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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 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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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探讨的这个时期萌生的各种思想当中，黑格尔的体系或许对当代思想影响最大。它是一套庞杂的神学体系，同其他许多神学一样，它具有巨大的启迪力量，还有巨大的、遮蔽它所接触的东西的力量。它既倾泻光明，又倾泻黑暗——也许它倾泻的黑暗多于光明，不过在这一点上，不会有共识。不管怎么说，它就像一片黑森林，偶尔步入其中的人，很少回来告诉我们他们的所见所闻。或者，即使他们告诉我，就像迷恋瓦格纳音乐的那些人，他们的耳朵愿意听见的声音，完全不同于他们过去常常谛听的比较古旧、质朴和高贵的和声。结果，通过这个体系在他们中间生发的新术语，并不总是能够轻松地理解他们真正看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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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黑格尔的追随者们宣称，先前他们从外部看待事物，而现在他们从内部看待事物。他们先前看到的只是外表、外壳，而现在他们看到的是内在本质、内在目的；事物趋向的本质性目的。他们具有一种对立于“外部”视域的“内部”视域，这种内外差异是理解整个黑格尔体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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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观察物质对象——桌子、椅子、树木、石头——之时，我们看到的只是形形色色的客体以及这些客体之间的运动，我们能够描述它们，给它们分门别类，并且把我们的分类简练地归结为一般的公式，我们可以运用这些公式来描述和预言它们的运动，也许还可以讲述它们的过去。当有人问，为什么事情会像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个词有两种意义。在一种意义上，自然科学确实回答了这个问题。假如我说，“为什么桌子不往天上飞，而是大都停留在地上？”别人就会给我讲述有关分子及其关系的许多物理事实，我就会了解作用于这些分子的物理学定律的一些知识。然而，这等于是向我提供相似物体特征的一般定律。牛顿和伽利略的天才表现在，在他们的手里，我给物体行为归类所依据的公式的数量被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样一来，我就尽可能地简便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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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假如我问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那该会怎样。假如我说，“我完全理解你对我说的话；你描述的是这张桌子的运动；例如，你告诉我它不往天上飞，只待在地上，因为它是基本符合重力定律的一类实体。但我想知道的是别的东西：我想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做，就像我问它的行为的意义，或者它的行为目的。为什么要像这样安排这个世界：桌子不往天上飞，为什么树可以生长，而桌子则不可以？”这几个“为什么”，无法通过描述事物发生过程来回答，甚至也不能通过我借以确定分子的位置和运动的确凿有力的定律来回答。我想知道事物为什么发生，这个为什么就像以下问题中的“为什么”一样：“为什么这个人去打另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只回答，“因为某些分子按照一定的方式运动，影响到他的血流，逐渐作用于他的肌肉，他就能够举起胳膊”，如此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么说是正确的，你也可以这么说，然而，它并不是我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假如你这样回答，可能会更切题：他之所以打人，是因为发怒，或者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这么干是为了报仇，他打人是为了给对方制造痛苦，从而获得满足。显然，虽说我们可以就人来提出那种问题，却不太可能就动物来提问，更不太可能（例如）就树来提问，就物质性客体或宇宙中无生命的实体提出那种问题，毫无意义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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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伟大的德国浪漫派哲学家的说法，18世纪科学、在某种程度上还有17世纪的科学或者它们的哲学阐释者，其罪过在于将这两种解释混为一谈；他们说只有一种解释，也就是说只有那种适用于物质性客体的解释；在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上，我们只想询问事实。我们问的是“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发生之后会引起什么反应？发生的前后情况如何？”我们问的不是“它追求什么目的？什么目标？它为什么这么做？”就像我问“为什么某人做某事”这个问题一样。这就是笛卡尔说历史不是一门科学的原因——因为不存在适用于历史的普遍规律。整个历史过程纷繁多变，差异远远多于相似，将这么不稳定的题材集合起来，是做不到的，这些题材鲜为人知，里面很难说有重复现象，几乎不存在能够用少数有效的公式来解释的一致性。