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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 迈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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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同时代人看来，约瑟夫·德·迈斯特是一位非常可怕的人物，他之所以令人生畏，是由于他作品的缘故，倒不是因为他本人如何可怕。实际上，他的同时代人遇见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因为在他一生中比较重要的时光里，他一直为撒丁国王效力，持节俄国，出入圣彼得堡的宫廷。他之所以让人们畏惧，乃是因为，他想用暴力、不妥协和极端坚定和暴虐的教条作派去打倒他不认可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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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弥尔·法盖很公正地表述了通常人们对迈斯特的看法，法盖也许是19世纪法国对迈斯特最精确和最无偏见的批评家。他称迈斯特为“一位凶猛的绝对主义者、狂暴的神权政治家、毫不妥协的正统主义者，他鼓吹由教皇、国王和刽子手组成的一个丑恶的三位一体，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他都要捍卫最强硬的、最狭隘的和最僵化的教条主义，他是中世纪造就的一位邪恶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博学的神学家的成分，又有宗教法庭审判官的成分，还有刽子手的成分”。此外，“他的基督教是恐怖的、消极服从的宗教，是国家的宗教”；他的信仰不过是“略微装饰的异教思想”；他是“梵蒂冈的近卫军”。一位崇拜者——受德国浪漫派影响的新教徒，爱德加·基内32——提到他的“恐怖基督教”时写道，迈斯特信仰“有刽子手帮忙的、毫不宽容的上帝；公安常务委员会的基督”；在我们这个时代，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也提及迈斯特的“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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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通常对他的描述，这类描述主要是圣伯夫的发明，在19世纪被其他各色各样的思想家一路保留下来。迈斯特总是被描述为一个狂热的君主主义者和一个比较狂热的教皇权威的支持者；此人骄傲、顽固、僵化，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严密推理能力，他能够从很教条的前提推导出极端的和令人不快的结论；此人才华横溢、怨气冲天，他是那个时代诞生的中世纪人物，他徒劳地试图阻挡历史的潮流；他是一位著名的畸形人物，让人望而生畏、心怀敌意、孤独而最终又令人可怜的人物；往好里说，他是一个悲剧性的、有教养的人物，他否定和反对自己不合时宜诞生其中的那个诡诈和庸俗的世界；往坏里说，他是一个顽固派，自欺欺人、死硬到底，他肆意咒骂非凡的新时代，对于新时代的好处，因为太固执而看不到，因为太麻木而感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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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著作既被认为妙趣横生，又被认为偏执古怪，但并不重要——封建主义在黑暗时代为抵制进步的步伐而作出的垂死挣扎。无论根据19世纪批评家采取的哪一种态度，他要么被描述为一项失败事业的勇敢的、但注定要失败的游侠，要么被描述成比较古老和比较残忍的那一代人遗留下来的一个愚蠢或可憎的货色。但是，无论反对他的那一派，还是赞成他的那一派，总是认定，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他的世界与当代事物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观点是维克多·雨果和拉梅内、圣伯夫和法盖、詹姆士·斯蒂芬和莫利、尤其是哈罗德·拉斯基共同的观点，拉斯基写过一篇论迈斯特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认为，迈斯特将作为一股失效的力量而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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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在19世纪还可以理解，在当今时代，似乎有些荒唐。原因是，虽然迈斯特说的可能是过去的语言，可内容却是当前反民主言论的实质；与他进步的同时代人相比，他真正是极端现代的，他的出生并没有落后于他的时代。如果说他的思想并没有立即产生影响，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土壤还不接受他的思想。