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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译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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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或许将以前50年、战后50年这样一个大致的格局载入史册。或战或和，欧美少数大国支配或争霸全球形势下的其他民族的觉醒和独立，乃是20世纪最富历史意义的世界现象。这一现象虽已获得了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实体存在，但其进程却远未结束，本质性的问题依然是这些新兴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和结果。这些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走向，不仅决定着它们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将和过去一样，深刻地影响到主要发达国家的地位和政策。正因为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学者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推行现代化趋势和进程的关注和研究，就犹如雨后春笋，迅速地突破了殖民时代西方学人对各从属国的传统描述，逐步形成了崭新而独立的所谓“现代化学”，并先后构造出若干不同的理论模式或框架。又由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特殊利益和影响，他们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不但起步较早，而且队伍最强大，干得也特别起劲。在政府以及各种基金会的扶植和资助下，美国一流大学和重要的研究机构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一直在西方世界中处于领先地位。《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就是塞缪尔·P.亨廷顿在哈佛大学执教时从宏观上论述不同类型的新兴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所遇种种问题的专著。该书的出版实际上标志着美国学者对第三世界国家变世求治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因此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亦使当时年方41岁的作者饮誉学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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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学者来说，亨廷顿的名字并不算陌生。翻阅过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一书的读者当能记得，亨廷顿先生在1978年曾是当时担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所率访华团的成员，据称是专门负责向我国领导人解释卡特政府基本对苏战略的。亨廷顿早年就学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1951年在哈佛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曾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他在国际政治学方面著述颇丰，一般被认为是持保守观点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亨廷顿的理论奠基之作。亨廷顿现今仍然积极活跃在美国的政治理论界。据《美国政治学季刊》1986年夏季号所载统计资料，在国际政治理论领域，1981年至1986年间，他被别人在学术著作中引用过1 072次，遥居同行各家之首，其权威性和影响性之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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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中期的大约二十年间，一大批先前的殖民地摆脱了宗主国的统治而独立，跃跃欲试地想早日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此种前所未见而又带有挑战性的世界政治新局面，西方学者，主要又是美国学者，先后提出了正统现代化论和现代化修正论。前一种理论把世界各国分为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两大类。早期实现了工业化的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现代化国家，具有现代性；新独立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仍属传统国家，不具备现代性。传统国家经过发展和阵痛，逐步引进和采纳现代性的全部价值标准，摈弃并排除传统社会的历史积累，从而过渡到现代社会，正如早期现代化国家在18、19世纪曾经经历过的那样。这一理论由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集其大成。后一种理论则认为，传统性和现代性并非此消彼长的两个对立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多面的，传统性不但具有顽固性，而且会吸收现代性的某些成分或层面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譬如等级制度、种姓制度、家族因袭、裙带关系和门阀政治等就是如此。这些传统的东西实际上构成了相当多数新兴国家的特定国情。问题不是去消灭它们，而是借助它们来实现社会动员和整合，从而最终导致现代化。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约瑟夫·古斯菲尔德（Joseph Gusfield）、莱因哈德·班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和S. N.艾森斯达德（S. N. Einstadt）等。这两种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假设：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其间的政治运作应当是多元化的民主模式。换句话说，它们都把人类各民族政治文化的发展预设为只有一条道路，一样的过程和类似的结果，现在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社会是世界其余各国的可靠样板。此外，这两种理论似乎都还隐含着另一个共同的基点，即在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改造占有优先地位，政治现代化即使不是第二位的，至少也只有在前者发展后才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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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立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发生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现状，针对上述两种理论，提出了第三派学说，即强大政府论，或曰政治秩序论。本书的标题可谓画龙点睛地突出了亨廷顿的全部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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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首先指出下列三个无可辩驳的基本事实。第一，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世界各国之间的最重大差别不是它们政府的形式，而是它们各自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具体来说，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之间的差别，实在是远没有政治发达国家政府和政治欠发达国家政府之间的差别大。譬如以美、英、苏三国为例。这三个国家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美英是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典范，苏联是极权国家的原型，但它们的政府都是发达的政府，是统治有效的政府。这三家政府之间的差别，比起它们与任何一组欠发达国家政府之间的差别来，要小得多。