因此，他最终只认为历史是小道消息、游记的集合，不配享有科学的称号。17世纪科学家的普遍理想确实不是过于关注那些无法利用简明和系统的方法处理的东西，而系统的方法就是自然科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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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19世纪初取得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修正这一观念。或许这还不是最终结论，或许“为什么”这个问题本身比它的答案更有意思。例如，当维柯（18世纪初的意大利思想家，虽说此人是一位很有胆识和原创性的天才人物，却遭到不应有的忽视）开始论述历史的时候，他说，像看待桌子、椅子和树木这类物体那样去看待人，是很荒唐的；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对人的了解比对自然物体的了解更多；他还说，自然科学的全部声誉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就桌子和石头而言，我们只能说一说它们给我们的印象，以及它们的构成成分，它们以前的情况以及它们未来的状态，与它们直接相关的事物——我们只需把它们放在一个由时间、空间和数量构成的一个宇宙物质清单里。可是对待历史比这复杂得多。如果有人问我们，裘力斯·凯撒的所作所为出于何因，我们不能只从外形上描述他的身体和动作。我们往往谈论他的动机。我们无法探讨桌子和椅子的动机，即便假设我们认为它们很可能有这类动机，因为我们不知道桌子椅子的内在属性，只了解它们的外观。可是，按照维柯的说法，借助于一种想象洞察力，我们对凯撒的了解要比这多得多。通过与我们自己相比较，我们知道，他具有意志、情感、感受，简言之，他是人。我们可以谈论历史人物，就像我们谈论自己一样，不光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还解释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内在感受”。正是这种内外差别变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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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18世纪德国的形而上学家赫尔德认为，如果我们去描述一个民族的生活，自然要问“属于这个民族应该有什么特点？”接下来自然要问“‘属于’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说“某某是德国人”，不仅要说他出生于某个国家、某一气候带、他的出生日期，以及他与其他也被称为德国人的那些人所具有的某些生理上或体质上的共同点。当我说他“属于”他们中的一员，甚至当我说他“感觉他属于”他们中的一员之时，即他“感觉自己是一名德国人”时，这就意味着，他至少喜欢别的德国人喜欢的东西，喜欢德国歌曲，喜欢德国人的饮食，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喜欢他们制定法律的方式，以及他们系鞋的方法。感觉自己是德国人就是与别的德国人有某种关系，对于外在行为进行的纯粹物质性或有形的描写，就像行为主义者对它的记录那样，是说不清这种关系的。我说某人是德国人，他一听到德国歌曲就精神振奋，一看到德国国旗飘扬就心潮澎湃，这时候，对“德国歌曲”这个词就不可以单纯以物质的或科学的、物理的方式加以分析。一首德国歌曲之所以成为德国歌曲，乃是因为，它是由带有一定目的的某些人按照某种方式谱写的；我不会说，歌曲本身就一定“具有某种风味”，但我会说，它肯定具有某种表现力；它一定源于或表现了某种特征、观点、生活态度。一首歌曲表现出的这种生活态度，这种特定的特征，也将在更大的和更经久的制度中表现出来——通过德国的立法制度、政治制度、他们的待人接物、他们的语音、他们书法的形体以及他们所作所为和所感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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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样的共同属性使一个民族成为德国人？按照赫尔德的观点，它属于某一单个的群体。“单个的”是什么意思？赫尔德的主要观点是，当你探讨目的之时，你不需要而且不应该限于探讨个体的目的。当你询问，为什么某人要做这或做那之时，你通常在心理学意义上给出了答案——“因为他想这么做”，“因为他打算这么去做。”但你也可能就某些非个人的实体发问。你可能说“为什么德国人用哥特体书写，而法国人不用？”对于这种“为什么”的回答很像我对如下问题的回答“为什么有人吃饭用勺子，而有人用手指？”这种回答不同于我对以下这个问题的反应，“为什么这些分子具有这种效果，而其他分子的效果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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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我们开始触及非个人的或超个人的或集体的目的观念。当然这就是一个神话的开始，不过它是一种出于权宜之计的神话，因为除此之外，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谈论群体和社会。当我们说一个民族自有其天才的时候——葡萄牙人的天才完全不同于中国人的天才——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普通葡萄牙人都是天才人物，他不同于特定的中国天才人物。我们是想说，葡萄牙人造船的方式、表达观点的方式，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有一种贯穿万事万物的家族相似性或家族面貌，这种东西不同于中国人之间的那种相似性；这种家族面貌，对其内容进行分析，我们称其为历史的解释。当有人说，“为什么有人这么写？”