他的学说，还有他的思想态度，需要再等上一个世纪才开始盛行——现在的确盛行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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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斯特的任务，在他本人看来，就是要摧毁18世纪建立的一切。让我解释一下这种心理状态的形成。1753年，他出生于萨瓦的尚贝里，当时那里属于皮埃蒙特——撒丁王国。迈斯特终身都是该国的臣民。在18世纪，这个王国相对比较开明：它在废除封建制度方面比法国早好多年。同其他自由派贵族一样，迈斯特早年属于温和的改良派，既不特别反动，也不特别顽固。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他已经成年。他三十多岁，同其他经历过这场革命的人——如圣西门、席勒、黑格尔——一样，他也强烈反对这场革命。雅各宾派制造的恐怖景象让他终生难忘，这使他坚定不移地反对一切自由的、民主的、高尚不凡的东西，一切与知识分子、批评家、科学家有关的东西，一切与导致法国革命的力量相关的东西。谈到伏尔泰时，他简直要把对方当成他个人的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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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萨瓦人，迈斯特为王室效力，在法国革命者侵略萨瓦之后，他开始写小册子反对这场大革命。这些小册子非常尖锐：带有一股特殊的新意，实际上是一股好勇斗狠的劲头，它们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可是撒丁国王却感觉到，把他留在宫廷里总是不太舒服。撒丁王国的宫廷太小，太有限，乡气十足，而迈斯特这个人又太出色、太活跃、太有想象力，而且太引人注目了，他不会安心待在那里。然而，显然他又很能干，他的著述所体现出的才华备受关注。结果，国王决定，尽量把他远远地打发掉，于是，他被派到了圣彼得堡。从1803年起直到1817年离开俄国，他作为撒丁国王的大臣（或者说相当于这个级别的官员），持节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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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彼得堡，他被视为一位具有独特魅力、谦恭有礼、温文尔雅之士；他是一位才华横溢和令人愉快的健谈者，讨人喜欢，在社交界很受追捧。他在圣彼得堡的生活很惬意；他深受俄国皇室的赏识，他与亚历山大一世周围的亲信们关系很好；实际上，亚历山大在位期间多次用他作政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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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拿破仑的战争一结束，出于某种原因，亚历山大要求撒丁王国将其召回；或许因为他使太多的上流社会贵妇皈依了罗马教会。在这些贵妇当中，有几位注定要在西欧的天主教圈子里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他很可能个性太强，过多地干预了俄国的政策；不管怎么说，现已复位的撒丁国王受到劝诱，将他召回。迈斯特回到首都都灵，得到了一个报酬丰富的闲差。他死于1821年，虽说生前倍享尊荣，却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力，当然也没有其他权力。他的名声主要是在他死后才日见兴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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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斯特极力要达到的目标，正如我所说，就是摧毁18世纪以及18世纪的思想。假如有人断定，18世纪的思想是铁板一块，这肯定不对；实际上，18世纪的思想家分歧很深。不过有些东西是他们共有的，他们可能不都相信进步；他们可能不都信奉上帝；他们可能不都相信灵魂不灭。有些人相信直觉，有些人信奉经验主义。有些人相信感觉的自发性和简单质朴，有些人则相信科学和复杂。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相信，在本质上，人，即便不是善的，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是恶的，人有仁慈的潜能，每一个人，在不受骗子或傻子迷惑的时候，最善于鉴别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在总体上，每一个人都倾向于奉行自己的理解力所提供的行为准则。18世纪的大多数思想家都相信，进步是可取的——也就是说，例如，自由优于奴隶制；建立在所谓“自然规律”基础上的法律几乎可以纠正每一件错误；自然只是行动中的理性，因此，在原则上，自然的具体作用，可以从一套公理中推导出来，这套公理类似于几何理论中的公理，或者物理和化学理论中的公理，只要你知道这些公理的话。他们相信，所有好的和真的东西，高尚的和自由的东西必须是相容的，实际上，不仅如此，它们还是相互关联的。他们当中有经验主义思想倾向的人确信，人性的科学的发展程度不逊于非生命物质的科学的发展，伦理学和政治问题，只要它们真实存在——为什么不会真实存在呢？——就可以像数学和天文学问题那样，得到同样明确的回答；建立在这些答案基础上的生活应当是自由的、安全的、幸福的和明智的。他们相信，在知识和行动领域，运用人的各种能力和实践人类一百多年来掌握的各种方法，就可以带来太平盛世，带来人类历史上最有意义的胜利。