因为，各依凭其不同形式的政府，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苏共总书记都能实施发展中国家——不管政府形式如何——领导人望尘莫及的有效统治。第二个基本事实是，许多新兴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上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些国家都未能如上述现代化理论家所预期的那样，在政治上也发生了相应或同步的进展。岂止如此！这些国家的社会更加混乱了，普遍地出现了亨廷顿称之为“政治衰朽”的现象。这是有大量不争的事实可资证明的。第三个基本事实是许多经济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较大的新兴国家，反倒在政治上更加动荡不安，暴力频繁，政变迭起，险象丛生。而那些经济起步落后或停滞不前的新独立国家，都能安享相当程度的政治太平。这个事实很耐人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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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亨廷顿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作出的总体估价是这样的，相对于并存的西方发达国家来，第三世界新兴国家，除了若干共产党国家外，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动荡和衰朽的根源不是这些国家的贫困和落后，而是它们致富和发展的欲望。此话怎讲？因为这些国家都企图在短时期内全部实现西方早期发达民主国家在过去长时期内才办完的事情。亨廷顿指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英国，曾为此经历过1649年到1832年共183年的时间，美国经历过89年的时间，即1776年到1865年，欧洲其他13个从拿破仑时代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国家，也曾经历过大约73年的时间。而到20世纪60年代，在形式上进入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有21个，历时却平均只有29年。美国另一位现代化问题专家K.多伊奇（K. Deutsch）作过统计，对于19世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当时的社会年变化率，就主要指标而言，只有0.1％，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个年变化率却高达1％。经济的发展，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这些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导致了社会的紊乱。一定要把一个10岁的小男孩催肥成大力士，他是上不了拳击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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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的强大政府论就是建立在他对第三世界这种观察和估价之上的。其要义是，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必须树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强大政府的构建和维持单赖强大政党的缔造和巩固，而政党的强大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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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强大政府？在亨廷顿看来，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政治制度化就是政治组织和施政程序获得公认价值内容和稳定性质的过程，它与政治参与一样，是个变数，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性等标准加以衡量。经济增长、生活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西方价值观念在城市知识界的传播，将自然地激起民众参政欲望的提高。而政党结构、政府制度和立法措施，特别是对本民族传统规范的阐扬则可以人为地抑制民众参政的希求。一个政府强大与否，稳定不稳定，全凭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适时适度地调频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共振，奏出政治上的谐调。果如此，政府就能有效地实施国力资源的开发、社会财富的分配和权力象征的表达等主要功能。而第三世界多数国家之所以染上了政治不稳定的顽症，就在于政府在民主呼声（这种呼声实际上只存在于社会总人口中的少数分子之中）和西方榜样的压力下，让政治参与跑到政治制度化的前面去了，结果害了政府自身。亨廷顿说，基于它的特殊历史原因，美国民主的道路是先行扩大民众参与，政治现代化后来才发生，这与欧洲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正好相反。第三世界新兴国家如果要较为有益地吸取西方民主制的示范效应，欧洲的历史经验或许更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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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自己的理论，亨廷顿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大致分为传统君主制政体、军人左右局势的普力夺政体以及革命政体，进而对这几种政体在进行现代化的改革过程中如何克服不同的困难并利用独具的有利条件，逐个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分析。关于农民、城市中产阶级、无产劳工、军官团、知识分子（特别是首都大学的学生）在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的纷繁变化中各自扮演的角色，书中有十分精彩的论述，所引史实和例证很有说服力。英国著名现代化理论学者维基·兰德尔（Vicky Randall）和罗宾·西奥巴尔德（Robin Theobald）在《政治变革和不发达》（Political Change and Underdevelopment ）一书中认为：“亨廷顿坚持从第三世界各国存在的实情出发来看问题，比起早期的诸种现代化理论来，这是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向前迈开了一大步。”应当说，这个评论是中肯的。亨廷顿的这本书已经成为研究现代化理论问题的经典之作，据我所知，它虽然初版于1968年，但至今仍然是美国和西方各大学现代政治理论系科学生的必读教材，想必对致力于探索出新型现代化道路的中国人来说，亦不无启发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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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本书作者仍未能脱出“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在根本上也认为西方早期实现现代化的英美等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乃是第三世界后起国家民族振兴的参照和归宿。虽然再往后，将会怎样发展，他并没有说，但这个论点至少是可疑的。其次，作者在强大政府和独裁统治之间未能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第三，作者在论述第三世界现代化中国家的艰难历程时，没有充分论及强权大国对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的压迫和干涉以及在经济上的控制和剥削。所幸在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上，大约与亨廷顿前后，出现了第四个学派，即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依存论，以及最近颇为流行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家阶级论（可算是第五个学派）。撇开这两个学派在其他方面的理论得失，它们至少指出了亨廷顿在这个问题上的缺陷。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再参考它们的见解。最后，作者对马克思、列宁的政治理论往往持有与我们习常不同的看法，却并不是恶意攻击，只是一种学术上的讨论，我们以为这是可以供我们参考的，虽然我们不能全都同意这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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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台湾曾于1981年出过一种中译本。