我们认为答案是，因为他属于葡萄牙语家族，因为他是住在巴西或葡萄牙或果阿地区的特定群体中的一员，这些人具有特定的看法，具有某些价值观，他们感觉自己对于某些体验很熟悉，但觉得其他体验完全陌生。这就是对“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它完全不同于科学提供的答案，这就是维柯和赫尔德所处理的问题。这正是黑格尔试图概括的，他的看法是，宇宙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根据“为什么”这个“比较深刻的”意义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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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系统地阐述了这个观点，宇宙实际上是世界精神的自我发展。世界精神类似于个体的精神，只不过它涵盖和等同于整个宇宙。如果你能够将宇宙想象成一种有灵魂的实体，在具有灵魂方面，它大致与拥有灵魂、意图、目的、意志的个体相同，只不过它的意义无疑要更大一些，那么，你就可以问“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它们这样发生，乃是因为，它们是一个具有目的、意图和方向的庞大精神运动的一部分，就像人类具有目的、意图和方向一样。我们是怎么认识那个方向的呢？因为我们是它的一部分。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无限整体的有限元素，而无限的整体，就集体而言，具有某种目的和某种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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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可能要问，这么说证据何在？当然，黑格尔并没有提供所谓经验的或科学的证据。最终它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洞见或一种信仰行为。黑格尔声称，如果他所说的并非如此，那么，就会有太多的“残酷”事实。你会问，石头为什么会是石头，植物何以成为植物，答案将是，“按照你对‘为什么’这个词的理解，即，如果你在问是谁想让它们成为这个样子的，那我们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维柯已经说过，只有事物的制造者才能真正理解事物的本质。小说家理解他笔下人物的一切；没有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制造了它们。就这种理解的意义而言，只有上帝能够理解宇宙，因为他创造了宇宙，我们只能理解我们创造的那些有限的事物。钟表制造人理解钟表，就像小说家理解他的人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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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你可能会问，“其他人怎么样？难道我们理解不了他们吗？”显然有这样一种认识，当他们与我们交谈，或者当他们表现出喜怒哀乐，当他们看似忧郁或沮丧或高兴或愉快或凶猛时，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这与我们对石头和桌子的理解不同。我们不会去探究桌子的想法或目的。简言之，我们并不认为桌子“处于”什么心理状态；桌子就是桌子。“桌子处于什么（心理）状态？”这个问题似乎有些荒谬，因为它似乎将桌子看做一个有生命的实体；这么说似乎赋予它以感觉力，事实上我们怀疑它没有感觉力。但是我们能够就人类的感觉力提问，黑格尔，还有浪漫派，一般都认为，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参与了这种普遍的“精神”过程，所有人都是这个“精神”过程确定的中心，而且我们对人的本质具有一种形而上的领悟——这是准通灵术的洞察力，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人。因此，历史只不过是人类经验的记录。桌子和椅子没有历史，因为它们没有经验。历史讲述的是人类创造、人类想象、人类意志和意图、情感、目的、人类的一切行为和感觉，而不是施加给人类的东西。人类历史是我们通过感觉、思考、以某种方式活动而创造出来的，通过创造历史，我们能够理解历史，这就是为什么，理解历史是一种“内部”观点，而我们理解桌子和椅子则是一种“外部”观点。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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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黑格尔就可以说，由于整个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有感觉的整体，我们能够理解它的每一个部分正在做什么，只要我们有足够明晰的形而上的洞察力，例如，头脑最聪明、才智最敏锐的那些人所具有的洞察力。假如情况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只存在根本无法解释的“纯粹”事实。假如我问，“为什么这块石头躺在地上，而那块石头从天而降？”我只能回答说，就石头提出那种“为什么”，是得不到答案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残酷事实。不过，在黑格尔以及思路与他相同的所有形而上学家看来，这个残酷事实是对理性的冒犯。我们不能“接受”残酷的事实，因为它们无法解释，它们的存在是对我们理解力的一个挑战。除非我们将它们与一个有目的性的系统联系起来，除非它们合乎一种模式，否则它们无从解释。但是，什么是模式？模式就是计划所拥有的东西。绘画有模式，因为有人按照那种方式去设计。交响乐有模式，因为那种模式使交响乐的各个部分为听众所“理解”；因为有一个总的目的需要交响乐加以促动实现，无论在作曲者的脑海里，在演奏交响乐的音乐家那里，还是在听众那里，交响乐的诸种要素，即各种音响，根据这一目的，根据一种模式共同发挥作用。