粗略地说，以上便是18世纪理性思想家共同的信念、普遍的性情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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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迈斯特决心去彻底破坏的。他决心彻底铲除18世纪的任何这类特征。他之所以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是因为，他相信，让许多无辜者受难的这场大革命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他曾作为外人（他的家乡萨瓦当时毗邻法国）带着一股激情热爱和崇拜法国，那股激情是住在某些国家边境的人想与这些国家相认同时所特有的，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破坏真正金色的理想的愿望，产生了它特有的义愤，他带着这股义愤决心去毁坏他自认为造成他梦想破灭的各种力量。因此，为了取代这种理想主义社会学的先验公式，他决定求助于历史的经验事实和观察人类的行为。为了取代进步、自由、可臻完美性，他鼓吹过去、美德的神圣性以及彻底屈从的必要性，因为人具有无可救药的不良和腐败的天性。为了取代科学，他鼓吹本能、迷信和偏见的首要性。为了取代乐观主义，他鼓吹悲观主义。为了取代永久的和谐和永久的和平，他鼓吹冲突、受难、流血和战争的必然性——在他看来，这是神圣的必然性。为了取代和平和社会平等，共同的利益，以及卢梭探讨的尚未腐败的自然人的纯朴天性，他坚持认为，重要的是多样性、不平等以及利益冲突——这些都是个体和国家所处的正常情况。他否认自然、人、自然权利这些抽象概念的意义。他有关语言的学说与孔多塞、孔狄亚克以及18世纪大科学家们试图系统论述的一切截然相反。他试图复活早已声誉扫地的君权神授之说。他捍卫神秘、黑暗、几乎包括无知的重要性，最主要是捍卫非理性的重要性，将它们当做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他极为有效和出色地摒弃每一种明晰的形式，每一种理性的形式。在气质上，迈斯特与他的死对头雅各宾派一样残酷和极端；另外，他还多少带有他们的信念和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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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者亚历山大·赫尔岑说过，1792年那一代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整个旧秩序的否定彻底得令人称奇。他们不仅摒弃它的罪恶，而且摒弃了它的所有美德。他们不想让任何旧的东西留存下来，他们想摧毁整个邪恶制度，将它连根拔起，从而建立某种全新的、绝对纯正的东西。他们不想做出任何妥协；他们不想让他们的新城市建在旧废墟的基础上。迈斯特正好与此相反。他带着那些大革命家特有的偏执、激情、力量和热情，攻击18世纪的理性主义。他想去毁灭所谓“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他想把它夷为平地，片瓦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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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用的方法以及他鼓吹的真理，按他正式的说法，来自坎普滕的托马斯33或托马斯·阿奎那，或17世纪法国的伟大传教士布尔达卢或波舒哀34，可是，事实上，它们几乎体现不出教会中这些中流砥柱人物的精神。它们更多地与奥古斯丁等人反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有关，或者与共济会会员以及迈斯特年轻时与其共处的光照派信徒（illuminists）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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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斯特的基本学说如下：自然的牙齿和爪子沾满了鲜血，这是一幅巨大的屠宰和毁灭的场景。18世纪人转向形而上学，转向逻辑学，甚至转向几何学，以便弄清自然的面貌。然而这些并不是我们对自然的认识的来源。如果他们想谈论自然，就让他们严肃一些吧！他们主张以观察为武器，使用我们的眼力，不要仅仅因为许多传道士向我们鼓吹，就接受大量教条式的原理。那好吧！他们必须相信自己的话。让我们看一看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迈斯特说，让我们不要看书本，让我们看一看自然，看我们本人，让我们研究历史，是的，还有动物学。它们是自然的真正向导。我们会看到什么呢？且引用迈斯特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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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生命的物质和自然界的广大领域，一种明目张胆的暴力占据着统治地位，这是一种因袭习惯的狂暴，它武装了所有的生灵，直到它们走向共同的命运：死亡。一旦你离开无生命的王国，你就会发现，暴力死亡的旨令已经铭刻在生命的边界。