译者是汪炳伦、张世贤和陈鸿瑜三位先生。三位先生对原文理解很透，译笔流畅，可读性颇高。但很多地方太过删繁就简，难免有失准确，更可惜由于书报检查关系，凡原书涉及国共两党历史之处，几全部丢舍，而这部分内容在全书中又占有相当的分量。现在这个中译本则原文照译。[1] 第一章由匡榕榕同志译出，第二、三两章由王冠华同志译出，第四章由徐春铭同志译出初稿，第五章由蔡佳禾同志译出，第六、七两章由刘为同志译出。我们的水平也是有限的，加之国内对近年来新出现的若干政治学术语尚无规范汉译，缺点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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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美方主任斯里昂先生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代为本书申请到中译本版权，谨此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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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美 198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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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书中涉及的国共两党历史及国际共运史，有些地方并不十分准确和可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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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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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塞缪尔·亨廷顿新版《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作序，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荣誉。此书初版于1968年，是20世纪后期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一，是一部对学界和决策层思考有关发展问题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凝注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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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明了此书知性上的意义，有必要将之放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占主导地位思想的环境中审视。那是现代化理论的巅峰时期。这一理论或许是美国创建一个完整的、经验的、有关人类社会变迁的最富雄心的尝试。现代化理论源于19世纪诸如亨利·梅因（Henry Maine），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卡尔·马克思，费迪南德·腾尼斯（Ferdinand Tonnies），和马克斯·韦伯等欧洲社会理论家。这些著作家创立了一系列概念——如身份/契约，机械的/有机的联盟，共同社区（Gemeinschaft）/法理社区（Gesellschaft），魅力型/官僚—理性型权威等——以描述人类社会从农耕到工业生产转变所产生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他们的著述主要基于先期现代化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的经验，力图从中得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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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社会理论被两次世界大战扼杀。欧洲社会理论萌发出的思想迁移到了美国，并且为战后一代在哈佛大学比较政治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关系学中心，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的美国学者拾起。由韦伯弟子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领衔的哈佛比较政治系，希图创立一门综合的，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多学科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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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这段时间，也正值欧洲殖民帝国的解体和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或发展中世界国家的出现。这些新近独立的国家怀有极大的现代化并赶上其原来殖民主义母国的渴望。诸如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白鲁恂（Lucian Pye）、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和沃尔特·W.罗斯托（Walt W. Rostow）等，视这类势头强劲的发展为社会理论的实验室和极好的机遇，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生活水平并使它们的政治制度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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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理论家赋予“现代形态”（being modern）以强大的规范性价值。他们并且认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倾向于一同出现。经济发展，诸如都市化和直系亲族群解体之类的社会关系变化，更高水平、更具包容性的教育，向“业绩成就”和理性规范价值的转变，世俗化以及民主政治机构的发展等，都被视为相互依存的整体。经济发展会为更好的教育添加动力，会导致价值嬗变，而价值观的转变又会促进现代化的政治，诸如此类，处于一种良性循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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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此背景之下问世，并直接挑战这些设想。首先，亨廷顿论辩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亨氏名之为“普力夺主义”（praetorianism）的状况，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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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从上述观察中得出实践性含义，即政治秩序自身乃是个好东西，但它不能在现代化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恰恰相反，没有政治秩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便不能成功进行。现代化的不同组成部分必须依次进行。过早扩展政治参与——包括先行选举等事——会动摇脆弱的政治体制。这样，亨氏为后来被称作“权威主义转型”的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据此战略，现代化中的专制［体制］提供政治秩序、法制，以及成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项条件。一旦这些构筑板块到位，现代性的——如民主和公民参与等——其他诸方面，可以添加上去。［亨氏学生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发表于2003年的著作《自由的未来》（The Future of Freedom ），在一定意义上，是这一论断的更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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