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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第二章 道德平等与差异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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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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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重视平等。自由主义相信，人作为人，具有同样的尊严与价值，因而应该受到政府平等对待，并享有某些基本权利。这是美国独立革命及法国大革命以来，民主社会最根深蒂固的信念。[1]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在1835年已指出，追求平等是现代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他甚至认为：“平等原则的逐渐发展，乃是一个天意使然的事实。它具有天意使然的事实的一切主要特征：它是普遍的，它是持久的，它经常躲开一切人为干涉，而一切事件和一切人对它的进展都做出了贡献。”[2]时至今日，平等的理念已广泛体现于民主社会各个领域，例如平等的政治及公民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性别种族平等，以及工作上的平等机会等。唯有在经济领域，贫富悬殊问题在很多民主国家却有愈趋严重之势。全球分配不均的情况，更已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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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由主义笃信道德上人人平等，怎么可以容忍如此巨大的贫富差异？如果一个重视平等的自由主义者要替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平等辩护，便必须提出理由，论证贫富差异在何种情况下及多大程度上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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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自由主义者通常有以下几种回应。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崇尚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只要有最低度的机会平等便已足够。如果政府能够保证人们不会因为种族、性别、年龄等差异而受到歧视，那么由市场竞争导致的收入不平等无论有多大，也不违反平等的精神。这种观点最大的不足，是对机会平等的理解过于单薄和形式化，忽略了人们的天赋能力、家庭及阶级背景的差异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再者，为什么平等的理念必须被限制在这种平等观上，本身也有待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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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观点认为，自由主义最重视自由和个人权利，而一个最少干预的市场经济制度，则最能平等地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私有产权。任何由政府进行的财富再分配，都会侵犯这些权利。道德平等所要求的，是平等的自由权，而非更大的经济平等。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小政府大市场的制度，并不见得最能够平等地保障或促进每个人的自由。相反，无限制的市场竞争和资本累积，却会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从而使很多低下阶层的人，丧失有效实践各种自由的条件，又或自由本身。[4]再者，这种纯以行动者为中心的（agent-centered）分配正义观，只强调自由选择及支配个人财产的优先性，对于人类生活中存在的很多道德义务和限制，并不能做出充分解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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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观点干脆避开平等问题，只考虑经济效率。例如有人会说，追求经济平等会削弱人们的经济动机，减低他们的工作及投资意欲，窒碍经济增长，最后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这种说法十分流行，却并不是那么站得住脚。首先，人的动机并非固定不变。我们不必否定人有自利之心，但却不表示人的所有行动都是由自利推动，因为我们同时也有正义感和服从道德原则的欲望。第二，一个人道德动机的强弱，和一个社会的文化、教育以至基本制度有莫大关系。第三，即使不平等分配可以产生足够的经济诱因，却不表示它必然对所有人均有好处。它可能只对一部分极为富有的人有利，却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反，一些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虽然经济增长较慢，但整体生活质素却可能较很多实行放任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高得多。第四，“不平等分配促进经济发展”这个前提亦未必正确，因为过度的贫富悬殊，往往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反效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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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观点，则采取一种调和、妥协的立场。毕竟，很少自由主义者会认为毫无节制的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幼无所养、老无所依、阶级严重分化的社会，真的能够体现人人平等的理念。于是，部分自由主义者遂赞成一定程度的财富再分配，并透过资助教育、医疗服务以及提供失业保障等，令老弱贫病者的基本需要得到保障。这种观点，相当类似于福利社会的理念。但我们要留意，支持社会福利和重视平等未必有直接关系，而可以纯粹是出于人的同情心或社会稳定的考虑。退一步，即使这种观点隐含了道德平等，财富再分配的程度亦可能相当有限，因为他们担心，高税率下的福利社会，一方面会损害私有产权，并对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占优势的人不公平，另一方面亦会削弱经济效率。就此而言，社会再分配纯是一种妥协：既然平等、私有产权和经济效率三者均重要，而三者又难以调和，唯有在其中寻求折衷平衡。平等只是众多可欲价值的其中一种，没有必然的优先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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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认为，对于重视平等的自由主义来说，以上为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的辩护，都不成立。罗尔斯提出，只有在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the least advantaged）最为有利的情况下，经济不平等分配才可以被容许（TJ,322/266 rev.）。这就是他所说的“差异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任何以社会整体利益、私有产权、应得（desert）、自利动机或经济效率等来为分配不平等辩护的理由，都不成立。所谓最弱势者，是指那些由于禀赋能力较差、来自低下阶层或贫困家庭，又或由于在生活中运气较差、从而成为社会中收入最少或社会阶级最低的人。[8]差异原则实则意味着：除非一个不平等分配能够同时改善受益最小者的生活境况，否则平等分配将更为可取（TJ,75/66 rev.）。罗尔斯相信，一个满足差异原则的社会，虽然仍然存在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但不平等的程度会较今日西方福利社会还要低得多。罗尔斯称此为一个“民主式的平等”（democratic equality）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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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差异原则成立，自由主义便可以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做出批判，另一方面却又不必接受社会主义式的结果平等。更重要的是，罗尔斯声称，差异原则是一个立足于道德平等、并从平等的理念直接推导出来的结果，而非对人的自利动机或其他价值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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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一个正义的社会分配，必须要得到最弱势者的同意？道德平等和差异原则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系？这种平等观是否合理？这是本章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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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篇幅相当长，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试图诠释和重构罗尔斯的论证，第二部分则就这些论证提出批评。