你在植物王国里已经感受到这一点：从参天的梓树到最微不足道的牧草，有多少植物死掉，有多少植物惨遭杀戮！可是自打你进入动物王国的那一刻起，这条规律突然以最可怕的方式得到了印证。一股残暴的力量，它既是隐蔽的又是明显的，在每一种被重新分类的动物身上都有，它使某些物种吞噬其他物种。于是有了捕食性昆虫、捕食性爬行动物、捕食性鸟类、捕食性鱼类、捕食性四足动物。人类被置于所有这些物种之上，他的破坏之手不放过任何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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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一段文字，读法文原文更见其表现力（略），翻译过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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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了取食果腹而杀生，人为了取衣遮体而杀生。他为了装扮自己而杀生，他出于攻击的目的而杀生。他为了自我保护而杀生，他为了教谕自己而杀生。他为了自娱自乐而杀生，他为了杀生而杀生。傲慢而可怖的国王，他想得到一切，什么也挡不住他……[让人]取拉羔羊的肠子，做竖琴的琴弦……从狼那里取来它致命的牙齿，去打磨没有什么价值的工艺品，从大象那里取象牙给他的孩子做玩具：他的餐桌上尸体横陈……可是有谁[在普遍的大屠杀中]去铲除那个铲除他人的人？他本人会。这是一个专事杀人的人……暴力毁灭生灵的伟大定律……就这样完成了。整个地球，永远浸泡在血液中，它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祭坛，在这个祭坛上，一切生灵都永无止境地做牺牲品，没有限度，没有停止，直到事物的结局，直到邪恶灭绝，直到死亡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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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迈斯特说过，人天生是仁爱的。他是温柔、和蔼和善良的。他的狂暴因何而产生？是地球要求血腥吗？迈斯特质疑说，指挥官让参战部队去灭绝其他无辜的人，这时候，为什么这支部队决不（或很少）哗变以反对指挥官的命令？那些士兵天真无邪，值得尊敬，我们在个人生活中对待他们最为客气不过，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都温文尔雅、品德高尚、敬畏上帝、彬彬有礼，连一只苍蝇都不忍心伤害，可他们却毫不顾忌地参战，去杀戮那些同他们一样天真无邪的人，难道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而奉命行事的刽子手，他杀的人毕竟都不是无辜的——他们中间有弑亲犯、谋杀犯以及其他罪犯，他杀的人比士兵们杀的少得多，可他依然遭到社会遗弃；没人去和他握手；别人都用恐怖和憎恶的眼光看待他，不把他当成社会的正常成员。无辜者鲜血横流让人顿生羡慕之情，罪犯鲜血横流却让人退避三舍，这岂不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吗？迈斯特说，这是因为，战争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神圣的，因为它是世界的规律。这是迈斯特的一个核心学说：理性主义观念并没有发生作用。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人们的行为何以表现出这个样子，你得到非理性领域里寻找答案。这是一种信奉彼岸世界而不信奉此岸世界的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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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斯特对战争场面深感兴趣。他说，让我们设想一场战争。在人们的想像里，战场上的事情都是按计划发生的。指挥官下达命令，部队开始交战，战役的输赢取决于双方部队的优劣，或将军们的指挥艺术。没有比这更偏离现实的了。设想一下，假如真的发生一场战事，那该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次还是不要看教科书，要看生活：动物学和历史是迈斯特的教师。假如你亲临战场，你看到的根本不是一个接一个有序发生的事件，就像目击证人、甚至战略家、战术家或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你听到的是可怕的噪声，看到一片混乱，到处是杀戮、死亡、毁灭、伤员的尖叫、垂死者的呻吟、火器枪炮猛烈地开火。“五六种极度兴奋”支配战场上的人；将军根本不可能判定这场战争究竟是赢还是输。没有人能够断定。战争不是靠理性的计算打赢的，而是依靠道德力量。战争之所以打赢，是因为人们感觉自己赢了。某种非理性的内在确定性赢得了战争。在战事进行当中，你计算不出你方部队在战场上的数量是否依然占优势。这与两人决斗不同，两人决斗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出一方力量大，一方力量小。战役的输赢在于心理，战役的输赢在于信仰行为。实际的情况表现为某种神秘的内在力量的结果，这股神秘的内在力量当然不是理性的算计，也不是教科书上的规则的仔细应用，不是导致战争输赢的某种精细的理性算计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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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对博罗季诺战役的描写，就是悉心遵循了迈斯特的观点。