功的工厂经营者，和欧文一样，曾经成功地在商业活动中注入社会、经济改革的理想。他们两人虽然都出生在德国，但是成年以后都住在国外，并且都自认为是世界公民。他们开始写作时，英国与法国的工业化程度已远超过德国，所以他们的作品主要是靠在英、法两地得到的经验，而非得自德国。他们终生合作的第一个成果——《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发表于1848年骚动前夕，目的在怂恿全世界的工人参与革命行动。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问题是国际性的问题，在这方面，他们的看法比其他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要强烈。他们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意识形态的架构，鼓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协力对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势力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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