第一部分将指出，差异原则的证成包含三个主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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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证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因而应受到平等的对待（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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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证在决定正义原则时，个人所属的阶级背景及自然禀赋应被排除出去，因为从道德的观点看，没有人应得这些优势。更进一步，个人自然禀赋（natural endowments）的分配应被视为社会的共同资产（第三、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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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证如果（1）及（2）两个前提成立，将推导出差异原则（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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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分，我集中分析罗尔斯对“道德应得”的看法，并批评对差异原则的一种主流诠释，即认为差异原则追求的是更彻底的机会平等，并将“环境／不应得vs．选择／应得”对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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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接着的第二部分，我将就上述三个步骤提出批评。在第六节，我首先指出罗尔斯以人的自然能力来论证道德平等，面对难以处理的内在困难；而其康德式的对人的理解，则令其契约论变得多余，及难以回应合理多元主义的挑战。在第七节，我将批评罗尔斯视自然禀赋的分配为共同资产的论点，和他强调的个体独立之间，存在难以化解的内在张力。最后在第八节，我指出差异原则下可容许的不平等分配的程度，和人们的动机系统密不可分，从而有可能导致差异原则成为人们自利动机的某种妥协，并因此而和罗尔斯主张的平等精神不一致。如果我的论证成立，则显示差异原则虽然对贫富悬殊问题提出了强而有力的挑战，并为社会资源分配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野，但依然未能解决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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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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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最大特色，是对平等的重视。他多番强调，他整个理论建基在一种对社会的特定理解之上，即视社会为公民之间的一个公平合作体系。而公平合作的必要条件，是合作成员之间必须彼此平等。人与人之间虽然有很多差异，但就作为自由人这一道德身份而言，每个人是平等的，并享有同样的权利决定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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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证成一组正义原则，体现这种立足于平等的公平合作。而他提出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正是这样一种程序，其最显著的特点是透过一层“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确保立约者处于平等的位置。正如他说：“原初状态中的各方人人平等，是合理的假设。也就是说，所有人在选择原则的过程中，享有同等权利……很明显，这些条件的目的，就是要体现作为道德主体之间的平等——体现作为具备价值和正义感能力的存在物之间的平等。”（TJ,19/17 rev.）我认为，罗尔斯有这样的理论思路：先有一种对平等道德人的理解，继而设计出体现这种道德人的假然契约，最后推导出他的正义原则。如他所言：“我们接受一套体现某种正义观的原则，同时也是接受一种有关人的理想（an ideal of the person）；而在依原则行事时，我们其实是在实践这种理想。”[9]这种道德人的理想，在最根本上决定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并决定人们的行动。罗尔斯对此说得很清楚：“当我们清楚地在日常生活中按照正义原则行动时，我们有意识地预设了加诸原初状态的各种限制。对那些既有能力，又有意愿如此行动的人来说，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正是表现他们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有的本质（nature as free and equal beings）。”（TJ,253/222 rev.）因此，要了解差异原则的证成，我们必须先了解他对平等的道德人的看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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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此之先，让我们先对“平等”这概念有个基本认识。平等是一比较性概念，存在着一种三角关系（triadic relationship）。当A和B被视为平等时，即表示相对于某一特性P（property），两者是等价的。例如当我们说两个人同样聪明，有同样高度，又或表现同样出色时，都隐含了这种关系。而当平等应用于规范性的正义问题时，则存在一种四角关系（quadratic relationship），即当A和B相对于某一规范性的特性P而彼此平等时，A和B应该受到某种平等的对待T（treatment），又或得到相同分量的奖罚。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为例，它宣称由于所有人生而具有同样的理性和良知（P），因此人人平等，从而应该享有相同的基本权利（T）。当然，这个概念本身是纯粹形式化的，我们必须先清楚P及T的实质内容，才能判断该规范原则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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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认为，道德平等的基础是由于我们最低限度地拥有两种能力，因而被视为道德人（moral persons），并由此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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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人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是他们能够拥有（也被设想为拥有）一种关于他们人生观（conception of the good，表现为一个理性的生活计划）的能力；[11]第二是他们能够拥有（也被设想为获得）一种正义感的能力，即至少在最低程度上，能够在一般情况下有效地应用及依从正义原则行事。我们用原初状态中对人的描述，勾勒出将被选择的正义原则所应用的对象……于是我们看到，这种道德人格的能力，是配享得平等正义的资格的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being entitled to equal justice）。（TJ,505/442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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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点说，第一种能力是指一种形成、修改及理性地追求不同人生观的能力。只有拥有这种能力，人才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人生计划，过自己认为值得过的生活。第二种能力是指能够了解、应用并依正义原则行事的能力。这种能力令我们可以做出自主的道德判断，参与订立及自愿接受正义原则的规范。罗尔斯认为，作为经验事实，绝大部分人在正常环境下，成长到某一阶段，自然拥有这两种能力。更重要的是，虽然发展这两种道德能力的程度，人人各有不同，却不妨碍人们作为平等的道德人的资格，因为关键是人们具有作为道德人的潜能，而不是该潜能实现的程度。“一个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无论其能力是否已经得到发展，都能得到正义原则的彻底保护。”（TJ,509/445-446 rev.）因此，虽然人们存在着种种先天和后天的差异，但就作为理性能动者（agent），可以自主地形构人生计划和服从道德原则的能力这点而言，我们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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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道德能力，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界定所谓“自由人”（free person）的概念。罗尔斯认为，当人们拥有这两种能力，便应被视为自由的道德主体，也即被视为有能力选择及修正他们的人生观，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当然，这不表示我们的选择必然正确，亦不意味我们能够随时将自己完全抽离于所属的传统文化，而是我们拥有这种做出自主选择的能力。自由人的另一表现，是作为一个有道德意识的主体，我们有能力及权利，提出自己对正义原则的诉求及看法，并接受这些原则的规范。道德原则并非外在权威强加于我们身上，而是需要得到我们的认同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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