托尔斯泰读过迈斯特的书，因为迈斯特在圣彼得堡生活的那段时期，很让托尔斯泰感兴趣，他仿效迈斯特对战争场面的描述，他描写了参战者的内心感受，而不是给出井然有序、整齐利落的描述，而后者正是目击者和历史学家在事后构建的。在迈斯特和托尔斯泰看来，生活本身就像这种战役，任何从理性的角度描写它的企图，都是对本质上极端非理性、极端凌乱而且不遵循任何有迹可寻的规律或规则的一种可怕的歪曲、梳拢、整理、排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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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斯特主要反对这种臆断：理性对事物有支配作用。借助于理性管理人或做事，不可能取得成功。他说，你认为理性对我来说为何物？理性只不过是人们为了时常让手段与目的相吻合而使用的一种脆弱的能力。你真的认为人类的伟大制度都是合理的建构吗？记住，制度的职责是树立自己的权威性。政府的职责在于管理。每一个社会都得有一个政府，每一个政府都得有这种统治权。每一种统治权都得包含一个一贯正确的原则，唯一绝对一贯正确的东西就是上帝之言。人类制作的一切东西，都可能被人类毁坏。人类建造的一切都可能被人类摧毁。假如你利用18世纪所推荐的理性——为了确保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大自由所作的某种功利主义安排，创建了一个人为的制度，一个共和国或一个有限君主立宪制。好了，这一代人中的聪明之士建立了它，而下一代人中更聪明的人士可能把它弄得千疮百孔，他们用优越的、更微妙的、更聪明的、更有破坏力的理由，能够彻底毁掉它。没有一件东西能够永世长存，除非这件事物不是理性建立的，因为理性建立什么，就会毁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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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本质上是堕落的、邪恶的、胆怯的和道德败坏的。罗马教会、基督教所谓原初的罪恶，也就是原罪，是对人性最真实的心理洞察。如果放任自流的话，人类会把彼此撕成碎片。在此迈斯特与他的时代完全对立：他认为，要是不给人类戴上镣铐而且用最严格的纪律来约束他们，他们就很可能因为自相残杀而毁灭。他认为，人性从根本上说是自我毁灭性的，需要加以抑制和控制。唯一可信赖的东西，唯一可靠的东西，不是人造的；因为，如果它是人造的话，它同样可被人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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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18世纪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呢？它教导我们说，社会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可是，契约论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历史上都是荒谬的。契约是什么东西？契约就是一种承诺。迈斯特用嘲笑的口吻说，我们让一群有理性的人走到一起，就是为了创造和平的生活，与人们陷入的所谓自然状态相比，这种和平的生活将会给人们更多世俗的好处、安全、幸福、自然或任何他们想得到的东西。那么他们怎么能做到这一步的呢？建立起一个国家，就像开一家银行或有限责任公司那样。可是即使做到那一步，也需要承诺和社会契约得到执行。假如有人违反承诺，就一定得用某种手段迫使他改变初衷履行承诺，或将他驱逐出局。可是，如果一群人已经理解诸如承诺以及执行承诺等概念，这个群体已经是一个彻底成熟、老于世故的人类社会了。一群野蛮人，从树林里走出来的狂野不羁的土著人，在历史上第一次聚到一起，为了建立某种所谓社会契约关系，他们已经有了精致复杂的社会观念，例如彼此信守承诺、义务、责任、执行承诺，他们准备把这一切放在一起供理智使用，这种观念在逻辑上荒唐得令人匪夷所思。如果人们已经有了承诺的观念、尊重彼此意愿的观念、奖惩观念，那么他们就不再需要社会，他们已经处在社会之中了。因为社会显然是以契约观念为前提的。另外，社会不是由人创造的，如果它是由人创造的，它就不会历经千百年的蹂躏而岿然不动。它源于遥远不可知的古代；在迈斯特看来（在此他深受柏克的影响），任何可回溯到古代、然而来源无可考稽的事物都是上帝而不是人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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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也是如此。他说，卢梭先生告诉我们，他想弄清楚语言的起源。那好，无所不知的孔狄亚克先生当然也能够回答出这个问题。语言是怎样形成的呢？呃！当然是劳动分工啦。许多理性主义者为了追求他们个人的优势，相互勾结抱成一团，着手发明了语言，迈斯特如是说。据推测，第一代人说出了BA，第二代人说出了BE。亚述人发明了主格，米底亚人发明了所有格。语法就是这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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