除非我们能够掌握这个模式，否则我们就无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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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模式的正是这种特殊的理解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理解德国人何以成其为德国人，法国人何以成其为法国人。成为一名德国人，就是成为一个普遍的德国模式的组成部分，这一模式包括体会德国人的经验、德国人的希望和恐惧、德国人走路的方式、德国人起床的方式、德国人挺胸抬头的方式——有关德国人的一切。如果我们接下来问：“那好吧，他在整个宇宙所构成的较大模式中扮演什么角色？”答案是，只有看到整体的人才能发现这一点。但只有整体——如果它意识到了自身——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整体。我们只能看到局部。有些人看得多一些，有些人看得少一些，但正因为把某些事物当做较大事物的组成部分来感知，才能取得一定程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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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出现了一个更为深入的问题，“精神到底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其机制是什么？其模式是什么？”黑格尔认为他已经发现了答案。他说，精神根据他所说的辩证法发挥作用。在他看来，只有从思想或艺术创造角度才能理解辩证法；他将它应用于宇宙，因为，他认为，宇宙之中存在的是一种思想行动，或是一种自我创造的行动，它是自我创造，因为不存在别的东西。28辩证法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它发挥作用的方式很像人们试图思考问题答案的方式。首先，一个观念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接下来这个观念被其他观念修正，没有原样保持下来。别的观念与它发生冲突，由于一种观念和对它的各种修正发生冲突和矛盾——这种观念和对这种观念的批评，这种观念和其他攻击它、影响它的观念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产生了其他事物，这种事物既不是那个初始的观念，也不是与它对立的观念；相反，它保留二者的因素，但正如黑格尔所说，它又高于它们，即超越它们——它是一种合题。第一个观念被称为正题，第二个观念被称为反题，第三个被称为合题。所以说，例如（虽然黑格尔没有使用这个特定的比喻），在欣赏一部交响乐的时候，你听到由一个音乐短句，也就是一个旋律构成的主题，然后又听到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对立的一个旋律，结果，既不能说第二个主题取消了第一个主题，也不能说第一个主题继续存在于第二个主题之中，而是产生了某种混合。这种混合破坏了前两种观念，产生了令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因为这种东西在某些方面源于前两种观念的矛盾和冲突，然而还是新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宇宙就是这样运行的。何以如此，是因为，模式就是这样在思想中以及在我们认识事物的每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中发挥作用的——他将宇宙的构成分为三种：有意识的成分、自我意识的成分和无意识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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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和动物是有意识的；也就是说，它们具有某种目的，它们具有低级的意志——或许是低级的思想。人类本身是有自我意识的，因为他们不仅有思想，而且能够在自身当中看到这个辩证过程。他们能够看到这种发展、这种观念的冲突、他们的生活所遵循的不规则线路；他们先是如何做一件事，然后未能真正做完，接下来作为（doing）与不作为（not-doing）混合，形成一种新的作为。他们本人就遵循这条曲折的、螺旋式的过程。黑格尔试图用这些术语来解释整个文明。他的主要意思是，在18世纪，人们能够解释差异，却不能解释变化。例如，孟德斯鸠对于气候影响人类的解释细致入微，很有说服力，爱尔维修解释教育或环境对人的影响，很有洞察力；18世纪其他思想家，通过详尽类比人类和无情感的实体，解释了人类何以呈现目前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当然也解释了他们的身体何以处于目前的状态，或许是由于他们神经系统、或许由于其他方面的缘故。但是我们何以解释变化呢？罗马时代的意大利与当代意大利，就自然状况而言，大致相同。冲刷意大利的海水对它的影响依然如故，意大利的气候没有发生剧变。它的植物也没有发生剧变。然而现代意大利人已经迥异于古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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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18世纪思想家认为，这可归因于人类的发展。它是教育和管理的结果。正是因为（像爱尔维修这样的人认为）人类受到管理，或者说对他们管理不善——一大堆骗子，或许是一大堆傻子，对另一大堆傻子管理不善，才导致灾难发生，直到人类步入理性时期，整个历史上一直灾难不断。在黑格尔看来，这绝对不是好事。如果人类像18世纪的科学那样受到外部原因的严重影响，如果人类一定坚持需要唯物主义的话，那么，种种巨大的差异、成长和发展就无从得以解释。这只能由辩证法来解释，即通过某个运动过程得以解释，通过某种物活论来解释。正题与反题的这种冲突，各种力量之间的这种不断冲突，是进步的原因。这些力量不仅是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它们还“具体体现”在机构、教会、政治制度之中，或许体现在庞大的人类事业当中，例如民族迁移、革命或思想大发展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正题和反题逐渐达到冲突的高潮。爆发出现了，合题开始产生，它就像凤凰一样，从正题和反题的灰烬中获得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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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需要呈现出具体的物质形式。它不需要呈现血迹斑斑的革命的形式。它可能只会呈现一个文化大觉醒的形式，像文艺复兴那样，或某一种艺术、思想或精神的大发现。但它总是呈现出一种向前飞跃的形式。这个过程不是持续性的，而是跳跃式运动。首先，这股力量与它的对立面关系趋于紧张，然后就出现了高潮和跳跃，人类思维——不仅仅是人类思维，而是整个宇宙——的巨大跨越到达了一个新水平，登上了一个新台阶。接下来整个过程重新开始；新的创造被它自身内在的反对力量蚕食，直到这种紧张关系再次发展到顶峰，产生下一次飞跃。在黑格尔看来，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对断裂（discontinuities）和悲剧的解释。生活的悲剧就处在这个不可避免的冲突之中，不过，除非存在以下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冲突、一种艺术形式与另一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冲突、一场文化运动与另一场文化运动之间的冲突，否则就不存在运动；除非存在摩擦和冲突，否则只有死亡。这就是为什么18世纪人对邪恶、悲伤、苦难和悲剧的解释是浅薄的和不充分的，他们把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人们的错误、安排不善、没有效率，而在有效的世界中，这一切都会被扫除干净，达到彻底的和谐。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冲突正是发展、成长和事物发生的症候，生活的激流冲刷先前体验的外壳，矛盾从中迸发而出，从而将外壳降格为零星的经验构成的渣滓堆、零星的历史堆积而成的渣滓堆，与这些点点滴滴的历史打交道的是已逝的过去，现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历史被打发到已逝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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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这种发展是以国家活动的形式出现的；有时候，某些个体的英雄人物作为这些跨越的化身而出现——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当然，这些个体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当然，他们给世人带来了极大的苦难。这是任何进步所不可避免的后果。除非有矛盾冲突，否则就不可能有进步。在黑格尔之前，康德，还有康德之前的曼德维尔，以及维柯在某种程度上，早就说过这类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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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历史是一个理性的过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黑格尔看来，说一个过程是理性的，那就是说，如果你掌握这个过程的本质，使用的是你理解万物所能使用的唯一方法，即通过他所谓的理性这种能力，那么，你就会把这个过程看做是不可避免的。它不可能以别的方式发生。黑格尔的思路与以下情况比较相像。我们怎样学会某一条真理的，例如：二乘以二等于四。首先，这条真理像一条铁定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小学生一开始就得背诵乘法口诀；他并不知道二乘以二为什么等于四。因此，这是压在他理智和记忆上的一个负担，是他必须学会和记住的一个教条。只有当他学过一些算术公理和规则，他才认识到，二乘以二不仅等于四，而且只能等于四。他不需要死记硬背就可以重复：它已经成为他的加法或乘法自然技巧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黑格尔猜想，我们达到了一个充分理性的水平，我们提升到一个很受启发的阶段，根据这种启发，我们开始理解，历史事件不仅像它所发生的那样发生，而且必然像那样发生；这不是在物理学的机械因果论意义上，而是在我们遵循数学证明步骤这个意义上，在数学证明过程中，存在严密的规则；或者说，这就好像我们在听交响乐的各个部分时的感受，交响乐演奏中没有像这样固定不变的规则，但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后继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正如黑格尔可能说的那样，是先前部分的一个“合理的后继者”，所以，我们说，除非由后一步骤完成前一步骤，否则先前的步骤就“无法理解”，这就像追溯地毯图案的由来那样。当我们以这种方式了解了算术和音乐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数学或音乐世界里自由翱翔了。那个图案开始等同于我们自己的思考、感觉和行动的模式。我们不再感觉它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或对我们而言是压迫性的，或者有严格的、事实上的定律在限制我们，迫使我们必须调整自身来适应它们，不过，它们不是我们目前状态、我们需要的一部分——我们自身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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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黑格尔的说法，通常，人们接触外部世界的办法是，将你想得到的东西——你的意图、你的政策、你所追逐的事物——与外在事物（实际存在的、妨碍你个性完整和自由发展的人或事）区分开来。但是，当你去发现万事万物为什么呈现当前的面目——一定是这样——的时候，你就不想让它呈现出别的样子。当你不仅知道了二乘二等于四，你还知道你不想让这种乘法有别的结果。你不想让二乘以二等于五。二乘以二不只等于四，可你就想让它等于四；它是你思考的理性模式的组成部分。算术规则被吸收到推理的普遍规则之中，被吸收到我们思考和行为的方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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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吸收观念在黑格尔那里非常重要，因为他对规律的看法不同于科学和常识对规律的看法；科学和常识都认为，规律是对已发生事件的概括，而黑格尔则把规律当成了规则、模式、形式，类似于算术、建筑或音乐所遵循的规则或逻辑。把一条普遍规律只当成规律，就是把它当成了你本人所支持的一条规则，当成了你自然而然从它的角度进行思考的方法，或自然而然加以应用的方法，而不是当成在你身外发现的、正在运行的一条铁定的规律，一个任你徒劳击打然而坚不可破、无法逃避的障碍。不过规则和方法是以它们的使用者——人——为前提的。你使用规则或应用规则，或者依规则来生活；假如宇宙遵守规则，这就相当于把宇宙当做一场大戏，其中的各个人物都要完成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可是，一定得有戏剧家才成；如果你现在得到了那位剧作家的信任，能够想像其中的人物所作所为，理解剧作家的意图，你就会得到与黑格尔式的、世界发挥作用的方式相类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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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古老的或形而上学或神学的信念，即，最初似乎是障碍、你似乎无法克服的规律，逐步进入你的自我，一旦你理解了它们的目的，你就开始轻松和自由地利用它们。这样一来，当你成为一名数学家的时候，你就几乎是无意识地从数学角度思考问题；同样，在你吸收了语法规则之后，你就可以正确地书写，感觉不到强加于你的硬性规则和规定所带来的可怕的外在束缚。如果你能够与自然协调一致，有意识地认同她的作用，以至于她的规律与你自己的推理、意愿、感觉的规则和模式相吻合，那么，你就得到了内在的看法。可以说，就自然的目的、自然的意图而言，你与自然“同一”。这种统一，这种与宇宙同一的现象，一直是所有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家所追求的目标。黑格尔以生硬的、晦涩的和偶尔庄重的语言阐述了这种观念。他从中得出了那有名的悖论：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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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一个最古老的问题，正如生活中、形而上学和道德以及其他一切事物之中一个最古老的问题是：如果我彻底被决定，如果一个全知全能的旁观者能够预见到我的每一个行动，那怎么能说我是自由的呢？如果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作所为，都能够由某一个了解所有事实和了解支配它们的一切规律的人作出解释，那么，说我能够为所欲为还有什么意义？难道我不是一个大宇宙之中完全、严格被决定的一个元素吗？黑格尔认为，他已经解决了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按照他的观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个世界的发展，现在以渐进和累积的形式进行，有时候又是以突变的形式进行。诸种力量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运动，它们的最终冲突以剧变的方式飞跃进入下一阶段，有时这些力量呈现出机构的形式——教会、国家、文化、司法制度，有时候呈现出伟大的发明、发现和艺术杰作的形式，有的时候呈现出个体、群体、政党、个人关系的形式。这就是辩证运动。可是，假如我理解它，我又怎么能反对它？假如我理解一门艺术或科学——逻辑或音乐或数学，我又怎么能想得到与之背道而驰的东西？理解不仅仅是接受，而且还是积极地争取被理解的东西，因为被理解就是即将成为理解人的一部分，成为他的目的、他的目标以及他朝着目标发展的一部分。当然，这不是一种经验上的假设，也不是一种科学理论；没有哪一种事实能够证明这个黑格尔式的模式是错误的。它是一个庞大无边的形而上学看法，根据这种看法，每一件东西，作为命题，要么作为反命题，都会得到接纳。万事万物都可能被容纳，没有什么东西可能被排除在外，因为世界上的每一事件、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因素，要么与其他事件、其他人或其他因素相协调，要么不相一致，无论它做了什么，这要么因为与某事相一致而适应，要么因为与某事不协调而适应。没有证据反对这种看法，因为任何可能看似矛盾的事物都可能作为必要的矛盾因素而被吸收。29由于这个原因，它不是一种科学的或理性的解释，例如牛顿或达尔文体系意义上的理性，因为人们可能构思反对他们体系的证据；它们是可以检验的，而辩证法则不能；它是事物的一个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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